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Vol. 19 Issue (06): 94-106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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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奕山, 钟甫宁, 纪月清
有偿VS无偿:耕地转入户的异质性及其资源配置涵义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06): 9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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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6-05
有偿VS无偿:耕地转入户的异质性及其资源配置涵义
陈奕山1, 钟甫宁2, 纪月清2     
1. 中山大学 哲学系/华南农村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310003;
2.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发生于亲友之间并且不收取实物或货币租金的无偿耕地流转。基于江苏省18县农户调查数据,文章实证分析无偿耕地转入户与有偿转入户的系统特征差异。研究发现:相比无偿转入户,有偿转入户的自评经营能力更高,更可能持有农机和生产高附加值农产品,资源禀赋状况也较好。这意味着有偿流转有利于耕地流向更有效率的农户;无偿流转则相对有利于耕地流向资源禀赋状况较差的农户。建设正式耕地流转市场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可能会挤出弱势群体无偿转入耕地的机会,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关键词耕地流转    配置效率    资源配置    异质性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地关系紧张的基本事实面前,将有限的耕地资源在农户间实现合理配置,无论对于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和发展,还是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非农就业和经济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土地制度的基本导向是稳定农户耕地承包经营权,通过行政性调整方式在农户间重新配置耕地资源的可能性不断下降。耕地流转市场成为农户间耕地资源再配置的基础性制度。已有研究文献发现,农户之间的耕地流转不仅在提高耕地资源配置效率,即促使耕地流向高效率农户方面有积极作用[1-2],而且在提高公平性,即促使耕地流向人多地少的农户[3]或促使耕地流向低收入农户[4]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因此主张通过完善耕地流转市场来优化耕地资源配置。然而,已有文献在考察农户间耕地流转的资源配置涵义时,没有区分正式和非正式流转之间的差异。耕地流转的非正式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格化”交易特征明显,当前大部分耕地流转发生在亲友熟人之间;二是签订正式书面合同的流转占比较低,流转多采取口头约定方式且约定事项少;三是无偿流转占比较大,很多流转没有约定货币或实物补偿。例如,叶剑平等[5]对17省的抽样调查发现,2008年有接近80%的耕地流转发生在亲戚或同村村民之间,签订书面合同的流转比例不足20%,38.6%的流转没有粮食或现金补偿。根据钱忠好和冀县卿[6]对江苏、广西、湖北、黑龙江等4省的抽样调查,2013年63.7%的耕地流转去向是亲戚、邻居,48.3%的流转没有签订合同,超过30%的流转没有收取租金。陈奕山等[7]整理2015年江苏省18县农户调查数据发现,在不包括村集体组织整片流转的情况下,农户自发、零散的地块流转中有41.7%采用了无偿方式。

现有研究很少探讨非正式、无偿化的耕地流转的资源配置结果。然而,在非正式流转特别是无偿流转中,转出者选择流转对象的标准和流转的资源配置结果很可能有别于以追求实物、货币租金最大化为目标的有偿流转。因此,以下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农户无偿转出耕地的动机是什么?农户采取无偿方式转出耕地时更倾向于选择谁来承接耕地?两种流转方式下的转入者是否存在系统性的特征差异?如果存在,潜在的资源配置涵义是什么?在现阶段中国仍存在大量无偿流转的背景下,研究上述问题有助于理解正式耕地流转市场发育的效率与公平涵义,可以为完善正式耕地流转市场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另外,流转合约安排对耕地投资和利用效率的影响是产权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8],关注不同合约安排下耕地转入者的差异及其资源配置结果的差异,可以补充该领域的研究内容。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一) 非正式与无偿耕地流转的成因:已有研究观点

现阶段中国耕地流转多发生在有亲友关系的农户之间,并且往往不签订正式合约。耕地流转中采用亲友优先原则并不新奇,历史上地主在寻找佃农的时候也会有意识地挑选熟悉的人[9-10]。关于为什么现实中存在大量亲友间的非正式口头合约,已有文献提供了两方面解释:第一,非正式口头合约的盛行与实施正式合约所需的权属证明、司法仲裁机关等配套制度的缺失有关[11-12];第二,法律保护并非完美无缺、契约内容也往往具有不完备性,契约的履行离不开法律之外的“抵押、触发策略、声誉”等机制[13-14]。中国农村具有“乡土性”和“熟人社会”特征,熟人、亲邻之间存在声誉、互惠、默契、信任机制[15],这些有利于保障口头合约。

现阶段人们司空见惯的无偿流转则是历史长河中的新现象。关于为何存在大量无偿流转,王亚楠等[16]从产权安全方面进行解释,认为非农就业不稳定的农户会在私下以不约定期限和租金的方式将耕地转给值得信赖的亲友,向村集体强调“随时会回来耕种”和保留耕地承包经营权的意向,并向承租者强调代其看护耕地的责任。陈奕山等[7]认为,城镇化背景下迁移人口把小块耕地转给亲友,用以“还人情”或期待对方“承情”并提供看护耕地、照看老弱、生产帮扶等支持,从而非正式市场上的隐性“人情租”代替了正式市场上的显性实物与货币租。

农户转出有利用价值的耕地却不约定租金补偿,这种行为背后的动机与目标可能非常复杂和多样,一两种观点可能难以全部涵盖和解释农户的行为。但是,无论出自何种动机与目标,无偿转出者从潜在的耕地承接者中进行挑选的行为及结果很可能有别于以最大化实物、货币租金为目标的有偿转出者的行为及结果。下文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可检验的研究假说。

(二) 无偿流转与有偿流转方式下耕地流向的差异分析

基于理性人视角,耕地流转中之所以同时存在有偿和无偿两种流转方式,原因在于不同农户采用无偿或有偿方式转出耕地所获得的利益不同,转出者会选择利益最大的转出方式。可以将转出者的利益分为货币(包括实物,下文同)和非货币两类。在有偿流转方式下,耕地转出者得到的利益是货币租金;在无偿流转方式下,转出者得到货币租金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应地,耕地转入者需要向转出者支付货币租金或补偿货币租金以外的其他资源或利益。

① 不排除少数转出者将耕地以低价转给亲友等,在追求部分货币租金利益的同时追求部分非货币租金利益。由于难以区分转出者是完全还是部分性地追求货币租金利益,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简单地把转出者分为追求货币租金利益的有偿转出者和追求非货币租金利益的无偿转出者这两类。

1. 耕地转入者的“自选择”与“被选择”

在完善的竞争性要素市场上,价格是调节资源配置的唯一信号,市场参与者根据市场价格自主作出购买与出售的决策。假定在有偿流转中,一方面,耕地是同质的,且数量众多的耕地转入者对地块位置没有特殊要求;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转出者单纯追求货币租金,这时耕地流转市场可视作竞争性要素市场。在这一市场中,农户根据市场租金水平自主选择是否转入或转出耕地:当耕地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高于市场租金时,农户转入耕地(并且不在乎转入的耕地来自谁),反之则转出耕地(并且不在乎耕地转给了谁)。

① 不排除少数转入农户看重地块的位置因素。比如,在存在地块规模经济情况下,转入者会愿意为与自家地块相邻的地块支付更高租金(纪月清等,2017)。

而在无偿流转中,耕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不再由市场租金调节。耕地转出者不再单纯追求货币租金,他们会挑选特定的耕地承接者以取得货币租金以外的利益[7, 16]。耕地转入者是被转出者按照某种标准选择出来的(简称“被选择”)。比如,举家外出户出于保护耕地产权的考虑,可能选择将耕地无偿转给值得信赖的亲友;没有男性青壮年常住在村的农户为了请亲友协助农业生产或者帮忙照看家中老弱等,可能选择将耕地无偿转给能够提供此类帮扶的亲友;农户可能出于交换资源的考虑,将耕地无偿转给村干部等拥有一定资源配置决策权的农户;农户也可能单纯出于资源分配公平、收入公平或同情互惠的考虑,将耕地无偿流转给资源禀赋状况较差的亲友。但是,即使转出者不收取货币租金,那些无暇经营更多耕地或者说耕地边际产品价值非常低的农户仍不会转入耕地。因此,在无偿流转中,转入户一方面接受转出户的挑选或者说配给,另一方面自主选择是否转入耕地。

2. 有偿流转的耕地流向及其效率和公平涵义

在完善的有偿流转市场中,农户根据对耕地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和市场租金的比较结果,自主选择是否转入或转出耕地。不同农户耕地投入的边际产品存在差异,原因在于不同农户在经营管理能力、要素禀赋及所采用技术等方面存在差异,结果是不同农户会进行要素交易[17]。耕地通过交易从边际产品价值低的农户流向边际产品价值高的农户,直到所有农户的耕地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都等于市场租金。耕地最终被配置给边际产品价值最大的农户,实现配置效率。

那么,耕地流转是否具有促进耕地使用公平和收入公平的意义呢?考察这一问题需要分析耕地是否倾向于流向耕地禀赋较少、其他资源禀赋(包括人力资本禀赋)状况也较差的农户。有偿流转是否促进公平取决于具体环境和条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农业技术是否表现出规模经济特征。在欠发达国家,以人工劳作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往往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18],这意味着在保持劳动等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耕地投入的边际报酬(产量)随耕地投入数量的增加而递减。此时,耕地流转具有缩小农户间耕地经营规模差异的公平性意义,因为耕地禀赋欠缺的农户的耕地边际产量更高,会租入耕地,耕地禀赋丰富的农户则出租耕地[3]。当前中国仍存在数量庞大的小农户,在小农户生产经营中,技术采用可能仍表现出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原因在于:一方面,小农户在很多生产环节,如施肥、施药、除草等环节仍依靠纯手工劳动;另一方面,尽管在有些生产环节如耕地、收割等,小农户也开始大量使用机械,但他们主要通过购买机械作业服务而非自购机械的方式来使用机械,这时分摊机械购置成本方面的规模经济从农户的内在经济转变为跨农户的外在经济[19]。虽然一些小农户也会转入少量耕地,但是耕地经营的小规模扩大并不足以引发技术采用的根本变革,小农户大多在部分环节采用手工劳动,在部分环节购买机械服务;而且,受家庭劳动力数量的约束,耕地投入增加后耕地的边际报酬表现出递减特征。因此,小农户之间的耕地流转方向仍可能是从人少地多的农户流向人多地少的农户,因而有助于增强耕地使用的公平性。

但是,近年来中国不断涌现出在技术、管理和对应的扶持政策等方面均不同于传统小农的规模化经营主体,这些规模经营主体改变了耕地流转的公平性特征。原因在于,规模经营主体能够通过有偿转入大面积耕地来努力突破面积门槛:一方面,他们可以在更多生产环节特别是难以外包的环节自购更具规模经济效率的机械(例如,用机动喷雾器甚至农用飞机来替代手动喷雾器),改变规模报酬不变的小农户技术特征;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享受专门针对规模户的政策补贴。规模经营主体的行为更接近企业家,他们通过调动、组织和管理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资源并承担相应风险,取得不低于从事其他工作或投资、经营其他产业的收入。而且,在信贷市场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成为规模经营主体的前提是自身拥有一定的前期资金积累。因此,资源禀赋状况较好的农户更可能赚取更高收益,也更可能拥有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所需要的前期资金积累。因此,在有偿流转方式下,耕地更可能大面积流向资源禀赋状况较好的农户,这不利于提高耕地使用的公平性和收入公平性。

3. 无偿流转的耕地流向及其效率和公平涵义

在无偿流转中,耕地转入既是“被选择”又是“自选择”的结果。从转入户的“被选择”角度来看,现阶段转出户可能主要基于保护耕地产权、照看老弱、帮扶生产的动机,或基于公平、互惠动机,将耕地无偿转给资源禀赋状况较差、缺乏非农就业机会、有足够时间为其提供必要帮助,满足其特殊效用的农户,而非基于资源交换目的,把耕地馈赠给资源较为充裕或边际产品价值较高的农户,以期待对方“礼尚往来”。此外,农户通过无偿流转所能获得的耕地数量是有限的,因为无偿流转主要发生在亲友之间,而单个农户的亲友数量有限;并且,农户在转入大面积耕地后将无暇为转出户提供其所需的帮助,从而转出户也不愿意向其提供耕地。因此,无偿耕地流转可能更有利于公平性。从无偿转入户的“自选择”角度来看,如上所述,那些耕地边际产品价值非常低的农户并不会转入耕地,因此,无偿耕地流转仍然具有一定的效率涵义。由于通过无偿流转方式所能获得的耕地数量非常有限,难以突破规模门槛,因此无偿转入者仍处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的区间内;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支配下,人多地少的农户会倾向于选择承接耕地,人少地多的农户则无暇承接耕地,因此,无偿转入户的“自选择”同样具有一定的公平涵义。

4. 两种流转方式下耕地流向差异及相关研究假说

在有偿流转中,耕地流向边际产品价值高于当地市场租金的农户;在无偿流转中,耕地流向能够向转出户提供某些货币租金以外利益的农户,这些农户的耕地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不必高于当地市场租金。换言之,耕地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对于有偿转入的作用要大于它对无偿转入的作用。从实证检验的角度来看,耕地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无法被直接观测到,通过估计生产函数计算出边际产品价值又面临模型设定偏误以及难以完整观测并收集农户的生产投入数据等问题。为避免这些问题,本文参考Lin[17]与金松青和Deininger[3]等的研究,直接分析耕地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的决定因素(如农户的农业经营能力、技术与资源禀赋)对耕地转入的影响,并提出如下可实证检验的假说:

① 许多研究基于农业生产函数估算出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为负,这样的结果有悖常理,间接说明基于生产函数估计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品的方式并不一定可靠。

假说1:提高耕地边际产品价值的相关因素,如农户的农业经营能力、拥有农业机械(代表采用机械技术)、生产高附加值农产品(代表采用品种技术)等,对促进农户有偿转入耕地的作用大于无偿转入。

假说1阐述了两种耕地流转方式在资源配置的效率涵义方面的差异。耕地流转的公平涵义同样值得关注。中国高度平均的耕地使用制度被认为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存和发展,使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例如婴儿死亡率、发育迟缓状况、识字率)远优于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20]。根据前文分析,在中国农业向规模经营方向发展的趋势下,有偿流转表现出促进耕地集中经营的特征,而发生在小农户之间的无偿流转仍可能表现出促进耕地使用公平的特征。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从流转规模来看,有偿方式下的转入耕地面积远大于无偿方式下的转入耕地面积;从流向来看,资源禀赋倾向于提高农户有偿转入耕地的可能性,降低无偿转入的可能性。因此,有偿流转会加剧资源使用的不公平性;而无偿流转则有利于资源使用的公平性。

两个假说集中于耕地转入户的异质性,以及基于转入户异质性的效率和公平两方面涵义。

三、实证模型、数据及描述性分析 (一) 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二元Probit模型[27]来分析农户是否无偿转入耕地,以及农户是否有偿转入耕地的行为选择,并通过考察农业经营能力、技术采用和资源禀赋等因素对两种转入行为的差异性影响来检验前文提出的2个假说:

(1)

(1) 式中,y1*y2*分别为决定无偿和有偿转入的潜变量,y1=1代表农户无偿转入耕地,y1=0代表其余情形;y2=1代表农户有偿转入耕地,y2=0代表其余情形。X是影响耕地转入的农户特征和村组特征因素。这些特征因素可能影响农户的耕地转入需求,也可能影响其他农户对所考察农户的耕地供给,也可能同时影响农户的耕地转入需求和其他农户的耕地供给,这些因素最终影响农户的耕地转入行为

① 理论上,无偿转入和有偿转入都分别对应二元选择模型(同时分析有偿转入和无偿转入行为时则对应四元选择模型)。例如,无偿转入行为既包括农户根据耕地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决定是否转入耕地的“自选择”成分,又包括其他农户考虑向其无偿提供耕地的“被选择”成分。揭示这一过程需要分开调查并分析农户的耕地转入需求和其他农户对所考察农户的耕地供给。实践上,由于进行这种调查与数据分析非常复杂,并且多数时候研究者只需实证分析各个特征因素对行为结果的总的影响,没有必要区分各个特征到底是影响需求还是供给,因此,绝大多数研究没有区分需求方程与供给方程。一个典型类比是:绝大部分信贷研究选择直接研究借贷行为,没有分开分析行为人的资金需求方程和对行为人的资金供给方程。本研究的实证分析部分也不进行这种区分。

已有研究简单把耕地转入看作是竞争性市场中的自选择行为,主要分析决定耕地需求(这等价于分析耕地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的因素对转入的影响。参考金松青和Deininger[3]、Lin[17]等的研究,本文选取以下三类与耕地需求有关的因素:第一类因素是农户的农业经营能力。已有研究主要通过估计生产函数,计算残差或分解出部分残差来代表农户的农业经营能力[2-3]。如果使用这种方法,一方面,研究者需要在入户调查中详尽询问各农产品的投入产出数据,在这方面所费时间将很长,从而降低其他信息的采集质量;另一方面,即使搜集了详尽的投入产出数据,用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残差除了包含各农户的经营能力差异,还包含土壤质量、灌溉条件、加总过程中出现的误差等难以进一步分解的差异。为简化调查内容并保证调查质量,本研究在调查过程中询问了农户对农业经营能力的主观评价,在调查过程中,具体的询问问题是:“如果本村所有农户都只种地,与本村其他户相比,您家经营农业的能力是强一些、差不多,还是差一些?”本文将根据农户的主观评价来衡量农户的农业经营能力。主观自评指标(例如自评健康与自评幸福感)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测量和分析,被证明具有类似于客观指标的测量效度和信度[22]。第二类因素是农户所采用的农业技术,本文主要考虑高附加值产品生产技术和农业机械技术。前者提高了耕地边际产品价值和农户的耕地需求,后者使得农户能够利用有限的家庭劳动力来经营更多耕地。两种技术分别用农户“有没有生产高附加值农产品”和“有没有原价1000元以上的农业机械”两个虚拟变量来衡量。为避免内生性问题,比如农户转入大量耕地和实行规模经营的行为反过来影响其农机购置,本文将取这些变量的基期值。第三类因素是农户自身的资源禀赋状况,本文考虑农户的农业禀赋、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本和非农经营资产禀赋这四种。其中,农业禀赋用人均承包地面积衡量;劳动力资源用劳动力数量衡量,区分不同年龄层人口,即16~59周岁人口、60~69周岁人口以及70~79周岁人口;人力资本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和劳动力的非农工作经验来衡量,人力资本可能有利于农业经营和耕地转入,也可能改变农户在农业和非农就业上的时间分配,进而改变农业经营和耕地转入行为;非农经营禀赋用农户是否有非农经营资产来衡量,为防止内生性问题,也将使用其基期值。

不能忽略的是,耕地转入行为并不完全是转入户自发选择的结果,转出户也会对转入户进行挑选并影响实际发生的转入行为。上述与农户耕地需求有关的特征因素中,有些因素也可能同时影响其他农户对所考察农户的耕地供给。比如,如果农户的农业禀赋或者非农禀赋较多,他们可能将大量时间用于农业或非农生产经营,因此无暇为转出户提供照看老幼和生产帮扶等货币租金以外的利益,这些农户也可能因不符合转出户的互惠、公平动机,从而更不可能被选为无偿流转的耕地承接者。农户自身的资源禀赋影响农户获得耕地供给,合理的、农户可触及的社会资源也影响农户获得耕地供给的可能性,下面列出两种可能对农户获得耕地供给有影响的社会资源因素:一是农户的亲友数量。亲友之间的耕地流转在信息搜寻与合约监督执行等方面的交易成本更低,并且亲友之间可能存在人情交换,预期亲友数量有助于农户获得更多耕地供给特别是无偿的耕地供给。本文使用最近1年参加婚宴的数量来反映农户的亲友数量。二是农户家中是否有成员为村干部或村级以上干部。干部户掌握更多耕地供给信息,并且具有一定的资源配置决策权,预期他们更容易获得耕地。

除了对(1)式中的二元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外,本文在不区分有偿和无偿流转方式的情况下,用一元Probit模型分析农户的耕地转入行为。这一方面有利于和已有研究相互印证,考察耕地流转的总体流向,另一方面,通过将一元转入模型的结果与有偿、无偿转入模型的结果相对照,研究者能够得知耕地流转的趋向特征主要是由有偿流转还是由无偿流转所带来的。

(2)

其中,y=1表示农户转入耕地(不区分采用有偿还是无偿方式),y=0表示没有转入耕地。各个解释变量的定义同二元Probit模型中的定义。

最后,耕地流转市场是区域性很强的市场,主要表现在绝大部分耕地流转发生在同一村组(或村庄)内部的农户之间。一方面,由于耕地位置固定、动植物生长过程需要得到密切照料,所以农业经营者一般居住在所经营耕地的附近。在一定的区域内(例如一个村庄),一般只有少量外来户前来租赁大面积耕地,大多数耕地转入户属于原来就居住在本区域的农户。另一方面,由于亲友之间的无偿流转面积非常有限,不足以吸引外地亲友,因此无偿流转更可能发生在局部区域。既然耕地流转市场的区域性很强,那么,在研究农户是否转入耕地时,就有必要考虑农户在区域内相对于其他农户的社会、经济位置。参照姚洋[23]的数据处理方法,本文通过将农户特征因素的实际度量值减去特征因素的村均值来衡量农户在村内的相对社会、经济位置。与姚洋[23]考察市场参与(转入、转出均被定义为参与)不同,本文只考察耕地转入。为了考察区域内有限的耕地供给如何在不同农户之间进行配置,在分析中有必要控制各地耕地转出的供给情况。本文使用村组内无偿转出户占农户的比例来代表村组无偿转出耕地的供给;相应地,使用有偿转出户占比代表有偿转出耕地的供给。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将在考虑耕地流转区域性和不考虑区域性两种情况下,分别用区分有偿与无偿流转的二元Probit模型,以及不区分有偿与无偿流转的一元Probit模型(以往文献中的常见方式)分析农户耕地转入行为,揭示耕地流向的效率和公平涵义。

(二)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分析 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南京农业大学“农村资源与人口流动”调查组于2015年在江苏省9市18县的调查。调查组在每县调查3~4个村民小组,共调查65个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随机抽选并调查20~25户耕地承包户,并补充调查转入这些承包户的耕地的农户(包括外来户),最终共收集了1655户农户的数据。为保证样本可比性和各变量数据完整性,本文排除那些将全部耕地统一流转给外来户经营的村组,排除家庭成员因年老、疾病原因而全部未参加工作(农业或非农工作)的农户,也排除没有提供转入地块租金等信息的农户,最终共有1396个有效样本(占84.4%)进入本文分析。有效样本中,共有285户农户转入940块,计5583亩耕地,其中132户(占转入户数量的46.3%)采用有偿方式转入地块,147户(占51.6%)采用无偿方式,6户(占2.1%)同时采用有偿和无偿两种方式。下面区分有偿和无偿两种情况,对流转地块和转入户特征进行描述与对比分析。

2. 两种流转方式下的农户转入规模和转入地块的特征

两种流转方式下农户转入规模的对比见表 1。可以清楚地看到,相比于有偿转入户,无偿转入户的转入地块数较少、转入耕地面积较小,假说2关于“流转规模”的判断在农户层面成立。平均而言,无偿转入户转入耕地后的经营面积是村组内农户承包耕地面积中值的2.05倍,而有偿转入户则达到9.84倍。可见,有偿流转会加剧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两极分化的趋势,而无偿转入的小规模特征明显,对公平利用耕地的意义更强。

表 1 有偿转入户和无偿转入户的转入规模对比
转入类型 样本农户数 户均转入地块数 户均转入面积/亩 转入后经营面积/亩 转入后经营面积与村组内农户承包面积中值之比
无偿转入户 147 2.30 4.12 7.52 2.05
两种方式转入户 6 3.17 5.08 8.73 1.70
有偿转入户 132 4.41 37.47 43.18 9.84
合计 285 3.30 19.59 24.07 5.62
注:转入地块中有些是合并了不同地块之后的地块,一块大地块包含若干小地块。

表 2列出两种流转方式下的地块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转入3块以上的农户只统计了其中面积最大的3块转入地块,属于不完全统计。农户无偿转入的地块中,92%来自本村民小组内部,只有6.86%来自组外村民,1.08%来自村集体,无偿流转明显局限在村组内部,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和封闭性;农户有偿转入的地块中,来自本村组内部的比例降低到78.3%,来自组外村民、村集体的比例分别提高到14.04%、7.66%,有偿流转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村组的界限,流转的区域性和封闭性相对较弱。表 2还显示,两种流转方式下的转入地块规模、地块合并流转特征和经营类型存在明显差异。有偿方式下的转入地块面积远大于无偿方式下的转入地块面积,同时,在有偿方式下多户转出户合并转出的地块数量占比远高于无偿方式。有偿转入地块被用于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也明显更高。这可能反映,已掌握高附加值产品经营技术的农户通过有偿方式大面积转入耕地以便获取更高收入;也可能反映,转入经过合并的、规模较大的地块有利于农户摆脱相邻地块经营决策的干扰,更自由地根据市场需求选择生产经营类型[19, 24]

表 2 有偿转入地块和无偿转入地块的特征对比
转入类型 样本地块/个 来自组内村民/% 来自组外村民/% 来自村集体/% 块均面积/亩 多户合并流转占比/% 经营高附加值产品占比/%
无偿转入地块 280 92.06 6.86 1.08 1.82 2.87 7.20
有偿转入地块 281 78.30 14.04 7.66 12.18 30.69 19.38
合计 561 85.74 10.16 4.10 7.01 16.73 13.22
注:①对转入3块以上地块的农户只统计了其中面积最大的3块,因此表中转入地块数小于总转入地块数。②根据调查时的耕地用途,将生产蔬菜、水果、花卉或水产品划为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3. 农户特征的分组对比

表 3将农户分成未转入耕地户、无偿转入户、有偿转入户3类,分别汇报了其特征变量的统计值(分别对应第4、5、6列),同时汇报了所有样本户的特征变量的统计值(最后1列)。

表 3 各变量定义及对比分析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未转入户
(1111户)
无偿转入户
(153户)
有偿转入户
(138户)
所有样本
(1396户)
农业经营能力自评 强一些(是=1,否=0) 0.08 0.15 0.41 0.12
差不多(是=1,否=0) 0.73 0.76 0.53 0.72
差一些(是=1,否=0) 0.19 0.09 0.06 0.16
农业技术
    机械技术采用 2010年是否有1000元以上的农机(是=1,否=0) 0.15 0.27 0.53 0.20
    经营技术采用 是否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是=1,否=0) 0.10 0.10 0.24 0.11
家庭特征
    耕地禀赋 家庭人均承包耕地面积(亩/人) 1.26 1.24 1.50 1.28
    人口结构 16~59周岁且没在上学的青壮年人口数量 2.31 2.20 2.46 2.31
60~69周岁人口数 0.53 0.71 0.69 0.57
70~79周岁人口数 0.27 0.29 0.19 0.26
    男性劳动力占比 男性劳动力人数占家庭劳动力人数的比例 0.54 0.53 0.53 0.54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 8.35 7.51 7.97 8.22
    劳动力非农就业经验 家庭中有一半以上劳动力在2013年及以前参加过非农就业(是=1;否=0) 0.51 0.31 0.33 0.47
    非农经营资产禀赋 2010年有开店、办厂、运输等生意(是=1;否=0) 0.16 0.11 0.09 0.15
社会资源
    政府任职情况 家中有成员在村级以上单位任职(是=1;否=0) 0.03 0.03 0.07 0.03
    亲友数量 用农户最近1年参加婚宴的次数表征亲友数量 3.11 3.09 4.00 3.21
流转供给
    村组有偿流转供给 所处村民小组内有偿转出耕地的农户比例 0.18 0.14 0.24 0.18
    村组无偿流转供给 所处村民小组内无偿转出耕地的农户比例 0.11 0.19 0.10 0.12
注:农业经营能力自评是指农户认为相比本村其他农户,自家的农业经营能力;既无偿转入又有偿转入的农户有6户,由于样本量较少,表中没有单列出来并统计其特征,这些农户既统计在有偿转入户,又统计在无偿转入户中。

首先,对比各类农户农业经营能力和生产技术的差异。农业经营能力方面,转入户特别是有偿转入户的自我评价远高于未转入户,在未转入户、无偿传入户和有偿传入户中,对自己的经营能力评价为更强的比例分别为8%、15%、41%。机械技术采用方面,15%的未转入户在2015年拥有1000元以上的农业机械,低于无偿转入户(比例为27%),更低于有偿转入户(比例达53%)。经营技术采用方面,未转入户、无偿转入户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户数比例均为10%,有偿转入户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户数占比为24%,是无偿转入户的2倍以上,说明有偿转入户在掌握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经营技术上更有优势。综合来看,有偿转入户的农业经营能力评价、拥有农机比例、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比例均最高。其次,对比农户的资源禀赋特征。耕地禀赋方面,有偿转入户的人均承包耕地面积最大,显示出承包地多的农户有进一步有偿转入大面积耕地来扩大经营规模的趋势;人口结构方面,有偿转入户户均青壮年人数最多,而无偿转入户户均处于60~79周岁年龄段的人数最多,有偿转入户的人口结构相比无偿转入户更加年轻化;人力资本方面,未转入户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更高,非农就业经验更丰富,说明人力资本提高有利于促进非农就业和耕地转出,表 3也显示,有偿转入户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非农就业经验优于无偿转入户;非农经营资产方面,未转入户的非农经营资产较多,而转入户的非农经营资产较少,其中有偿转入户的非农经营资产少于无偿转入户。再对比农户的社会资源特征,有偿转入户的政府任职比例最高、亲友数量最多,反映有偿转入户的社会资源更丰富。最后,有偿转入户所处村民小组的有偿转出比例更高,无偿转入户所处村民小组的无偿转出比例更高,这符合流转的区域特征。

综合上述分组对比结果,总体上各类型农户存在较明显的特征差异:一方面,相比未转入户,转入户的农业经营能力评价和农机持有比例更高,但是其人力资本和非农经营资产状况更差,因此耕地总体上倾向于流转给非农禀赋贫乏而农业生产效率较高的“贫穷而有效率”农户,这一样本特征与已有研究[3-4]的数据分析结论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相比无偿转入户,有偿转入户的农业经营能力评价、农机持有比例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更高,同时,有偿转入户的耕地资源禀赋较多、人口结构更年轻、人力资本状况更好、社会资源更丰富,因此,有偿耕地流转的效率涵义更强,公平涵义则较弱,这符合前文所提2个假说,说明在耕地流转实践中有必要区分不同的流转方式。下文基于实证模型,控制各变量并考察不同流转方式下耕地转入户的异质性,进一步检视不同流转方式的效率和公平涵义。

四、实证结果

表 4汇报了不考虑耕地市场区域性的回归结果。

表 4 一元Probit模型和二元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不考虑区域性)
变量 转入耕地决策:
一元Probit模型
转入耕地所采用的方式:二元Probit模型
有偿转入 无偿转入 边际效应差异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自评经营能力更强 1.0381*** 0.2559*** 1.1388*** 0.2751*** 0.4164*** 0.0938*** 0.1813***
自评经营能力一般 0.3676*** 0.0906*** 0.2618 0.0412 0.3638** 0.0797*** -0.0385
机械技术采用 0.7056*** 0.1740*** 0.8717*** 0.1901*** 0.2505** 0.0518* 0.1382***
经营技术采用 0.3683*** 0.0908*** 0.6224*** 0.1185*** -0.0816 -0.0140 0.1325***
耕地禀赋 -0.0557 -0.0137 -0.0051 -0.0007 -0.0966* -0.0164 0.0157
青壮年人数 0.0260 0.0064 0.0324 0.0046 0.0145 0.0026 0.0019
60~69周岁人数 0.1221* 0.0301* 0.0774 0.0112 0.0932 0.0176 -0.0064
70~79周岁人数 -0.0100 -0.0024 -0.0726 -0.0097 0.0403 0.0074 -0.0171
劳动力男性比 0.0681 0.0168 -0.0307 -0.0042 0.0769 0.0145 -0.0187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0.0295* -0.0072 -0.0161 -0.0020 -0.0284 -0.0050 0.0030
劳动力非农就业经验 -0.3190*** -0.0786*** -0.2191** -0.0268 -0.3274*** -0.0473* 0.0204
非农经营资产禀赋 -0.3485*** -0.0859*** -0.4706*** -0.0500* -0.1480 -0.0243 -0.0257
政府任职情况 0.2728 0.0672 0.2900 0.0470* 0.0741 0.0139 0.0331
亲友数量 -0.0015 -0.0003 -0.0025 -0.0003 -0.0060 -0.0010 0.0007
常数项 -1.1474*** -1.8587*** -1.2211***
模型统计量 Wald chi2=141.25 Wald chi2=305.45 Prob>chi2=0.0000
Prob>chi2=0.0000 rho=-0.2167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0:
Pseudo R2=0.1278 chi2(1)=8.5747 Prob>chi2=0.0034
注:①*、**、***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②本表是以村庄为单元进行聚类估计的结果。③一元Probit模型的边际效应是Stata软件的margin命令的汇报结果;二元Probit模型的边际效应的计算方式如下:先进行二元Probit模型回归,再基于模型预测值计算出各变量在均值处的边际效应和显著性;边际效应差异一列是有偿转入方程自变量的边际效应减去无偿转入方程自变量的边际效应所得差值。表 5同。

其中,不区分有偿与无偿方式的农户耕地转入一元Probit模型回归得到了与其他研究[5]类似的结果,说明了本研究所用数据的代表性和结论的稳健性。具体而言,提高耕地边际产品价值的相关变量,如农户的农业经营能力、采用机械技术和经营技术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提高农户转入耕地的可能性。这说明耕地趋向于流转给更有效率的农业经营者。人均耕地禀赋对农户转入耕地影响为负,但统计上并不显著。以前的文献一般发现耕地禀赋显著降低转入可能性,耕地流转具有促进耕地使用公平的重要作用。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可能体现了耕地流转市场发展的新动向,即随着技术利用规模经济的加强以及对规模经营补贴的增多等,耕地流向人多地少的农户的趋势已不再明显。人口特征方面,60~69岁人口数显著提高了农户转入耕地的可能性;青壮年人口数和70岁以上人口数对耕地转入的影响不显著。这反映现阶段耕地经营者和转入者以中老年劳动力为主体,大部分青壮年已不倾向于从事农业。与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收入有关的变量,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非农就业经验、非农经营资产显著降低农户转入耕地的可能性,说明非农就业和非农生产禀赋较优的农户更可能选择脱离农业,并不倾向于将在非农就业或非农经营中所获得的积累用于扩大耕地规模。政府任职情况正向影响农户转入耕地的可能性,亲友数量则有负向影响,但两者都不显著。模型回归结果与上文分组对比结果一致,耕地总体上仍趋向于流转给资源禀赋状况较差、但具有农业经营能力和技术的农户。

有偿和无偿两种流转方式下耕地流向差异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相关结果见表 4中的二元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模型回归结果的rho值显著为负,说明对农户而言采用有偿或无偿方式是相互替代性的选择而不是互补性选择。大部分农户特征变量以相同的方向影响有偿与无偿耕地转入,但是在两个方程中各变量的系数大小、显著程度、边际效应(表 4最后一列)存在明显差异。从能力与技术等效率指标来看,这些指标对农户有偿与无偿转入耕地的作用大小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对有偿转入的作用远大于无偿转入:农户自评经营能力为“更强”会使有偿转入概率增加27.51%,无偿转入概率增加9.38%,前者是后者的2.93倍;机械技术采用会使有偿转入概率增加19.01%,无偿转入概率增加5.18%,前者是后者的3.67倍;经营技术采用对无偿转入耕地的影响不显著,然而会使有偿转入概率提高11.85%。可看出,经营能力、机械技术采用、经营技术对有偿转入的作用远远大于无偿转入,这一结果支持研究假说1。因此,耕地通过有偿方式流转给相对而言更有效率的经营者,使得两种流转方式下的转入户产生经营效率方面的异质性。

从耕地等资源禀赋指标来看,这些指标对农户有偿或无偿转入耕地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在无偿转入方程中,耕地禀赋作用方向为负且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耕地禀赋每增加1亩,农户无偿转入耕地的可能性降低9.66%;而在有偿转入方程中,耕地禀赋系数和边际效应都非常小且统计上不显著。这一结果意味着,无偿流转具有类似于行政性再分配的公平性特征,即将耕地无偿地给予人多地少的农户使用。在有偿流转中,耕地并不倾向于流向人多地少的农户,以往研究所发现的耕地流转促进耕地使用公平的结果可能主要来源于其中的无偿流转[5-6]。非农就业经验与非农经营资产禀赋这两个与非农就业有关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变量对农户转入耕地的影响为负。非农就业经验降低无偿流转的作用大于有偿流转,可能的原因是,非农就业经验不但降低了农户自身的耕地需求,还会降低其他农户对所考察农户的耕地供给,因为这些农户可能无暇为其他农户提供照看老幼和生产帮扶等非货币租金利益。非农经营资产禀赋降低无偿转入的作用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这类农户能够为其他农户提供帮助(如就业机会)从而容易获得无偿的耕地供给。而非农经营资产禀赋对农户资金、时间乃至企业家管理才能的占用会显著减少他们在农业领域的企业家行为,即通过有偿转入大面积耕地来进行利润导向的生产经营。劳动力资源及其状况既属于农业生产资源范畴又属于非农生产资源范畴,这些变量对有偿和无偿转入的影响在统计上均不显著,但从系数和边际效应大小来看,青壮年人数对有偿转入作用更大,而老年人数对无偿转入作用更大,说明无偿流转的耕地倾向于流向人口老年化程度更高的农户。另外,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具有降低耕地转入可能性的作用,且对降低无偿转入可能性的作用更大,说明无偿流转的耕地更倾向于流向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户。总体来看,除了非农经营资产禀赋等少数指标外,大部分指标的系数和边际效应大小显示,相比有偿流转,无偿流转更倾向于流向人均耕地禀赋较少、劳动力老龄化较严重、教育程度较低、非农就业经验较为缺乏的农户,尽管这些差异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

政府任职情况和亲友数量两个变量在两个方程中均没有呈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从影响方向上来看,政府任职情况对有偿转入和无偿转入的影响均为正,符合预期。亲友数量的影响则为负,与预期相反,可能的原因是,参加婚宴次数不单衡量了家庭的亲友数量,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家庭的人口年龄结构,相比老年人口家庭,年轻人口家庭参加婚礼通常更多(一方面年轻人口家庭有更多的同龄朋友结婚,另一方面农村老年人口家庭倾向于把婚宴等人情往来负担“转嫁”给年轻子女的家庭),而年轻人口家庭也更倾向于从事非农就业而非转入耕地进行农业经营。

如果考虑耕地流转的区域性,情况又会如何?表 5列出考虑区域性以后的回归结果。

表 5 一元Probit模型和二元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考虑区域性)
变量 转入耕地决策:
一元Probit模型
转入耕地所采用的方式:二元Probit模型
有偿转入 无偿转入 边际效应差异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自评经营能力更强 1.0636*** 0.2592*** 1.1254*** 0.2727*** 0.4694*** 0.0992*** 0.1735***
自评经营能力一般 0.3180** 0.0775** 0.2817 0.0450* 0.2771 0.0534** -0.0084
机械技术采用 0.6768*** 0.1649*** 0.9188*** 0.2037*** 0.1576** 0.0285 0.1751***
经营技术采用 0.5795*** 0.1412*** 0.8027*** 0.1674*** 0.0091 0.0015 0.1659***
耕地禀赋 -0.0314 -0.0076 -0.0213 -0.0029 -0.0525 -0.0084 0.0055
青壮年人数 0.0250 0.0061 -0.0308 -0.0042 0.0583 0.0100 -0.0143
60~69周岁人数 0.1326** 0.0323** 0.0459 0.0066 0.1440** 0.0258 -0.0192
70~79周岁人数 0.0485 0.0118 -0.0456 -0.0062 0.1457 0.0262 -0.0324
劳动力男性比 0.1148 0.0279 0.0261 0.0037 0.0886 0.0154 -0.0117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0.0157 -0.0038 0.0086 0.0012 -0.0259 -0.0042 0.0054
劳动力非农就业经验 -0.2903*** -0.0707*** -0.2272** -0.0279 -0.2944** -0.0408 0.0128
非农经营资产禀赋 -0.3993*** -0.0973*** -0.5517*** -0.0560** -0.1939 -0.0288 -0.0272
政府任职情况 0.1871 0.0456 0.2538 0.0407 -0.0518 -0.0083 0.0491*
亲友数量 0.0070 0.0017 0.0106 0.0015 -0.0080 -0.0013 0.0028
村组有偿流转供给 0.1786 0.0435 0.8145** 0.1697*** -0.4491 -0.0573** 0.2270***
村组无偿流转供给 2.1494*** 0.5239*** -0.6423 -0.0627** 3.0734*** 0.8538*** -0.9166***
常数项 -1.5816*** -1.9339*** -1.8887***
模型统计量 Wald chi2= 233.80 Wald chi2= 561.57 Prob>chi2=0.0000
Prob>chi2=0.0000 rho=-0.1626 Likelihood ratio test of rho=0:
Pseudo R2=0.1399 chi2(1)=4.5177 Prob>chi2=0.0335

对比表 4表 5可知,首先,考虑区域性与不考虑区域性的回归结果非常相似:耕地总体趋向于流向经营能力更强、技术采用更多的高效率农户,以及非农就业和非农经营禀赋较差的农户;自评农业经营能力为“更强”、采用机械技术和经营技术这3个效率指标对有偿转入和无偿转入的影响的边际效应仍在1%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并且仍是对促使农户有偿转入耕地的作用更大。其次,考虑区域性与不考虑区域性的回归结果也有细微的差别,主要包括:耕地禀赋变量在无偿转入方程中的系数变得不显著,政府任职情况对有偿转入的作用仍保持正值而对无偿转入的影响变为负值,并且对两者的影响差异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最后,本村组农户的有偿转出供给显著增加农户有偿转入的概率、无偿转出供给显著增加农户无偿转入的概率,这说明现阶段农户的耕地转入决策仍受到本村组的耕地供给的影响,耕地流转市场的区域性和封闭性特征仍然明显。

上文报告了基于全部农户样本(包括转入户和未转入户)的回归结果,为排除农业补贴的影响,我们将转入户领取农业补贴的情形排除,对剩余农户样本进行同样的回归,结果与上文基本一致。我们也尝试以农户在办婚宴或者寿宴时邀请本村组农户参加的百分比代替农户一年内参加婚宴的次数来表征亲友数量,将亲友在政府的任职情况考虑在内并重新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和政策涵义

现阶段大量耕地流转发生在亲友熟人之间,许多流转采用不约定实物与货币租的无偿方式。基于已有研究,本文讨论了无偿流转和有偿流转的耕地资源配置机理的差异,分析了不同流转方式下的耕地转入户存在异质性的可能。基于江苏省65个村民小组的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发现不同流转方式下的耕地转入户确实存在异质性。一方面,相对于无偿转入户,有偿转入户的农业经营能力评价更高,更可能持有农机,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更高,经营的地块规模也较大。这意味着,有偿流转方式有利于耕地流向更有效率的农户,从而具有提高耕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意义。另一方面,无偿转入户自身的资源禀赋状况相对较差,社会资源较少,耕地转入规模也较小,这意味着无偿流转方式相对有利于耕地流向资源禀赋状况较差的农户,从而具有增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的意义。综合来看,亲友间的无偿流转对于提高耕地利用效率的作用弱于有偿流转,但无偿流转具有类似于耕地调整的公平性特征,即耕地被无偿地给予人多地少的农户使用。

本文指出不同耕地流转方式下的资源配置机理存在差异,并且发现不同配置机理下耕地转入户存在异质性,这对于深化土地流转的相关理论具有一定意义。在分析各种因素对耕地流转的影响时,不能忽略流转方式的差异性,不同的流转方式导致耕地流向具有异质性的经营者。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有偿流转的效率意义更强,无偿流转的公平意义则相对更强。在现阶段,对于缺乏非农就业机会或者非农就业能力不足、收入主要来自农业、有机会无偿转入耕地的农户而言,无偿流转有助于他们更充分地利用自有资源和外界帮助,提高收入,进而有利于促进收入公平。现阶段农村仍有大量农业劳动力和农业经营户,耕地转出户较容易找到亲友来承接耕地,也可能采用无偿流转方式;预期随着农村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发生在亲友之间的耕地流转比例会不断下降,“价高者得”将成为主导性的耕地资源配置机制,耕地将更多流转给利用效率更高的经营者,同时不同经营者的规模将加速分化,这有利于优化耕地资源配置。

本文的政策涵义如下:(1)适应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的趋势,政策需要在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根本前提下,积极建设正式和规范有序的耕地流转市场,提高耕地配置效率,从而更有效地利用中国有限而宝贵的耕地资源。(2)在建设正式耕地流转市场的同时,政策不能忽视资源禀赋状况较差的小农户的利益和需求。根据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精神和要求,现代农业的发展决不能以弱势小农户利益受损为代价。因此,对于在有偿、正式流转占据主导位置时,无法再通过无偿、非正式方式转入小规模耕地的弱势农户,政策需要在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多渠道提供就业机会,并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措施,增强他们的非农就业能力,拓展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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