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功能
文章信息
- 高智晟, 肖茹心, 任阿楠, 赵文阁
- GAO Zhisheng, XIAO Ruxin, REN Anan, ZHAO Wenge
- 黑龙江呼兰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夏季鸟类群落结构及多样性
-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of Summer Birds in Hulan River Estuary Wetland Nature Reserve, Heilongjiang Province
- 四川动物, 2015, 34(2): 285-289
- Sichuan Journal of Zoology, 2015, 34(2): 285-289
- 10.3969/j.issn.1000-7083.2015.02.021
-
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2014-05-28
- 接受日期:2014-10-17
鸟类群落的组成和多样性的动态直接反映生态系统的变化(杨月伟等,2005),因此,鸟类常被作为监测与评价环境变化的重要指示物种(Furness et al.,1993)。城市中的自然保护区作为城市中的重要景观,具有无可替代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也不断加剧,而生态旅游开发等都对鸟类群落的分布与结构,以及周围环境产生着显著的影响。
黑龙江呼兰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区,是位于城市内比较大型的保护区。呼兰河发源于小兴安岭山麓达里带岭,全长523 km,流域面积35 683 km2,属松花江支流。保护区地层复杂,古生界、中生界、新生界地层均有,加之良好的气候水文环境,所以该区湿地分布着丰富的维管束植物、圆口类、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兽类等资源。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自然湿地,保护区具有异质性高、人为干扰频繁等特点,定期开展资源调查和监测,有利于及时反映资源动态变化以便合理采取保护措施。
我们于2011年至2013年每年的5—8月对保护区的鸟类资源进行了调查,以期为呼兰河口湿地的鸟类保护及保护区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地区概述
黑龙江呼兰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南部的松花江北岸呼兰河河口区域。研究范围北部至双井镇、方台镇、杨林乡,南与哈尔滨市道外区的黄土山乡、巨源镇、宾县的糖坊镇隔江相望,沿松花江北岸东西带状延伸,其地理坐标为45°53'44″~46°54'04″N,126°41'00″~127°15'00″E,总面积19 262 hm2。
本区地处中纬度地带,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区气候差异不大,南部气温略高。年积温差异不超过100 ℃,年平均气温3.3 ℃,年平均日照率62%,年平均积雪日数为105 d,无霜期平均143 d,年平均降水量500.4 mm,年平均风速3.57 m·s-1。本区地处松嫩平原南部,为松花江冲击平原。全区地势低洼,具有典型的沼泽化低湿平原的地貌景观。研究范围内整个地势平坦开阔,西部低平、中部平缓、东部有黄土山,形成东高西低的趋势。 2 研究方法 2.1 样线和同步调查地点布设
在保护区内根据不同生境类型选取3个调查区域:兰河村附近区域、河口湿地公园和森林公园。兰河村附近区域位于保护区最西端,面积15.75 hm2,由呼兰河及一些泡沼和草甸构成,其北侧为居民点,人为干扰强度比较大;河口湿地公园是自然湿地基础上建设的湿地公园,位于呼兰河口,由大面积的湿地构成,总面积3850 hm2,研究期间,湿地公园工程正在建设中。森林公园位于黄土山林场境内,主要由松花江长期冲击而形成的黄土漫岗和上面生长的大片森林构成,也包括松花江主航道以北的水面,以及松花江水库、大面积的漂河湿地,总面积10 000 hm2,2008年在区域内完成了大顶子山航电枢纽的施工建设。整个调查期间,由于哈尔滨市开发湿地生态旅游观光资源的计划正处于实施阶段,保护区内有道路建设工程。 2.2 外业调查
2011—2013年每年的5—8月,每月调查3次。所有观察借助10~30×50双筒望远镜,采用样线法,对鸟类的种类、数量、出现频率及环境特征进行观察记录。调查以1~2人为一组,长度原则上为3 km,湿地调查单侧宽100 m,山地调查时的单侧宽50 m,实际长度和单侧宽会因实际的水文而稍做改变。调查时的步行速度为1.5 km·h-1,实际速度因天气、生境、季节而稍作调整。记录方式以预定观测范围内单侧飞行种类为主,只记录向后和向左侧飞行的种类和数量。选择晴好无风的天气,在清晨06∶00—10∶00和下午15∶00—18∶00进行调查,因时间和天气等原因,个别调查时间有所延后或提前。调查尽可能覆盖样线内所有的生境,并尽可能记录到全部种类。 2.3 鉴别依据
根据《东北鸟类图鉴》(常家传,桂千惠子,1995)和《中国鸟类野外手册》(马敬能等,2000)进行鸟种鉴定。对于不能当场辨认的鸟种,采用定点观察法进行补充观测,并通过拍照、摄像或者搜集活动痕迹对鸟种的体态特征、鸣叫特征和生活习性等进行记录再鉴定。对距离较远且无法计量准确数量的鸟种,根据它们群体的大小以10只、50只、100只为单位进行数量估计。 2.4 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Simpson丰富度指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对物种的丰富度、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进行计算。
Simpson丰富度指数:D=1-∑P2i(Pi=ni/N)
式中Pi表示第i种鸟类数量占群落中所有鸟类数量的比例。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Pi)(lnPi)
均匀度指数:E=H/Hmax(Hmax=lnS)
式中S为物种数,Hmax为最大均匀条件下多样性指数。 3 结果 3.1 鸟类种类组成
本次调查共记录鸟类13目33科91种(附录),其中雀形目鸟类15科38种,占总种数的42%,非雀形目鸟类18科53种,占总种数的58%。在非雀形目鸟类中,鸻形目种类最多,共18种,占总种数的19.78%,其次为雁形目和隼形目,分别有7种,占总种数的7.69%。
从生态类群来看,游禽9种,涉禽24种,陆禽3种,攀禽6种,猛禽11种,鸣禽38种,以鸣禽占绝对优势(42%),其次是涉禽(26%)和猛禽(12%)。
在地理区系组成上,以古北界物种为主,其次是广布种,东洋界物种最少。古北界鸟类共有47种,占总种数的51.6%,广布种共有41种,占45.1%,东洋界鸟类仅有3种,为松雀鹰、四声杜鹃和黑枕黄鹂。
从居留型来看,留鸟有16种,夏候鸟75种,分别占总种数的18%和82%。 3.2 物种多样性
保护区夏季鸟类的物种多样性详见表 1。
4 讨论 4.1 呼兰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鸟类资源多样性现状群落组成和结构是鸟类群落生态学的研究热点,通过对群落的丰富度、均匀度等多样性指数的分析研究来评价群落或生态系统状况,可以探究影响群落结构的环境因素(郑光美,1996)。呼兰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鸟类群落的研究对保护区环境的评价和保护具有重要价值,国际上也常将鸟类的群落结构和丰富度作为生境质量的重要评估指标。关于保护区夏季鸟类群落结构的研究还未见报道,仅见于2006年对保护区科考报告中的相关记录,附录共记录有夏候鸟128种,隶属13目29科,而本次调查中观察到夏候鸟只有75种,增加了5种鸟类新纪录,分别为灰头麦鸡、毛脚燕、北椋鸟、攀雀、栗耳鹀。 4.2 人为干扰对保护区鸟类群落结构的影响
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或功能的干扰是影响鸟类群落结构的重要因素(Lack,1933;李凤山,1999;江红星等,2002;张薇薇等,2010)。人类干扰往往导致自然景观变化、鸟类生境破碎化,改变鸟类对巢址的选择和利用(邹红菲,吴庆明,2003),影响着鸟类群落物种及数量(胡红兴,1984;魏湘岳,朱靖,1989;Scott,1995)。人类活动干扰的强度过大会导致鸟类种数减少,鸟类群落越不稳定(刘吉平等,2008),湿地水鸟的分布、密度和多样性降低(陈水华等,2000)。
调查期间,保护区内不定期会有各种工程建设,人为干扰强度很大。在建工程施工不仅导致干扰加大,而且改变生境,另外有些调查区域紧邻村庄,原本的人为干扰程度就很大,加上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对鸟类的胁迫增加,种类和数量减少。从表 1可以看出,连续3年的指数呈下降趋势,近几年的人为活动干扰增加与呼兰河口湿地公园建设可能是导致鸟类数量减少的最主要因素。
比较河口湿地公园和森林公园2个调查区域的结果,河口湿地公园共记录鸟类91种,隶属于13目33科,而森林公园共记录鸟类60种,隶属于10目29科,后者夏季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明显较少,推测原因之一是森林公园内的松花江水库使水面开阔、隐蔽性降低所致。
由于全球环境受损导致鸟类种类和数量急剧下降,鸟类作为生境状况的一个指示类群,能够较好地反映环境变化(Jayalaxshmi et al.,2008)。了解鸟类的结构与作用,不仅可以反映环境变化,并且可以深入探讨鸟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保护鸟类和环境的基础与关键(Malakoff,1998;葛振鸣,2007;高伟,陆健健,2008)。因此,在保护现有生境的基础上,应该加强对野生资源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加强对生物多样性、动植物群落稳定性等方面的研究,以实现对资源的科学管理与保护。
致谢:本论文的完成得到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林业局、呼兰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等部门的支持,他们提供了相关的资料并协助调查,对此深表感谢。常家传, 桂千惠子, 1995. 东北鸟类图鉴[M].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
陈水华, 丁平, 郑光美, 等. 2000. 城市化对杭州市湿地水鸟群落的影响研究[J]. 动物学研究, 21(4): 279-285. |
高伟, 陆健健. 2008. 长江口潮滩湿地鸟类适栖地营造实验及短期效应[J]. 生态学报, 28(5): 2080-2089. |
葛振鸣. 2007. 长江口滨海湿地迁徙水禽群落特征及生境修复策略[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
胡红兴. 1984. 武汉市区自然景观的变迁与鸟类物种及数量变动[J]. 环境科学, 5(1): 51-55. |
江红星, 楚国忠, 侯韵秋. 2002. 江苏盐城黑嘴鸥的繁殖栖息地选择[J]. 生态学报, 22(7): 999-1004. |
李凤山. 1999. 贵州草海越冬黑颈鹤觅食栖息地选择的初步研究[J]. 生物多样性, 7(7): 257-262. |
刘吉平, 张顺, 陈智文. 2008. 人类活动对三江平原东北部湿地鸟类的干扰[J].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 36(12): 40-42. |
魏湘岳, 朱靖. 1989. 北京城市及近郊区环境结构对鸟类的影响[J]. 生态学报, 9(4): 285-289. |
杨月伟, 夏贵荣, 丁平, 等. 2005. 浙江乐清湾湿地水鸟资源及其多样性特征[J]. 生物多样性, 13(6): 507-513. |
约翰·马敬能, 卡伦·菲利普斯, 何芬奇. 2000. 中国鸟类野外手册[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张薇薇, 马建章, 李金波. 2010. 骨顶鸡的巢址选择研究[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42(3): 114-119. |
郑光美. 1996. 中国的鸟类生态学[C]// 中国鸟类学研究: 第二届海峡两岸鸟类学术研讨会文集.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25. |
邹红菲, 吴庆明. 2003. 扎龙保护区火烧及湿地注水后丹顶鹤巢址选择[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35(l): 90-95. |
Furness RW, Greenwood JJD, Jarvis PJ. 1993. Can birds be used to monitor the environment? Birds as Monitor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M].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
Jayalaxshmi M, Andrea B, Matthew S. 2008. Birds as indicators of wetland status and change in the North Rupununi, Guyana[J]. Biodivers Conserv, 17: 2383-2409. |
Lack D. 1933. Habitat selection in bird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ffects of afforestation on the Brechland avifauna[J]. Animal Ecology, 2: 239-261. |
Malakoff D. 1998. Restored wetlands flunk real-world test[J]. Science, 280: 371-372. |
Scott KR. 1995. Regional forest fragmentation and the nesting success of migratory birds[J]. Science, 267(5206): 1987-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