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保护环境和消除贫困是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201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了以“绿色发展与减贫战略”为核心议题的绿色经济报告书，绿色减贫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1]。中国扶贫始于20世纪50年代，为解决温饱问题，政府对贫困地区大规模“输血”^[2]。直到20世纪80年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逐渐显现，扶贫理念转变为开发式扶贫，即注重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变“输血”为“造血”。由于各地区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进入21世纪，政府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对开展扶贫开发的重要意义，绿色减贫理念开始产生^[3]。《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出台，强调扶贫开发必须与资源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2012年，党的十八大确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6年，“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新理念；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绿色减贫思想已成为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也是扶贫脱贫的重要遵循和方向指引^[4]。

贫困问题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5]。2011年，中国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中国扶贫工作的总体目标是“两不愁三保障”，同时，划分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明确提出连片特困地区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贫困地区面临要发展还是要绿色的两难选择：中国的贫困地区多是自然资源富集区，又是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生态脆弱区；不仅是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战略区，也是经济社会相对落后和贫困人口聚集区^[6]。中国贫困地区不能继续沿用传统的扶贫方式，绿色减贫是推进精准扶贫的有效方式^[7]。

专家学者始终倡导扶贫要体现科学发展观，要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绿色减贫这一概念^[8]。以前提出的是绿色扶贫和生态扶贫概念，葛宏等^[9]指出，绿色扶贫是针对中国贫困地区生存环境普遍恶劣、贫困加剧等问题提出的一项反贫困对策，旨在通过生态环境的治理与重建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徐秀军^[10]认为，绿色扶贫是一种新的扶贫观，是科学发展观在扶贫工作中的体现。戴旭宏^[11]认为，生态型扶贫是通过建立参与式绿色扶贫机制，让当地农户掌握致富技能，促进绿色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进而帮助生态脆弱地区贫困人群脱贫致富的一种新型扶贫方式。

那么，如何开展绿色减贫呢？这也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刘艳梅^[12]从生态学视角提出，不少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型扶贫要注重生态保护和重建。刘峰^[13]认为，六盘山地区应尝试构建碳汇交易扶贫机制。李仙娥等^[14]针对秦巴连片地区提出生态保护与减贫互动模式。秦国伟等^[15]提出通过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匹配生态资本投资收益、健全生态交易市场等举措开展绿色减贫模式创新。

但如何进行绿色减贫测度呢？专家学者主张构建指数开展绿色减贫评价，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自2014年开始，基于4个一级指标、27个二级指标构建了绿色减贫指数，测度、分析11个连片特困地区的绿色减贫指数；蓝红星等^[16]基于4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评价大小凉山彝区绿色减贫绩效；王超等^[17]将贵州87个区县作为研究对象，设计5个维度、28个指标评估绿色减贫成效。由上可知，目前已有文献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主要集中在能够反映区域经济绿色增长、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投资与发展、社会发展和扶贫减贫效果的指标上，这些指标处于平行层面，能够从多方位较为全面地评测绿色减贫成效。在当前两山理论和绿色发展理念下，绿色逐渐成为扶贫的底色，这就要求在绿色减贫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凸显绿色化的作用，而已有文献并未展现这一新的趋势。

综上所述，专家学者针对绿色减贫的内涵及发展路径研究较多，但对于绿色减贫评价研究尚处于继续探索阶段。在指标体系构建中，已有文献将绿色发展与减贫成效并重，未突出绿色化的作用；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区域的市县层面，对绿色减贫成效的整体性分析较少。本文在参考文献资料指标构建理念的基础上，以绿色发展为视角，探索性地构建绿色减贫成效评价指数PG，丰富和扩展了已有研究。其创新点在于：参考全国城乡人均收入，使用收入指标反映中国连片特困地区相对贫困程度和减贫成效，较为直观，也减少了绝对值带来的误差；在绿色减贫评价指数中，将G值置于指数幂的位置，放大了绿色化对减贫成效的影响，符合当前促进新旧动能转换、以绿色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思路。此外，绘制中国连片特困地区减贫成效和绿色发展均值二维分布散点图，结合各片区当前发展状况对中国连片特困地区绿色减贫指数构建和测算的科学性进行印证，并对各片区绿色减贫成效进行评价、分析。

二、研究区域及指数构建 (一) 研究区域

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国共划分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再加上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共14个片区、680个县，作为新阶段(2011—2020年)减贫攻坚的主战场。本文的研究区域为中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共计680个县。鉴于数据可得性，将各县所在地级市的数据共计21个省(市、自治区)，135^①个地级市(自治州)(表 1)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因各县在地理位置上连片，经济水平和绿色发展程度趋同，这减少了数据替换带来的误差，样本数据有效。其中，重庆市仍以各区县为样本进行研究，西藏片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计算、讨论。

① 鉴于西藏片区的资源环境方面数据的可得性，将西藏片区的拉萨市、昌都地区、山南地区、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阿里地区、林芝地区合并为一个整体片区来进行计算，故数据样本从135个简化为129个。

(二) 数据处理

本文通过运用21个省(市、自治区)、135个地级市(自治州)的9个指标值分别计算出14个片区的对应指标值(表 2)。

① 21个省(市、自治区)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西藏、青海、宁夏、新疆。

(三) 指数构建与指标说明 1. 减贫成效指数P

本文使用收入指标来测算中国连片特困地区相对贫困程度，将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作为农村和城镇的“贫困线”。P值反映了减贫成效情况，刻画了各研究单元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贫困程度，刻画了各研究单元的农村居民相对于城市居民的贫困程度。P值越大，说明该地区城乡整体收入较高，经济发展越好。反之则得到相反的结果(表 3)。

2. 绿色发展指数G

绿色发展要求减少废弃物的排放、提高污染处理效率及降低能耗。为此，围绕以上3个方面，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了单位工业增加值工业废水排放量、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工业增加值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等7个指标(表 4)。本文运用熵值法将以上7个指标合成绿色发展指标G。其中，由于单位工业增加值工业废水排放量、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工业增加值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等4个指标为负向指标，对其作正向化处理。

本文对14个片区的7个绿色发展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用x_ij(i=1, 2, …，14;j=1, 2, …, 7)表示第i个片区的第j个绿色发展指标值。

(1) 正向化。对负向指标取倒数，计算第i个片区第j项的数据，正向化的公式如下：

(2)

(2) 标准化。由于绿色发展指标中的各项数据存在计算量级的差异，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标准差标准化的方式，对各项数据进行标准化。标准化的公式如下：

(3)

上式中，X_j-为X_ij的均值，S_j为X_ij的标准差。

(3) 指数计算。各片区绿色发展指标G的计算公式如下：

(4)

3. 绿色减贫评价指数P&GIndex

绿色减贫评价包括减贫成效和绿色发展两个方面。本文将减贫成效指标与绿色发展指标数值相结合，以绿色发展理念为主导，扩大绿色发展指标的影响范围，将G作为P的幂次方，构建绿色减贫指标P&GIndex。

(5)

三、绿色减贫成效评价指数测算及分析 (一) 绿色减贫成效评价指数测算结果

P&GIndex的测算。根据式(1)计算减贫成效指标，根据式(2)、(3)、(4)计算绿色发展指标，根据式(5)计算绿色减贫成效指数P^G。计算结果如表 5所示。

(二) 绿色减贫成效指数评价分析 1. 减贫成效指数评价分析

由表 1、表 5可知，在中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中，减贫成效较好的片区集中在中部偏东的片区和东北部片区，而西南和西北部的片区减贫成效相对较差。从空间上看，中国连片特困地区的减贫成效自东向西可以分为层次分明的三大梯队，东部减贫成效好，中部次之，西部较为落后。这与中国经济发展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格局较为吻合。

减贫成效由高到低排序，发展较好的有罗霄山片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大别山片区、乌蒙山片区、吕梁山片区、秦巴山片区、燕山—太行山片区，这些片区与其他片区相比，多集中在中部偏东的地区，靠近沿海地带，经济相对发达。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沿海一带经济率先得到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经济特区和大城市群和城市圈。在发展较好的片区中，属于经济圈带动型经济发展的有：罗霄山片区，距离珠江三角洲经济圈、海峡西岸都市圈较近；大别山片区，距离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武汉都市圈较近；燕山—太行山片区，处于京津冀都市圈上。这三个片区都受周边经济圈发展辐射，带动作用较大，因此经济发展较好。东北部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工业基础相对雄厚，经济发展实力较强，属于工业带动型的经济发展；吕梁山片区煤炭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属于资源拉动型的发展；乌蒙山片区所含城市大多旅游资源丰富，靠旅游服务业带动经济发展。减贫成效发展较为落后的有新疆南疆三地州、滇西边境片区、四省藏区，集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高原荒漠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自然环境恶劣，交通条件不便，产业基础薄弱，生活环境改造力度大，贫困面广、程度深，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落后。

2. 绿色发展指数评价分析

由表 1、表 5可知，从空间上看，在中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中，绿色发展较好的片区集中在中国的中部和西北部、东北部，而西南部及中部部分片区减贫成效程度相对较差。

绿色发展较好的片区有新疆南疆三地州、秦巴山片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大别山片区。其中，新疆南疆三地州地广人稀，产业发展以旅游业为主，工业产值规模小，工业污染物排放和对资源环境破坏较少。秦巴山片区地处秦岭南侧，处于中国自然环境的十字交叉带，生态环境多样，拥有诸多生态保护林、水库等禁止开发的资源，同时，该片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产业发展滞后，工业废弃物排放少，提升了绿色发展水平。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地处大兴安岭中段和松嫩平原西北部，其发展的主要目的是重要商品粮和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风能利用与煤炭深加工基地、生态休闲旅游胜地，单位生产总值的能耗较低，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大别山片区是集革命老区、粮食主产区和沿淮低洼易涝区于一体，其主要发展目标是建设成为红色旅游胜地和文化休闲旅游胜地、国家重要粮食和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华中和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该片区的旅游和粮食产业发展快，在工业污染物排放和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方面表现较好，绿色发展水平高。

绿色发展较为落后的有西藏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燕山—太行山片区、吕梁山片区。其中，西藏片区位于中国的西南边疆，地处青藏高原，海拔较高，自然条件恶劣，地广人稀，其工业生产多为粗放型的生产，在工业和生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弃物多未经处理进行排放，因而西藏片区的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非常低，从数值上看基本为其他地区的百分之一。其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由于西藏片区其自身的环境具备一定的自净能力，能够将粗放的污染物进行消化和循环；另一方面由于西藏片区工业生产的科技水平还较为落后，不能达到同等地区科技使用的层次和水平，因此难以进行完善的废弃物处理。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是国际知名喀斯特山水与文化旅游胜地，同时也是重要能源和矿产资源深加工基地，作为旅游地，其在生活方面的污水污染物的排放量可能相对较高，而为了加工能源和矿产资源，其工业生产的废水废气废渣也随之增多，因此该片区的绿色发展水平总体较低。燕山—太行山片区地处京津冀都市圈，在为京津冀的发展贡献资源和输送人才的同时，也承接了一部分来自京津地区的产业转移，由于这部分产业转移多为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在工业生产中排放污染物、工业废弃物利用率低以及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高；另外，环京津的西北部为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浑善达克沙地、毛乌素沙地等位于上风向，长期以来，受沙质荒漠化的危害较大，这些都使得该片区的绿色发展水平较低。吕梁山片区自身煤炭资源丰富，当地多以开发煤炭资源为主，属于资源高投入型。在煤炭开发的过程中，多以粗放型开采和使用为主，产生的工业废弃物多且利用率低，单位生产总值的能耗高，污染和破坏了资源环境，使得该片区的绿色发展水平总体较低。

3. 绿色减贫成效指数评价分析

结合表 5，本文绘制了减贫成效和绿色发展指数的均值分布散点图(图 1)。图 1中，横坐标为各片区减贫成效情况，数值越大，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减贫成效越好；数值越小，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减贫成效越差。纵坐标为各片区绿色发展指数情况，数值越大，说明绿色发展水平越高；数值越小，说明绿色发展水平越低。

根据表 1、表 5和图 1可知，罗霄山片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秦巴山片区和大别山片区在减贫成效和绿色发展方面综合发展较好，尤其是罗霄山片区和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在减贫成效和绿色发展这两个指标方面均高于片区平均值，且发展相对很均衡，说明这两个片区在减贫成效和绿色发展两个方面基本是同步发展，偏斜度很小；而秦巴山片区和大别山片区分别在绿色发展和减贫成效方面有所侧重，说明这两个片区还需要分别提升较弱方面的发展，以使片区绿色减贫得到均衡发展。滇西边境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四省藏区和六盘山片区在减贫成效和绿色发展方面综合发展较为落后，尤其是滇西边境片区和四省藏区，在减贫成效和绿色发展这两个指标方面均低于片区平均值，且相对均衡，说明这两个片区在减贫成效和绿色发展两个方面都比较落后；而六盘山片区和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分别在减贫成效和绿色发展方面有突出的发展缺陷，说明这两个片区还需要分别提升较弱方面的发展，以使片区绿色减贫得到均衡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测算中国连片特困地区减贫成效指数、绿色发展指数和绿色减贫成效指数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解释各片区的减贫成效、绿色发展成效和绿色减贫成效，以此来印证指数构建和测算的合理性，并得到如下结论：

从减贫成效指数来看，前三名依次是罗霄山片区、大别山片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后三名依次为新疆南疆三地州片区、滇西边境片区、四省藏区片区。从地理视角来看，减贫成效沿着沿海地区→内陆非边境地区→内陆边境地区方向呈现递减规律，与中国区域发展的东中西三大地带格局比较吻合。

从绿色发展指数来看，前三名依次是新疆南疆三地州片区、秦巴山片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后三名依次为西藏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燕山—太行山片区。这主要是因为在绿色发展指标的选取中，选择了工业污染物和废弃物的排放，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等指标。绿色发展程度高的片区多数是地广人稀、工业开发程度较低，或者自然生态环境好、工业开发受到限制的片区；而绿色发展水平低的多为资源粗放型或资源投入驱动型片区。

从绿色减贫成效指数来看，前三名依次是大兴安岭南麓片区、新疆南疆三地州片区、秦巴山片区，后三名依次为西藏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燕山—太行山片区。绿色减贫成效指数与绿色发展指数在空间分布上的吻合度较高。其原因主要是：构建的绿色减贫成效指数PG中，绿色发展指数G位于幂指数的位置，对绿色减贫指数的影响作用大，所以绿色减贫成效指数与绿色发展指数的空间吻合度较高。

绿色减贫并不是单纯的以经济脱贫为目标，而是侧重强调扶贫工作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是科学发展观在扶贫工作中的体现。绿色减贫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社会意义。在经济领域，它是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社会效益好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力图通过经济绿色化，带动绿色扶贫产业发展，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在社会领域，它是一种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主的连片特困地区，需要树立绿色扶贫的理念，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在思想领域，绿色扶贫是一种价值取向，即在经济发展中融入绿色化，在绿色化中促进经济发展。结合本文所得结论，为促进连片特困地区绿色减贫，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把握发展全局，提升规划水平。系统推进绿色减贫，需要政府进行顶层设计，对连片特困地区的发展全局有一定的把握。由于各片区经济基础、发展水平、要素禀赋条件具有差异性，减贫成效指数、绿色发展指数和绿色减贫评价指数相差较大，需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详细了解各片区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又要加强区域联动协调和相互合作，对每个片区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

二是树立绿色理念，优化产业结构。目前，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环境标准更为严格，一些高污染企业“梯度转移”，迁移至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这势必造成污染转移。此外，吕梁山片区等资源粗放型、资源投入驱动型片区由于过度依赖煤炭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造成了环境污染。对此，应转变发展观念，连片特困地区应提高环保标准，不能简单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而应该是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整体转移，同时要减少资源依赖，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真正将绿色化融入减贫开发。

三是发挥比较优势，拉动经济增长。对于滇桂黔石漠化片区、西藏片区等经济发展基础较差、自然条件相对恶劣、自然保护区数量众多的地区，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开发，可考虑通过提升第三产业的比重，加强生态保护，扩展旅游减贫，在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工业污染，使绿色化成为减贫开发经济增长点。此外，针对六盘山片区和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瘸腿”发展，应补足短板，推动片区绿色减贫均衡发展。

四是突出引领作用，健全保障机制。政府部门应重视提供绿色发展公共物品，为连片特困地区的发展扫除障碍。加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充分交换，有助于增强连片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带来新的商机；建立碳交易机制，让企业在节能减排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激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其中，并获得持久的绿色化动力；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弥补生态环境脆弱区因环保责任造成经济发展水平下降带来的收入减少损失，适当给予补贴以保障这些地区公众发展公平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