
近期一系列禁毒戒毒法律法规的颁布,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介入禁毒戒毒领域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但与此同时,我国禁毒社会工作的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帕森斯的AGIL模型通过适应功能、目标获取功能、整合功能、模式维持功能等基本功能要求的满足情况,可以对影响系统平衡发展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1]因此,在当前禁毒社会工作日益受到广泛关注,逐渐成为突破现有禁毒工作制度瓶颈的创新手法,[2-3]并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会从顶层制度设计层面得到大力推动的情况下,运用帕森斯的AGIL模型分析我国禁毒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改进对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帕森斯的AGIL功能分析模式帕森斯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他在系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其独特的功能分析模型,即为人们所熟知的AGIL功能分析模式,该模式主要用于分析社会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帕森斯认为,每一个系统都面临着一些大致相同的基本功能要求;要维持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就需要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能够相互依存并且满足这些不同的功能需求。具体来讲,其必要条件主要包括适应功能(Adaptation)、目标获取功能(Goal Attainment)、整合功能(Integration) 和模式维持功能(Latency)。[1][4]192-193适应功能指为了能够存在下去,系统必须确保从环境中获取足够的资源并且在整个系统中进行分配。目标获取功能指系统必须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目标次序,并且调动系统内部的能量,以集中实现系统目标。整合功能指为了使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有效地发挥功能,必须将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使各个部分之间协调一致,不致出现游离、脱节和断裂。模式维持功能指在系统运行过程暂时中断即互动中止时期,原有的运行模式必须通过制度及规范的建立或者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等方式完整地保存下来,以保证系统重新开始运行时能恢复互动关系。
在帕森斯看来,对一个系统进行功能分析,就是集中考察这四项普遍功能需求是如何得到满足的。[4]193而对这四种必要条件的满足结果,则成为对系统发展情况进行评价的主要依据。[5]由此,构建我国禁毒社会工作的AGIL模型(见图 1),可以深入分析系统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找出问题出现的原因所在,从而有的放矢地使系统恢复平衡、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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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禁毒社会工作系统的AGIL模型 |
在此系统中,禁毒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获得一定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支持,以满足系统的适应功能需求。社会工作者是否能够坚守专业使命、根据服务对象需求自主地设定服务目标,是保证禁毒社会工作向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的前提条件,其所满足的是禁毒社会工作发展的目标获取功能需求。禁毒社会工作的良好发展还涉及司法、医疗以及社区等各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协作,所以不同工作部门相互协调满足的是禁毒社会工作发展的整合功能需求。法律法规直接规定着禁毒社会工作的职责以及禁毒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是禁毒社会工作行业发展规范的重要标准,承担着禁毒社会工作发展的模式维持功能需求。
二、 我国禁毒社会工作发展的功能障碍分析运用帕森斯的AGIL模型进行分析,禁毒社会工作作为一个系统,必须具备获取资源的能力、实现目标的能力、整合资源的能力以及维持模式的能力,才能够实现系统的基本功能需求,维持系统的良好运行。从这一要求来看,我国禁毒社会工作的发展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积累了一些有效经验,但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具体来说,我国禁毒社会工作的发展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功能障碍。
1. 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短缺在当前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背景下,通过服务购买的形式推动禁毒社会工作者专业队伍建设,并为相应实务领域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才能够有效满足禁毒社会工作发展的适应功能需求。但现实情况是,目前我国除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等部分地区,其他地区基本上还是依靠社区司法所、派出所和居委会等组织以及相关志愿者开展社区戒毒(康复) 工作。一方面,这些组织并非戒毒服务专门机构,专业化水平有限;另一方面,这些机构的人力、财力资源有限,未能满足社区戒毒工作的需要。[6]因此,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社区戒毒(康复) 工作需要有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保证其有效运行。然而,我国禁毒社工队伍的建设状况并不理想。即使是在有专职社会工作者队伍开展禁毒社会工作服务的地区,也大多面临着“手段的非专业化”[7]或者“专业化水平有限”[6]和“欠缺系统的专业理论与实务体系”[8]等问题。除此之外,其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工作过程不严谨、身份职责无明确表达等问题。[9]这些都会进一步影响到社区戒毒人员对社会工作者的信任程度,[10]不利于禁毒社会工作的深入发展。
2. 目标单一且偏离促进吸毒人员顺利回归社会是禁毒工作开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只有明确了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的指标,禁毒社会工作才能够朝向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禁毒社会工作者充分回应处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服务对象的需求,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服务的目标及其优先次序,满足禁毒社会工作发展的目标获取功能需求。然而,从当前实践来看,我国禁毒社会工作的服务目标和工作成效主要集中在服务对象的戒断率和复吸率上,[11-12]服务目标较为单一且缺乏生命活力。而一旦禁毒社工失去服务目标制定和服务成效评估的自主性,就容易陷入“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的工具化倾向。这种“工具化”倾向的具体表现,即我国禁毒社会工作的开展更多涉及的是监督、管理和控制,却较少关注吸毒人员社会功能的恢复和“再社会化”目标的实现。而进一步分析可发现,这样的目标设定与对吸毒人员的看法往往有着直接联系,即认为吸毒成瘾主要在于个人的生理或心理因素。因此,禁毒社会工作的目标、内容和方式等普遍都是围绕戒毒者康复过程的前两个阶段——生理康复与心理康复,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康复”这一重要阶段。最终导致禁毒社会工作的目标和内容偏离了其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改变传统禁毒工作方式的初衷。
3. 各部门联动机制不健全社区戒毒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的社会工程,吸毒人员在社区康复过程中往往都有着多种多样的问题和需求,需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机构团体、社工、禁毒志愿者等多种机构、组织、人员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并且各个部门之间必须相互协调、共同合作,致力于发挥禁毒工作体系最大的效用,促使吸(戒) 毒人员顺利回归社会,满足禁毒社会工作发展的整合功能需求。然而,相关实践却表明,各地禁毒戒毒服务都普遍面临“如何进一步整合司法、医疗以及社区各部门的资源以发挥其最大社会效益”[13-15]的困境。社会工作者在实际开展工作过程中,也都缺乏配置相应资源以协助服务对象实现社会功能修复的能力。[16]同时,参与禁毒工作的各部门责任划分并不明确,相互之间缺少分工。[17]这就导致在很多时候,禁毒社会工作者常常面临着“什么都能做,又什么都做不了”的尴尬处境。[9]禁毒社会工作者成为“管控者”而非“助人者”,甚至还有可能演变成为“二警察”和“协管员”,专业身份在现有工作体系和格局中变得十分模糊。[18]可以说,这些问题一直以来困扰着我国社区戒毒(康复) 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成为阻碍我国社区戒毒(康复) 工作成效得以体现的主要因素。
4. 相关制度与政策不完善作为满足模式维持功能需求的法律法规,其对我国禁毒社会工作的制度化发展非常重要。但是,我国现有关于禁毒社会工作的法律条文尚没有明确界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禁毒戒毒领域的职责定位,对于专业社会工作如何介入戒毒工作体系也并没有提出相关具体可行的说明和路径安排。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十条规定:“国家鼓励志愿人员参与禁毒宣传教育和戒毒社会服务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志愿人员进行指导、培训,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19]其不足有两个方面,一是认为社会服务工作由志愿人员担任,削弱了社会服务的专业性、职业性;二是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组织在参与禁毒宣传教育和戒毒社会服务工作中的角色和职责,没有赋予禁毒社会工作者的合法身份和定位。《戒毒条例》第八条规定了“国家鼓励、扶持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参与戒毒科研、戒毒社会服务和戒毒社会公益事业”,给社会组织介入戒毒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但第十七条规定“社区戒毒专职工作人员、社区民警、社区医务人员、社区戒毒人员的家庭成员以及禁毒志愿者共同组成社区戒毒工作小组具体实施社区戒毒”,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依然没有被赋予。[20]
三、 推进我国禁毒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径运用AGIL模型来阐释发展我国禁毒社会工作的对策,需要将其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来研究;而这个有机系统必须由四个功能子系统支撑,并且和上述我国禁毒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功能障碍实现对接,即获取资源以适应环境的能力(A)、建立多元化目标并能够实现的能力(G)、整合内外部资源以实现最大效用的能力(I)、规范化制度建设从而维持模式的能力(L)。从这四个方面看,推进我国禁毒社会工作的发展可以通过四条路径来实现。
1. 汲取资源提升能力,促进禁毒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禁毒社会工作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充足的资金和专业的队伍。资金支持方面,不能简单理解为政府增加投入或禁毒社会工作组织通过其他方式拓宽资金资源渠道,更为重要的是厘清服务购买制度中为什么购买、如何购买等关键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合理的政社关系。队伍建设方面,涉及岗位设置、人才引进、服务水平提升、保障机制建立和制度环境优化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只有从这些方面综合考虑为禁毒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财力保障和人力保障,才能够真正促进该实务领域的专业化发展。
(1) 建立和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为禁毒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财力保障。当前,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建设在全国的禁毒戒毒工作中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政策文件尚未出台,所以应该从理念、制度、实施等方面逐步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建设。第一,在理念上,应使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都认识到政府购买服务不是具体的公共事务项目运作方式的变化,而是需要从改变社会治理结构的高度去认识,从而真正实现政府逐步向有限、有效、服务型政府角色的转变。第二,在制度设计上,要促进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基层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化,通过构建包括省(市)、区县、街镇多级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体系,明确不同层级政府职能转换及其在购买服务制度实施中的职责定位,从而形成统筹规划、各司其职的管理格局;同时,着重建构政社合作机制,以及社会治理的相关制度和程序。区县或街镇政府有关部门可根据本辖区服务对象的需要和工作要求建立社会服务发展规划,依据规划把原有行政管理体系承担的职能,通过立项、招投标等形式转由社会服务组织承担;并且通过开展合约管理、监察、评估等工作,逐步实现从行政管理向社会管理的体制和机制转变,建立面向服务对象的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第三,在制度实施过程中,要逐步梳理和明晰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职责定位、分工与角色定位,认同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岗位职责,建立合理的政社关系。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可以在现有的考核指标中增加与社会治理相关的考核评估内容,如“政府职能转换情况”“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等,把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及能力,纳入各级政府对禁毒戒毒工作的考核指标内。
(2) 推进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禁毒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人力保障。发挥社会工作者在禁毒戒毒领域中的专业作用,是保障吸毒人群服务管理目标实现的关键。因此,社会工作者在禁毒戒毒领域的专业作用应该得到明确界定和认同。具体来讲,推进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第一,明确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岗位设置。基于禁毒戒毒领域的社会服务是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政府公共职责,参考国外管理机构设置的经验,可建立社会工作者岗位在政府系统和社会组织内同步设置的工作思路。前者即在司法行政机关内设置社会工作者专职岗位,社会工作者在司法行政机关的统筹规划、委派和指导下,专门从事评估、制定服务方案、开展个案管理、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活动,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需要具有专业资质且岗位职责明确。后者即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服务组织的社会服务专门人员,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的安排下,负责实施由行政机构委托、社会服务组织承接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第二,完善社工人才引进制度,提高社工队伍质量。社工人才的引进应该以专业训练背景为条件,同时平衡与非专业训练背景工作者的比例关系。一方面,可以完善引进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进入禁毒戒毒工作体系的相关政策及规定,开通毕业生通过报考或择优录用进入公安及司法行政机构任职的通道;另一方面,可开发制定鼓励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投入社会服务领域创业创新的相关政策。第三,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增强其专业素质,提升其服务水平。在工作开展初期,社会工作者更多依靠经验开展相关工作。随着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发展,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问题日益突出,因此需要高度注重社会工作队伍的专业性建设,对其学位、培训、知识技能、能力、水平认证等方面都要有严格的规范和要求;同时,通过持续培训和开展督导、实务研究等手段,提升其专业服务水平。第四,建立健全社会工作职业化保障机制,包括薪资增长机制、晋升机制、奖励机制以及管理机制等。第五,优化社会工作制度环境,用政策鼓励相关政府部门,特别是基层业务主管部门对社会工作者的认知、认同和支持;减少行政工作时间,使社工人才配比合理化。
2. 制定多元化的服务目标,促使禁毒社会工作服务成效的全面体现帮助吸(戒) 毒人员顺利回归社会、实现再社会化是开展禁毒社会工作的终极目标。但是,传统的把吸毒行为归结为个人的生理或心理因素的方式已不能真正挖掘和解释吸毒人群成瘾的全貌,更无法从根源上帮助他们戒除毒瘾。相反,这样的单一思路只会加重对吸毒人群的管控力度,使得他们进一步被边缘化。笔者曾经参与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倘若能从更全面、更人性化的社会功能角度,即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结合来理性地分析吸毒人群成瘾的因素,就会发现吸毒人群的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人际交往、社会支持、个人发展和实现程度等,都是引发他们初吸或复吸的重要因素。这就需要禁毒社会工作者在制定服务目标的时候,能够从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入手,对吸毒人群的社会功能开展修复、改善、提高等服务介入。只有立体地、全面地而非静止地、片面地看待吸毒人群及其成瘾行为,并在此基础上设定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目标,才能真正实现防复吸和社会稳定的目的。
3. 构建禁毒社会工作服务体系,逐步提高系统内外的整合效应为了确保禁毒社会工作与已有相关禁毒、戒毒部门的工作成为首尾一贯的工作系统,从而使禁毒工作达到系统最优,需要构建起完善的禁毒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一是构建各部门的分工合作机制。社会工作者应当与相关公安、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力量进行充分的协调合作,建立对接合作机制。并且社会工作者作为工作团队中的一员,应明确其工作职责是提供专业性的服务,同时减少相关行政性事务及监督管理的工作,从而减少社会工作者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所面临的角色冲突。二是构建资源共享链接机制。考虑到吸毒人员需求的多样性,社会工作者需要链接各种资源给予帮助。而中国目前条块分割的行政资源格局,需要基层社会工作者具备协调整合各部门资源的能力。因此,在禁毒戒毒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实施中,应重视、加强及运用个案管理的策略和方法。同时,更重要的是需要在组织架构上进行设置,使社会工作者在服务对象从发现直至回归社会的整个过程中,能够在广泛合作的基础上链接资源、开展服务。
4. 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及政策,增强维持系统模式的能力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是我国禁毒社会工作得以开展和推广的重要基石,其明确性和完善性对于协调系统间和系统内的一致、形成禁毒社会工作行业发展规范等模式维持能力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鉴于当前政策法规的不完善,需要从三个方面来增强其维持系统模式的能力。第一,制定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指导性意见,把社会组织纳入禁毒戒毒工作体系中,并在管理机构设置中体现出政府系统与社会组织系统之间的关系。第二,在相关法律和制度规定中进一步明确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职责、定位,即明确社会工作者是禁毒戒毒工作中具有独立职责地位的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服务专门人员,与志愿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工作者系统。第三,对禁毒戒毒社区服务项目的内容进行修改,包括个人层面的社区戒毒(康复) 服务项目(心理、行为、认知、道德规范、法制意识、社会态度、就业就学技能等);改善个体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服务介入项目(家庭关系、社区关系、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区参与、社会支持网络建设、帮扶救助等);以及改善社会环境的服务项目(去污名化服务项目、社区禁毒宣传项目、社区教育项目、中途之家建设项目、就业基地建设项目、志愿者管理及建设项目、多学科多部门多资源联动机制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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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禁毒社会工作系统的AGIL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