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提供各类生态系统服务，而生态系统服务存在“空间流动”现象(郭辉军，施本植，2013)。只有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流动是稳定的、可持续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才是富有绩效的。所以，自然保护区管理必须以区域生态保护为前提，重点是区域综合体，才能提供显著的生态系统服务。一个区域综合体不仅包括自然生态子系统，还包括经济社会子系统(高吉喜，2013)。因此，自然保护区管理应该在区域层面综合考虑保护区所涉及到的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尤其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社区和其他社会实体(例如商业公司)。

社区参与一直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的重要手段与内容，但如何在区域生态保护层面提高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有效性，是长期困扰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既有经验看，为社区提供生态补偿是促进社区有效参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平衡社区生计需求和生态保护需求最有效、也是最公正合理的手段之一(闵庆文等，2007)。在中国，既有的生态补偿措施(如退耕还林工程、退牧还草工程、退耕还湖工程等)都具有政府主导、财政支付和有限补偿或者补助的特点。但是，生态补偿并非只有政府财政一条途径，市场化手段一样能够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武瑞杰，2013)。同时，生态保护不一定要以牺牲受补方(例如社区)既有利益为前提。既然生态补偿支付方式取决于生态服务产品的特点和性质(王慧娟，2009)，基于市场驱动(而非政府财政)的生态补偿方法就可以是推动社区积极、主动和有效参与生态保护的方向之一，并成为自然保护区管理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邓维杰等：EPES方法在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中的实践与展望

国内外将基于市场驱动的社区生态补偿方法用于自然保护区管理的实践还非常少。以流域为例，虽然大家都认可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平衡上下游之间生态系统服务不对称的重要途径(刘桂环等，2011)，但如何运作则是一个挑战。公正的生态系统有偿服务(equitable payment for ecological service，EPES)就是基于市场驱动，整合企业、地方政府、社区和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资源，促进企业、社区、政府共同参与自然保护区管理的高价值方法。 1 EPES的概念及其国际实践

EPES的核心是：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者(买家)以市场方式购买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卖家)所直接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产品(例如，洁净的水、有效的水土保持状态、美丽的自然景观等)，并逐步建立起稳定的基于市场的买卖关系，以此促进卖家持续开展有益于维持和提高生态系统服务水平的生产、生活方式尤其是生计方式，在满足买家需求的同时获得更高的生计水平(经济收入等)。公正的流域生态系统有偿服务(equitable payment for watershed service，EPWS)是EPES在流域层面的表现形式，即一个具体流域下游的买家(例如水电站、自来水公司、高水质需求生产企业等)以市场手段购买流域上游社区(卖家)因实施生态友好型生计而产生和提升的生态服务产品(例如，稳定的高质量的水源)，来鼓励上游社区(卖家)持续开展生态友好型生计模式，最终在既定流域上下游之间形成一个基于市场驱动的公正的生态系统有偿服务机制，实现买卖双方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上的双赢。

包括EPWS在内的EPES方法已经在秘鲁等南美国家，南非、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促进了流域生态系统保护、上游社区和下游企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但EPES和EPWS在中国都还是新概念。2011—2013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将EPWS方法引入中国，并选择四川峨边黑竹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作为中国首个EPES示范点，以此探索EPES方法在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中的应用，提高中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绩效。

EPES通常包括3个阶段的工作：EPES合作关系建立(买卖双方正式签约合作)、卖家生计模式调整，以及完全基于市场运行的EPES机制。在WWF的支持下，四川峨边黑竹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2011年5月—2013年7月在保护区周边官料河流域的柑子口村和余坪村启动了EPWS第一阶段实践工作。这是中国应用EPES方法推动自然保护区管理的首个案例。

官料河是大渡河中游右岸二级支流，发源于大凉山的阿米特洛，全长92 km，集水面积1380 km²。多年平均降雨量860.0 mm，历年最大单日降雨量87.2 mm，5—10月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80%以上，径流主要由降水和植被涵养水补给，多年平均流量为12.3 m³·s^-1，丰水期平均流量18.6 m³·s^-1，占全年径流的73.6％，枯水期平均流量为6.28 m³·s^-1，占全年径流的26.4％。流域洪水主要由暴雨形成，洪水季节变化与暴雨相应，主汛期为6—9月，年最大洪水集中在7—8月。流域大部分地区属粉砂岩、砂质泥岩及泥灰质等沉积岩类。由于河谷两岸坡地多被开垦，全流域耕地面积达5.58%。因此，暴雨季节官料河流域的水土流失非常严重，流域内12个水力发电站极易受到影响，并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持续的生存威胁。

保护区现有6个周边社区(村)与其接壤，分别是山峰村、甲瓦村、柑子口村、余坪村、勒乌村和祖马村。山峰村、甲瓦村、柑子口村和余坪村环绕在保护区周边，而勒乌村和祖马村则被官料河隔在保护区对岸。这样，既在官料河上游又与保护区空间关系密切的社区就只有山峰村、甲瓦村、柑子口村和余坪村。山峰村和甲瓦村植被良好，人为活动少，不仅水土流失现象非常轻微，还不时有大熊猫、黑熊等珍稀濒危动物出没，该区域的集体林已经纳入到国家生态公益林管理范围。而柑子口村和余坪村不仅水土流失非常严重，而且由于当地植被已基本被破坏殆尽，村民早已将薪柴的砍伐深入到保护区内的大熊猫栖息地中，国家Ⅱ级保护植物——连香树也成为村民主要砍伐的薪柴树种之一。

因此，柑子口村和余坪村一直是保护区重点的管理对象，并曾经在这2个村尝试过养蜂等替代生计项目，也一直在申请节柴灶等替代能源项目，希望能够有效控制当地社区对保护区资源尤其是大熊猫栖息地的破坏。

柑子口村和余坪村隶属峨边县勒乌乡，为纯彝族社区。截止到2012年底，柑子口村有6个村民小组，共154户682人，全村土地总面积9000多亩，其中旱地面积1876亩(坡度在25°以上占2/3)，集体林3000多亩，主要经济树种有核桃、花椒、李子、梨等，主要生计来源为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其中种植业占90%，养殖业占10%。柑子口村的主要能源是电力和薪柴，户年均薪柴消耗10 t左右。

余坪村有4个村民小组，共161户698人，全村土地面积11 000多亩，其中旱地7000多亩(70%为坡地)，集体林地面积2000多亩，经济林主要包括核桃、花椒等，全村70%村民养殖山羊和绵羊，旱地主要种植土豆、玉米、荞麦等。余坪村的能源结构中，10%来自电力、90%为薪柴，户年均薪柴消耗量在6 t以上。

EPWS区域下游电站为乐山鑫河电力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所属幸福二期水电站，控制集水面积356.3 km²，为山区天然河道型水库，坝前水库总库容为168万 m³，具有日调节功能。水电站坝址处多年平均悬移质年输沙量20.7万 t，集中在5—9月，输砂19.71万 t，占全年的95.2%。根据技术设计，幸福二期水电站50年连续水库冲淤的计算结果见表 3。从理论上讲，该水库运行30年后淤积后库容还剩余74.2万 m³，仍可满足电站日调节库容的需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理想。

幸福二期水电站集水区流域涉及的柑子口村和余坪村的生计主要依靠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且2个村的主要能源是薪柴，占到90%。社区生计活动与水土流失的关联非常显著：1)居民点和耕地基本是沿河分布，由低到高的土地利用模式依次为台地耕地、坡地耕地以及林地。2个村都有大量坡度在25°以上的坡耕地。当地的耕作习惯通常是每年翻地3~4次，导致地表径流加大，水土流失加重；2)薪柴消耗巨大，一年中约有10个月依赖薪柴取暖，户年均耗柴超过6 t，多数农户到保护区及其周边的集体林和国有林中非法砍伐，尤其是余坪村，大量连香树等珍稀树木被砍伐作为薪柴；3)2个村的村民习惯在附近林地里放牛羊，而牛羊吃树苗和啃树皮现象突出，对林木有很大的破坏性；4)退耕还林工程种植的树种多数为落叶松，林下地被物稀少，雨水冲刷效应显著；5)余坪村集体林已于2009年全部转卖给外地公司，合同期为5年(2009—2014年)，公司在合同到期前将实施皆伐，植被将受到全面破坏。

因此，2个村目前的土地利用模式尤其是种植业模式和林地利用模式所造成的水土流失不仅严重而且继续恶化，对下游幸福二期水电站的生产力影响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洪水期柑子口村入库处总流量为17.8 m³·s^-1，余坪村入库处平均流量8.42 m³·s^-1。2条支流进入幸福二期水电站水库的流量为26.32 m³·s^-1，是6月设计流量(16.4 m³·s^-1)的1.6倍；

2)余坪村旱地和有林地径流贡献率分别为22.6%和77.4%。柑子口村旱地和有林地径流贡献率分别为51.3%和48.7%。柑子口村旱地产生的径流量超过有林地的贡献率，说明柑子口村耕地对河流的影响更大；

3)项目区土壤的多年平均侵蚀模数为581 t·km^-2，柑子口村耕地对幸福二期水电站泥沙贡献率约为8.7%，余坪村耕地的贡献率约为3.5%，这2个上游社区耕地泥沙对幸福二期水电站贡献率约为13%，产生的泥沙量约为1017.14 t，柑子口村产沙量约为余坪村的2.5倍。

柑子口村和余坪村的林地水量涵养量(径流减少量)为3 493 721.33 m³/年，2个村耕地水量涵养量(径流减少量)为376 393.33 m³/年。如果采取类似退耕还林措施，总水量涵养量增加约为3 870 114.33 m³/年，水土流失治理效果将非常显著。

幸福二期水电站上游2个村现有的土地利用模式不仅存在经济产值低，对社区生计贡献非常有限，以及对保护区资源压力显著增加的问题，而且造成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对下游水电站造成了显著的经济损失，主要表现为：1)幸福一期(水库柑子口方向)每年清淤2次，年均清淤成本4万元；2)从2005—2012年，幸福一期由于泥沙淤积导致的水量减少，每年少发电50万度，每年至少损失10万元；3)河水泥沙加重致使发电机磨损过快，年均维修成本在1万元左右；4)幸福二期余坪村方向淤泥年均清淤成本2万元；5)幸福二期发电机磨损维护，年均1万元左右；6)因清淤停电每次损失至少6万元；7)因洪水堵塞导致停电损失5万元/天。

因此，EPWS区域下游水电站年度的额外成本在30万元左右。如果上游2个村的土地利用方式不改变，下游水电站的经济损失会继续走高。

经测算，如果上游2个村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幸福二期水电站30年内至少可以获得450万元的额外增收(不变价格计算，且不包括前面提到的清淤和维护成本)。与此同时，幸福二期水电站及所属乐山市鑫河电力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不仅关心自身企业的持续发展，也希望能够对当地社区的发展有所贡献，愿意通过EPWS方式购买上游社区提供的水生态服务。而上游社区现有的土地利用模式经济效益很低，因盗伐等行为受到的来自保护区的管理压力也日益加大。若在现有经济水平基础上还能够实现增收，社区也乐意通过EPWS方式为下游提供更好的水生态服务。

水电业是峨边县的重要税收来源，保护区是峨边县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因此峨边县人民政府和保护区都非常愿意尝试既能改善流域生态环境稳定财政收入，又能促进社区持续增收，更能直接减少上游社区对保护区压力的EPWS方法。

因此，上游的柑子口村、余坪村，下游的乐山鑫河电力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峨边县人民政府和保护区在合作实践EPWS方法上具有高度共识。2012年6月1日，上述关键利益方正式签订了《2012年6月1日—2015年5月31日EPWS合作谅解备忘录》。作为EPWS的买家，乐山市鑫河电力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承诺将在2012—2014年为柑子口村和余坪村实施的土地利用调整计划提供免费的运输服务、技术服务和必要的资金。作为EPWS的卖家，余坪村和柑子口村在确保现有收入水平前提下，将根据签订的备忘录特别是生态友好型土地利用规划，调整社区的土地利用方式，重点是实行耕地复合种植、以电(沼气、太阳能)代柴、荒山造(薪炭)林，以及改进现有农产品的市场营销等手段，在确保社区实现增收的同时还能够显著减少水土流失。作为第三方的峨边县人民政府和EPES推动方的WWF承诺对EPWS第二阶段(社区土地利用模式调整)提供部分财政支持。自此，保护区EPWS模式正式建立，第一阶段工作圆满结束，开始进入EPWS第二阶段工作，即上游社区开始对土地利用模式进行有计划的调整。

多数情况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对象都是当地社区。而社区管理的主要手段就是社区发展，其中替代生计、替代能源等是常见内容。过去经验表明，社区替代生计和替代能源的资金往往来自非政府保护组织(例如WWF等)和整合政府项目资金(例如扶贫项目等)，来自社会尤其是企业的资金非常少。由于投入力度太小，常规的社区替代项目活动相对简单，缺乏系统性、综合性治理，尤其是缺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层面的治理目标，使得这些替代活动对保护区的管理绩效贡献并不是很大。而EPWS(EPES)不仅拓展了来自企业的经济投入，而且将社区的生态保护贡献确立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层面，并将经济回报与市场直接对接了起来，不仅降低了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投入尤其是经济投入，降低了社区(生计和能源)替代的机会成本，更是形成了基于市场的可持续的企业-社区对应支持机制。因此，EPES方法应该在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得到应用。

从四川峨边黑竹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EPWS实践情况看，首先要明确EPES的4个核心要素：

1)标的具体：即EPES涉及到的具体生态系统服务是什么？就水而言是水的数量、质量、周期性、稳定性、持续性等。生态系统服务不仅应该在区域生态系统层面详细而真实地描述出来，更要以生态系统服务买家的视角把其“商品”属性描述清楚；

2)自愿与公正：买卖双方完全本着自愿合作的原则，根据所涉区域的社会、生态和经济等实际情况协商形成自有的EPES模式，并得到当地县、乡人民政府和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的认可；

3)市场化支付：EPES既不是常规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生态补偿模式，更不是理想化的生态服务水平的理论计算结果，而是基于当地市场状况确定的支付额度和方式等。在确保卖家既有生计水平情况下，更高经济回报的水平完全取决于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产品的改进情况，即买家的支付额度取决于卖家的贡献程度；

4)社区利益保障：EPES是使卖家(社区)在既有生计水平基础上增收而非牺牲或者损失利益。例如从单一种植到复合种植、以电(沼气、太阳能等)代替或减少薪柴等，不仅减少甚至终止水土流失，同时实现社区收入的总量增收、创收途径多样化和稳定性等。这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机制，但得到了地方政府和自然保护区的协助、协调和监督，社区利益得到了保障。

因此，一个自然保护区要利用EPES作为管理手段，应该具备以下5个条件：

1)清楚EPES的生态成果以及对自然保护区管理绩效的贡献是什么、可能的风险与管理策略。

2)标的明确并可量化：EPES潜在区域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不仅明确，而且该服务的变化可以科学量化。例如，水量和水质。

3)清晰的卖家和买家：EPES涉及到的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明确和公认的卖家和买家，卖家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对象产生了破坏和威胁，使区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和水平降低，并因此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买家产生了破坏或者负面影响。

4)合作意愿：生态系统服务的买卖双方愿意在自然保护区的协助下，基于当地市场情况形成买卖关系，买家愿意提供一定资金等手段支持卖家改进现有生产生活方式，以提高或改善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使买卖双方和自然保护区都因此获益。

5)地方政府、当地社区等关键利益相关者有能力支持EPES的启动运行，包括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和社区可能增加的机会成本。

根据自然保护区实施EPWS的情况看，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在应用EPES(EPWS)方法的时候，可以参考如下程序：

1)识别和确定影响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和保护目标的管理对象(当地社区、企业等)和管理目标；

2)在管理对象生计(商业)行为空间区域内识别符合EPES的实施区域；

3)量化评估EPES实施区域内买卖双方所共指的生态系统服务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时间和空间特点、面临的问题、提高或改进生态系统服务的意愿和机会等；

4)协助双方形成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产品的EPES模型；

5)为买卖双方、地方政府关联部门人员举办EPES培训研讨会，介绍开展EPES的调查结果和设想，明确各方实施EPES可能的受益情况等；

6)确认买卖双方开展EPES合作意愿后，对上述1~4步骤进行完善；

7)协助买卖双方形成和签订EPES合作备忘录，细化社区、企业、政府相关部门、保护区管理部门的责权利；

8)监督买卖双方落实EPES合作备忘录条款；

9)监测EPES实施进程和带来的变化，尤其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等；

10)根据监测结果协助买卖双方进行适应性调整；

11)一旦买卖双方建立起完整的基于市场的EPES机制，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退出协助过程，只监测EPES运行情况对自然保护区管理绩效的影响或者贡献。

过往的生态补偿是把重点放在“补偿”上，强化了受补对象的心理预期，不仅很难在补偿方法和补偿标准上达成共识，而且往往忽略支付者的支付能力(肖飞鹏等，2014)。相比而言，EPES具有如下关键特点：

1)EPES是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卖家新增或改善的生态服务产品数量和质量的市场价值为前提，而不是以既有或过去的生态服务为基础；

2)EPES是生态服务买家对卖家增加或改进的生态服务的奖励而非其因生态保护产生的牺牲或损失的“补偿”，因此对生态服务卖家的激励作用更为突出；

3)EPES不仅不会让生态服务的卖家(社区)因生态保护产生任何经济损失，反而增加其收入总量和收入途径的多样性(例如复合种植等)，因此基本不存在“补偿”的心理需求；

4)EPES由生态服务产品买卖双方直接见面协商，针对具体个案确定相关标准和方法并以合同形式确认，不受外界影响，因此更具有执行力；

5)EPES不仅包括货币补偿形式，更有合作共建共管的内容，尤其是生态服务产品买家为卖家提供的类似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种苗供应、提供技术服务费等，强化了双方的合作关系而非单纯的补偿关系。

目前，对于EPES在市场属性方面的认可还存在一定争议(Corbera et al.，2006)。但这不是操作上的问题，而是理念的问题。强调EPES的市场属性，不仅仅是为了实现生态系统服务的合理付费(从买家到卖家)，更在于通过买卖双方的共同努力促进生态系统服务的稳定和增值而不是第三方(政府)的“补偿”，这才是自然保护区管理应用EPES方法的价值所在。

从保护区EPWS的实践看，EPES及其在自然保护区管理中的成功应用可能存在如下风险：

1)误解：作为卖家的社区容易将EPES误解为常规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生态补偿模式，忽略EPES是以卖家自身新增或改善的生态服务为前提的。另一个是把EPES误解为“退耕还林工程”之类的生态保护项目，以为社区要为此做出很大牺牲，从而降低了参与的兴趣。

2)担心：作为买家的企业担心EPES的生态效果短期难以见效，更担心为此被社区“讹”上。

3)EPES第二阶段的资金没有保障，包括地方配套资金和买家“预支”的投入。

4)生态效益没有得到科学系统的监测，以及买卖双方的认可。

5)没有将EPES成果与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目标和管理目标对接。

因此，建议自然保护区在应用EPES作为管理手段的时候做好以下工作：

1)做好宣传动员和必要的培训工作，要让各方尤其是作为生态服务产品卖家的社区充分认识到EPES是基于社区新增或改善的生态服务产品为前提、以市场价格为导向形成的买卖关系，切勿误解为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

2)选择恰当的EPES工作区域，最好是买卖双方都有实施EPES紧迫性的区域；

3)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要确保买卖双方建立充分的信任，在双方自愿基础上推进过程，切勿强行推进；

4)保持足够耐心做好EPES第一阶段的工作(买卖双方签订EPES合作备忘录)，确保买家和地方政府为卖家的生计结构调整、替代能源等活动提供财政支持；

5)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要全程参与、监测和整理相关变化，形成富有自然保护区自身特色的EPES模式。

任何时候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都应该在EPES过程中担当主导和协调角色，把握好整个进程对保护区保护对象和保护目标的影响，将EPES对自然保护区管理对象(例如EPES买卖双方)产生的管理绩效传递到保护目标的实现上，让EPES真正为保护区管理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