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信任机制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信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长期互动形成的“差序格局”社会关系之上，社会信任具有高度的异质性^[1]和典型的人格化特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个体社会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信任对象由具体情境中的人际关系演进为抽象的社会系统，社会信任由传统社会的人格化信任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等多种现代社会特征的信任体系转变^[2]。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关系为例，自农村改革以来，农地承包经营关系以村组成员权为前提，以均分土地承包权为基础，农业经营者流入农地经营权并基于固定租金契约获得现场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但是农地终极控制权仍属于原承包户，导致农业经营者产权不稳定，抑制农地流转^[3]，不利于改善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经营收入。可见，清晰界定的农地产权有助于形成有效的农地市场交易秩序，也是交易对象由熟人市场扩展到陌生人或理性人市场的前提。

然而，在农地产权缺乏稳定性和产权市场缺乏有效性的情境中，难以形成基于农地稳定秩序的交易信任机制，并阻碍农地经营权交易，从而抑制农地租赁市场的培育，降低农业经营者的福利水平，不利于解决“谁来种地”的难题。因此，中央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而社会成员对农地产权制度的信任、改革的预期^[2]以及农地市场的参与又是评价农地制度改革方向及农地产权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方面。在此过程中，需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信任，特别是不同属性类别的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为进一步深化中国农地租赁市场改革与完善农地制度提供政策支撑。

二、文献述评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反映特定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个体与集体、组织或制度之间的关系^[4-5]。现有研究重点强调了社会信任对促进市场发育、提高社会福利的影响。其一，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助于产生更多互惠行为，增强交易者可信任的声誉，实现更高水平的合作^[6-7]，从而培育相关产品或要素市场。实践中，社会信任水平高不仅有助于改善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市场合作或交易秩序，提高社区资源管理，培育社区资源市场^[8]，也有助于改善国家内部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市场有效性，促进多种市场的发育。Ng等研究发现，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助于提高股票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9]。与之类似，有研究发现，社会信任通过强化社会内部的信息传递机制、协调合作机制和惩罚机制提高天使投资者的投资水平^[10]。其二，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社会有激励致力于产品、技术、制度等的创新，积累物质资本，也有能力获得人力资本积累的高收益，从而实现较高的经济利益^[11]，最终提高社会福利水平。Tu等^[12]研究发现，与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农户相比，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农户更容易参与劳动力市场，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还应指出，Siziba等^[13]研究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对自身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时发现，在莫桑比克，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降低一般信任和人际信任，但在津巴布韦，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并未显著影响社会信任，这表明市场参与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是有情境依赖的。

从中国农村的经验研究来看，大量文献分析了社会信任对农村劳动力流动^{[12, 14-15]}、农户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16]、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17]、农地流转租金^[18-19]、农地流转契约选择^[1]以及土地产权社会认同^[4]等的影响。其中，周海文等^[18]的研究发现，农户社会信任通过风险规避效应机制和人情收益效应机制显著影响流转租金。类似地，Tang等^[19]的研究发现，农户社会信任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事后监督成本影响流转租金。李青乘等^[4]认为，制度信任有利于提高产权合法性认同和合理性认同，但降低合意性认同，而人际信任有利于提高产权合法性认同和合意性认同^[4]。

在不同经验研究中，社会信任的测量方法存在差异。大量研究采用“一般而言，您认为大多数人值得信任吗”，或者“与人交往时必须小心谨慎吗”等方式测量社会信任，但上述方式忽视在不同群体中社会信任半径的差异^[10]。因此，Siziba等^[13]用对同组村民和陌生人的信任程度表征社会信任，蔡起华等^[16]用农户对亲戚、家族成员、本组农户、本自然村农户、本行政村农户和村干部等6类人员的信任程度表征社会信任，而上述方式尽管考虑了不同群体的社会信任，但忽视了所研究的具体情境。何可等^[17]把社会信任细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在测量社会信任时强调了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具体情境。本文表征社会信任的代理变量及其原因将在下文中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在流转效率方面，产权制度模糊、农地产权缺乏稳定性是影响农地租赁市场培育的最重要因素^[20]。程令国等^[21]研究发现，农地确权改革有助于清晰界定农地产权，降低农地产权风险、促进农地流转，但农地产权稳定性不仅取决于农地产权制度等正式法律规则，而且受到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则的影响^[22]。Rao等^[23]分析信任与产权安全性感知时发现，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有助于显著提高农户的产权安全性感知。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关系网络等其他社会资本与农地流转的关系，并发现关系网络有助于降低参与农地租赁市场的交易成本、促进农地流转^[24-26]，但忽视了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在农地流转规模方面，农地产权管制、农地政策不稳定增加参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从而减少农地流转规模^{[3, 27]}。马贤磊等^[28]研究认为，农地产权安全性会导致生产性效应、交易价格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而三种效应的叠加最终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及流转规模。

在流转租金方面，王亚楠等^[29]研究发现，当农地产权存在风险时，农户会追求产权安全性而放弃当期租金, 而零租金或低租金的农地流转通常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30]。这可能是因为在农地产权流转过程中，建立在血缘、亲缘和地缘等非正式关系基础上的社会信任减弱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有助于利用零租金或低租金方式换取交易对象的合作行为和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的互惠行为，从而替代或弱化产权边界模糊与风险，降低农地流转违约可能性，这符合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关联博弈机制。进一步而言，陈奕山等^[31]研究发现，在以零地租为实现方式的农地产权交易中，交易双方间存在显著的人情交换特色，即流转租金表现“人情关系租”。在农村熟人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长期互动形成差异化的社会信任强度，从而反映出社会信任建立在人情关系或人际关系基础上的“差序格局”。更重要的是，拥有良好的人情关系或人际关系有利于实现交易双方的长期合作与互惠，农地交易者则利用人情租替代货币地租，从而弱化产权边界模糊的风险，这符合熟人社会普遍存在的重复博弈机制。

总之，现有文献主要基于农地产权安全性视角分析农地流转市场参与、流转租金和流转规模的影响因素，但关于社会信任与农地流转的关系机理研究、农户产权风险预期与农地流转的关系研究，尚有待改进和完善。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主要在以下方面补充和完善了现有文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社会信任与农地流转市场参与、流转租金及流转规模的关系机理；社会信任的测量凸显社会信任的产权稳定性内涵，问卷题目设置重点强调产权稳定性的场景。

三、理论分析 (一) 基准模型

假定农地租赁市场需求者农户D利用劳动力禀赋L和租赁土地q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包括农业生产经营和非农就业。设定农户D的标准生产函数形式f[l^a, q(1-v)]，满足性质f_l^a>0，f_q>0，f_l^al^a < 0和f_qq < 0，农户D的拟线性效用函数可表示为^①：

① 为简化起见，将农地产出价值标准化为1。

(1)

其中，v是农户D失去租赁土地q的概率，反映农地产权风险，满足v∈[0, 1]^②。此外，r为农地流转租金，TC为参与农地租赁市场的交易成本，l^a表示农业生产劳动力投入，l^o表示非农就业劳动力投入，w表示非农就业工资水平。

② 本文主要关注农地租赁方提前失去租赁土地的可能性。从产权实施角度，产权风险定义为在现行土地承包关系中，租赁双方违约概率。在中国现行农地制度情境中，农地租赁违约主要表现为出租方因非农失业返乡或农业经营收益提高，提前收回租赁地或提高租金等行为。

基于效用最大化原则对q一阶求导可得：

(2)

式(2)反映农地租赁市场均衡条件，即考虑产权风险的土地边际生产价值等于流转租金和交易成本之和。当农地产权风险较大时，产权风险和农地流转交易成本会抑制农地转入和降低流转租金，设定，则有。这表示：产权风险越低，农户越有可能参与农地流转；产权风险越低，流转租金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农户越有可能参与农地流转。

(二) 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

借鉴房莉杰^[2]的思路，这里把社会信任界定为农户对信任对象的积极评价，相信信任对象遵守承诺，并在这种心理指导下参与农地租赁市场。按照信任对象的不同，社会信任主要包括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前者包括对农地政策的信任和对村干部的信任^③，而后者包括对亲友的信任和对非亲族村民的信任^[17]。因此，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存在两条途径：一是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稳定产权风险预期，从而促进农地流转；二是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降低参与农地租赁市场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农地流转。

③ 村干部通常被村民视为国家机构在村庄层面的政策代理人与执行者。

一方面，将农地产权风险与社会信任表示为：。其中，∅是产权风险状态系数，且假设固定不变，反映农地产权风险的初始状态；x_F表示制度信任，t₁、t₂分别表示对农地政策的信任和对村干部的信任，满足和，反映制度信任水平越高，产权预期越稳定；x_I表示人际信任，t₃、t₄分别表示对亲友的信任和对非亲族村民的信任，满足和，反映人际信任水平越高，产权预期越稳定。另一方面，将交易成本与社会信任表示为TC=TC[S(t₁, t₂, t₃, t₄), N(t₁, t₂, t₃, t₄), E(t₁, t₂, t₃, t₄)]，其中S为搜寻成本、N为谈判成本、E为监督或执行成本，且满足和，反映社会信任水平越高，交易成本越低。

如图 1所示，将交易成本TC引入农地租赁供求曲线。在初始均衡条件下，农地要素供给者S和需求者D市场出清的价格和交易规模分别为r₁和q，此时交易成本为TC₁。考虑到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容易降低交易成本，农地流转交易成本从TC₁减少到TC₂，要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到d_j²，此时市场出清的价格和交易规模分别为r₂和Q。为简化分析，这里并未考虑社会信任对农地需求的正向影响，而实际上需求曲线右移进一步强化本文的结论。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社会信任通过稳定产权风险预期，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

假设2：社会信任通过降低农户参与农地租赁市场的交易成本，促进农地流转规模。

假设3：社会信任通过稳定产权风险预期，促进有偿契约机制的形成，提高流转租金。

四、数据来源、变量选择及描述性分析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现代苹果产业技术体系于2017年11—12月对全国苹果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的实地调查。苹果作为多年生高附加值水果作物，能较好地反映产权风险预期对农户农地租赁市场行为的影响。依据农业部《苹果优势区域布局规划》, 中国苹果生产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和环渤海湾等两大优势产区。其中，陕西是黄土高原苹果优势区的代表，山东是环渤海湾苹果优势区的代表。按照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抽样方法，从陕西和山东选取6个样本县，每个样本县选取2~3个乡镇，每个样本乡镇选取2~3个村庄，每个样本村庄按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20个种植户进行面对面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762户。本次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农户参与农地租赁市场情况、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情况以及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等。

(二) 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是否转入农地表征农地流转，选择流转规模的对数值表征农地流转规模，选择是否有偿租赁和流转租金的对数值表征农地流转租金。

2. 核心解释变量

借鉴何可等^[17]的研究，本文把社会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维度，用对亲友和非亲族村民的信任程度表征人际信任，用对村干部和农地政策的信任程度表征制度信任。更重要的是，为确保研究对象进入农地流转的调查情境，凸显社会信任的产权稳定性内涵，本研究在框架效应下测量了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即在实地调查过程中，问卷题目设置重点强调农地产权稳定性的场景。值得注意的是，产权稳定性主要包括产权界定层面的产权制度稳定性和持续性以及产权实施层面的契约稳定性。因此，人际信任强调亲友和非亲友间的契约稳定性，而制度信任既强调村干部介入契约稳定性，还强调产权制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对产权风险预期而言，本文用“您认为未来农地政策会随意发生改变吗”和“您知道农地承包期限再延长三十年吗”两个问题表征产权风险预期，前者反映农户对农地政策发生变更的风险预期，后者反映农户对现有农地政策连续性的理性认知。

对交易成本而言，借鉴罗必良等^[32]和侯建昀等^[34]的研究，本文把交易成本分为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监督执行成本，用流转对象表征搜寻成本，用流转谈判耗费天数表征谈判成本，用是否发生过违约或纠纷表征监督或执行成本。

3. 控制变量

借鉴李星光等^[24]和侯建昀等^[34]的研究，本文选择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和户主是否党员身份表征户主特征，反映户主人力资本的质量；选择家庭农业劳动力占比和到镇政府距离表征家庭特征，前者反映家庭人力资本的数量，后者反映农户到市场的距离；选择是否有打药机和旋耕机表征农业资产专用性，反映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选择本村网络或通讯方便程度表征村庄特征，反映农业信息化水平。

(三)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给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具体含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对被解释变量而言，61%的样本农户转入农地，农地流转的平均规模为4.256亩，86.2%的样本农户参与有偿流转，而流转租金平均每年每亩为443.50元。

对社会信任而言，社会信任指数平均为3.39，其中样本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度最高，其次为政策信任和亲友信任，且三者的信任距离差异较小。值得关注的是，样本农户对非亲族村民的信任度明显低于前三者。上述结果可能的原因是，村干部是上级政府代理人，具备公共权威性，且近年来，中央政府相继实施以明晰产权结构为目标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有助于稳定农户产权风险预期。在熟人社会内部，关联博弈机制、重复博弈机制和声誉机制改善亲友间的信任水平，而对非亲族村民的信任水平影响较低。

对户主特征而言，样本户的户主平均年龄为52.20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28年，12.7%的样本户拥有党员身份。对家庭特征而言，样本户的农业劳动力占比平均为57.0%，到镇政府平均距离为6.72公里。对农业机械而言，92.9%的样本家庭拥有打药机，34.3%的样本家庭拥有旋耕机。对村庄特征而言，大部分样本村庄网络或通讯比较方便。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社会信任对农地转入的影响

首先考察社会信任对农地转入的影响机理。表 2给出基于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1和模型2直接估计了社会信任及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的度量指标对农地转入的影响。为验证产权风险预期的作用，模型3和模型4考察了引入产权风险预期及其与社会信任的交互项之后，社会信任对农地转入的影响机理。

综合4个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对农地转入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能降低产权风险预期，从而促进农地转入。进一步地，模型3表明，农地政策变更会显著抑制农地转入，而保持现有农地政策连续性有助于提高农户租赁农地的概率。比较模型2与模型3可知，人际信任指标对农地转入的影响均通过检验且无显著变化，而表征制度信任的农地政策信任程度对农地转入的影响不再显著，说明制度信任通过稳定产权风险预期影响农地转入，从而验证假设1，这与马贤磊等^[28]改善农地产权安全性促进农地流转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究其原因，制度信任主要来源于农户对农地政策边际调整方向的预期，人际信任主要来源于熟人社会内部的关联博弈机制、重复博弈机制和声誉机制，而产权制度边际调整并未显著影响人际信任。

还应关注的是，“农地承包期限再延长三十年”是国家对现有农地政策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模型4引入政策延续认知与制度信任的交互项，进一步分析“农地承包期限再延长三十年”对农地转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对“农地承包期限再延长三十年”的政策认知显著强化农地政策信任水平对农地转入的促进作用，也再次验证制度信任通过稳定产权风险预期促进农地转入。

(二) 社会信任对流转规模的影响

再进一步考察了社会信任对流转规模的影响机理。表 3给出基于OLS模型和Heckman模型的估计结果。

模型5给出社会信任对流转规模的影响，而模型6引入交易成本变量，分析社会信任对流转规模的影响。类似地，模型8给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流转规模的影响，而模型9引入交易成本变量，分析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流转规模的影响。与此同时，模型10和模型11引入产权风险预期变量，分析社会信任及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流转规模的影响。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模型7给出Heckman模型的估计结果。

模型5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助于促进流转规模，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能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流转规模。利用Heckman模型解决样本选择偏误，模型7表明，模型5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模型8表明，农户对非亲族村民和村干部越信任，越有利于促进流转规模，而对亲友和农地政策的信任水平对流转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与亲友相比，对非亲族村民越信任越有助于扩大农地流转范围，促进流转规模，这与侯建昀等^[34]扩大流转对象范围促进流转规模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而农地政策的信任水平对流转规模影响的效果依赖于完善的正式产权制度或法律法规。换言之，实践中缺乏效率的正式产权制度或法律法规可能减弱农地政策信任对流转规模影响的效果。

模型6表明，交易成本显著影响流转规模，而社会信任对流转规模影响的显著性减弱，说明社会信任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流转规模，从而验证假设2。模型9表明，人际信任对流转规模影响的显著性减弱，说明人际信任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流转规模，而制度信任的显著性并未改变，说明制度信任并未通过交易成本影响流转规模，可能的原因是在正式产权制度或法律法规缺乏效率的情境中，制度信任并未显著降低参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而人际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助于农户诉诸非正式规则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

考虑到社会信任可能通过降低产权风险预期影响流转规模，模型10和模型11引入产权风险预期变量表明，农地政策变更显著抑制流转规模，而社会信任变量的显著性并未改变，这可能是因为社会信任通过农地政策变更影响流转规模依赖于农户对农地政策的信任，但实践中正式产权制度或法律法规缺乏效率，导致农地政策信任并未显著影响流转规模，从而造成社会信任变量的显著性并未改变。

(三) 社会信任对流转租金的影响

本部分考察社会信任对流转租金的影响机理，表 4给出基于logit模型、Heckprobit模型和OLS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12汇报了社会信任对是否有偿租赁的影响，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模型13汇报了Heck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14汇报了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是否有偿租赁的影响，而模型15引入产权风险预期变量，分析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是否有偿租赁的影响。类似地，模型16汇报了社会信任对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模型17汇报了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而模型18引入产权风险预期变量，分析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

模型12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助于形成有偿契约机制^①，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能降低产权风险预期，从而促进有偿契约机制的形成，与王亚楠等^[25]产权安全性较低而放弃农地流转租金的研究结论相似。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模型13用Heckprobit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12的结果是稳健的。模型14表明，农户对亲友和村干部越信任越有助于形成有偿契约机制，而对非亲族村民和农地政策信任水平并未显著影响有偿契约机制的形成。可能的原因是，熟人社会内部关联博弈机制、重复博弈机制和声誉机制并未显著提高非亲族村民信任水平对形成有偿契约机制的影响，而正式产权制度或法律法规缺乏效率抑制农地政策信任水平对形成有偿契约机制的影响。进一步地，将产权风险预期变量引入模型15可知，农地政策变更将不利于形成有偿契约机制。更重要的是，农户对亲友的信任不再显著影响是否形成有偿契约机制，这表明人际信任通过稳定产权风险预期促进有偿契约机制的形成，从而验证假设3。

① 地租主要包括以货币或实物支付的货币地租和“人情地租”等类型。

对于货币地租而言，模型16和模型17表明社会信任以及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助于显著提高农地流转租金，而人际信任并未显著提高流转租金，可能是因为“人情关系租”替代货币地租降低人际信任对流转租金的影响，这与陈奕山等^[31]的研究结论相似。进一步地，模型18引入表征产权风险预期的指标，但该指标对流转租金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货币地租更具市场交易契约规范，部分转入户通过主动支付一定的货币地租降低农地产权风险预期，从而导致农地政策变更并未显著降低流转租金。

(四) 稳健性检验

现有研究认为，市场参与可能影响社会信任水平，但效果大小是情境依赖的，即不同情境下市场参与对社会信任影响的效果存在显著差异^[13]。对农地租赁市场而言，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可能反向影响社会信任水平，但这种影响至少发生在农户第二次参与农地流转时。然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不完善抑制农地租赁市场的培育，大部分农户缺乏直接参与农地租赁市场的经验。本文统计结果表明，仅有10%左右的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次数在两次及以上，因此，本文逆向因果导致的估计偏误问题可能并不严重。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选择“您家农地是否曾被征收过”作为农户社会信任的工具变量，这是因为农地曾被征收过通常降低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但并未直接影响农户参与农地租赁市场及其行为，从而有助于保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表 5给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助于显著促进农地转入，提高农地流转租金，从而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此外，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农地曾被征收过显著降低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且这里不必担心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762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机理，得出以下三点结论：其一，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对农地转入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制度信任通过稳定产权风险预期，促进农地转入。农户对亲友、非亲族村民和农地政策越信任，越有利于显著促进农地转入。引入产权风险预期变量后，表征制度信任的农地政策信任对农地转入的影响不再显著，说明制度信任通过稳定产权风险预期影响农地转入，但人际信任指标对农地转入的影响均通过检验且无显著变化。背后的逻辑是，制度信任主要来源于对农地政策边际调整方向的预期，人际信任主要来源于熟人社会内部的关联博弈机制、重复博弈机制和声誉机制，而产权制度边际调整并未显著影响人际信任。此外，农户对“农地承包期限再延长三十年”的政策认知显著强化农地政策信任水平对农地转入的促进作用。

其二，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进流转规模。农户对普通村民和村干部越信任，越有利于促进流转规模。进一步而言，引入交易成本变量后，人际信任对流转规模的促进作用显著减弱，表明人际信任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流转规模，而制度信任的显著性并未改变，说明制度信任并未通过交易成本影响流转规模，可能的原因是在正式产权制度或法律法规缺乏效率的情境下，制度信任并未降低参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而人际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助于农户诉诸非正式规则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

其三，社会信任有助于形成有偿契约机制，提高农地流转租金，且人际信任通过稳定产权风险预期，对形成有偿契约机制具有正向影响。农户对亲友越信任，越有利于形成有偿契约机制，而对村干部越信任，越有利于形成有偿契约机制，还提高流转租金。引入产权风险预期变量后，农户对亲友越信任，将不再显著影响有偿契约机制的形成，这表明人际信任通过稳定产权风险预期促进有偿契约机制的形成。

在社会信任中，制度信任所表征的农地产权正式制度安排主要影响农地流转的市场主体参与，人际信任所表征的市场交易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影响农地流转租金、规模等具体契约的确定。因此，本文建议：一是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清晰界定的产权结构是农地产权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应积极推进以改善产权稳定性为目标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落实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后续工作，配套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而提高正式制度或法律法规的效率，降低产权风险预期和交易成本，培育农地租赁市场。二是提升市场主体之间的人际信任，积极发挥村委会及其领导者的作用。第三方参与是熟人社会普遍存在的担保机制或惩罚机制，而村委会及其领导者充当村级事务协调人的角色，既有助于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又有助于稳定产权风险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