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Vol. 20 Issue (04): 181-188   PDF    

0

文章信息

严瑾, 陈巍, 丁艳锋, 陈利根
以科技支撑激发产业内生动力——来自南京农业大学产业扶贫的经验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04): 181-188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 2020-05-08
以科技支撑激发产业内生动力——来自南京农业大学产业扶贫的经验
严瑾, 陈巍, 丁艳锋, 陈利根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高校以其科技和人才优势探索出了产业扶贫有效模式。从南京农业大学定点扶贫贵州省麻江县产业扶贫的实践中,凝练出帮助做好产业发展顶层设计,推动传统产业提档升级、特色产业转型增值、新型业态融合发展,多元参与和牵引保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经验。在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新时期,高校产业帮扶需要建立监测体系,发现并矫正产业布局及发展偏差;构建帮扶联盟,形成并发挥高校产业帮扶的协同优势;培植人才资源,激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产业扶贫    高校    定点扶贫    产业帮扶    

2020年,中国即将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按照现行标准,绝对贫困问题将得以历史性终结。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创造了“中国速度”,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产业增收是脱贫攻坚的主要途径和长久之策,产业扶贫是稳定扶贫的根本之策[1]。从现有扶贫成效来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90%以上得到了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支持,三分之二以上主要靠外出务工和产业脱贫[2]。可见,产业扶贫作为最具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扶贫方式,为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决定性成就提供了有力支撑,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3]。但同时,产业扶贫由于受到产业类型、市场和贫困农户自身能力差异的影响,减贫效果往往并不一致[4]。因此,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时期,探究产业扶贫的有效经验,进一步提高其精准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鉴于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中的核心作用,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长期和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从阐述产业扶贫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5]展开,结合实践案例对产业扶贫的模式与机制[6]进行了大量探讨。与此同时,学者们也重点关注了产业扶贫推进中的困境和对策[7],并研究考察了产业扶贫的经济效应和减贫效果[8]。近两年,一些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产业扶贫中的基层治理问题[9],以及2020年后产业扶贫的转型[10]

总的来说,关于产业扶贫的研究成果丰硕,在脱贫攻坚战即将收官的重要时刻,总结产业扶贫的有益经验仍颇具价值。特别是目前基于某一实践主体对产业扶贫的深入研究相对有限,所以探究高校推进产业扶贫的实践经验和路径优化有着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以南京农业大学定点扶贫贵州省麻江县的实践经验为研究样本,梳理、总结了高校在产业扶贫中的独特优势、创新做法和典型经验,同时也前瞻性地提出“后扶贫时代”高校以科技帮扶产业的发力点。

一、高校参与产业扶贫的组织逻辑

高校作为知识、智力、人才、技术的聚集高地,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基本职能,也正因为高校具有科学探索、知识创新、技术集成的优势,在新时代的中国大地上,它又被赋予了一项独特的使命,即成为脱贫攻坚与产业扶贫的重要社会力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参与扶贫工作的力度越来越大。2012年11月,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中组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新一轮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参与定点扶贫工作,第一次实现了定点扶贫工作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全覆盖[11],44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以一校帮一县形式对44个贫困县开展定点帮扶。紧接着,教育部在2013年出台了《教育部关于做好直属高校定点扶贫工作的意见》,各高校按照“意见”精神,围绕各自优势特色,攻坚克难,逐步形成了具有高校特色的扶贫路径。2019年,结合扶贫工作新形势,教育部又印发了《教育部关于做好新时期直属高校定点扶贫工作的意见》,要求各高校进一步落实帮扶责任,发挥高校优势,创新帮扶形式,汇聚多方合力[12],加强组织领导,更有力地推进定点扶贫工作。同年,教育部会同国务院扶贫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充实教育部直属高校定点扶贫工作力量的通知》,新增高校采取“1+1”模式增强帮扶力量,将75所直属高校全部纳入定点扶贫行列中。并于2018年起围绕投入帮扶资金、引进帮扶资金、培训基层干部、培训技术人员、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这6项扶贫关键指标实行“6个200”的底线任务要求,压实工作责任。

从以上的政策文献来看,高校已被赋予了脱贫攻坚、产业扶贫的使命。从组织功能的角度看,高校参与定点扶贫工作,正是凭借着它所具有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才在产业扶贫中有效激发出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 科技创新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最革命、最根本的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校作为科学研究的高地,已成为科学理论与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为农村产业发展不断提供创新驱动力。据统计,在“十三五”重点研发项目农业农村领域中,高校累计牵头承担了近40%的项目。这些科技与知识的原创性研究,特别是直接关乎农业产业发展的遗传育种、种养技术、土壤改良、病虫害防治等一系列科技与知识的创新成果,在定点扶贫工作中“嫁接”到贫困地区,有力推动了地方产业发展。如邓秀新院士的科研团队,不断突破制约我国柑橘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成功构建了柑橘优势产业带,基本实现柑橘常年有鲜果,大幅提升了种植效益,仅湖北秭归县,柑橘种植年产值超过5000万的村就将近20个。

(二) 技术落地

长期以来,高校注重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促进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在参与定点扶贫的过程中,高校更是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直接推动了成果转化和技术落地,服务于贫困地区产业迭代升级。在教育部2016年以来评选出的40个“直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十大典型项目”中,其中30个项目包含了产业扶贫,全都是依托高校相应的科技支撑。特别是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新专业在高校的兴起和发展,为贫困地区未来产业发展和升级提供了更多可能。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发挥其学科优势,按照“互联网+现代农业”的思路,为帮扶地区量身定制了“农掌门”惠农服务平台,打通了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与推广的“最后一公里”,助推当地西甜瓜产业发展,促进农户稳定增收。

(三) 人才支持

高校具有显著的人才优势,聚集了大批高水平的农业农村科技创新和技术服务人才。统计显示,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十三五”新增的岗位科学家中,来自高校的专家就有164人,占总数的46%,以他们为代表的专家是高校产业扶贫的坚强后盾。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高校探索了“专家大院”“科技小院”等技术推广模式,构建了“专家工作站”“教授服务团”等智力支持平台,在授人以鱼的同时更授人以渔,切实将高校人才优势转化为地方产业富民的有力保障。如“农民院士”朱有勇带领团队扎根深度贫困的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不仅用科技力量改变当地贫困面貌,还“直播带货”卖土豆,成为全国科技扶贫的典范,是当之无愧的“时代楷模”。

二、南京农业大学“以科技支撑为核心,多元参与和牵引”的产业扶贫模式

南京农业大学作为首批参与定点扶贫的教育部直属高校,负责定点帮扶贵州省麻江县。麻江县地处贵州中部,属于滇桂黔石漠化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总人口17.66万人,2014年全县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有56700人,贫困村36个,贫困发生率为27.1%,扶贫脱贫压力大。

南京农业大学自定点扶贫麻江县以来,深入分析麻江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帮扶需求,充分发挥学校科技特色和人才优势,采取“用金牌学科、铸招牌产业、创品牌产品”的思路,以新技术、新品种、新思路、新方法为麻江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以“院村结对”“产业专班”“校友帮扶”等形式充分凝聚校内外力量和资源,打造了“以科技支撑为核心,多元参与和牵引”的产业扶贫模式(图 1)。该模式推动了当地特色产业迭代升级,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激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带动了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扶贫成效显著,工作经验已连续三届入选教育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十大典型项目。2014—2018年麻江县共脱贫14077户,共56443人,36个贫困村全部出列,2018年末贫困发生率降至1.55%。2019年4月,贵州省政府宣布麻江县退出贫困县序列。2019年1月30日,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省长谌贻琴联合署名向南京农业大学发来感谢信,肯定学校助力麻江的扶贫模式“创新扶贫思路,促进科技推广应用,推动特色产业迭代升级,激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已在贵州全省推广”。

图 1 南京农业大学的产业扶贫模式
(一) 承接地方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

南京农业大学与麻江县结对以后,从校地两方面为产业扶贫精准发力提供有力保障。首先,通过实地摸排,厘清贫困户致贫原因。麻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5368户,其中因缺技术和资金致贫的比例最高,分别有4773户和4710户,占比分别为31.1%和30.6%,因此学校确立了以产业扶贫为核心的帮扶模式。其次,立足麻江地域特色和发展需求,分析麻江资源禀赋与现有产业的特征,精准把脉产业发展的优点、痛点、堵点,为其量身编制了现代高效农业产业园区总体规划,搭建科研、示范、生产三层次的基本框架,为贫困地区山地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新思路。学校还协助麻江县制定了十三五“1258”产业规划(即发展1万亩红蒜、2万亩锌硒米、5万亩商品蔬菜、8万亩蓝莓的战略性产业规划),助力成功申报“国家农业产业园”,明确产业发展方向。最后,挖掘学校优势资源,结合地方需求,制定《南京农业大学定点扶贫工作实施方案》《南京农业大学定点扶贫麻江县工作备忘录》等制度体系,并通过一揽子工作推进方案,细化产业扶贫举措。

(二) 促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是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贫困地区改造传统农业和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13]。“锌硒米之乡”麻江县处于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过渡的锌硒矿带,土壤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但由于种植观念落后、栽培技术陈旧、品种质量不佳,锌硒米品质下降、产量不高、口感不佳,销路不畅。红蒜原本是麻江特色蔬菜,种植历史悠久,曾经种植面积达到约4万亩,麻江被誉为“中国红蒜之乡”。但由于红蒜品种退化、病虫害严重、栽培技术粗放,种植面积大幅度“缩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麻江原有的“特产”无“特色”,“招牌”不“招财”。南京农业大学依托学科优势和科技支撑,针对麻江地区特色产业不“特”、优势物产不“兴”的现状,瞄准制约产业发展的“痛点”,通过系统的产业规划、先进技术再造等形式助力当地传统产业提档升级,重新拉动脱贫发展新“引擎”。一是组建“学科支援团”。针对麻江稻米和红蒜产业的困境,学校分别组建了教授服务团,依托工程院院士团队、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A+学科的作物学和国家级重点学科蔬菜学的科技优势,开展专业指导。二是品种改良。学校育种专家团队十余次赴麻江检测、调研,筛选了二十余个优良品种进行对比研究,最终选定了学校自主培育的综合抗性强、出米率高、适口性好的优质粳稻“宁粳8号”,并将其引入麻江,提升了原有稻米品质。同时,对红蒜珠蒜一代植株生长发育和二代蒜头开展特征观察,帮助农户繁育产量和长势都远高于常规蒜种的优质品种。三是技术推广。根据麻江红蒜产业的问题,提出了一套“分级播种—提纯复壮—脱毒繁育—科学栽培—保鲜储运”的技术实施方案,开展红蒜脱毒与种苗提纯复壮关键技术的研发、集成和推广,快速将红蒜亩产量提高到1000公斤以上。同时针对农户用除草剂解决“草比蒜多”的技术瓶颈,提出“地膜覆盖”种蒜技术,保持地下土湿度,从而减少病害发生率和杂草生长。四是示范引领。针对性地制定锌硒米和红蒜高效优质生产技术规程,编制技术指导手册,通过建设1000亩水稻试验基地和200亩红蒜示范基地,试验并示范推广先进的栽培管理技术,使得麻江锌硒米产量达到约666公斤/亩,锌、硒富含量达到常规稻的3倍左右;红蒜平均亩产蒜苔286公斤、蒜头1124公斤。在学校新品种、新技术的科技支撑下,2019年麻江锌硒米供不应求,售价达到每斤10元,带动贫困户每户年均增收约3500元;红蒜产业附加值大大提升,每亩收入约8000元,带动贫困户217户,传统产业实现了迭代升级,恢复了市场竞争力。

(三) 推动特色产业转型增值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深入实施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提升工程”“积极培育和推广有市场、有品牌、有效益的特色产品”。南京农业大学重视结合麻江县需求,分析当地资源条件和学校的突出优势,打造麻江特色产业,助力特色产业转型增值,不断提升产业活力。一是提升地方原有特色产业影响力。蓝莓产业一直是麻江县最重要的特色产业,是我国南方最大的蓝莓生产基地。麻江县蓝莓种植面积达6.5万亩,覆盖7个乡镇、53个村、1万余农户,因此产业价值提升至关重要。学校组织教授服务团队全程参与麻江县3.5万亩“蓝梦谷”产业园规划建设,开展蓝莓果干、蓝莓原浆等蓝莓食品精深加工研发,提升蓝莓产品附加值,服务蓝莓产品转型增值。不仅巩固了麻江作为我国南方最大蓝莓生产基地的地位,也初步形成苗木培育、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培育和引进蓝莓生产种植企业29家,加工、销售企业7家,家庭农场20个,专业大户和种植户1692户,吸纳务工农民2000余人,发挥了带动致富的特色龙头产业作用。二是打造校地“联姻”培育特色产业新亮点。南京农业大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菊花种质资源基因库,保存了5000余份菊花资源、3000余个菊花品种,建有目前国内最大的菊花研究团队。麻江县域平均海拔900米,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土地碎片化、规模小、难以实现机械化,限制了不少产业的发展。菊花耐寒、无法进行机械化采摘等特点正好能适应麻江的地理气候条件,非常适宜开展栽培生产。学校一方面在麻江引进了切花菊、盆栽菊、早花等300余个新品种,对菊花品种的抗病性、花色、长势和花期等进行选拔,有针对性开展品种筛选、栽培管理、产业开发推广等技术指导;另一方面还敏锐地把握菊花产业和当地“状元故里”人文特色品牌的结合点,按照农文旅融合发展思路,于2016年打造建设了“状元故里菊花谷”,并一举获得成功,仅一个月的旅游收入就达到50余万元。在此经验基础上,2017年进一步打造菊花产业2.0——药谷江村菊花谷项目,建成400亩精品菊花示范基地;2018年又推动菊花产业3.0——建设世界菊花谷,打造中国西部最大的菊花资源圃、科技源、观光园,菊花产业迅速成为麻江新的产业增长点。

(四) 催生新型业态融合发展

目前,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新型业态不仅可提升产业扶贫的效能,而且其先进性可确保产业扶贫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延伸产业链。基于菊花产业在当地的良好效益,学校从品种选择、基地共建、技术优化、产业带动等方面提供科技支撑,对菊花产业园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行、功能拓展等提供全方位咨询服务,从布局全产业链进行帮扶。建设南京农大麻江菊花种苗繁育中心,培育了大批观赏菊、切花菊、茶用菊、鲜食菊等,帮助打造了菊花酒、菊花茶、菊花糕、菊花水饺等菊花系列产品,从种植延伸到了加工。如麻江茶用菊种植面积已近1500亩,带动农户678户,菊花企业以每斤6元的均价包收购鲜菊花,每亩净利润超2000元。此外,通过“麻江品菊季”等旅游品牌的打造,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年均吸引游客突破70万人次,近三年仅旅游门票收入就突破2000万元,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1.2亿元,更带动和激活了衍生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以菊花为核心的“农业、文化、旅游”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综合产业链已基本形成(图 2)。二是提升价值链。学校在帮助麻江提升农产品品质的基础上,还不断提高其产品附加值,如针对麻江的稻米产业,学校组织品牌设计团队为锌硒米产品进行品牌打造,开展消费满意度调研,不断优化品牌营销方案,提升“麻江锌硒米”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围绕蓝莓产业开展乡村旅游规划、策划“蓝莓文化节”等。从2016年起,麻江县连续举办“蓝莓文化节”,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知名旅游机构、企业和专家,签订多项合作项目,助推麻江蓝莓向多元化发展。三是优化供应链。发挥学校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优势,组织专家团队开设麻江农特产品产销指导专班,开展农村电子商务技术培训,指导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建设,帮助设计优化产品追溯体系,全力提升麻江农产品电商物流标准化建设水平。按照线上线下双轮驱动的思路,线上通过开发“南农易农APP”麻江专柜、帮助建设“麻江电子商务服务中心网上微店”等,打造电商平台、加入直播平台等开展线上服务,常态化拓展营销渠道。线下组织“黔货出山”麻江特色产品展销会、科技扶贫成果嘉年华、以购代捐等形式促进消费扶贫,依托校友、合作企业等资源引进社会各界和企业帮扶力量,激活产业链各个环节。

图 2 以菊花为核心的产业链
(五) 保障地方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产业扶贫要长效,不仅要做好产业布局,还要保障产业发展。南京农业大学立足于麻江产业实际,在发挥科技支撑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注重激发和凝聚多元力量,参与和牵引产业可持续发展。一是校内整合多方合力。为进一步整合校内资源,提高学校师生参与扶贫工作的积极性和精准性,学校成立了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推进实施了“南农麻江10+10行动”,由10个具有相关学科背景的学院对接帮扶麻江县的10个村,探索后扶贫时代精准扶贫衔接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各学院以党组织为抓手,采用“党建+”的行动模式,发挥党组织的领导和保障作用。聚焦产业扶贫的更高目标,推行“六个一”(组建一支专家团队、建立一个示范基地、树立一块展示标牌、编制一份技术手册、共建一个产业联盟、推广一个服务平台)的产业帮扶标准,并组建十多个“产业技术专班”,精准解决当地产业发展中的问题,项目实施第一年便直接帮扶产业11个,解决关键技术问题58项,培训技能人才894人。同时还利用“南农易农APP”线上科技服务平台,定期组织学校有针对性地集中进行推送技术与成果等,解决了远距离帮扶的时空局限。二是校外凝聚社会资源。丰富的校友等资源是高校得天独厚的优势,凝聚校友、合作企业等社会力量就汇聚了资金、技术、市场、信息、人脉等资源优势,这是高校扶贫工作强大的推动力和牵引力。南京农业大学通过成立“校友企业家俱乐部”、组建行业性和区域性校友会等,凝聚校友力量,将校友的社会资源引进麻江,直接对接当地产业需求,扩大了招商引资、产业升级、流通服务、产品销售的渠道,有效丰富了产业发展的刺激点。三是当地组建产业联盟。针对农村产业规模小、产业链短、抗风险能力差、产品附加值低等现实问题,南京农业大学与麻江县农业农村局、供销社等地方部门共同发起建设产业联盟,吸纳两百多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四十多户贫困户参与其中,由学校专家负责技术指导,开展培训,集中解决产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目前已成立了稻米、家禽、草莓、电商4个产业联盟,聚焦当地特色产业,已解决锌硒米和草莓优质栽培技术、肉鸡饲养环境与营养调控、屠宰加工等产业发展技术难题四十多项。

三、后扶贫时代高校以科技帮扶产业的发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反映了农业农村经济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加快优化升级、促进产业融合的新要求”。但从过往的实践看,以政绩为导向的产业扶贫路线单向设计、对单一化及规模化亮点产业或政绩产业的追求、对劳动力标准的过于倚重以及项目落地后缺乏长远规划等做法都易使产业扶贫遭遇困境[14]。因此,在后扶贫时代,高校以科技支撑激发产业内生动力,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扶贫路径,促进产业兴旺,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构建帮扶长效机制。

(一) 建构产业发展监测体系,矫正产业发展可能的偏差

在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产业扶贫往往更看重推进速度和整体效益,而缺乏对精准性的研判。比如,项目申请中存在“精英捕获”的现象[6], 深度贫困户参加农业产业扶贫并没有明显促进其种植业总收入和种植业纯收入的增加等[15],这些情况都可能造成产业扶贫的“虚假繁荣”和“数字兴旺”。这就需要建立产业帮扶的监测系统,通过建立数据库,收集地方产业发展的大数据,动态监测和准确呈现产业帮扶的实际状态,解析产业帮扶中项目选择是否合理,产业布局是否科学,产业发展机制是否有序,利益分配机制是否有效,受益对象是否精准等,从而及时发现和矫正产业帮扶中出现的偏差,确保产业投放精准化、产业发展精细化。

(二) 组建产业发展帮扶联盟,形成产业帮扶的协同优势

在脱贫攻坚阶段,高校基本以定点帮扶的方式参与扶贫开发,帮扶对象具体、任务明确、目标清晰,但也基本是各自为阵、独立作战,各高校均立足自身优势力图带动地方产业发展,很多地方的新增产业也带有明显的帮扶高校特征。这不仅在产业选择上会出现以高校为出发点的“经验性复制”甚至“先验性植入”,地方需求与学校优势不吻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难以全面解决产业发展中的信息和技术难题。在致力于促进农村产业兴旺的新时期,高校产业帮扶应该协同推进,形成“集团军”。通过构建高校产业帮扶联盟,整合高校学科、科技、技术、管理、信息等资源,形成强大的聚集教育系统优势资源的“智囊团”和“专家库”,把原有的对贫困区域的“一对一”定点帮扶模式,升级为依托高校帮扶联盟的“以‘一对一’为纽带的‘多对多’帮扶模式”(图 3),既明确了“一对一”高校的主体责任,又充分发挥了高校联盟“多对多”的集体智慧,促进各高校专业和学科的优势互补。汇聚全国高校优势,针对地域性开展产业扶贫的专项攻关,聚焦行业性形成产业推动的联合攻关,将高校产业扶贫的“点、线、块”提升到产业帮扶的“网、带、面”,将高校的人才和科技优势转化为地方产业发展动能。

图 3 高校帮扶联盟下以“一对一”为纽带的“多对多”帮扶模式
(三) 培植产业发展人才资源,激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扶贫产业,重在群众受益,难在持续稳定”。农村产业的持续发展最终依赖其内部的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本匮乏是贫困地区的显著特征[16]。因而,要坚持习近平扶贫思想的战略取向,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有机结合,大力培育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内生脱贫动力[17]。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培育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高校理应将产业帮扶和教育扶贫有机结合,一方面着眼长远培养大批致力于强农兴农的新型人才;另一方面着眼当前产业发展需要建立人才资源培养培训体系。通过深化“专家教授帮扶团”“产业技术专班”等帮扶模式,指导技术提升;通过建立“专家工作站”“研究生工作站”等专门平台,稳定智力支持;推进继续教育、进修培训等教育帮扶,为产业发展塑造专门人才。

四、总结

长期以来,高校一直是脱贫攻坚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特别是在产业扶贫中探索和创造了“高校品牌”,也真正发挥了高校科技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推动了农科教结合的综合服务模式的发展,既为决胜脱贫攻坚贡献了重要力量,也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就要进一步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要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就要不断升级传统产业。总之,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在迈向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高校肩负着新使命,也面临着新机遇。高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的实施带动了一大批新的科技创新;“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启动掀起了新一轮人才培养变革;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无疑又赋予了新的社会需求和责任。高校唯有秉承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做出更多科技成果,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亿万农民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2]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20-03-07(2).
[3]
吕开宇, 施海波, 李芸, 等. 新中国70年产业扶贫政策:演变路径、经验教训及前景展望[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2): 23-30.
[4]
李小云, 苑军军. 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 8-14.
[5]
徐翔, 刘尔思. 产业扶贫融资模式创新研究[J]. 经济纵横, 2011(7): 85-88.
[6]
黄承伟, 覃志敏. 统筹城乡发展:农业产业扶贫机制创新的契机——基于重庆市涪陵区产业扶贫实践分析[J]. 农村经济, 2013(2): 67-71.
[7]
许汉泽, 李小云.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1): 9-16.
[8]
李雨, 周宏. 差异视角下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减贫效应研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 15-24.
[9]
姜庆志. 走出怪圈:产业扶贫中基层政府治理转型的多重逻辑——基于建始县的纵向案例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11): 100-115.
[10]
吕开宇. 2020年前后的高质量产业扶贫研究[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9(23): 40-45.
[11]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办、中组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新一轮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通知》[EB/OL]. (2012-11-13)[2020-04-15].http://www.cpad.gov.cn/art/2012/11/13/art_50_23725.html.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做好新时期直属高校定点扶贫工作的意见[EB/OL].(2019-04-24)[2020-04-16].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s7050/201905/t20190509_381301.html.
[13]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23-25.
[14]
梁栋, 吴惠芳. 农业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内在机理与可行路径——基于江西林镇及所辖李村的调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1): 49-57.
[15]
杨龙, 李宝仪, 赵阳, 等. 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9(2): 134-144.
[16]
马文武, 刘虔. 异质性收入视角下人力资本对农民减贫的作用效应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9(3): 137-147.
[17]
黄承伟.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思想[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3): 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