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1]，这是党中央继“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之后重构城乡关系的新一轮理论创新与实践安排，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国内外学界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2]、理论依据^[3]、价值意义^[4]、实施路径^[5]等问题展开广泛探讨。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对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必要性的论证较为充分，但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驱动与实现条件的综合分析略显不足。为此，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从现实动因、物质条件和制度优势三个维度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展开系统探讨。这对于我们明晰当前中国在城乡关系治理方面的客观机遇与挑战，并将制度优势及时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一、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

城乡关系的发展演进问题是唯物史观探讨的重要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要经历从“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6]，到“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7]520，直至“城乡的融合”^[7]689的历史进程。城乡融合发展建立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生产关系的系统变革基础之上，并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指向，具有真理维度与价值维度相统一的理论品格。

(一) 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城乡的融合”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的城乡关系演进大体经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6]阶段。城市和乡村的产生都是生产力和分工发展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8]，但受限于生产力发展，农业劳动与手工业劳动并不分开，城市与乡村并无太大差别，呈现出“城市乡村化”的样态特征。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分工的不断细化，“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7]520，城乡关系进入第二阶段即“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7]520阶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分离的矛盾尖锐到对立的状态，不仅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域特征、产业形态与群体生存状态的差异，而且表现为城市统治农村、“农村从属于城市”^[9]36的基本城乡格局。由于人口和产业分布不均衡造成大城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与乡村地力耗竭、经济衰退等“乡村病”同时并存的社会病症。

第三阶段即“城乡的融合”^[7]689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7]556。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城乡对立的状况已经越来越不适合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城乡融合也必将取代城乡的分离与对立。城乡融合不仅是推动城乡关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实践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指导，不断推动城乡关系的调整与创新，从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城乡必须兼顾”^[10]，到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顺应科技发展和生产社会化需要的农业“第二次飞跃”，再到21世纪以来的“城乡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以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都具有明确的问题应对意识，即针对不同时代的客观情况，逐步推动城乡关系调整在新的基础上不断优化。

(二) 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系统变革

生产力发展提供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变革提供的社会基础是城乡融合的必要条件。从生产力维度看，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农业发展、大工业发展、科技进步、不同产业的交叉融合以及生产力平衡分布奠定的物质基础。

第一，城乡融合发展需要以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本前提。“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7]557。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基本条件，同时也释放出部分剩余劳动力，推动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聚集，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并为城市的发展和壮大奠定基础。工业的繁荣与城市的发展又“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11]，一方面，城市规模的不断壮大、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吸引各类资源的汇聚，发挥了规模集聚效应，推动了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劳动者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的繁荣也使农业摆脱了中世纪的最初的粗陋状态”^[9]222。繁荣的城市为乡村提供了日益壮大的产品销售市场及农业发展所必需的科技支撑，为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奠定基础。

第二，城乡融合发展需要以产业交叉融合为有力支撑。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9]53，城乡的生活方式各有优势，工农的生产方式互为补充。将城乡、工农的优点结合起来，既有助于保护并利用合理生产发展所必需的各类自然资源，减轻环境污染，也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毛泽东继承工农结合思想，在1949年指出“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10]。

第三，城乡融合发展需要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重要杠杆。科学技术的改善、交通的便利，“如果说在最初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必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12]，因为科技的应用不但有助于提升城乡劳动生产率，还有助于密切城乡产业之间的联系与互动。邓小平同志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3]，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对于促进城乡劳动生产率提升具有基础性作用。

从生产关系维度看，城乡融合发展需要消灭造成城乡分离与对立的私有制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资本剥削和资本扩张逻辑的客观存在和现实运动导致城乡地域的分离表现为“农村从属于城市”；城乡群体的分离表现为“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形成一种矛盾对立的紧张状态。要“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7]689，就迫切需要“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14]313，通过“实行强制性的干涉”^[9]52以废除私有制，避免生产发展所必需的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在城乡之间不均衡流动，避免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以改变城乡劳动者畸形发展的状况。

(三) 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取向：“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不但揭示了人类社会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而且指明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在于“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7]689。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城乡的分离与对立造成了城乡劳动者分别成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和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因为无论是城市劳动者还是乡村劳动者，“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14]308。在此条件下，“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14]308。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所推动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11]，在城市和乡村分别表现为“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11]。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关系领域存在的以上矛盾和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来社会要消除旧式分工，推动城乡关系由对立向融合转化。而城乡融合发展更深层次的目标指向在于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束缚，“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7]689，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财富。中国共产党人秉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立场，将促进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作为崇高的奋斗目标和一贯的价值追求。

(四)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理论品格：真理维度与价值维度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具有真理性与价值性高度统一的理论品格。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客观揭示了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规律和趋势，强调城乡融合取代城乡分离与对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决定的客观必然的历史规律。城乡融合既是未来人类社会城乡关系发展的理想形态，也是否定城乡关系分离和对立状况的现实运动，具有明确的实践性特征。这就提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但是可以通过协调城乡关系的实践探索来推动城乡融合目标的分层次、分步骤实现。中国共产党人遵循城乡关系发展变迁规律，推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发展，既注重通过生产力层面的物质技术进步，也注重通过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来推动城乡关系的发展和完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具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即通过城乡融合发展，“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7]689。新中国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启动现代化，作为要素极端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从国家安全、独立发展的大局出发，通过计划管理的形式保证生产要素由乡村向城市、由农业向工业流动，尽快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与合理性，但也因此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固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从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到21世纪初明确“城乡统筹发展”，不断增加“三农”领域投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到党的十八大将“城乡发展一体化”摆在破解“三农”难题的突出位置，不但明确“强农惠农富农”目标，而且通过教育、社保、户籍等一系列制度调整，将城乡居民共享现代化成果逐步落实；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着力解决城乡失衡困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便“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5]。这是一脉相承并在新的历史起点不断优化、调整和创新的过程。真理维度与价值维度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我们科学分析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并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动因与实现条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迪。

二、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动因：城乡失衡特征转型与全球化曲折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致力于通过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增加支农投入力度等方式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效推动了城乡要素的交流与互动。进入21世纪以来，计划经济延续性影响的“老”城乡失衡问题有所缓解，但是要素下乡以来的“新”城乡失衡问题依然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乡失衡特征转型的国内形势与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国际形势，成为提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依据。

(一) 国内层面：城乡失衡特征转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城乡失衡呈现转型趋势和最“新”特征。这些趋势特征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形势高度相关，给协调城乡关系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

第一，城乡要素流动双向化，但要素流动结构性失衡问题仍然突出。2005年，中央作出新农村建设战略部署，农林牧渔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连年增加，2005年至2017年累计投资超过15万亿元，详见图 1。国家支农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也带动了城市工商资本、各类人才下乡寻找创业创新机会。城乡之间呈现出人才、资金要素流动日趋双向化的可喜变化，但是要素流动并不均衡。从人才要素的流动看，近年来下乡双创人数虽有明显增加，但是与农村外出务工劳动者数量相差依然悬殊。此外，资金、土地要素流动也呈现出地区性结构失衡特征。

第二，城乡居民需求多样化，但产业发展响应多样化需求的能力仍然滞后。城乡居民对农业农村的需求伴随着自身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拓展。城市居民对农业农村的需求不仅体现在基本食物需求上，而且增加了食品安全化、健康化，以及休闲观光、生态旅游等多方面的服务性需求。乡村居民对农业农村的需求不仅体现在栖身的基本生存需求上，还体现在通过土地流转、农产品深加工、三次产业融合等方式增加收入的经济需求上。目前，三次产业的发展尚不能充分适应中国城乡居民需求的变化。如农业工业化使农业化学品的投入呈继续增长态势^[16]，这造成了中国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无法满足城乡居民对于绿色农业和美丽乡村的需求。

第三，城乡产业发展联动化，但融合方式趋同化问题仍然明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快速推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农村休闲旅游产业发展迅速，但从三次产业融合的方式来看，以农产品加工业和休闲旅游农业为主，产业融合深度不足，融合方式趋同，同质化竞争激烈，不少地区缺乏具有本地特色的融合方式。

(二) 国际层面：全球化曲折发展带来的契机与风险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演进是深刻根植于全球发展格局变迁与调整的历史进程之中的。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中国与世界各国日趋紧密联系起来，中国城乡关系转型愈加难以摆脱全球化进程而独立前行，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机遇与挑战，也对中国城乡关系调整带来了愈益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全球化深入发展及跨国资本的全球强势流动迫切要求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国加入WTO之后，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全球农产品和农业产业竞争的压力既形成对中国传统农业的强烈冲击，也成为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助推器，更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器。由于中国人地关系紧张，户均耕地面积不足7亩，农业超小经营规模妨碍农业科技的应用与规模效益的形成。相比之下，美国的户均耕地面积约为中国的400倍^[17]，便于农业科技的规模化应用，具有科技优势、规模优势和价格优势。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粮商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渗透到农作物产供销全链条，“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等四家大跨国粮商控制着世界80%的粮食交易量”^[18]，发达国家资本与技术的“合谋”加剧了对中国农业的冲击，导致中国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较高。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只有通过延长产业链、加速三次产业的融合与互补，才有可能阻挡跨国资本的冲击，并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全球化发展遭遇挫折及“逆全球化”浪潮汹涌迫切要求推动城乡融合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数量日益增多，方式日趋多样，程度日渐加深。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短期来看，给中国带来部分进口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压力。由此，部分以进口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相关产业面临生产成本上升的较大挑战。长期来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形势迫切要求中国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以本国利益为核心，奉行双重标准，给中国粮食安全、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及全球竞争力的提升带来极大压力。例如，美国在给予农户高额补贴的同时，指责中国政府农业补贴超标。2016年美国向WTO提起诉讼，指责中国向小麦、大米生产者提供“黄箱”补贴，超过《农业协定》的标准。2019年2月28日，WTO作出支持美国申诉的一审裁决，形成对中国农业补贴政策调整的外在压力，这不利于中国小规模经营农户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其发展状况关涉工业、服务业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面对自然资源相对紧张的内部国情与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外部风险，中国唯有加速调整城乡、工农关系，加快提升三次产业关联度和融合度，延长农业产业链，优化农产品品质，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为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提供精准支持，才有可能应对全球资本强势流动及“逆全球化”的影响和冲击，保证城乡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条件：物质基础与制度优势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揭示了城乡融合由愿景到现实的转化，这既离不开生产力发展所奠定的坚实物质基础，也离不开生产关系变革所奠定的社会基础。

(一) 城乡融合发展的物质基础

从生产力维度看，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既直观体现于城乡居民物质生活状况的变化，也深刻根植于城乡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进程，还与中国宏观城乡经济社会格局的变革高度契合。

第一，城乡居民物质生活大幅改善。改革开放40余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镇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1.7亿人增长到2019年的8.48亿人。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从1978年的405元、138元提升至2019年的28063元、13328元^①。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协调程度显著提升，具体表现在经济生活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从经济生活层面看，2010年之后，随着国家支农惠农力度不断加大，以及减轻农民负担的举措逐步落到实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2010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连续10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倍差从2010年的3.23下降到2019年的2.64^②，这奠定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物质基础。从社会生活层面看，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城乡居民平等享受公共资源提供了便捷条件。2018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电信服务质量的通告》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已有96%的行政村铺设光纤，以此为基础，乡村网民数量大幅度增加。宽带不断提速降费，使城乡居民能够以较低成本实现即时通信，为城乡居民构建了均等享受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便捷平台和渠道。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② 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计算得出。

第二，城乡产业交流互动增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城镇化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双向互动的效应。一方面，产业升级带动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升至2019年的60.6%(常住人口)^①，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为促进城乡产业的交流与互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中国所有制结构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不断调整，这不但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也有效活跃了城乡非公有制经济，带动了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为顺应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及农民务工收入不断提高的趋势，2014年中央提出了在坚持农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三权”分置改革为城市各类人才、企业进入农业提供了农地流转的便利条件。2007年，家庭承包农地流转面积仅为6372万亩，仅占总面积的5.2%。2017年底，农地流转已经达到5.12亿亩，占总面积的37%。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全国农业产业化组织的数量由2012年的28万个，迅速提升到2016年底的41万个。截至2018年，受农业产业化组织带动辐射的农户数量达到1.27亿户^②。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电商等产业融合的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根据农业农村部测算，2018年6月“农村产业融合使订单生产农户的比例达到45%，经营收入增加67%”^[19]，仅2018年上半年“乡村旅游接待16亿人次，实现营业收入4200亿元，同比增长15%”^[20]。

①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官网。

第三，城乡经济社会格局变化。改革开放40余年来，城乡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中国社会生产落后的状况，奠定了重构城乡关系的物质基础。然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居民整体公共资源占有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则直观刻画了经济和社会层面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同时，随着渐进的市场化改革，国家加大支农力度并推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城乡之间的发展呈现出城乡居民权益诉求“均等化”、三次产业关联“紧密化”、农村发展需求“多样化”趋势要求，与城乡居民资源占有“不平衡性”、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性”、城乡居民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水平“差异性”之间的张力结构，这成为新时代中国主要矛盾变化在城乡关系领域的现实写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21]。“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城乡关系领域所呈现的诸多张力关系不仅涵盖总量与人均量之间的张力关系，也包含整体和局部，以及部分之间的张力关系，还包括结构与功能不匹配的张力关系。特别是随着中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与乡村成为越来越紧密的“城乡命运共同体”，城乡融合发展的功能定位并非仅仅体现在“促增长”层面，而更多体现在“保质量”层面。高质量发展体现在城乡地域发展的平衡性、三次产业发展的协调性以及城乡居民享受“增长红利”的均衡性方面，即在更高物质起点之上推进更高水平的城乡均衡发展。

(二) 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优势

从生产关系维度看，社会主义中国将超越资本逻辑，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诉求，具备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由理论追求向实践转化的制度基础与制度优势。

中国具有规制资本、促进城乡平等共建的制度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中审视自身在“资本时代”和“世界市场”中的定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实上，城乡关系发展与资本作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资本“文明”作用的充分发挥，促进了城乡之间的密切联系，推动了城乡地域、产业、群体的交流与互动。下乡资本推动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使农民经济收入增加。但另一方面，资本“野蛮”效应随着资本的引入同时被激活，城市工商资本下乡为追逐利益而侵犯农户利益、过度攫取自然资源导致农业负外部性突出的问题也同时显现。特别是，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及全球化进程曲折迂回的国际背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既要充分利用资本的“文明面”，又要有效规制资本的“野蛮面”。从制度条件看，宪法秩序层面明确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地位，以及实践层面中国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奠定了规制资本的制度基础。城乡协调发展在规制资本方面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农地确权登记颁证、加强对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监管、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三权”分置改革、集体经营性资产的股份合作制改革等措施，严格规范了城市工商资本, 构建起规制资本以保护农民权益的法律和政策制度屏障。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和加强农业环保督查、严控农业用水总量、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督查农地“农用”等措施，构建起规制资本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制度屏障。

中国具有促进共同富裕，推进城乡平等共享的制度优势。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城乡关系领域集中体现为将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价值目标。城市与乡村虽然在自然条件、社会环境与经济特征方面存在诸多的差异性，但是在享有基本权利、发展机会以及增长红利方面不应当存在差异，这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应该正视的是，造成中国城乡发展失衡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既有计划经济延续性的历史影响，也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在全球化曲折发展过程中“做好自己事情”的理性选择，也是发展本身的内在目标与价值追求。从制度条件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制度为确保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了制度保障。从现实举措来看，2013—2018年，“农民转移净收入的年均增速超过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这意味着近年来政府的保护支持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推动力量”^[2]。在农村，强化农业农村领域的保护扶持政策，通过对承包地、宅基地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精准扶贫等举措，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更快发展以及农民收入更快增长。在城市，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22]，完善城乡市场经济体系以促进城乡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双向流动等措施，有效发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积极作用，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宏观统筹等方面的制度优势，有助于城乡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