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这将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的现象。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中国扶贫任务的重心也将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推进减贫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平稳转型。2020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提出：“要针对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这项工作，中央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总的要有利于激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利于实施精准帮扶，促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2]。

一、理论逻辑：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统一性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因此，从本质上看，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具有价值目标上的内在统一性。

(一) 价值取向的统一性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翻身做主得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取得了显著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就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3]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价值取向，集中出台了一系列围绕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政策举措，将人力、资金、精力、科技等生产要素大量地投入农村地区，普遍提高了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医疗水平、文化水平等，补齐了贫困地区的发展短板，极大地提高了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提高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水平。

(二) 目标追求的统一性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统一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追求。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所对应的时间段不同、侧重点不同、机制不同，但二者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聚焦农村农业现代化，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全过程。没有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全面现代化。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正是致力于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农村、农民为国家现代化发展、高速经济增长、缓解经济危机等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农业农村发展滞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较低、城乡二元结构等矛盾依然突出，特别是公共服务不平衡、要素由村入城的单向流动等问题，使得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短板效应”“木桶效应”逐渐显现。由此，中国必须调整城乡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缓解社会矛盾，聚焦农村农业现代化，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要素双向流动，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乡村振兴从来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推进。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落一户，首先要增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融合推进的意识。”^[4]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要统筹推进、协同推进，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提升农村整体环境，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格局。

二、实践逻辑：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行为耦合性

所谓耦合关系，是指两个及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间通过相互作用、彼此影响而联合起来的现象。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工作和基础任务，乡村振兴是巩固脱贫成果、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的根本途径。由此可见，从实践行为来看，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具有很强的行为耦合性。

(一) 机制行为耦合

精准扶贫实施了“五级书记抓扶贫”的治理机制，这不仅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组织保障，也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确立了工作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要强化扶贫开发工作领导责任制，把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真正落到实处。”“五级书记抓扶贫”的治理机制，以“关键少数”汇聚各方资源、统筹各方力量，层层签责任书、立军令状，是党和国家对如何开展扶贫工作的创见性思路，保证了精准扶贫工作自上而下强有力的贯彻推动，体现了党对扶贫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在“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上，进一步发挥党领导一切的政治优势，把好政治方向，建好基层组织，引进创新人才，发展主导产业，确保乡村振兴的顺利推进。同时，中国通过精准扶贫工作，抓牢抓实了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落实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等政策，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基层干部、驻村干部，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保障。

(二) 基础行为耦合

精准扶贫大力推动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区域性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教育发展，在产业、文化、人才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利于推动“五大振兴”。从脱贫人口上看，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从扶贫开发上看，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中，90%以上得到了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支持，2/3以上主要靠外出务工和产业脱贫，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808元，年均增幅30.2%；从基础设施上看，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村村都有卫生室和村医，10.8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8%^[1]。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的同时，特困地区、农村地区大力推进基础建设，特别是在农田水利、道路交通等直接影响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方面，充分激发了贫困人口发展产业的内在动力，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为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

(三) 政策行为耦合

针对中国贫困地区的多元性、差异性，国家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实施了产业扶持、医疗救助、教育帮扶、金融信贷等一整套政策体系，构建了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央定点帮扶、驻村工作队等一整套组织制度，同时建立了第三方评估、省际交叉考核、市级交叉考核等一整套考核评估体系。这些政策行为，一方面为乡村振兴工作提供了政策、组织、考核方面的成熟经验；另一方面，通过精准扶贫，创新性地实施了电商平台扶贫、龙头企业扶贫、生态旅游扶贫等一系列发展模式，为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打通了渠道，也为乡村振兴打通了连接农村与城市、国内与国外的渠道和平台，拓展了市场空间。另外，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完成，中央明确提出，政策行为的“四个不摘”，即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这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序衔接、平稳过渡，在短期内提供了稳定的政策支持。

三、从三个维度看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面临的困难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除了具有内在统一性、行为的耦合性外，也面临着衔接的诸多困难，需要突破和解决。本文主要从主体维度、时间维度、目标维度来分析。

(一) 主体维度：个体性与整体性衔接的困难

从主体维度看，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聚焦的主体存在差异，面临着个体性与整体性衔接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准扶贫聚焦的是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即关注的是贫困户个体，而乡村振兴聚焦的是乡村整体人口；二是精准扶贫聚焦的区域是贫困县、贫困村，即农村地区的特殊区域，而乡村振兴聚焦的是整个农村地区。因此，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需要把握个体与整体的差异，在顶层设计上统筹协调，突出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也就是说，由于聚焦主体不同，政策的指向也应不同。具体分析如下：

1.聚焦主体的差异性。精准扶贫工作的第一步是精准识别贫困户，精准扶贫聚焦主体具有较高的身份识别度。相对而言，乡村振兴面向的人口更加广泛，不仅涉及乡村整体人口，还包括返乡的务工人员、大学生、乡贤，以及下乡投资、工作的外来人员。因此，精准扶贫的政策要精确到贫困户以及贫困村民个人。相比而言，乡村振兴的政策指向将更具有普惠性以及任务导向性、项目导向性，如加快建设道路桥梁、农田水利、休闲娱乐、健身锻炼、图书影音等乡村公共基础设施，或者发展乡村集体经济、打造乡村旅游、建设特色小镇等。同时，乡村振兴应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协同作用，充分集中人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建立乡村产业体系。返乡的务工人员、大学生、乡贤以及下乡投资、工作的外来人员中不少是具有一定学历背景、社会阅历、社会影响力的人士，或是具有市场判断力、长期在外打拼的务工人员，或是具有农业种植、养殖技术的致富带头人，政府应充分重视发挥这一类群体的导向性、引领性作用，利用人才精英带动乡村广大农民发展产业、建设乡村。

2.聚焦区域的差异性。乡村振兴的区域除了精准扶贫定位的贫困村之外，还包含广大的非贫困村。脱贫攻坚期间，大量资金、人力等都投入了贫困村的建设与发展，贫困村的发展速度和关注度高于非贫困村。而乡村振兴应统筹推进各地区的发展，政策需注重乡村整体性和区域的差异性。因此，政策设计应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二) 时间维度：短期性与长期性的困难

从时间维度看，面临着短期目标任务与长期目标任务衔接的困难，主要体现在：精准扶贫对标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乡村振兴对标的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由于历史时段不同、对标任务不同，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在整体规划、政策设计上，应把握好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之间的关系。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兑现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而乡村振兴的远景规划是到2050年，对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按照战略规划，到2020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22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初步健全；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由此可见，精准扶贫是“攻坚战”，更注重短期目标，在政策设计上更注重实效性、精准性，要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发挥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强力推进产业扶贫、医疗扶贫、教育扶贫、易地扶贫，强化脱贫的考核评估，推动扶贫工作在短期内取得成效，以只争朝夕、攻坚克难的干劲，使贫困的老百姓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乡村振兴实施时间相对较长，更注重长期目标，因此，对农村、农业的发展不可抱有“一蹴而就”的心态，应具有历史耐心。乡村振兴要做到全面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必须做到科学规划、精准谋划，坚持重点论与系统论相结合，产业、生态、文明、治理等因素先后有序。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应设立一个“过渡期”，防止出现断崖式返贫，特别是对一些不稳定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或者受其他突发事件影响的返贫户，更要设立过渡期。相关政策体系、组织体系、监管制度都应设立一个过渡期，对于仍处在贫困线边缘的扶贫户应加以关注，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重点帮扶。

(三) 目标维度：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困难

从目标维度看，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在减贫目标上存在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困难。精准扶贫主要解决的是绝对贫困问题，更注重生存性问题；乡村振兴主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更注重发展性问题，要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精准扶贫方略，瞄准的是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扶贫开发目标(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这是解决绝对贫困的基本任务。尽管脱贫攻坚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地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农村整体发展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部分贫困户依然内在发展动力不足；分散小农户形成的自然经济不具有市场竞争力，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基本公共服务仍有待改善；农村金融体系难以有效支持农民创业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缺乏创新引领农户脱贫的思路与动力；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特别是农民自治水平相对较低，难以形成合力；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环境治理的短板亟待补齐。相对城市发展而言，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基本公共服务仍然存在很多短板。

乡村振兴不仅要注重相对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也要平衡整体乡村发展问题，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要立足长远，运用系统思维，统筹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工作，又要把握好各个阶段的重点工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探索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指明了方向。我们应从这“五个振兴”中，寻找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点和突破口，实现在“五个转变”中探索衔接的具体路径。

(一) 实现从产业扶贫到产业振兴转变：构建产业体系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基础在于产业振兴。产业振兴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牛鼻子”，为生态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奠定经济基础。乡村振兴要在扶贫产业的基础上，整合地方资源，形成区域性特色产业，强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着力建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融合。

一是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形成市场竞争力。适度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现实保障，是应对激烈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只有适度规模经营，才能实现现代农业产业的集约化、标准化、品牌化，从而占有市场、赢得市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三权”分置改革，为土地顺利流转、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制度基础。

二是推进技术创新，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对接国内外市场，发展乡村旅游，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近年来，虽然中国农村产业迅速发展，但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依然突出。因此，农业发展处于由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的关键时期，需要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发展高效农业和绿色农业，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返乡创业园以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等，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农业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以优质的农产品对接国内外市场，有效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

(二) 实现从“尖兵”扶贫到人才振兴转变：培育人才队伍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乡村振兴应依靠有效的手段，调动人才资源和教育资源，聚合乡村发展的智力资源，鼓励各类人才资源向农村流动，有效破解乡村振兴缺乏人才的困境，为乡村发展提供持久动力。精准扶贫培育了一批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等扶贫“尖兵”，乡村振兴在继续整合扶贫“尖兵”的基础上，应坚持“内育”“外引”相结合的原则，充分激发各类人才的活力，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人才。

第一，要重视培育本土人才，把本土人才资源当作重要支撑，利用好“乡情”纽带，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的活力。一是应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整合各种渠道培训资金资源，通过党政主导、政策扶持、项目带动、社会参与等运行机制，实施农场主、农村实用人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各类培训计划，着力提升农民的农业生产、民间技艺及社会服务技能, 增强农民的致富本领，培养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二是应大力推进农民职业化，将新型职业农民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三种类型，进行多样化、差异化培养，鼓励新型职业农民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扶持培养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和非遗传承人等，通过明确新型农民的职业定位，促进劳动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第二，要积极引进人才。在全社会广泛吸引专家学者、高校毕业生、企业家、科技人员参与乡村振兴工作，鼓励各类人才向乡村流动集聚，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一是“回引”一批眼界宽、思路活、资源广、有资本的企业家、知名人士或务工人员回村任职或创业。以乡村振兴的配套政策为支撑，这一类人才可以在村两委、农村合作社或其他机构任职，带动其他村民创新创业、谋求发展。通过出台更优惠的政策、搭建更实用的平台、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进一步激发各类人才返乡创业、就业的积极性。二是鼓励实施专业人才、党政干部下乡服务的政策，全面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挂职、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制度，吸引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科技人才等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捐资捐物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三是实施高校毕业生乡村成长计划，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基层岗位参与支农、支教，打通高校毕业生服务乡村振兴职业发展通道。四是做好引进人才的配套工作，建立覆盖乡村人才引进、培养、激励、保障等的全方位政策体系，特别是强化关于人才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切身利益的政策保障，同时还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激发乡村人才的创造活力。

(三) 实现从文化扶贫到文化振兴转变：建设文明乡风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精神衔接在于文化振兴，应充分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文化扶贫阵地、扩大文化振兴区域、丰富扶志扶智形式。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第一，文化振兴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采取符合农村、农民特点的有效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一是充分发挥线上与线下两个平台作用，用科学的理论教育农民、武装农民。二是整理乡规民约、族谱家训等道德资源，充分发挥村民身边先进典型的示范效应，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引导村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深入推进乡村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

第二，文化振兴应坚持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地方特色文化，对乡村传统文化进行保护、传承与发展，使其与现代文化有机融合，以更好地延续乡村文化血脉。一是应依托乡村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和生态文化资源，发展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以传统村落、特色古镇、民族村寨、古建遗存等蕴含浓郁乡土文化气息的载体为主，实施好农村优秀戏曲舞蹈、手工技艺、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工程，激发农民群众对乡村文化的高度认同感和强烈归属感。二是促进文化与农业、生态、旅游、科技等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不断提高乡村文化创造力和生产力，推动文化富民、强村，塑造乡村振兴发展新态势，将地域特色和乡村文化元素融入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业观光、农事体验中，赋予农业更多文化内涵。

(四) 实现从生态扶贫到生态振兴转变：培育生态农业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环境衔接在于生态振兴。要立足农村的生态优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坚持绿色发展，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设施，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生态振兴，应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绿色发展理念，以生态振兴促进宜业、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促进生态扶贫与生态振兴有效衔接。

第一，生态振兴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保护。加强农村资源环境保护，建立健全符合乡村实际、方式多样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包括乡村公共厕所合理布局与卫生管理等设施建设，着力整治工业废弃物流向农村以及垃圾围村、污水排放等污染环境的突出问题，扎实推进农村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饮用水卫生、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等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第二，生态振兴应保护好绿水青山和清新清净的田园风光，保留住独特的乡土味道和乡村风貌，深入挖掘古村落中的历史遗迹、文化风俗、民间习俗等乡土文化资源，拓宽思路和举措，积极发展乡村旅游。通过优化设计，将自然景观优势转化为旅游观光产业，将农业与乡村旅游、加工工业、文化体育、健康养生等产业深度融合，建设历史文化底蕴与自然优美风光相衬托的特色村落集群，着力打造富有活力的健康养生旅游特色乡村，因地制宜发展休闲体验与旅游观光型的生态农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五) 实现从组织建设到组织振兴转变：完善乡村治理

基层党组织是“不走的工作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保障、组织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把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组织功能、组织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把广大基层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行动、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齐心聚力投身乡村经济社会建设。

第一，锻造强有力的村“两委”队伍，抓牢“头雁队伍”这个核心，持续强化领头雁工程建设，通过调整充实、轮训培训等多种举措打造一支强有力的村“两委”队伍。大力实施选能人进“两委”计划，采取内选、外引、下派等措施，不拘一格选优配强村级班子，特别是支部书记。加强带头人队伍教育培训，培训后备干部，开设村干部职业技能专修班。严格村干部实绩管理，形成以实绩选干部的导向，建立村干部实绩档案，落实换届期间“晒实绩”制度。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广泛运用协商民主，创新基层融合管理模式。

第二，加强基层党组织制度化建设，通过强化党支部建设，发挥组织优势，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加强基层党支部制度建设，加强基层党支部阵地建设，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不断创新组织方式，实现村民自治组织的良性运转。坚持走支部引领、党员带动的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