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Vol. 20 Issue (03): 69-78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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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航英
中国的农业转型——基于农村四十年发展历程的思考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03): 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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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9-06
中国的农业转型——基于农村四十年发展历程的思考
陈航英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中国农业正在经历快速的转型,就小农生产何去何从、中国农业将会走向何方等问题学界仍存有较大争议。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在当下中国农业转型问题的讨论中引入一个历史的维度。基于农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重点从农地制度的演变、农民群体的分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等三个方面梳理中国农业转型的具体历程。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农地制度一直是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和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两个矛盾面向之间演变发展。"三权"分置政策的出台调和了上述矛盾,但其结果是农地出现被部分商品化的倾向,土地集体所有制对小农生产所具有的保护作用不断被弱化。第二,日益深化的商品化进程,不断冲击农户的兼业模式,在边缘化大部分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的同时,推动着一个中农群体的产生;同时,又不断分化农民群体,使得大农与小农的分化趋势愈发明显。第三,在农业产业化战略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兴起,但他们并没有带动和组织小农生产发展,反而是全方位地排挤和吸附小农户。上述三方面的变化正推动着中国农业生产从小农农业经营体系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对小农户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应当引起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关键词农业转型    农地政策    商品化    农民分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一段时间里,农业问题一直被中国政府和学者视为如何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特别是粮食供给的问题。所以,当粮食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后,有学者就提出,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1]7。此后,农业问题要么被认为是专属于农业经济学而为社会学者所放弃;要么被整合到“三农”问题之中,依附于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要么被乡镇企业、地方政府行为等话题所遮蔽。总之,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农业问题已经被边缘化了。

但事实上,农村改革四十年间,农业领域本身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例如,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新型职业农民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兴起,与此相关的农业生产形式、农地制度、农民群体等也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显然,中国农业领域发生的变化及其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使得学界不能再忽视对农业问题的研究[2]

本文将中国农业领域正在发生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变化称为“农业转型”。不少学者已就中国农业转型问题展开了讨论。相关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已经资本化,表现为资本、土地等生产资料日益为农业企业等资本所掌控,而直接生产者则越来越依赖出卖劳动力维生,但土地集体所有制对农民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3]。黄宗智等[4]也认为中国农业发生了实质性的资本化,但由于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小农家庭经营的坚韧性,中国农业在转型过程中非但没有出现西方经验中的大规模无产化特征,反而呈现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的特征。此外,一批亲小农学者认为,虽然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城市工商资本大举下乡触发农业转型,但是由于小农家庭经营的坚韧性、资本经营农业失败,中国农业生产将依旧是以小农生产为主导的小农农业经营体系[5-6]。与上述观念不同,严海蓉、陈义媛[7]指出,在资本下乡和农民分化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农业已经是资本化了,而且资本化农业中雇工的比重已经达到28%。尽管小农生产保持着“家庭农业”的形态,但实际上已经被龙头企业通过“隐蔽的雇佣关系”构连到资本积累链条之上,成为隐蔽的农业雇工[8]

显然,上述研究都认为中国农业已经资本化,但就小农是否会无产化、小农生产将何去何从的问题则仍存有较大争议。而令人困扰的是,上述研究的观点各自都能找到案例来获得证实。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对当下中国农业转型问题的讨论应该引入一个历史的维度。如果不探究中国农地制度在过去四十年中的变化发展,就会很自然地认为当下的农地制度依旧是小农生产体系的基础;如果不分析过去四十年商品化进程中、农业产业化战略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变化,也就会很自然地认为中国农业生产依旧(而且仍将)是以小农农业生产为主导的。总之,对当下中国农业转型问题的思考应当基于农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来展开,不能只关注当下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更不能囿于农村改革之初的状况。

本文将从农地制度的演变、农民群体的分化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等三个方面来呈现中国农业转型的具体历程,因为这三个方面的变动起伏直接关系到中国农业何去何从的问题。具体而言,农地制度决定的是“农地怎么使用和被谁使用”的问题;农民群体分化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决定的是“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的问题。因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问题来展开讨论:中国的农地制度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中国农民群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将对小农农业生产造成怎样的影响?通过回答这三个问题,本文力图呈现中国农业转型的具体历程,最终回答中国农业将会走向何方的问题。

二、农地部分商品化

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中国农村建立了“两权”分置的农地制度,即所有权归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农户。这一农地制度奠定了中国小农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这一制度安排在初期确实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小农经营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为此,国家开始提倡土地向种田能手和专业户集中,以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以此为出发点,本节将依循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和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这两条线索来梳理中国农地制度的变与不变。

(一)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农村土地承包始于1978年,但在1984年之前这还是一项“摸着石头过河”的短期政策,当时没有确定土地承包期限。这主要是因为生产责任制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尽管1978年到1984年“增产又增收”的局面消除了部分阻力,但1984年后出现的粮食产量徘徊局面,使提高土地生产率成为改革面临的一大问题。对于粮食产量起伏的问题,改革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农民缺乏稳定的土地投资预期,因而不愿对土地投入,而非生产责任制的问题[9],所以改革的思路就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因此,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将土地承包期限确定为十五年。出于同样的考虑,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的1993年,中央十一号文件将土地承包期限再延长三十年不变,并且还提出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建议。政策目标很明确,就是要通过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提高土地生产率。

尽管中央政策强调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但实际上农村地区土地调整现象十分普遍。一边是中央要求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另一边则是农村地区土地调整频繁。这一矛盾背后实际上体现了中央与农民在土地使用逻辑上的差别:中央遵循的是效率原则,其关心的是何种政策、制度供给可以稳定农民的投资预期,从而提高土地生产率;而农民遵循的则是公平原则,他们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问题,在非农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土地是每个人生存的基本保障。面对这一状况,一方面,中央继续发文要求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比如,1997年中央十六号文件要求整顿“两田制”,将集体“机动地”控制在耕地总面积的5%之内,从而限制了村集体调整土地的权利。另一方面,中央则开始通过法律来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例如,1998年《土地管理法》和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承包地的调整、承包关系的变更等方面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最终,在政策和法律的作用下,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得以稳定下来。为了继续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中央在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决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综上可见,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是近四十年中国农地制度“不变”的一面。对农业生产来说,“不变”有助于小农农业经营体系的稳定,但其产生的结果却是强化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弱化了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10]131,而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农地制度能够维持小农生产的依据所在。

(二) 推进土地规模经营

在看到中国农地制度“不变”的同时,更需注意其“变”的一面。事实上,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逐步推进规模经营,这是一开始政策制定者就很清楚的问题[10]109。显然,要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就必须推动土地流转。在改革之初,中央就已开始鼓励土地流转。1984年和198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鼓励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尽管1986年《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还不得出租,但在1988年的修订中“出租”两字就被删除,这表明土地使用权已可依法转让和出租。此后,中央逐渐允许满足条件的地区开展土地流转工作。1993年中央十一号文件允许在少数第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大部分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的地方,调整土地、实行适度规模经营。遵循这一文件精神,1995年国务院七号文件就首次明确提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延续和发展,应纳入农业承包合同管理的范围;并建议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总的来说,尽管在2000年之前就开始允许土地流转,但为防止影响土地承包关系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中央仍旧持谨慎的态度。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出以及愈演愈烈的土地抛荒现象,不仅土地生产率成为问题,甚至连国家粮食安全都难以保障,因此,中央开始出台政策大力推动土地流转来解决“没人种田”的问题。2001年中央十八号文件首次提出开展土地流转工作的四大核心原则,这一文件的公布正式拉开了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序幕。紧接着,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流转进行明文规定。农业部据此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五种最常见的土地流转方式——转让、互换、转包、入股、出租等做出详细规定。

由此可见,为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就要推动土地流转构成了中国农地制度“变”的一面。不同于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推动土地流转不利于小农农业经营体系的稳定。更为严重的是,伴随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小农农业经营体系受到较大冲击。

(三) 农地的部分商品化

纵观近四十年的农地政策可以发现,中国农地制度中存在“不变”与“变”两个面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是“不变”的一面,这有助于小农农业经营体系的稳定,但是,推动土地流转这“变”的一面则是在冲击小农农业经营体系。如果没有其他的变化,中国小农农业经营体系或许就将在这两个矛盾面向的拉伸中缓慢演变。但是,2014年“三权”分置政策的出台打破了上述局面。

细究可以发现,规模经营实现的主要障碍是土地的分散。而在当前农地制度下土地分散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分散的土地承包权,就是土地经过承包分散地掌握在各家各户手中;第二,分散的土地经营权,就是各家各户耕种自家的承包地。显然,直接阻碍土地规模经营的只是分散的土地经营权。这是因为分散的土地承包权虽然也会阻碍土地规模经营,但它必须和土地经营权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农户获得承包地后还得自行耕种才能形成土地的分散经营;如果自己不耕种而是将土地流转出去,则不一定会导致土地的分散经营。如此看来,解决前述矛盾的关键就在于将土地经营权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而“三权”分置的作用就在于分离了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通过区分土地分散承包和分散经营,“三权”分置就成功调和了农地制度中的两个矛盾面向:以所有权、承包权的稳定来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以经营权的流转来推动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

伴随政策变动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土地流转。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土地流转面积从2006年的5551.2万亩迅速增加到2017年的4.7亿亩,占全国承包地总面积的比重也相应从4.6%上升到35.1%。政策实践导致的结果是大量农户正失去土地经营权,小农农业经营体系的农地制度基础受到较大冲击。对于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户来说,土地将不再是一种生产资料,而只是一种获取收益的财产性资料。虽然土地在法律上不能买卖,但是土地经营权已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流转。即便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中国的农地已有被部分商品化的倾向,因而该制度原本对小农生产所具有的保护作用正在不断被弱化。

三、农户兼业化与分化

在农地制度演变的同时,商品关系正迅速渗入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生活。从1982年到1986年,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连续提出改革市场流通体制,推进农村和农业的商品化。伴随商品关系的不断深化,原本同质的承包制小农群体开始产生分化,由此对中国农业生产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商品关系不断深化

伯恩斯坦[11]155指出,商品化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要素来自市场交换,并为了市场交换而生产,同时受到市场交换的原则和强制力的制约。而商品化首先意味着生活资料的商品化,即人们无法在商品关系与其强加的原则之外进行再生产。简单来说,农民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货币,且对货币的需求越来越大。

数据显示,1980年中国农户生活消费支出中自给性支出占比51%,现金支出占比49%。但伴随商品关系的深化,农户家庭消费的现金支出比重逐年增高,2010年一度达到88%,近几年则稳定在80% 。这说明,中国农户的生活消费已被深深卷入商品关系,而货币需求的增加使得农民必须将农产品带入市场以换取货币,这就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当农民被卷入商品经济之后,受市场逻辑引导势必为追求利润而扩大产出。一旦农场进入货币经济领域和商品循环圈,对量的追求即获取最大数量成为第一位的目标[12]。而户均耕地面积小的现状则使得大量投入农业化学品成为中国农户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唯一途径。所以即便农资投入成本不断上涨,但为了增加产量和货币收入,农民还是在生产中投入大量农业化学品。从1978年到2016年,中国的化肥用量从884万吨上涨到5984.1万吨,农药用量则是从50多万吨增加到174万吨[13]。显然,中国的农业已经成为商品经济,农民则逐渐转变成为以市场为导向、以盈利为目的的小商品生产者。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总之,农村改革四十年中国农民已深嵌于商品关系之中:一方面,生活资料的商品化使其必须进入市场获取生存所需的货币;另一方面,日益增加的货币需求又使其不得不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而促使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而一旦农户被商品关系整合,他们就不得不服从商品化的动力与强制力,这已经内化在他们的社会关系与实践之中[11]157

(二) 农户兼业化

尽管在初期,农民可以分享到商品化带来的好处,但随着市场机制的成熟,缺乏市场信息的农户所承受的风险将越来越大。事实上,如果没有国家等组织的协助,农户要从市场获利并不容易,他们总是面临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政策制定者原本设想通过建立双层经营体制,以集体的统一经营来解决这一矛盾。但由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衰落,统一经营失去依托,实践的结果是分强统弱。由于统一经营没有实现,再加上农业生产成本和市场风险的增加,部分农户开始被挤出农业生产领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少农民纷纷放弃农业转而外出务工,这就推动了农户的兼业化和农村劳动力的商品化。

历时性来看,农户兼业化自明清以来就是中国农户家庭经营的常态[4]。通常的解释是,兼业化是在人地矛盾尖锐、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大等不利情况下农户经济的一种主动适应,是一种经济的、理性的选择[14-15]。但在讨论农村改革后出现的农户兼业化现象时,除了看到农户的主动性之外,还需要看到商品关系深化带来的冲击。在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都已经被“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锁入”商品生产时[11]82,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采取兼业策略。所以,当政策放开、城乡关系宽松,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就大规模离开农业,进入非农就业领域,由此,中国农民家庭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兼业模式。

但在商品关系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农户的兼业模式不断受到冲击。其一,农户家庭中的农业生产日益被边缘化。伯恩斯坦[11]157-158指出,小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用自己的农业产出来满足自己的粮食需求,受他们被商品关系整合方式的影响。历时性来看,在“半工半耕”的兼业模式中,出卖劳动力的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逐年攀升,并已于2013年超过家庭经营收入。对不少农户来说,今天的农业生产只是提供了一种食物补充而已,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劳动时间都已投入非农就业领域。随之而来的则是土地价值的下降。如果对于老一代农民来说,土地是根的话,那么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说,种田没有出路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他们通常不知道自己家里有几亩地,不知道家里种田一年能有多少收入[16]。如此,对于大部分农户家庭来说农业或将逐步被放弃。其二,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业的商品化和市场风险已使得部分农村劳动力“去农业化”,而他们的离开就给一个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农群体的产生提供了机会。通过自发流转土地,中农扩大了农业经营规模。中农开始产生雇工和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的需求,部分中农或许还想流转土地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由此,中农群体的需求也在逐步推动农户间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包括劳动力市场、农地市场、农机作业市场),而这也就为之后的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三) 农户分化

商品关系的深化在普遍提高农户家庭收入的同时,也使原本同质性极高的农户出现了显著的分化。通常认为,农户分化的根源主要在于工资收入。但相关研究表明,从1991年至2011年,中国农户间工资收入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而农业经营收入的差距则在不断扩大[17]。也就是说,农户在土地、劳动力、资金、市场信息、人际关系等资源的控制力和获取力上出现了显著的分化。

因为各种前期资金积累以及个人较强的经营能力,小部分农户较为幸运地转变为大农。尽管大农的数量较少,但其凭借自身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掌握了较多的土地资源,具有更高的生产资料购买能力,还开始雇佣劳动力来替代家庭劳动力的投入。不仅如此,大农还时常投资粮食加工、贸易、农资销售、农机出租等活动以实现更快、更多的积累。并且,他们有更为充分的市场信息、更为深厚的政商关系以确保自身经营的成功。与此相对,大部分小农无论是在市场信息、政商关系,还是投资才能上都与大农相差悬殊。他们只能依靠少量的生产资料和家庭劳动力,甚至到大农的农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实现自我的简单再生产。兼业化进程下产生的中农群体也处于分化状态。事实上,中农群体的产生本身就是农民分化的结果:其经营规模的扩大恰恰是其邻居、亲戚和朋友农业经营失败的结果。虽然中农的经营还没有突破小农生产,还是农民经济内部一种“有分化未突破”的状态,但这种状态内部已经积蓄了突破性的力量,一旦发展的现实障碍被清除,量变就会导致质变[18]110。中农群体的不稳定一方面导源于其内在扩大规模、实现积累的冲动,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了资本下乡的冲击。在市场化力量的作用下,小部分中农幸运地扩大经营规模转变为大农,而大部分则因受到各种冲击无法维持现状而退回到小农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农户分化并非导源于新近的资本下乡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其发展实际上一直贯穿于四十年历程之中。农户分化的背后实际上是农村内部资本的形成、资本作用半径的扩大和作用的增大、多数小农在市场化环境中改善自身处境的能力下降[15]。正因如此,四十年中农民分化一直在潜移默化地推动着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四十年来中国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密。商品关系在农村地区的渗透使得农户生活资料商品化,为了换取货币以满足日常生活,中国的小农农业开始商品化。但是“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使得大部分农户无法通过商品化的农业来获取足够的收入以维持家庭再生产,这就迫使农户不得不采取兼业化的策略。农户兼业化一方面使得土地价值不断下降,年轻人纷纷逃离农业和土地,出现了自我驱动的“圈地运动”;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农群体的产生,并推动着小农农业经营体系内部的量变。伴随商品化进程的加深,大农与小农的分化趋势愈发明显,而这将显著地推动中国的农业转型。

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小农生产式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不断凸显的食品安全问题、农民增收问题以及中国农业竞争力问题,对农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为此,国家提出农业产业化战略,而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就是以深化商品关系为基础来提高农业生产[11]111。在农业产业化战略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兴起。那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会对小农农业生产造成怎样的影响?

(一)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统称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龙头企业一直被视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政府希望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帮助农户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但龙头企业与农户作为两个相对的市场主体,前者并不承担向后者返还利润的义务。有鉴于此,从2006年开始,国家开始大力扶持另一个农业纵向一体化的中介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于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能使耕作者获得来自加工和销售利润的一部分,而不是只看着它们完全流入龙头企业或中介商人之手[19]。不同于前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是从农民群体内部发展起来的适度规模经营。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仍保有“家庭”的外衣,但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内在经营逻辑已发生实质性变化,它们的发展恰恰是对家庭经营突破的结果。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已经离不开雇工,且经营规模越大,雇工投入的比重越高。农业雇工的大量投入说明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生产已不再是满足简单再生产的需求,而是为了获取利润并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扩大再生产。

尽管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个过程中,各种问题也是不断出现,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是土地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区别于小农户的首要特征就是土地规模经营,但现实是农户分散的流转意愿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土地连片集中的需求之间就会产生矛盾[20]。第二是劳动力成本与监督问题。经营规模的扩大使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须雇佣劳动力,但劳动力工资构成了规模经营的结构性限制[5],同时也带来了劳动监督的难题[21],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导致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效率的低下。第三是社会基础的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势必嵌入乡土社会,若处理不好与乡土社会的关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会受到乡土社会的排斥[22]。但是,在近几年的实践过程中,上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得到了有效解决。研究揭示,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会积极推动土地的连片集中,而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面对的土地问题[23]。而对于劳动监督和社会基础的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吸纳村庄经营、分包土地、利用乡土准则等方式也是成功地予以了解决[24]

总之,在地方政府的帮扶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的努力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逐步发展起来。数据显示,龙头企业数量逐年攀升,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13.03万家[25]。从2010年到2016年,龙头企业流转的土地面积已经从1508万亩增加到4638万亩[26]。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2017年底已经达到193.3万家,入社农户超过1亿户,平均每个村有3家合作社,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的46.8%[27];流转土地的面积也从2010年的2216万亩增加到2016年的10341万亩[26]。经营土地面积10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在2012年底就已达到270多万户,其中,家庭农场87.7万个,平均规模为200.2亩,是全国户均经营耕地面积的27倍[28]

(二) 小农生产式微

就政策意图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除担负发展现代农业的重任外,还有带动和组织小农生产发展的义务。但现实是,汪洋大海般的承包制中小农依然是被遗忘的角色,他们既不能被龙头企业带动,也很难被专业合作社带动[29]

“公司+农户”是龙头企业带动小农生产的主要形式,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农民与市场的距离,但这也使农民无法真正接触到市场。因为在没有其他途径的情况下,农民进入市场的通道为公司所控制。在流通领域(生产投入和市场销售)被公司控制的情况下,农民通常只能处于依附地位[30]。此外,农业公司更倾向跟大农而非小农展开订单合作,普通的小农户难以被惠及,结果加剧了农户的分化[31]。尽管中央一再要求限制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但正如上文数据所显示,过去几年间土地经营权一直在向龙头企业集中,而这显然对小农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资本下乡不仅在农业生产领域各个环节排挤中农与小农,而且导致部分农户与土地相分离,使其有失去土地保障的危险[21, 23]

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尽管看似发展兴盛,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假合作社”[32]。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纯粹就是为套取国家补贴而建立的一个空壳,与农业生产毫无关系;有的实际上是披着合作社外衣的龙头企业;还有的则是政府部门为完成考核任务而组建的;而更多的则为大户主导和控制[33]。在这一情况下,作为结构性存在的农户分化逐渐被内化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它内部执行的仍旧是“大农吃小农”“公司吃农户”的逻辑[15];核心经济目标也已经被精英们成功过滤,从而使得现存的垄断被加固,农民与商业之间的不平等被维持[34]。更为吊诡的是,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非但没有表现出天然的反市场性[35],反而表现出强烈的亲资本性;甚至已经被地方政府、下乡资本和乡村精英异化成包装资本下乡的工具[36]。因此,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社非但没有为小农户赋权,反而成了资本和大农盘剥小农户的工具。结果是小农户在其内部少有发言权,并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境地,进一步加剧了小农户的式微。

如果说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多的是从外部冲击着农民经济,那么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则是从内部冲击农民经济。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在农民群体内部树立了发家致富的榜样,并且激励着更多农民从事自下而上的资金积累。而作为小农生产方式主要担当者的农民群体从内心接受规模经营理念并从内部生发出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标志着小农生产体系这座坚固的堡垒已经开始从内部瓦解和崩溃[37]。但现实是受制于市场条件、企业家能力等因素,真正能成功实现资金积累、扩大经营规模的小农户只有少部分。结果是众多小农户放弃农业生产,或者将自己的劳动力出雇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维持简单再生产。除此之外,尽管中央出台各种扶持小农生产的政策,要求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但事实上,地方政府一直基于自身利益在积极推动土地的规模经营,并集中各类项目资金用于“树典型”“垒大户”,力图实现美国式的现代农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的扶强不扶弱、帮助大农打败小农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小农生产的式微。

总结而言,在农业产业化战略下,国家试图通过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化商品关系来推动农业纵向一体化的发展。在国家扶持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相对数量庞大的小农户,他们虽然数量不多,但掌握的土地、劳动力、机械、资金等生产资料远多于小农户;他们凭借自身优势,对农业产业链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并不断使小农户附属于自己;他们是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主导者,有力地促进着中国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但在发展的另一面呈现的却是“去小农化”的趋势:数以亿计的小农户不断被排挤和边缘化,正逐步失去主导地位,并不断附属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其土地和劳动力的供应者。就此而言,农村改革之初建立起来的小农农业经营体系正在被逐步瓦解,而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将取而代之。

五、结论及讨论

基于对农村四十年发展历程的回顾,本文重点从农地制度的演变、农民群体的分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等三个方面梳理中国农业转型的具体历程,并力图回答小农生产何去何从、中国农业将会走向何方的问题。

通过对四十年来农地政策的梳理,本文认为农村改革之初建立的“两权”分置的农地制度,对小农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之后,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这一政策面向也在不断通过强化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来稳固小农农业经营体系。不可否认,这对于中国农民的土地权益发挥了极大的保护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农地政策中变动的一面,即政策一直在推进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而这一面向显然不利于小农农业经营体系的稳固。但这一稳固与瓦解的平衡,在土地“三权”分置之后开始被打破。尽管农地不能买卖,但土地经营权已可以如商品般流转。就此而言,中国的农地制度虽然仍会有保护农户的作用,但实际上已经力有不逮。现今,农地正快速从小农户手中转移到拥有丰厚资本和政治关系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手中,而农地制度的这一显著转变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的农业转型。

如果说国家力量通过转变农地政策冲击着小农农业经营体系的农地制度基础的话,那么商品化的力量则通过不断分化农民群体的方式从内部冲击小农农业经营体系。在“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下,农户不得不采取兼业化的策略来维持家庭再生产。兼业化在促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商品化的同时,也使得农户间农业经营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出现了大农与小农的分化。随着商品关系的深化,大农与小农在资金、资源、政治关系、经营的逻辑等各个方面的差距也逐步扩大。在农民群体内部不断分化、小农经济疲敝的情况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趁势而起。虽数量不多,但其经济实力远超小农户,且得到政府的支持。作为外部资本的龙头企业先是从流通领域,后是从生产领域不断冲击农民经济;家庭农场则是从内部不断冲击农民经济;而意在扶持小农的合作社反而成了资本和大户盘剥小农的工具。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实力从土地流转市场上获取越来越多的土地,不断将小农户排挤出农业生产领域;另一方面,他们又凭借对农业产业链上下游环节流通领域的控制,不断使小农户依附于自己的积累体系。显然,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承包制小农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式微。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认为随着土地流转的大规模推进、农户兼业化和分化的加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快速兴起,中国农业正在经历从小农农业经营体系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转变。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实力雄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而承包制小农将不断被边缘化并被吸附到前者的积累体系之中。那么,在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小农户的出路又在哪里呢?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说明中央已经注意到小农户的处境,但如何来改善小农户的处境呢?从本文分析来看,之前采取的“公司+农户”和异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路径值得商榷,否则只能使小农户的处境更为恶化。而自由市场派学者不断呼吁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以深化市场化的改革来解决小农户的困境,但如果回顾农村四十年的历程就会发现,当下农村社会出现的过度分化和不平等现状,恰恰就是导源于过度商品化。

由此看来,今天在中国农村是否继续推进市场的不断扩张和资源的持续商品化,特别是土地的商品化,值得停下来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波兰尼所说的“双重倾向”的另一面向,即逆转过度商品化的趋势,从而将市场扩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方向[38]。当然,本文在这里并没有全盘否定商品化在促进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想要指出的是,难道中国农村发展就只有商品化这么一条路径吗?抑或是还有另类的发展路径?此外,尽管“两权”分置、“三权”分置已经弱化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但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依然存在。在这一制度优势下,如何通过壮大集体经济以使其在农业生产、经营和流通领域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来构筑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统”的一面,完成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另一半的改革”,或许应该是接下来学界要思考和政策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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