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学界，农业社会学是因应二战后剧烈的农业农村社会转型而诞生的。该学科承袭社会学传统逐步形成了包括围绕资本主义发展与小农命运论争的马克思传统和恰亚诺夫传统，以文明兴衰的多维动因与比较历史分析为研究主线的韦伯传统，以及以农业分化与整合解释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涂尔干学派等经典理论传统。进入21世纪，农业社会学更是延续主要传统发展出商品体系、食物体制、规制主义、行动者网络、文化社会学等丰富的当代流派，对相关农业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俨然成为农村社会学的主流阵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集中力量完成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两大重点任务，持续抓好农业稳产保供和农民增收，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确保脱贫攻坚战圆满收官，确保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显然政策方针已逐步从注重经济发展过渡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并强调发展的社会效益。农业社会学的公理性命题就是坚持社会性的首要地位^[1]。在这一点上，农业社会学为分析中国农业转型中的小农命运、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农业面源污染、转基因伦理、农业农村文化等重要议题，以及脱贫攻坚(主要是产业扶贫)和乡村振兴(聚焦产业振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科视角。

目前，中国正处在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重大进程之中，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一些新的农业现象和社会问题出现了，亟待社会学者开展研究并提供对策。为探索中国农业社会学研究范式，对接国际农业社会学发展前沿，推动农业社会学理论创新和经验研究，“转型中国与农业社会学：理论·议题·实践”会议于2019年12月21—22日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农业社会学基本理论与前沿问题研究”课题组主办，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承办，《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共同协办。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浙江农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等1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议。与会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当前中国农业社会学的主要议题、研究现状与未来研究趋势，重点围绕农业社会学理论传统、乡村产业的嵌入与发展、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态文明与农业环境、农业技术与生产、农业文化与乡村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

一、转型中国与农业社会学

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农业大学熊春文教授主持，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姚兆余教授致辞。姚兆余表示，农业社会学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农业的发展变化，探讨农业的社会功能，农业与技术、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关系。相信通过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和合作研究，会产生很多探索性和创新性的成果。随后，中国农业大学朱启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南京大学张玉林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晓毅研究员紧扣“转型中国与农业社会学”主题，分别做了题为“转型中的农业与农民”“村庄福祉生产和治理问题”“世界农业转型与农业社会学”“工业化农业与农业社会学”的主旨演讲。

(一) 转型中的农业与农民

作为国内农业社会学的开创者，朱启臻教授认为今天谈农业社会学恰逢其时，因为它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中国转型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题。朱启臻通过指出农业的基本特点和本质，讨论了农民与农业之间的关系，提出提升农户主体生命力、发展农民合作社的构想。他认为农业具有季节性、生命性与周期性，而这些特性如何能体现在政策实践上，需要加以细致研究。过去我们有一种政策话语叫“农民闯市场”，也就是市场上什么贵，就让农民种什么。但经过40多年的实践，我们调整产业结构、引入新技术、发展特色农业，让市场来调节农业，根据市场来判断农民种什么，结果造成很多乱象。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农业作为公共产品，完全以市场来决定农业产业的发展，其实是对农民极大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中国农业极大的不负责任。

对于农业，国家应坚持既保护农民利益又维护农业安全的原则。要做到这一点，应注意到存在国家农业与农民农业两种逻辑。国家农业由政府主导以保障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是指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获得基本的粮食供给，这就决定了粮食价格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供需规律来运行；农民农业则由农民来主导，以生计为目的，如果从农民利益出发，农民希望粮食价格越高越好，“物以稀为贵”，农民甚至希望通过减少粮食生产来获得更高的收益，但这对国家粮食安全是不利的。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农业，我们过去将国家农业等同于农民农业，也将国家农业的职能强加于农民农业上，最终，一方面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实现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社会学能为这两类农业的具体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带来更合理的解决思路。

(二) 村庄福祉生产和治理问题

王春光研究员认为，出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考虑的国家农业视角，使得农业政策倾向于发展规模农业，进而带动地区GDP发展，提高地方政府的政绩。但是在这种政策取向下，分散的小农户往往成为待宰的羔羊。从村庄福祉的生产与治理视角出发，或许是探讨这一问题的一个新思路。在社会政策研究领域，福利是体制内与特权阶层的专属，农村社会中农民是没有福利待遇的，福利对应的英文单词是welfare，主要指经济收入的差别；福祉对应的英文单词则是wellbeing，指的是全方位的社会生态系统的涵义，既包括经济收入，也包括主观层面的获得感、幸福感等，农业农村发展的根本是要提高农民的福祉。

王春光认为，在当前农业农村转型的大环境下，不少政策行动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往往体现为集体福利的形式，一方面是政府供给型的，另一方面是命令型的。因此，村庄福祉的生产和治理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政府主导性的社会政策还可以进一步下沉，公共服务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进一步发挥。村庄非集体福利能力的弱化同样有待增强，村庄赋能应该赋到老百姓身上，赋到村民身上。公共服务的供给也需要加强，需要集中统一供给。当前村庄治理中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农民的主体性问题，如何确保农民在农业农村发展实践中有发言权、参与权、处置权，以及确保农民的意识、感觉、能力的提升，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福祉视角不同于福利视角的关键所在。

(三) 世界农业转型与农业社会学

张玉林教授认为农业本质上是一个生命再生产活动，由天、地、人共同形塑，农业的最高追求应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不应是利润最大化。因此传统农业无疑是“有机农业”，但也不能因此对传统农业产生任何浪漫化、理想化想象。传统农业是自给自足的，也是高度不稳定的。农业具有两重性，受到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剥削。在人地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极易造成滥伐滥采、水土流失乃至环境恶化。当自然与社会双重因素叠加在一起时，农业无法供养农民及其家庭、社会，进而造成社会动荡。就如庄稼是禾苗与家的组合体，其背后是中国人对农业和农村关系的理解。农业即农村，农村包含农业，两者融为一体。再如“家”这个词，房子下面有猪，我们现在实行禁养，把“猪”从家中赶出去，这时候“家”的意义就改变了。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当下的社区农业或许有启发意义。

随着世界农业转型，农产品已从区域走向全球市场，食物链被拉长，但农民从农产品中所能分配的利润却很少。种养分离的专业化导致代谢断裂，这可能是现代农业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今天的农业是一种高耗能、资本密集型农业，具有反季节性、反自然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然的生命系统循环速率。如园艺作物、家畜家禽的快速生长虽然为人类带来了福利，但也带来了食品安全、转基因、动物伦理等问题。农业是一种生计来源，一味地减少劳动力应用带来的后果便是社会全面的非农化，从整体上影响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理解。现如今许多发达国家因大规模的商业化与资本化运作致使农民的生存境地岌岌可危，值得反思。张玉林教授认为农业社会学一定要把真实的农业问题研究好，要先掌握一些经验事实。这些经验事实不仅是中国的，也应是国际的；不仅是当下的，也应是过去的。多翻译和引进一些代表性国家的代表性著作，在熟稔他国农业发展后，再进行一些实地调查。我们当下对农业的观念、看法、认识，或者说农业观、土地观均存在很大误区，这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此外，还应拉长思考问题的时间尺度，尤其是当下问题的历史因由应做通盘考虑。我们所遭遇的剥削、压迫、控制或者奴役，并不纯粹是经济上的，因此农业社会学要在环境、社会效益和可持续问题上找寻新的突破路径。

(四) 工业化农业与农业社会学

王晓毅研究员从不同于马克思视角的亚当·斯密和孟德拉斯的学说中解释工业化农业的源流与发展。他认为马克思对于小农的批判是基于当时法国小农的社会境况。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法国小农成功摆脱了工业革命的影响，但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对英国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没有给农业带来明显分工，农业仍旧是低效率的。在亚当·斯密看来，国家的富强主要建立在分工和与之相连的贸易上，因此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是贫穷的。虽然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以及更高的土地价格，但是总体上来说工业化农业产生之前，农业农村是没有办法分离的。孟德拉斯认为解决农业的低效率要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谈起。工业化农业带来了农业专业化与规模化，但同时也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问题变得严重，尤其工业化农业导致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的进入。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有两次大幅度的农产品价格提高。恰恰是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农业转型时期，以新的品种开发为起点，并带来大量化肥农药应用、水利建设等，导致华北平原“大漏斗”的产生，当然也不可忽视工业化农业在解决饥荒方面发挥的很大作用。

王晓毅就现有的研究总结出，现在来看，工业化农业由于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多被看成是负面的。在国家强力干预下，我国用三四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国外二三百年的路程，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应特别注意到，精准扶贫之后，工业化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去小农化逻辑很可能在西部地区更广泛地发生，并相对于东部更严重。当前“三农”问题处于话语多元状态，很多讨论不是在一个共识基础上进行的。孟德拉斯认为通过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解决工业化农业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尤其借助分子生物技术这种新的技术形式。随着类似营养液、水培等生物技术种植农作物的出现，一种非农村、非农民的食物体系产生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到，现在人类又似乎在重新倡导有机的、生物多样性的农业。因此，我们正面临农业的方向选择问题，技术对农业与社会转型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值得关注。

二、农业社会学的理论、议题与实践 (一) 农业社会学的经典传统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西方农业社会学中最为流行的理论传统，考茨基无疑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张曾通过对考茨基《土地问题》的理论回答、现实判断与政策方案三个方面进行解读，重新审视考茨基对马克思土地理论的理解与发展。考茨基为了消除人们在土地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于1898年出版《土地问题》一书，通过梳理农业的自身规律、大经营总体优于小经营、城乡对立使农业农村发展失调，以及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是一切问题的根由等议题，研判土地问题的未来趋势，即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及其工业动力、小农的消亡与农村的复兴，由此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土地理论。张曾认为中国在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型之后，农业发展转型依然处于深水区, 而梳理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并将其置于中国当下的农业转型中，对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启迪作用。

考茨基在《土地问题》的前言中曾写道：“即使马克思完成了他的全部著作，他还是没有解决在现时使我们发生兴趣的一切问题。照他的工作计划，他只是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农村经济；现时我们主要是注意资本主义社会内资本主义前期及非资本主义的农业形态之作用。”^[1]因此，马学军通过评述依附理论代表人物弗兰克的《墨西哥农业(1521—1630)：生产方式的转变》一书^[2]，解读殖民时代墨西哥农业的变迁历史、生产方式及组织方式，进而揭示殖民时代的资本积累、劳动体制与农业变迁。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欧洲殖民主义是否在亚非拉地区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形式这一问题，弗兰克认为当时出现的委托征赋制、分派劳役制、大庄园三种劳动体制都源自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密切相关，因此不能简单视其为改革和立法的政策后果。

不同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传统，韦伯的农业研究与当代农业社会学的理论转向不谋而合。北京师范大学讲师王海侠通过对《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书中呈现的观点进行梳理与评议^[3]，认为今日回顾韦伯关于农业社会转型与农业资本化的论述十分贴切，对中国今日的相关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韦伯认为德国在农业农村转型中面临的阶级斗争与民族国家双重矛盾时，国家应该进行干预，主张土地国有化和内部殖民。同时他通过分析德国的农业资本化发展进程发现，一旦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新兴资产阶级就会对土地产生渴望，极力成为“土地贵族”。王海侠认为前一论述与中国土地的赎买政策(1946年)不谋而合，而后一论述对中国现阶段制定土地政策具有重大的借鉴和警示意义。

(二) 农业社会学与中国实践

中国农业社会学的发展不仅要吸收西方传统，还要认真研究自身传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面临着政治结构解体、人才流失、文化损蚀、乡土工业衰落等一系列危机, 费孝通结合自己多年的乡村调研经验撰写了《乡土重建》一书，主张以乡土复原论解决土地问题，减轻农民负担、发展乡土工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今日再读，仍然能有所借鉴。吴丽娟从卡尔·波兰尼“嵌入”理论的视角解读了费孝通关于乡村建设思想的现实意义。波兰尼认为“经济并非像经济理论中说的那样是自足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4]，这一理论可以被很好地用来解释费孝通的乡村建设思想。费孝通将社会视为一个部分之间紧密相连的有机体，并且洞察到任何一部分的“脱嵌”都将引起社会有机体的失调甚至崩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费孝通强调嵌入乡土的工业发展、依赖乡土的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发展以及乡村本位的城乡融合关系，试图将“脱嵌”的原子化农民个体再度“嵌入”社会。这一思想为中国今天的乡村振兴提供借鉴，当前乡村建设应避免经济(核心是农业经济)与社会的“脱嵌”，从而实现有“乡村”、有“建设”的乡村振兴。

不只是农业地区，多年来中国牧区的发展也同样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经验基础。阿妮尔通过对内蒙古吉日嘎朗苏木和青海黑马河乡两个案例的分析，对德姆塞茨的产权理论进行了批评。德姆塞茨产权理论认为虽然土地的私有产权优于共有产权，但对于畜牧业来说，草场的共有产权才是最合理的安排。但在内蒙古吉日嘎朗苏木草场出现了两次牧民要求分草场的事件，第一次要求实行草场承包，第二次要求草场细分到户；在青海黑马河乡的草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牧民由一开始不愿意细分草场到小组内要求制定补差制度，最后发展到部分牧民要求细分草场。阿妮尔认为正是这样的案例挑战了德姆塞茨的产权理论，德姆塞茨的土地产权理论不仅忽略了畜牧业可能产生高昂的谈判成本和环境成本，而且没有认识到畜牧业实行土地私有产权也是有效的事实。此外，阿妮尔的研究阐述了一个长期被人们忽略的事实，即尽管草场承包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政策，但同时也是政府与牧民利益耦合的过程。

刘超群以云南省红河州瓦那村的农业生产模式为例，讨论了农业生产模式对村庄的塑造。她认为村庄不仅是一个生活共同体，更是一个生产单位。村庄的组织形式与环境、田地、作物密切相关，村民基于作物特性选择聚落选址、聚落规模以及集群方式，如当地红米的种植导致瓦那九个村寨均分布于海拔1600~1700米，村庄更像是稻田的管理站点，产量限定了村落范围。不仅如此，耕种行为还塑造了社会组织、文化模式的分化与整合，进而产生了仪式与相应的社会分层。以龙头为领袖、贝玛为辅佐的传统秩序印证了这一过程。尽管这些都不是单一的线性决定性关系，但却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这些观点可以在与河北王金庄的旱作农业和河北交界河村的林果种植的对比中得到回应。

(三) 产业振兴的社会基础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是农民持续增收的坚实支撑。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产业扶贫是与产业振兴一脉相承的，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有效途径。李琳以江西S村的扶贫产业为例，讨论了该项目的组织过程及实践后果。她认为当前关于产业扶贫研究主要聚集在国家、市场的单一纬度或国家-市场、国家-社会/村庄等成对关系的研究上，而忽略了政府的制度逻辑、产业的市场逻辑与乡村社会的乡土逻辑的交织过程。因此，她立足于组织过程中的“移植”，即扶贫产业由于带有政治任务和经济效益的双重特点，往往由处于中游地位的企业承接并流向具有承接能力的贫困村，而非贫困链的尾端。这种产业组织未嵌入村庄传统结构的“悬浮”趋势，将会导致内生农业禀赋削弱、移植农业边际效应递减、农户种植空间缩小、生计选择偏向改变、村社动员能力式微与统筹动力消解等一系列后果。

桑坤以华北平原G县某“家庭农场”为例，分析了其内部的独特结构及其与乡土社会的互动过程。研究发现，这一具有异乡资本特质的家庭农场，其成员主要由经营能力与资源禀赋相当且关系密切的乡村精英组成。其内部采取了合伙共包与家庭分别经营的结合形式，形成农业经营共同体应对市场，同时熟练运用乡土社会的传统伦理规则解决嵌入障碍。这种合伙共包的经营形式既规避了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抗市场能力弱、规模有限、难以对接市场且难以嵌入乡土的劣势，又兼具了家庭经营、共同协作、规模议价的优势，实现了内部经营与外部互动的双重“嵌入”。这种复合型农业经营形式构成理解中国农业转型的新视角。

陈航英则以宁夏南部地区菜心产业的经验研究为例，试图捋清农业转型中的政府、资本与乡土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按照行政逻辑、市场逻辑与乡土逻辑三条线路进行梳理，指出地方政府对“资源下乡”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在用工制度方面，企业为了缓解市场逻辑与乡土逻辑之间的冲突，创新性地建构出“土客”结合的生产用工制度：使用外地劳工负责较为重要的整地、拉沟等生产环节，以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菜心；同时雇佣本地劳工负责较为次要的打药、洒水等生产环节，以处理好企业与当地村庄之间的关系。这样在不影响菜心生产的前提下，企业较好地处理了市场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关系。陈航英认为，当前农业社会学的发展应该放弃基于单一研究面向的做法，融合政府、资本与社会三个面向形成多维分析框架。

(四) 新型经营主体的行动机制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明确提出了“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等方式，将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的要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农业转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认识和理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行动机制，探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大的社会环境和政策背景下所采取的诸多行为和运行机制，总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经营主体小农户在互动过程中的行动机制，对于更好地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帮助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郝泽芸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村新型经营主体之一，由于嵌入乡村社会发展的本土化和特殊性，其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必须置于乡村社会环境进行探讨。她运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核心成员的行动策略为切入点，结合L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现实案例，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各个发展阶段中，借助自身社会资本优势整合农村各层级资源的行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合作社在与不同主体针对相关事务的互动中，采取诸如“拉社员”“搭便车”“跑项目”“找关系”等众多不同的行动策略，针对这些行为，郝泽芸在乡村场域的视角下，从位置关系、惯习和资本三个方面出发，深入探讨在乡村社会中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源整合何以可能的问题。

一直以来，维持生计都是农业生产最为重要的一环。杨灿君的研究聚焦于新农人群体的特点和行动策略。新农人是农村中一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城市工作经验的新的农民群体，他们从城市的工作经历中获得了一定的资金和经营经验。这个群体在资金和土地获取、农业种植方式和产品销售渠道等主要的农业生产环节与传统农户存在明显区别。她分析这主要是因为新农人群体的生产目标已经从传统的维持生计向发展农业事业转变，因此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新农人群体采取了与传统小农户群体完全不同的行动策略。杨灿君认为这种新农人群体的产生和成功转型需要回到社会个体化视角下寻找成因。而基于这样一种成因分析角度，新农人群体在未来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不断壮大。因而我们又需要更多关注新农人群体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应对市场风险的冲击，以及如何控制生产规模等问题。

李阳阳从一位农业技术人员的生活史出发，在其从事农业技术传播的生命历程中，发现隐藏在杂交水稻育种技术背后的权力技术关系。她认为农业技术员作为地方知识分子，借助不同社会时代背景下的生产组织制度，将杂交水稻育种技术逐步嵌入地方农户的生计体系，农业技术员作为监工与经纪人在种子公司与个体农户之间发挥衔接作用。个体农户在杂交水稻种子面前扮演提供土地与劳力的一方，而杂交水稻技术在农户面前呈现出隐秘的状态。这种技术生产与乡土社会的“离合”，塑造了一批全新的技术经纪人，这个特定群体的经历揭示了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多样性，也揭示了现代农业技术背后纷繁复杂的权力关系。

(五) 农业环境与乡村文化再出发

农业的面源污染问题是长期困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面源污染问题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平衡都造成了巨大威胁。饶静教授认为研究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不能只将农业面源污染当作技术问题来探讨，而应当关注农业面源污染的社会学特性。当下农业过度投入、资本渗透农业、“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等因素都促使农业污染问题进一步加剧，而其根源在于工业化农业的“去人化”。她从生产者视角出发，建构“农业、社会与环境”的分析框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社会学特性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农业生产者规模和生产者类型是如何影响农业污染的。农业污染受到了生产者规模和类型的双重影响，小规模兼业农户的污染严重是由于兼业而并非是规模小造成的。小规模农户协同生产的模式被打破是加剧农业污染的主要原因，只有保护“小农户农业协同生产”的生产者，才能更好地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好政策机遇，引导发掘传统农业生产区的乡村价值，培育其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样是一个重要议题。鲁可荣教授通过系统梳理分析近年来安徽农业大县泗县以脱贫攻坚统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案例，分析乡村的多功能性和多元价值性，并着重阐述了文化扶贫对于乡村脱贫攻坚的重要性。他认为应当积极促进农业大县进行乡村文化的挖掘和开发，重塑乡村生态文化价值，激发动员村民发现和重塑农业多功能价值，活态传承乡村传统文化资源。借由乡村价值再造以及内生动力培育，促进农业大县高质量脱贫攻坚，探索农业综合开发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与基本路径。

李琳琳则聚焦于农业合作化时期典型村庄的集体记忆，试图借助“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功能，挖掘乡村的内源性发展动力，达到乡村的文化和组织振兴。她从“集体记忆”的“社会本体论”解释框架出发，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合作化典型——浙江省建德市千鹤村为例，通过史料分析和实地研究，展现了这个典型村庄从共同经历合作化时期留下的鲜明的村庄集体记忆，由于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导致村庄集体记忆逐渐被遗忘，再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千鹤村的集体记忆重新被激活的过程。通过千鹤村的实例论证，村庄集体记忆的激活需要原记忆主体具有极强的能动性、原记忆内容要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外部资源投入要兼具精准性和有效性等条件。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当挖掘和重构“乡村集体记忆”，维系村民之间的认同感，进一步激发村庄发展的内源性发展动力。

郭占峰教授则通过对陕西省元村四年的跟踪调查，阐述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元村作为旅游资源匮乏型村庄如何通过继承村落原生文化，整合地区传统文化和迁移都市现代文化三个方面形成乡村“中间市场”，进一步整合了笼统、抽象、零散的地区文化，打造了极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场所。村集体经济在其中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旅游产业的兴旺使得元村逐步成为“乡村中间市场”，同时，这一中间市场也生产出了跨越村庄边界的支配权力，从而改变了地方市场结构和一定区域内的权力关系。元村正是以文化发明的方式创造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乡村旅游，探索出一条不同的道路。

三、农业社会学的学科意识与学术使命

最后，熊春文对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农业无论对于国家粮食安全还是农民的生计来说都是一项重大议题，农业也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议题，值得社会学同仁投注精力和智慧。对于社会学者而言，农业主题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可以激发我们探索求知的欲望。农业作为学术对象，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学和经济学，但农业不仅仅是一个生物过程与生产过程，也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它更形成了我们文明的底色，因而需要更为广阔的学科视角加以理解。正如张玉林老师和王海侠老师提到的“庄稼”概念。“庄稼”是“(村)庄”+“禾”+“家”，“家”是猪在房子里面，这不是经济学与农业技术科学所能解释清楚的，而是极具总体性的自然-社会系统概念。当然，这一系统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遭遇了复杂的变化，今天我们讨论的技术、市场、权力、环境、文化等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其变化的过程和机理恰恰是农业社会学的研究任务。

在农业社会学的学科属性问题和研究思路上，西方的农业社会学既有“Agricultural Sociology”，也有“Sociology of Agriculture”的说法。这两种表述代表了农业社会学的不同思路，前者要求我们从农业出发，把农业作为自变量研究其对社会形成的影响与机制，因而需要从业者对农业本身有深度的理解；后者则是带着社会学的视角去重新认识农业，看农业如何被各种社会条件、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所影响与支配，这就需要我们用丰厚的社会理论作支撑。因此，真正好的农业社会学应该叫“Agriculture-Sociology”。换言之，农业社会学是一个开放而整合的知识场域，它既需要具备扎实的农学自然科学知识，也需要具备丰厚的社会科学基础，需要打通从自然到社会的诸环节，但其核心在于理解生命，即理解动物、植物、微生物和人的生命活动的关联及其背后的意义。

事实上，从祖田修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知道，农学本身也逐渐认识到农业作为生命过程越发具有“场”的特征，它兼具生存、生活、生态等多种功能，因此他认为农学是“生命系统的综合科学”，其方法是以自然科学中通过实验得来的说明的方法和人文科学中理解和解释的方法为基础、以实践科学中构想的方法和试验为核心而构成的^[5]。这种认识与我们倡导的农业社会学的学科意识不谋而合，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综合思路也是一致的。

关于农业社会学的学术使命，熊春文还特别地谈到，因为中华文明系于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及变迁机制，都可以通过农业问题来加以研究，因此，农业社会学还是生长真正的本土经验和理论的沃土，是探索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路径。总之，无论从理论视野还是经验研究来看，农业社会学都大有可为。

四、启动“农业社会学名著译丛”计划

研讨会还有一个环节，即课题组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启动首批“农业社会学名著译丛”计划。启动仪式由姚兆余教授主持。熊春文教授介绍了农业社会学核心文献的整理情况与“译丛”旨趣。

课题组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广泛征求名家的基础上整理了一个长达60页、近千条的文献目录。该目录梳理了农业社会学的发展脉络，各主要时期的核心流派、研究主题、代表作以及与农业社会学相关的重要国际杂志。书目特别整理了包括马克思主义、恰亚诺夫传统、涂尔干传统、韦伯传统在内的农业社会学经典传统；并分别从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链(商品化)、食物体系、性别研究、有机农业(可持续农业)、都市农业、农业文明及农业文化遗产、农业生态环境等方面梳理了农业社会学的研究议题。

围绕该核心文献目录，两年来课题组有计划地组织开展了读书会，尝试从理论流派、研究主题、国别传统以及跨学科交流等维度进行研读，并一字一句地研读了韦伯的《古代诸文明的农业社会学》。在此基础上，课题组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启动“农业社会学名著译丛”计划，拟分批次陆续将最能反映该学科成果的经典文献和前沿研究介绍给学界，以推进农业社会学在中国的扎根与传播。值得一提的是，该计划得到了学界前辈的大力支持，“译丛”学术顾问包括瓦赫宁根大学Jan Douwe van der Ploeg教授、科罗拉多州立大学Michael Carolan教授、巴西南大河州联邦大学Sergio Schneider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苏国勋研究员、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中国农业大学朱启臻教授等国内外名家。编委会成员涵盖了付少平、陆益龙、严海蓉、叶敬忠、王春光、王晓毅、张玉林、周飞舟等本领域国内主要学者。“农业社会学名著译丛”执行委员会由熊春文、姚兆余、郭占锋、鲁可荣四位教授组成。

商务印书馆南京分社社长白中林介绍了商务印书馆与农业社会学的渊源。他指出中国早期的农业社会学家陈翰笙等人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即使到今日，商务印书馆与农业社会学依然在两个方面存在联系：一是“农业社会学名著译丛”启动；二是商务印书馆正在陆续出版中国农业社会学先驱者如费孝通、杨开道等人的丛书。此外，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乔启明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等也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他认为，将农业社会学在中国乃至世界呈现出来将是商务印书馆的学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