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乡村社会长久以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既定的社会关系和特殊的行动伦理，即乡村的“社会基础”^[1]。乡村的社会基础以血缘、亲缘等强关系为主构建了较为封闭的社会网络^[2-3]，并保留了约定俗成的文化伦理^[4]或“社会底蕴”^[5]。这一特殊性决定了乡村企业是“生发于本地”还是“外来资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近年来，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号召，农村外部资本不断进入农产品流通领域、农业生产领域以及农产品加工领域等^[6]，这一现象被学界称为“资本下乡”^[7]。资本下乡大体上可分为“资本+农户”的合作模式和资本独立经营的“农业企业”模式^[8]两类。后者与乡土结合的形式又可分为三种：一是资本投入农业生产领域，通过流转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9]；二是资本下乡为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10]；三是资本进入非农业领域，进行乡村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等非农业生产活动^[11]。本文所关注的资本下乡为资本独立经营且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模式，这类下乡资本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联结更为直接，也更加紧密。返乡、下乡创业者通过在乡村流转土地、建立新型农场从事农业经营。这一过程中“资本下乡”经济资源的激活，是建立在农村社区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如果不能良好地融入本地农村社区，下乡的资本可能会遭遇村民偷窃农场作物、阻拦收割等问题；在村集体的自然资源(如用水用电)或基础设施资源(如道路)使用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和村民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8]。这些与乡村社会互动不畅的现象，难以避免会导致资本下乡进展困难，甚至失败。因此，资本下乡只有与本地农村社区构建起和谐的互动关系，实现良好的嵌入，才有可能在本地顺利经营。

目前学界已对嵌入性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已有研究认识到嵌入性对下乡资本顺畅经营的重要性。对于企业自身来说，良好的嵌入既能够帮助企业克服农业产业的特殊性，解决监督和激励困难问题^[8]，降低经营成本^[9]，也有助于企业在与村庄环境的互动中获取创业所需的信息资源^[10]、知识资源^[11]、机会资源^[12]等，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13]和绩效^[14]。另一方面，嵌入有助于企业与当地社区构建合作网络，使当地乡村社会与企业层级之间形成“情境—结构”单元互相对接、信息上下贯通的资源网络^[15]，实现金字塔底层(Base of the pyramid，简称BOP)战略^[16]。同时，学者们还就嵌入的机制和影响因素展开分析。Vestrum^[17]以挪威农村社区创建爵士音乐节为例，梳理出五个嵌入的关键环节，即建立共同利益、利用已嵌入角色作为连接、双方参与决策制定过程、采用相同因素迭代活动，以及加入新的外部行为者，其中前四个因素会促进嵌入，最后一个会阻碍嵌入。Uzzi^[18]则以产业上下游的23个服务商为研究对象，运用民族志研究方法，总结出信任、细化信息和联合解决问题三种嵌入机制。与之不同的是，对于资本下乡的嵌入问题，学者们倾向聚焦于影响嵌入的第三方关键角色，如陈义媛^[19]对经济作物产品流通和村庄嵌入性的案例研究表明，出身于本地村庄的“农产品经纪人”往往会成为连接中间商和小农户的重要中介。徐宗阳^[20]通过对公司型农场的研究指出，工商资本的“外来性”难以克服，但是通过分包制等利用已有乡土性社会资源的方式可以得到部分解决，与此同时，下乡资本的生产效率会受到创业者与承包人的关系结构以及社会风气的影响。田志鹏^[21]和付伟^[1]对来料加工的相关案例研究表明，来料加工在乡村社会的顺利开展得益于第三方代理人即“经纪人”的中间作用，经纪人的社会关系能够有效地帮助外来资本实现本地嵌入。

以上研究表明，嵌入本地农村社区能够帮助下乡资本消除“外来性”以获取合法性。但同时，国内学者对资本下乡嵌入本地的影响因素研究多聚焦于第三方“本地代理人”，认为其是外来资本实现良好本地嵌入的关键所在，而对嵌入的客观环境以及双方的直接互动缺乏探讨。第三方代理人虽然为连接外来资本和本地农村社区提供了可行方式，但是却无法从本质上解决下乡资本在嵌入本地农村社区中存在的根源性问题。下乡资本的“外来性”很难因为第三方本地代理人而消除，嵌入客体提供的村庄创业环境以及双方直接的嵌入互动关系有可能在其中发挥了更加直接的作用。另外，国内外现有研究多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展开研究，鲜有学者对嵌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鉴于此，为弥补已有案例研究的缺遗，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以生态模式创业的117家生态农场进行检验，从农村社区环境和村企互动两方面分析资本下乡本地嵌入程度的影响因素，为资本下乡及嵌入性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为资本下乡嵌入本地农村社区提供实践指导。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一) 理论分析

本文采用嵌入性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来解释下乡资本嵌入本地的作用机制。“嵌入性”概念最早由Polanyi^[22]提出，他指出人类的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中，强调经济行动是一个制度化的社会过程。Granovetter^[23]系统地提出了嵌入性理论，他指出行动者的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进一步将嵌入定义为社会结构下经济活动持续运行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关系模式，并将嵌入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是指行为主体通过分享和其他主体的连接程度，是参与者之间关系的总体模式；关系嵌入则是指行为者的经济活动所衍生出的互惠关系，涉及主体间的信任和亲密度感知等。本文以新型生态农场为研究对象探讨资本下乡的嵌入问题，主要关注农场在关系嵌入层面的嵌入性活动。这类生态农场的创业者多为返乡下乡创业的“新农人”，该创业群体具有城市生活工作经历，携城市资本回归农业和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相关活动，具体可包括返乡农民工、返乡大学生、下乡大学生、下乡投资商等等。该创业群体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村民相比，多为跨领域创业投资的新农人^[24]，但同时具有“外来性”的身份属性，对当地的乡土社会逻辑和农业产业的特殊性不够熟悉^[8]。诚然，在资本下乡的嵌入过程中，由于返乡创业者和下乡创业者的身份属性有所差别，其“外来性”程度可能是不同的。相应地，这种差别会体现为两者对乡土性社会资源的可获性和易获性不同。但值得说明的是，无论生态农场的创办者是返乡创业者还是下乡创业者，他们都并非意在“下乡圈地”的纯粹工商资本运作者，而是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经营环节的小型农业企业经营者，都同样需要面对农村地区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相交织的复杂社会关系^[25]，即需要面对嵌入问题。下乡创业者需要通过嵌入性活动和环境嵌入构建新的社会关系，建立信任，获取资源；返乡创业者也同样需要运用已有的以及重新构建的乡土性社会资源重建与乡土社会的联系。因此，虽然两者在嵌入的难易程度上可能有所区别，但在嵌入的影响因素方面却可能面临相同的境况。因此两者都被视为本文对嵌入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体。嵌入性理论指出，行动者的行为既是自主的，也嵌入互动网络，受社会脉络的制约。通过开展嵌入性活动，创业者可以妥善处理与乡村社会的复杂关系^[10]，构建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和嵌入环境，从而获取当地居民对外来资本的信任与支持^[26]。这是外来资本消除“外来性”，获取信任、信誉及合法性的首要机制，并影响创业企业的创建、生存和发展^[23]。

另一方面，Pfeffer提出的资源依赖理论指出^[27]，组织是一个利益集合体，生存是组织的首要使命。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获取资源，而仅靠组织自身无法解决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因此组织需要与所依赖的环境互动，从中获取资源。组织所拥有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决定了组织的实力和竞争力，对环境互动关系的控制能力决定了其生存状态。先前研究表明，农业创业者最初可能会面临缺乏资源和知识的问题^{[14, 17, 28-29]}。生态农场作为资本下乡的形式之一，其农业生产活动深嵌于村庄社会结构之中，具有社区性特征。生态农场遵循绿色生产方式，强调不使用化学农药和肥料，而是用生物防治等生态学方法进行生产管理，其生产运营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所在地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农场的嵌入程度由此也可能会受到村庄创业环境的制约。良好的嵌入能为其提供本地知识和资源^{[14, 29]}，从而促进创业进程，提升企业绩效^{[16, 30]}。其中嵌入关系较好的外来资本，无疑会获得较大的发展优势^[31-32]。因此，村企双方的嵌入性互动以及创业活动开展的农村社区环境都是生态农场在嵌入中需要考量的因素。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和已有文献，本文提出研究理论框架，如图 1所示。

在本研究中，生态农场作为嵌入主体，可被视作具有社会属性的行动者，或是嵌入社区的企业^[33]。农场通过一系列主动的经济行为和非经济行为，与乡土社会发生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互动关系，进而从多个维度嵌入当地村庄这一客体。因此，作为嵌入客体的村庄环境以及企业和村庄双方的互动关系在这一进程中都会影响农场在本地嵌入中所建立的二元交换关系的质量，本文将从这两个维度研究生态农场嵌入本地农村社区程度的影响因素。

(二) 研究假说

1.农村社区环境。根据资源依赖理论^[27]，组织是一个以生存为首要目标的利益集合体，需要获取资源以获得生存可能性。资本下乡仅靠自身供给无法满足组织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唯有通过与环境互动，采取竞争、联盟、嵌入等策略，才能获取所需^[34]。组织所处环境的资源数量、质量、结构决定了组织的实力和竞争力，组织对环境互动关系的控制能力决定了其生存状态。以生态农场模式开展的资本下乡项目多为内部组织化程度较低、组织结构简单的个体或家庭创业模式，农场在当地的生存及发展极易受农村社区外部条件的制约。生态农场的嵌入过程即农场主动利用组织外部环境的过程，农村社区环境是影响农场创业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35]。在资源相对丰富的环境中，农场的生存机会也会相应增加^[36]。同时，农场在发展过程中，会与环境共同构成复杂的生态系统，实现环境嵌入^[37]。因此，农村社区环境的优劣是影响生态农场嵌入程度的最基本要素。

借鉴GEM全球创业观察指标并参考已有文献^[38-40]，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生态农场的特性，本文从创业硬环境的角度选取自然禀赋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从创业软环境的角度选取社会人文环境和政策支持环境，共四种环境特征作为农村社区环境变量。

(1) 自然禀赋环境。自然禀赋环境是指生态农场所在农村社区的农业自然生产环境(如土壤、水、空气等)。生态农场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对土壤、水源有较高的要求，同时产地周围隔离距离以内也不允许施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优质的自然禀赋环境为农场顺利经营奠定了自然基础，使得农场的本地嵌入顺利展开，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H1a:农村社区的自然禀赋环境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正向影响。

(2) 基础设施环境。基础设施环境是指农场所在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配备供给情况，包括村庄道路、灌溉设施、自来水供应、村卫生室等。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仅能为农场的运营提供便利，保证产品物流配送顺利，同时也使新农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保证，促进农场经营的可持续发展，为农场嵌入提供支持。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H1b: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环境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正向影响。

(3) 社会人文环境。社会人文环境是指农场所在农村社区的民风状况。生态农场的经营以土地为载体，而土地来自本地农户和集体经济组织，因此，本地农户是农场发展不可回避的村社互动主体^[10]。农村社区的社会人文环境决定了农场与本地村民之间产生认同感和信任度，从而影响农场的本地嵌入。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H1c:农村社区的社会人文环境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正向影响。

(4) 政策支持环境。政策支持环境是指农场所在地对于生态农业、生态农场的扶持补贴情况。企业的嵌入不仅是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的互动结合，同时也是国家政治建构和文化映射的一部分。政策支持环境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和政策资源，并不断形塑其组织的合法性^[10]。对生态农业发展利好的政策环境会让农场更易嵌入本地。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H1d:本地的政策支持环境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正向影响。

2.村企互动。根据嵌入理论，关系嵌入强调双方关系建立在互惠基础上^[23]，通过双方行为主体的直接互动，建立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形成信任、声誉、共同规范等嵌入关系^[17]。只有在彼此认可和信任的基础上，村庄才会信任并支持农场在本地创立发展。村企互动可区分为正式契约互动和非契约互动两方面。一方面，通过契约互动，如农场优先雇佣本地人、农场与村庄共申项目等增加与本地农场的关联性，优先获取本地知识和资源；另一方面，通过非契约互动，如村庄帮助建立农场，农场与村民进行人情往来活动等提高与村民的熟识度和信任度^[41]，最终在双方互动中建立良好的本地嵌入关系。鉴于此，本文从正式契约互动方面包括优先雇佣本地人和村企共申项目，以及非契约互动方面包括村庄帮建农场、农场与村民熟识度和农场人情往来，共五个维度来衡量其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的影响。

(1) 优先雇佣本地人。优先雇佣本地人是指农场在用工时，在相同的条件下会优先雇佣本地村民。农场雇佣本地雇工能够直接与当地农村社区建立互惠关系：一方面本地雇工能够为农场节约用工成本，同时本地农户更加熟悉本地的生产性知识和资源，更易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农场优先雇佣本地人能够为本村村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当地村民的收入水平，带动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由此村企建立亲密的嵌入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H2a:优先雇佣本地人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正向影响。

(2) 村企共申项目。村企共申项目是指农场和所在农村社区共同申请政府相关项目。嵌入的过程首先起源于双方建立共同利益^[12]。共同申请项目说明农场与所在农村社区发展方向一致，农场依托村庄所提供的资源和平台，村庄依托生态农场所带来的环境、经济福利，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这是农场与农村社区互动关系加深的过程，更有利于促成农场的本地嵌入。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2b:村企共申项目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正向影响。

(3) 村庄帮建农场。村庄帮建农场是指在农场创设过程中，村委或村民为农场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村庄愿意对农场提供帮助表明村庄对农场入驻的认可和接纳，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实现本地嵌入的过程，有利于建立农村社区和农场之间的情感基础和良好关系，有利于农场的嵌入，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H2c:村庄帮建农场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正向影响。

(4) 农场与村民熟识度。农场与村民熟识度是指农场主认识所在农村社区大部分的村民，并能喊出大部分人的名字。农村社会在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日常生产生活的长期交往和互助形成了稳定的互惠性关系结构^[10]。这一关系结构使得农村社区社会构成一个最基本的熟人社会，基于人情往来维持彼此之间的互助合作^[2]。农场与村民的熟识度决定了农场建立弱关系网络的规模，弱关系纽带能够提供重复性更低的信息，起到充当信息桥的作用^[21]，在当地建立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和关系资源会帮助农场更好地实现嵌入。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H2d:农场与村民熟识度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正向影响。

(5) 农场人情活动。农场人情活动是指农场在逢年过节时向本地居民赠送农场产品。农村的人情活动被视为构建社会关系的策略^[42]。通过礼物流动能够建立互助及情感依赖关系，构建相互提携、相互帮助的社会关系结构^[43]。农场作为外来的嵌入主体，主动开展人情活动是农场为村民提供经济福利的一种非契约互动，同时也是农场融入本地文化习俗，构建社会网络的一种策略。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帮助农场更快地构建私人社会关系，有助于农场更好地实现本地嵌入。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H2e:农场人情活动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正向影响。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全国范围的返乡下乡创业型生态农场。调查采取滚雪球抽样法(Snowball Sampling)。首先，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20家符合生态种养标准及资本下乡模式的农场样本进行实地走访调研，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收集问卷，之后再通过农场推荐，采用线上问卷星系统收集问卷。滚雪球抽样法常用于在稀疏总体(单位个数极小且分布分散，没有明确的抽样框可以帮助寻找的人群)中寻找受访者，可增加与调查群体接触的可能性。这一“稀疏总体”的特点正好适用于对返乡下乡创业的生态农场调查。此外，问卷星链接仅限指定受访者填答，转发无效，由此增加了数据回收的有效性并有效提高了数据来源质量。本次调查于2018年1月展开，经过为期2个月的数据收集，最终共发放问卷128份，回收有效问卷117份，问卷回收率91.4%。

(二)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本地嵌入度是农场主对农场在当地嵌入程度的主观评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赋值，1~5表示融合度从低到高递增，代表“非常不融洽”“不融洽”“一般”“比较融洽”和“非常融洽”。

2. 解释变量

根据前文研究假说，本文选取了两组影响因素变量：农村社区环境变量和村企互动变量。第一组解释变量农村社区环境是指农场所在农村社区的自然禀赋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和政策支持环境四个维度的特征。第二组解释变量村企互动变量具体包括优先雇佣本地人、村企共申项目、村庄帮建农场、农场与村民熟识度和农场人情活动五个变量。

3. 控制变量

借鉴以往文献对控制变量的选取，本文对农场特征和农场主个人特质进行了控制。农场层面的控制变量为农场面积和经营年份，同时在模型中控制农场类型；在农场主层面，则选择性别、年龄、受教育年份、婚姻状况、户口所在地、18岁前居住地等作为控制变量。

4. 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由表 1可知，117家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情况较好，评分均值为3.84，接近较为融洽程度。农村社区环境在自然禀赋和社会人文方面评分较好，均值接近4，但基础设施环境和政策支持环境较差，仅有12.91和2.48，说明对于生态农场而言，村中的公共物品供给和政策支持仍显不足。从村企互动的角度来看，在正式契约互动方面，大部分农场会选择优先雇佣本地人，均值达到4.05。但是在村企共同申请政府项目方面则不足3分。在非正式契约互动方面，农村社区对农场的帮助均值较低，而农场对村民的熟识度和人情活动均超过3分，由此可见农场在村企互动中占据较为主动的角色。

在117家生态农场样本中，从农场类型来看，样本类型分布较为均匀，其中种养结合类农场占比最多，接近30%；纯种植业类和种养兼休闲类比重相当，均为20%左右。在农场面积方面，生态农场面积普遍小于200亩，其中又以50亩以下的居多。农场经营时间较短，超过70%的农场经营不足5年。从农场主特征来看，近80%的农场主为男性，农场主多为31~50岁的青壮年，84%有较稳定的婚姻关系，户口所在地是本村的返乡创业者仅有31%，本省外县和本县外乡的下乡创业者，分别占比22%和18%。此外，生态农场主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大专及以上学历逾80%，本科及以上的也达到了48%。60%的农场主18岁曾经居住在农村。

(三) 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因变量本地嵌入度是多分类的有序变量，即按照李克特量表将融入度的赋值分为5个等级，因此适合采用有序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设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度为因变量Y, Y是k个等级的有序变量，k=5。记等级为j(j=1, 2, …, k)的概率为P(y≥j|x)，则等级大于等于j(j=1, 2, …, k)的概率为^[44]：

对上式进行Logit变换，建立累计Logit模型，有：

根据有序分类结果的Logit回归定义：

则第i个农场本地嵌入度的第j类发生概率为：

其中，i表示农场样本，j表示农场本地嵌入度的等级，n为解释变量的个数，α_j为模型截距，β_j为解释变量的待估参数，X^T=(x₁, x₂, …, x_n)为解释变量矩阵。考虑到同一类型的农场可能存在干扰项相关的问题，本文在模型中对农场类型(如种植型、养殖型、种养结合型等)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并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模型估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 2报告了生态农场本地嵌入度的多元有序logit回归分析结果，模型的Pseudo R²解释量达到0.388，说明解释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本地嵌入问题。

在农村社区环境方面，创业硬环境和软环境对农场嵌入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在创业硬环境方面，自然禀赋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创业的硬环境对下乡资本的本地嵌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说H1a和H1b得到验证。同时，创业软环境的社会人文环境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大于1，说明当地民风越好，农场本地嵌入度越高，支持假说H1c；政策支持在5%的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为正，说明政策支持对于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有较强的正向作用，假说H1d得到支持。

在村企互动方面，正式契约互动中优先雇佣本地人和村企共申项目对农场的本地嵌入均未存在正向影响，后者甚至对农场的本地嵌入起到负向作用，假说H2a和H2b未得到支持。另一方面，农场与村庄的非正式契约互动则均对嵌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来讲，村庄帮建农场变量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假说H2c得到支持。这说明在农场建立过程中得到村委或村民支持的农场，当地农村社区对农场的接纳度和认可度会更高，在后续发展中本地嵌入的情况会更好。农场与村民的熟识度以及人情活动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假说H2d和H2e。这显示出在农村以血缘、亲缘、地缘构建的社会结构下，正式的契约关系并不能为农场带来更可靠的强信任关系，反而可能在正式的利益交换中降低本地嵌入度。相对而言，通过非契约互动构建本地社会网络则能够建立熟悉和信任感，提升亲密度，更有利于良好的关系嵌入^[30]。

五、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117家返乡下乡创业的生态农场为研究对象，基于嵌入性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运用有序logit实证检验方法，探究了资本下乡嵌入本地农村社区的一系列影响因素，重点从农村社区环境和村企互动两方面加以阐释。

第一，对于返乡下乡创业的生态农场而言，农村社区环境是影响农场嵌入本地的重要因素。农场创业所面临的社区硬环境如自然禀赋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以及软环境如社会人文环境和政策环境均对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企业在创立初期可能会面临资源匮乏的问题^{[14, 17, 28, 29]}，需要通过与所依赖的村庄社区环境互动，以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环境资源、知识资源和社会资源等。对于生态农场而言，其秉持的绿色生产方式对本地农村社区的土壤、水源、空气等自然禀赋环境有较高的要求，所在农村社区的自然禀赋条件越好，农场可能获取的生产资源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对于环境的适应和利用能力也越强。相应地，村庄的基础设施环境越好，农场在运输、用水、用电方面就可能获得更大的优势，有助于农场在本地的长久稳定经营。但同时，仅仅拥有良好的社区硬环境还不够，已有研究表明，村民对外来资本会有本能的拒斥心理，认为外来资本是村庄资源的掠夺者^[45]，导致双方在公共资源利用方面发生纠纷^[8-9]。因此，本文又检验了农村社区的社会人文环境对嵌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社区的人文环境对资本下乡的嵌入程度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良好的民风提高了村民和村委认可并接纳生态农场的可能性，帮助创业者获取本地农村社区的认知合法性。政策环境也影响着创业者对政策制度支持即规制合法性的获取。从资源依赖的视角来看，合法性本身即为一种资源^[17]，创业者需要具备行动的合法性，以说服资源提供者支持创业活动^[46]。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和政策支持环境有助于创业者获取合法性，从而在资源获取和使用中避免村民对外来者产生歧视。综上所述，农村社区环境的自然禀赋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和政策支持环境都是影响资本下乡嵌入本地的重要因素。

第二，本文强调村企互动对资本下乡嵌入本地的重要性。过去的研究多聚焦于资本下乡是如何利用第三方本地代理人解决嵌入问题的，例如创业者通过分包制降低内部监管成本^{[8, 47-48]}，借由本地代理人的社会关系获取村庄资源和合法性^[9]。但是，先前研究也表明，在这种方式中，由于创业者与农村社区的本地农户并未有直接联系，因此对于农村社区而言，创业者仍是“外来者”，其外来性并没有因此根除^{[1, 9, 21]}。同时，创业者与承包者的关系结构和亲疏差异，也会导致承包后的生产效率有所不同^[20]。对于真正下乡的农业创业者而言，其所面临的嵌入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因此，本研究对村企双方的直接互动予以更多关注，从村企双方的正式契约互动和非正式契约互动两方面探讨村企互动对资本下乡本地嵌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正式契约互动如村庄帮助建立农场、农场主与村民的熟识度和农场的人情活动有利于农场嵌入本地，正式契约互动如优先雇佣本地人和村企共申项目对农场的本地嵌入无正向影响，村企共申项目甚至呈现负向影响。这一结论与以往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情况是一致的。城市工商资本中的交易双方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遵循契约精神开展商业活动。但是对于遵循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而言，非正式契约的社会关系会比正式的契约关系对交往双方的制约效力更佳。这是因为在正式契约互动中，创业者与农村社区仅为了维系各自的利益目标而交往，例如在雇佣劳动力和村企共申项目的过程中，双方更多地考虑衡量各自的付出和酬劳，而不是建立更深厚的关系网络。已有文献也指出，资本下乡与当地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对本地雇工的管理和激励互动不畅，仅靠合约和薪酬无法调动雇工的积极性和自主性^{[45, 47-48]}。此外，村企双方利益关联可能会导致经济利益纠纷，仅靠合约关系双方无法调和^[19]。相比之下，非正式契约的嵌入性活动是创业者与本地社区建立社会关系的重要桥梁，村庄帮建农场向创业者传达了农村社区对外来资本的接纳态度，农场与当地居民的熟识程度和人情往来活动帮助创业者与村民构建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为创业者带来更多的机会和资源^{[21, 23]}。同时，非正式契约的双方互动意味着交往双方都会预期将来彼此还会进行情感互动，由此村民也会遵循人情法则，将创业者逐渐视为熟人社会中的一员。通过这种村企双方直接互动，创业者可以与当地村民直接建立信任和人情关系，构建自身的乡土性社会资源，而无须依赖本地代理人，这有助于下乡资本从根本上实现关系嵌入。因此，村企互动特别是非正式契约的嵌入性活动，对下乡资本嵌入本地有着重要意义。

(二) 进一步讨论

本文考虑了下乡资本所面临的农村社区环境对其嵌入的影响，同时创新性地提出了村企互动对资本下乡本地嵌入的影响，对以往研究从第三方代理人视角分析嵌入问题进行了补充。此外，基于嵌入性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展开分析，弥补了以往文献多采用案例研究分析嵌入问题的空白，有助于丰富嵌入性相关的理论研究。同时，本文的结论也可为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提供理论参考。

一方面，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程度和农村社区环境紧密相关。良好的自然禀赋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是创业企业实现嵌入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资本下乡企业在进入农村社区时，应综合考量当地农村社区的硬环境，与当地社区共同构建更优质的资源环境，保证企业具有长久稳定经营的环境基础。同时，所在村庄的社会人文环境和政策环境影响下乡资本获得本地知识、资源，以及制度支持的可能性，下乡资本应对当地的软环境包括民俗民风、政策制度等有所了解，以获得在当地经营的认知合法性、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从而获取资源并实现良好的嵌入。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资本下乡面对的是讲人情、讲面子的熟人社会逻辑，创业者可以通过非正式契约的嵌入性活动如人情往来等与当地居民熟识，构建并扩大自身在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获取本地的乡土性资源，实现关系嵌入。同时，要以谨慎的态度对待正式的契约合作，避免因互动中的利益纠纷对资本下乡实现本地嵌入产生负向影响。

(三) 研究的局限性

本文在研究过程尽可能做到科学严谨，但仍存在一些值得改善和继续探讨的问题。由于资本下乡创办的农场兴起时间较短，且区位分散，样本获取较为困难，导致本文的样本量受到限制。同时，本文在调查时采用了滚雪球抽样法，这为本文在稀疏总体中寻找受访者提供了有利帮助，所得样本中同时涵盖了行业内的标杆农场和普通农场，但该方法也可能会导致有些分子最后仍无法找到，造成一定的误差。此外，考虑到样本量有限，区分资本返乡和资本下乡可能会使研究效度受到影响，本文将返乡下乡创业者作为整体探讨其嵌入的影响因素，未作分类处理。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考虑采取效果更佳的调查方法，扩大样本量，针对更细分的研究主体就嵌入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