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及人口的增长，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于资源环境保护的认识也逐步加深，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截至2014年，我国大熊猫保护区已建成67个，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已达到1864只(国家林业局保护司，2015)，比第三次调查增长16.8%。中国大熊猫保护区大多位于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偏僻山区，居民居住分散，经济文化落后，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很强。保护区的建立限制了社区对资源的使用，使当地居民失去了管理和使用资源的权利，部分社区居民为了脱贫和生计不得不铤而走险，对保护区的资源造成损害(张晓妮，2012)。20世纪70年代，"参与"的概念逐步演化成了参与式发展理论，提出对保护区中"共用"自然资源进行有效管理，但与之相应的管理条例与法规很少考虑社区利益(刘霞，2012)。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社区共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保护区封闭式管理的弊端，社区参与的实践得到了一定程度开展，把人与自然和谐持续发展理论成功运用到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促进了生态保护与社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但项目试点要求经济基础好的社区，因而数量较少;而对生态干扰度比较大的贫困社区，则往往没能纳入。当前，大熊猫保护区的管理仍然存在诸如权属不清、社区参与度不够、可持续性等系列问题。针对当前保护区社区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近期国内学术界已提出一些新的模式，比如"政府主导、社区共管、产业带动"一体化管理模式(张晓妮，2012);以自主治理为基础的"2+X"模式(刘霞，2012)。作者于2012—2014年通过对岷山北部、中部和南部13个大熊猫保护区最靠近栖息地的社区进行了系统调研，并查阅了国内外重要文献资料(陈小琴，1998;张金良等，2000;苗鸿等，2006;李干杰，2011;Wu et al.，2011;张晓妮，2012;刘霞，2012;孙乃聪，2013)，及20年来在岷山保护区社区调研的资料，发现现有社区共管的成效和不足，并提出了以大熊猫保护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为总目标，构建以"保护区为主导，地方政府为后盾，社区为主体，高校院所参与，企业拉动"为内涵的五位一体"携手共建"保护区社区管理模式，及协调员运作制度，将社区量化覆盖保护区周边全部社区，实现管理制度化、常态化，以推进大熊猫保护区社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五位一体"携手共建"模式已在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初步试行，效果显著，符合中国国情，可能成为适用于各级大熊猫保护区的新模式。1 大熊猫保护区社区管理模式的发展阶段1.1 大熊猫保护区社区管理1.1.1 封闭—强制性管理

基于对资源和物种进行抢救式保护的考虑，我国多数保护区在建立时，采取了强制性和封闭式的保护管理措施。通过这种方式，我国在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上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为拯救和保护物种提供了最佳场所，我国的大熊猫Ailuropeda melanoleuca、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朱鹮Nipponia nippon等珍稀动物已经从濒临灭绝的状态中得到了挽救(王金凤等，2006;Gao et al.，2012)。

尽管如此，但强制—封闭式管理模式同时也限制了当地群众对保护区内资源的利用，保护地所在社区的居民基本被排除在保护区管理之外，当地社区对保护管理计划无权过问，只能作为被管理的一方;当地社区及居民丧失了利用保护区内自然资源的权利，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区的生态建设而牺牲了当地居民利益，但却未得到补偿或得到的补偿不足，导致了保护区的居民比较贫穷，造成了一种新的不公平;某些保护区的设立通常伴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当地社区和居民常常不愿意迁离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不仅使他们丧失了利用当地资源赖以谋生的技能，更割断了他们长期以来的文化传承(孙佑海，陈少云，2004)。1.1.2 参与式管理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参与式发展理论开始进入我国保护区社区管理工作，基本原则是:建立伙伴关系;尊重乡土知识和群众的技术、技能;重视项目过程，而不仅仅看重结果(徐国祯，李维长，2002)。该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参与"意味着社区居民在保护区保护和发展过程中能够积极的参与:不仅执行发展，也参与监测与评价;第二，"参与"意味着社区群体对资源利用的控制及其管理制度的影响;第三，"参与"是政府向有利于社区村民进行调整的过程;第四，"参与"意味着保护区与社区相互平等。这一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价方法(PRA)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苗鸿等，2000;谢屹，温亚利，2005;张志等，2005;张晓妮，2012)。"参与"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因为"参与"可以使弱势群体本身发展能力得到培育与强化，使弱势群体从根本上自立自强。参与式发展的思想核心就在于:强调了发展过程的主体是积极、主动的人，只有人的发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强化，这种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有效益的。 通过参与式管理，对国家、集体、个人在森林资源管理中的权力和义务的认识有所提高; 极大地调动了社区群众参与森林资源管理的积极性，乱砍盗伐及毁林开荒得到有效控制，荒山绿化得到了大力促进，森林火灾大幅减少，社区森林得到了较好的保护(Rescia et al.，2010);参与式管理增加了居民收入，促进了扶贫和剩余劳动力转移;人们对森林价值的认识显著提升，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但也存在资源权属的矛盾、运作的困难、发展替代经济缺少技术和社会文化差异等方面的问题。1.1.3 社区共管模式

1995—2011年，我国引进了"GEF(全球环境基金)—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项目(Pomeroy & Carlos，1997;苏杨，2004)。该项目旨在为中国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探索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其中提高保护区及周边社区在保护区建设、管理体制中的作用，吸引社区参与保护是项目的主要内容(Claudia，1995;Makino et al.，2005)。在社区共管进程中，为当地农户改造了节柴灶、提供了核桃、花椒等栽培丰产技术。一些村民在接受了技术培训后成为了当地的农林业技术骨干，为山区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陈挺舫，李荣禄，1998;陈秀芝，张海鹏，2005)。在我国，通过采用对试点保护区进行直接投资的方式，GEF项目促进了当地社区经济的发展并减轻了生物多样性资源压力。在当时，GEF属于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项目的创新之举，也是我国一种新兴的保护区管理模式(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2002)。1.2 管理成效与缺陷

经过上述3个管理历程的发展，我国对大熊猫及其生态环境的保护取得了大量的成效。同时，在保护管理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缺陷。1.2.1 成效

(1)社区居民保护意识明显增强

通过实施社区共管，在社区居民中开展环境保护意识教育活动，使其逐步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和建立保护区的重要性，从心理和感情上逐步接受保护区并逐步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来，变被动的"要我保护"为积极主动的"我要保护"，被防护者也转变为了保护者(Seel and et al.，2002)，这一转变极大地缓解了社区与保护区的矛盾冲突;同时，也增强了社区居民的保护意识及自觉性(司开创，2002)。在保护区周边纷纷建立了乡村自然保护组织，这种由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的保护组织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环境保护意识教育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2)生态环境明显改进

由于社区居民保护意识逐渐增强，自然资源破坏、非法森林采伐和偷猎活动明显减少，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从而使退化的生态、资源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最终使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资源呈现了明显增加的趋势，栖息环境及周边生态环境均亦得到了显著改善(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2002;Zhang & Wang，2004)。

(3)社区居民经济收入明显增加

通过把当地经济发展列入自己的工作议程的方式，采用了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实施节能减排新技术，使当地资源得到了有效、合理的开发与利用，在养蜂、养牛、运输等社区发展项目的实施上，均取得了一定的投资回报(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2002)，实现产业增收。

(4)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

社区共管项目改善了当地交通、文化、教育、医疗条件，提高了村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推广节煤炉、节柴灶、太阳能热水器等，投资兴建小型水力发电站、医疗站等等，社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2002)。1.2.2 存在的问题

(1)权属不清晰

在大熊猫栖息地，普遍存在保护区和当地社区、地方政府之间权属不清晰和权属的矛盾;地方政府在行使其管理权时可能带来更大的影响。

(2)社区参与度不够

在社区共管合作中，保护区处于强势地位，社区处于劣势地位。社区普遍参与不够，村民参与更少。扶贫资金只涉及到社区的部分村民，只能是示范性的(曹飞，2007)。当地社区还是被排斥在保护区资源的管理、使用之外。

(3)社区共管模式无法普遍实施

国际环境理论认为，社区共管的区域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而我国保护区大都处于偏僻的贫困山区，经济文化落后，各个自然村的经济、文化基础也参差不齐，导致我国很多保护区无法真正实施社区共管模式(韩念勇，2000;曹晔晖，2006)。

(4)项目成果的可持续性问题

近20年来，社区共管试点村在丰厚项目资金的支持下，引进国际先进的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以及先进的农业技术，虽然成效各个不同，但引导、帮助村民发展致富，确实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刘德荣，石德金，2003;张晓妮，2012)。但保护区周边的贫困村寨、非试点村的发展仍亟待解决(王献傅，崔国发，2003;余久华，2006;苏扬，2004;贾瑞霞，2000)。2 五位一体"携手共建"社区管理模式及协调员制度2.1 五位一体"携手共建"理论模式

"保护区为主导—地方政府为后盾—社区为主体—学研参与—企业拉动"五位一体"携手共建"管理模式，是保护区社区管理多年来所取得的经验与问题，结合中国国情，在保护区管理发展进程中与时俱进、得出的新方案。五位一体"携手共建"模式的内涵:一是在保护区的主导下，规划实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二是保护区目标与地方政府的建设生态文明、发展乡村经济、富民政策目标相融合;三是"共建"的重心下放到社区，主体是社区居民，只有居民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得到支持和鼓励，这种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四是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的积极协作，提供技术支撑，合理利用国家、教育部鼓励高校、科研机构积极联系社会实际，加强实践教育，服务社会的政策;五是促进企业的参与，大力推动社区农业产业化。以上五方面力量，在贯彻十八大精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目标下，携手合作共同管理，建设好大熊猫保护区区域生态文明家园。

社区居民是地方区域的主人，有高度的建设好家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作为自然村(村民)在保护区、乡政府、科技人员、企业共同协作下，共同建设所在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包括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自然资源的整合与利用，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与发展，民俗文化的保存与保护等，最终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五位一体"携手共建"管理模式。2.2 "携手共建"实践体系——协调员制度

五位一体"携手共建"模式成功的构建，也需要相应的综合运用体系——"协调员制度"。该制度把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目标与保护区区域大熊猫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周边社区经济发展的目标相结合;体现了以保护区为主导，社区为主体的管理理念，将管理的重心从保护区降到社区(自然村)。

协调员制度，首先在每一个行政村建立共建小组，共建小组由5名协调员组成，包括2名干部，3名村民代表。协调员的条件是:1.在村里带头致富的人;2.是出于公心有责任心的人;3.是环境保护意识较强的人。协调员由村民推荐(填写推荐表)，村委会党支部和保护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办法产生。保护区和乡政府各选派1名代表(协调员)参与工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代表以顾问的形式出现，最后报请乡政府和保护区党委行政审议通过、批准该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建小组"正式成立。

共建小组的职能:第一，研究自然村引进新技术，发展替代经济，努力提高村民人均收入，实现自然村过上文明、富裕、幸福生活;第二，建立社区生态学习中心，从青少年抓起，开展丰富多彩的环境教育、体验活动，不断提高村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第三，保护区社管科组织共建小组的协调员，运用专家打分法、归类法，按年度计划，对社区生态、人与自然和谐程度进行科学的量化评价。2.3 "携手共建"模式的创新点2.3.1 保护区为主导，重心下移到自然村

大熊猫保护区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能就是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保护区理应在大熊猫保护区这片特定区域中，担负起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职能，发挥主导作用。"共管"变"共建"，保护重心下移到社区，"共建小组"建在村上。社区自主发展，充分发扬社区居民的自主性、积极性。2.3.2 保护区与地方政府形成合力

保护区以保护大熊猫及生物多样性为目标，与地方政府建设生态文明乡镇的目标，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地方政府在国务院系列政策指导下，成为坚强后盾。为实现大熊猫栖息地区域生态文明、精神文明双丰收提供坚实而有力的保证。地方政府与保护区在区域生态文明的大目标下，强化了共同职责和任务，一些权属矛盾自然理顺，一些权属矛盾得以淡化，一些矛盾得到化解。2.3.3 周边社区全覆盖纳入保护区社管科工作计划

保护区周边社区，有计划地全部纳入保护区社管科年度工作计划，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大熊猫保护区的面积一般有几百平方公里，四面八方往往有若干个乡镇、8~20个社区(自然村)。多年来，大熊猫保护区的社区工作由于人员、经费等多方面原因，多数在交通方便、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就近社区开展。而一些靠近大熊猫栖息地的边远社区，平日里则鞭长莫及，多数在出现问题时才能奔赴现场处理，实际上是工作不到位。"共建小组"的三项职能，第一位提供技术发展经济，所需经费适当，第二、三位教育、科学评价所需费用不多，保护区在项目、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基本可以胜任。 2.3.4 高校科研院所参与、企业合作

国务院及教育部新时期关于高校科研院所的政策，要求高校加强实践教育，师生积极联系社会实际、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教师、科研工作者有压力、有积极性;一些新型农经企业需要山区社区成为项目平台，通过科技推动，实现社区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双丰收，共建大熊猫区域生态文明家园。2.4 "携手共建"模式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的应用

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青川县境内，地处岷山东北麓，龙门山北段的高山峡谷区，最高峰海拔3837 m，相对高差2400 m左右，面积40 000 hm²。东接青川县东阳沟省级自然保护区，西与绵阳市的平武县毗邻。1978年被国务院批准建立，1986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及森林生态系统。

2013年，中欧环境治理"保护区社区携手 共建生态中国"(CINR)项目在该保护区实施，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与一体化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在岷山13个大熊猫保护区的社区调研资料，以大熊猫保护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为大目标，构建出五位一体"携手共建"的管理模式。并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保护区社区管理的新制度，实现周边社区全覆盖，制度化、常态化和量化管理，促进大熊猫保护区社区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唐家河保护区周边分布有阴平村、民利村、平桥村、石玉村、苏阳村、落衣沟村6个行政村，全部纳入共建管理体系。并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思路，以发展山区经济富民为基础，提升当地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和管理村级自然资源能力，建立村级和家庭两个层次的和谐指数评价体系。

唐家河保护区社管科通过协调员制度运行，采取大熊猫保护区"区域人与自然和谐指数"的评价体系，为保护区社管科动态掌握社区人口结构变化、农林牧产业结构方式、经济收入途径、能源利用方式、自然资源利用趋势、自然环境影响程度、人兽冲突成因等全面管理，提供了量化管理工具;"人与自然和谐家庭指数"的评价体系，也为保护区社管科的环境教育的有效性提供量化管理工具，在山区居民社会生活中，提高了环境意识正能量，使社区管理工作有序进行，事半功倍。

在6个行政村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建小组，通过国家富民政策，6个行政村全部实现了村村通公路，通电网，通电话;以电代柴、以气代柴和太阳能热水器的能源结构在6个村较为普及，柴薪消耗量减少了50%;保护区将周边社区乡村旅游(农家乐)纳入唐家河旅游一体化管理，采取"区内游，区外住"的经营模式，反哺社区经济发展，使村民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另外，引进核桃、魔芋、黑木耳、天麻、羊肚菌、山药、中蜂饲养、家畜家禽饲养等种植和养殖技术，提高村民收入。五位一体"携手共建"模式在保护区的初步实施，有协调员制度帮助运行，使社管科量化管理进入制度化，各个自然村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得到释放，地方政府与保护区合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新农村建设各项资金有效配置;高校教师积极参与提高了栖息地社区发展的科学性，减少了盲目性;四川生态诚品商贸有限公司、"中国水学校"等农企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介入有效地发展了社区经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高了社管科的制度化建设。3 结语

综上所述，大熊猫保护区在大熊猫保护事业上取得了明显成效，保护区社区管理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社区共管项目试行以来，在缓解保护区和当地社区、地方政府的矛盾方面，发展社区替代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社区共管并没有解决权属和各自权利义务的配置问题，全面性不足、社区参与度不够、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亟待解决。

新时期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与一体化理论，为大熊猫保护区社区管理的有效性、本地化、制度化、长态化建设，提供了基础。大熊猫保护区平均面积几百平方公里，加上四周社区村寨，集体土地、居民个人使用权的土地，构成了一个特殊生态区域。这个区域里居住着珍稀濒危的大熊猫及其伴生动物，还居住着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这里的纯朴居民。在这个区域中，集合保护区、周边社区、地方政府，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五方面的力量，携手在"共建生态文明家园"的大目标下，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路下，消除各种人为的限制和障碍，使五方面的力量融为一体，形成统一的力量、政策和措施，五位一体"携手共建"模式由此诞生。"携手共建"模式充分发挥保护区在生态建设上的主导作用，充分尊重各社区居民(主体)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作坚强后盾，高校科研院所积极参与，相关企业拉动，并有"协调员制度"的运作提供保证。五位一体"携手共建"模式是将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区社区管理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