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十九大报告系统论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易地搬迁工程正是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而开展的重大历史实践活动，被视为切实解决居住偏远、生存环境差、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面临“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生存型贫困户，或面临住房条件差、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的发展型贫困户生存发展的关键措施。通过易地搬迁脱贫一批是“五个一批”精准脱贫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推进精准扶贫最为直接和有效的实现形式^[1]。2016年《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明确了五年内将对约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搬迁安置，同步推进避灾搬迁、生态搬迁及其他工程移民搬迁。在反贫困治理实践中，易地搬迁作为农村贫困人口“挖险根，拔穷根”的核心策略，强调把移民安置当作一次发展契机，通过对安置点的资金投入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并在一段时期内对移民进行后续扶持，从而实现脱贫致富。但政府这一行为的目标是把生活在深山区的人口搬迁到中心村、集镇或者县城，既达到“三不愁、两保障”的脱贫目标，也提高城镇化率，是很美好的顶层设计。这种设计和制度安排背后隐含的是用一种城市化的生活逻辑去取代，甚至规训以传统农业生产为根本的生活逻辑，是一种“直线式”的变迁和高度浓缩的“社会发展史”，移民将面临硬生生被移植一套社会文化体系的现实^[2]。易地搬迁不仅是居住空间由散居向聚居的迁移过程，更是生产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社会网络、基层治理的消解与重塑过程。

学术界对易地搬迁工程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宁夏西海固、甘肃定西和河西走廊地区的“吊庄移民”，“三西”移民开启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先河。之后，易地扶贫搬迁成为中国开发式扶贫的重要举措，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和生态脆弱区得到广泛应用。易地搬迁政策演进历程主要分为试点探索阶段(2001—2010年)、全面推进阶段(2011—2014年)和脱贫攻坚阶段(2015至今)^[3]。综合有关文献，无论是基于“新型城镇化”“就地就近城镇化”的视角，还是借助“社会排斥”“社会适应”“社会融合”“社会变迁”“社会文化转型”的视角，或是出于“可持续生计”“人力资本”的视角，抑或鉴于“政策执行过程”“生态文明”“环境社会学”的视角，都殊途同归指出易地扶贫搬迁与“生态移民”“生态难民”“环境难民”^[4]“气候移民”等类似，是具有中国特色、政府主导型的扶贫模式，具有消除贫困、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多重目的性^[5]。它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由于生态环境脆弱、地质灾害频发、居住条件恶劣等威胁到人们的生存，或居住偏远、交通不便、上学就医难等严重限制了其发展，人们被迫迁移。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内嵌于一定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结构性制度框架。既有研究不管是基于贵州实践、陕南经验、宁夏考察还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个案研究，都指出搬迁移民的安置模式遵循新型城镇化和就近安置的思路，主要集中安置于县城、集镇、中心村或者新型社区。高流动性和非自愿性导致移民在新社区较高的贫困发生率^[6]，他们面临着原有生活环境、生计模式、思维方式、社会网络的消解和断裂，出现了可持续生计式微的困境。对于如何破解困境和规避移民的贫困风险，学者指出要针对移民户贫困深度以及家庭特征和搬迁移民对象的不同，实行差异化的搬迁政策，瞄准搬迁户的安置需求进行精准帮扶^[7]，创新自愿搬迁的安置方式。在移民安置社区从农村到城镇的时空重构过程中，从超越经济层面和生计空间转型及加快转移就业三方面完善易地搬迁后续工作，特别要加入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文化治理要素，使移民在传统与现代文化博弈下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文化实践和文化自觉^[8]，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社区。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空间的概念引入贫困问题研究，形成了“空间经济学”“空间贫困理论”“贫困地理学”等理论学科，开始关注贫困的空间分布以及贫困与地理环境的相关性。早在20世纪50年代，哈里斯和缪尔达尔^[9]就提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地理位置有关。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的雅兰和瑞福林^[10](转引自陈全功，程蹊，2010)提出“地理资本”和“空间贫困陷阱”(SPT)的概念。他们认为，空间地理位置禀赋低劣，造成了农户自身资本的生产力低下，进而陷入持续性贫困。之后一些贫困问题研究专家指出空间贫困具备四大基本特征：偏远与隔离(位置劣势)、贫乏的农业生态与气候条件(生态劣势)、脆弱的经济整合(经济劣势)和缺乏政治性优惠(政治劣势)^[11]。空间贫困理论使人们意识到地理资本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地理资本的研究成为移民扶贫的重要理论支撑。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地理位置与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生态环境越脆弱，生态贫困发生率越高。由于脆弱的原始生态环境，或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当的人类社会活动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类负荷超过其生态承载力引起生态赤字，进而威胁到当地居民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使当地居民面临经济贫困和生态贫困的双重贫困^[12]。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看，贫困现象往往与人和自然的关系具有广泛关联，脆弱的生态环境制约着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反过来，人类的生产活动、政治与社会制度对自然界也产生复杂影响^[13]。可见，贫困地区和生态脆弱区在地理位置分布上具有高度耦合性。易地搬迁移民大都生活在资源匮乏、环境恶劣的深山区、石山区和高寒山区，属于脱贫攻坚中难啃的硬骨头。易地搬迁工程具有明显的生态意义，在迁出地大力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减少人类生产生活对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土流失，恢复山青水绿的自然风貌，改善生态环境。

以往关于易地搬迁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这一议题的认识，但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首先，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相关政策基层实践及执行效果的描述、各地搬迁经验介绍与评价、安置模式与移民市民化、移民社区整合与治理、移民生计恢复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鲜有从空间社会学视角对移民搬迁和搬迁后的社会空间生产逻辑与再造过程进行系统研究。其次，在移民搬迁后的社区融合过程中，以往研究侧重于生计的恢复和发展等经济生计空间再塑，而对社会文化整合方面着力不足。本研究关注的是移民搬迁背后的空间逻辑及其对移民社区融入的互动，通过移民、村落以及周边空间关系变化的分析，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生态贫困与生态脆弱区有什么关系？具有国家话语权力的易地搬迁政策在改变传统空间布局的过程中，重新构建了怎样的新空间秩序？移民在搬迁后的新型社区中的空间形态和生活样态是怎样的？移民在新社区所面临的包括生计转型、社会网络、心理适应和文化变迁在内的空间关系如何互动和博弈？这种空间变革对移民新型社区的基层治理产生了哪些影响？

二、田野呈现与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对陕南地区移民的实地考察和访谈调查，试图从空间社会学视角分析移民社区空间生产与再造的逻辑和行动策略。陕南地处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核心腹地，是自然灾害频发区域，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涵养地，基于2010年7月特大地质和洪涝灾害造成的惨重损失，陕西省政府启动了号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移民搬迁工程”的陕南移民搬迁工程，计划用10年时间搬迁移民60万户240万人。陕南搬迁移民是以避灾移民为起因，以扶贫移民为重点，兼顾生态移民的综合性移民，大部分移民户既是避灾移民也是扶贫移民，同时也具有生态意义。本研究选取的西乡县是典型的移民搬迁区域，山区和丘陵面积占93.13%，相当部分农户生活在山高沟深、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空间受到严重限制，持续增收基础薄弱，截至2016年底全县仍有贫困人口8.2万人。“十三五”期间全县计划搬迁移民涉及17个镇215个村3.164万户9.7825万人，以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贫搬迁为主，同步推进避灾搬迁、生态搬迁以及其他搬迁工程。2016—2017年累计实施搬迁9900户，其中易地扶贫搬迁6562户，占总任务的66%，集中安置8756户，分散安置1144户，集中安置率88%，截至2017年9月底已搬迁入住1343户^①。

①  数据来源于《西乡县“十三五”移民搬迁安置专项规划》。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移民搬迁户的意愿、动机和行为，透视易地搬迁政策基层实践的真实情况，笔者于2017年11—12月赴西乡县10个贫困村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亲身感受深度贫困村庄需要搬迁移民户简陋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恶劣的人居环境，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式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获取最真实的一手资料。通过查阅政府移民安置文件以及与县移民办、扶贫办、镇村干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帮扶单位座谈，期望回答移民在搬迁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困惑和搬迁后社区重建过程中的困境。

移民社区空间再造是国家政策、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和移民共同建构的结果，我们到田野中寻找构成“事实”的案例。本文通过“融进去”再“跳出来”的参与观察过程，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身份，将自己作为“参与者”切身体验特定情境和作为“观察者”借用理论对影响情境的宏观力量进行科学说明，从具体而详细的个案研究中获知的洞见来加深对已有“问题”和“概念”的反思性理解^[14]。保持科学研究实证性和反思性的二重标准，带着理解的态度进入田野感同身受，力图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研究者的主观臆想造成的误差，更清晰地反映社会事实。

三、空间生产：易地搬迁规划与移民空间实践

20世纪60年代，社会空间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法和理论视角出现，在社会学界称为空间转向。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是第一位真正把空间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嵌入社会研究的学者，他认为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的产品，每一个社会和每一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自己的空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空间的物质和文化再生产实现的。他将空间和地理分析相结合，使空间进入历史进程，由“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他提出著名的空间三元辩证概念：空间再现、空间实践与再现空间^[15]。三者共同建构了空间生产逻辑，彰显了空间的政治性和工具性特征。移民社区空间的生产是国家顶层设计与移民社区融入的能动性交织过程。

(一) 空间再现：易地搬迁政策与社区空间规划

空间再现也被称为“构想的空间”，指理论家、规划者、城市学家以及政府官僚等通过制度、规则等秩序符号对日常生活进行规训，体现支配性的社会秩序，构想的空间是关于社会空间的意识形态^[16]。空间贫困在本质上是空间不平等与社会公平正义区域差异组合的产物。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本质上体现的是政府权力对空间不平等的一种干预，陕南地区贫困程度深，自然灾害频发，生态贫困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于是国家出台了易地搬迁政策，试图打破空间制约下的贫困固化现象^[17]。

国家规划移民安置点体现了政府的空间治理策略，政府通过权力实现对移民居住空间的控制与改造，其过程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冲突和妥协。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不仅是独立的行动者，还是权力实施的主体。它通过采用同质性、层级化和碎片化等方式来塑造空间，作为其社会统治活动的制度和地域基础^[18]。对于移民空间的规划主要体现在《西乡县“十三五”移民搬迁安置专项规划》。在搬迁对象上，扶贫搬迁占47.4%，涉及群众最多，比重最大，任务最艰巨，是移民搬迁的重点；避灾搬迁占37.6%；生态搬迁占15%。在安置方式上，以集中安置为主、分散安置为辅，集中安置率不低于85%，主要包括进城入镇、依托中心村庄插花安置和已建集中安置点续建安置、新建农村新型社区、跨区域集中安置四种方式。对于不具备集中安置条件的搬迁户，可采取插花安置、梯次搬迁、投亲靠友等方式进行分散安置^①，坚持3~5户联建或连片居住。对建档立卡中的特困户，通过“交钥匙”工程实施住房兜底保障。在补助政策上，采取集中和分散安置的扶贫移民建(购)房分别补助2.5万元/人和1.5万元/人，旧宅基地腾退复垦补助1万元/人。在建房面积上，采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办法，扶贫搬迁坚持集中安置用地不超0.2亩/户、分散安置不超0.25亩/户、住房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人的政策红线，陕西省根据家庭人口主推60、80、100平方米房子的主导户型，最大不超过120平方米，特困户的“交钥匙”工程，原则上每户不超过60平方米。对易地扶贫搬迁户均筹资不得高于2500元/人和10000元/户，切实减轻搬迁群众负担，杜绝因搬迁致贫。规划要求移民安置点要以多层单元式楼房为主，农民一般将这种现象称为“上楼”^[19]。

①  分散安置对象是指不能离土离乡，主要靠传统农业生存，又不能在原村庄和原社区安置，或投亲靠友举家外迁的。

从移民安置规划可以看出，空间规划在于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是外部社会约束结构的权力安排，移民的生产生活空间被国家权力空间所支配。但显然上述安置模式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制度安排，能否有效执行存在一定疑问，移民搬迁全方位地改变了贫困人口所拥有的地理空间资本及构成，较好地处理了自然空间因素给贫困带来的发展制约，但忽视了移民搬迁过程中社会空间因素对贫困人口形成的束缚和阻碍。可见在政府主导的“空间表述”场域中，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空间居住者的现实所需。

(二) 空间实践：抓阄分房与移民搬迁

空间实践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空间生产方式对具体场所、“空间集”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空间居住者进行生产、占用、控制和改造的场域，是社会行动者感知和行动的空间，比如移民集中安置的楼房、广场、公园、道路等。在移民搬迁的过程中，待安置房建好以后，每个村普遍选择了通过“抓阄”的方法分配安置房。笔者在两河口镇参与了移民集中安置点房屋分配钥匙领取大会，为保证分房过程公开公平公正，让贫困户满意，除个别老年或者残疾等行动不便的贫困户被村两委提前安排到出行便利的地方，其他移民户都很有默契地选择了中国传统中认为最公平公正的方式——抓阄。抓阄是乡土社会中人们共有的习惯和地方性知识^①。以该镇安置房分配为例，地方性知识主要表现在：(1)在分配前需要根据政策规定对家庭人口数和房屋面积大小进行识别和分配，比如两口人的家庭户分配60平方米的房子，三口人的家庭分配80平方米，四口及以上的分配100平方米，对不同面积的房子要在阄上写清楚“几号楼几单元几号房间”；(2)在抓阄的轮次上也要达成一定共识，比如先对家庭人口数少的搬迁户进行60平方米的小户型安置房分配，再依次对80平方米、100平方米安置房进行分配，分层次抓阄；(3)抓阄以后，领取相应房屋钥匙，村干部按照抓阄的结果在每家每户门上贴上户主照片，以防农户跑错家门。移民上楼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住环境，但也造成了移民居住时空的变迁，这也体现了空间实践的一些特点，空间是权力与资本控制分配的产物。与权威性资源相比，移民搬迁的资源更多属于配置性资源的范畴，受“权力—文化”网络和利益结构网络的影响，尽管采取抓阄的方式进行房屋分配，但房屋分配的原则是乡村精英们制定和具体实施，乡村精英具有明显的主导权，通过实地调研和移民户群众的反映来看，这其中难免有暗箱操作的成分。移民作为空间中的社会行动者，话语权微弱，乡村精英往往操纵了很多配置性资源，使移民有相对剥夺感。

①  “地方性知识”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舒尔茨提出，是一种具有自然性和实践性的“常识”，是村庄中所有人在生产生活中共享的具体知识。

移民在分配到安置房以后是否按规定时间搬迁？调查中，笔者了解到移民安置房入住率并不高，存在多种现象，如“移少不移老”现象，年轻人大都搬进了新的安置房，老年人大多还住在老房子，安置房成了“青年房”“结婚新房”^②“春节房”^③等；“移家不移产”现象，新房用来放生活用品和居住，老房用于发展产业，放置农具，不少移民依然在原居住地种植一些农作物维持生计，出现老房子新房子两头跑的现象，即“钟摆式迁移”。虽然政策规定，安居新房以后必须当年拆除旧房子完成宅基地腾退复垦，但考虑移民生计转型需要一个缓冲期，允许他们在安置后三年内腾退宅基地。

②  很多老人分配了新房子不肯居住，主要考虑自己还有儿子没娶媳妇，把新房作为孩子娶媳妇的新房。

③  很多年轻夫妻搬进新房后同时外出务工，一般只有过年时回“新房子”住几天，使新居成为“春节房”。这种情况在陕南移民户中占85%以上。

(三) 再现空间：生活空间压缩和社区适应

再现空间是认知层面，是人们居住和使用的日常生活空间。再现空间与社会生活的底层相连，是搬迁农户等草根阶层为争取空间公平正义而抗争的场所。国家进行移民搬迁，旨在通过规划建设移民安置社区，对移民进行集中安置和管理。此举体现了“福柯式”的空间规训思想，即权力话语通过对空间的巧妙设计、构造与生产来完成对个体的监视和可能的改造，并使个体服从于“权力的眼睛”的管制范畴和规约体系。空间规训的最重要结果就是将现代社会变成一个庞大的监视网络，因为“规训方法的传播并不是以封闭机构的形式，而是表现为观察中心在整个社会的散布”^[20]。移民社区装有摄像头，设立监控云台，从而使每幢楼、每条道路都可以在某个固定位置被观察到。

搬迁前，移民生活在传统村落中，乡土社会中空间边界较稳定，社会同质性和集体意识强，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搬迁后，多个村落的居民同时聚集在一个安置点，形成差异化的多元空间，从村落到社区的空间压缩与集聚不仅改变了传统村落共同体的社会地域边界和物理空间形态^[21]，也改变了移民居住的社会空间，来自不同村落的移民在新社区中难以达到社区认同和情感归依^[22]。尽管很多搬迁移民是就近搬迁，安置社区与他之前居住的房屋甚至只有几十米远，但对于很多移民尤其是老年移民来说，他所认定的家就是他旧房子的宅基地，就是他的院落和房前屋后的菜地，对几十米外的新家有陌生感，特别是对新房子的空间压缩表示不适应。易地搬迁社区作为国家主导的制度安排，其制度逻辑不可避免地与移民生活实践逻辑产生矛盾，如陌生的邻里关系、高额的生活成本、新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缺失、文化割裂的阵痛以及社会调适的张力，各种因素叠加使移民产生不稳定因素，返迁、拒不搬迁或者上访，这种抗争在斯科特看来属于“弱者的武器”。差异空间的空间实践不仅是权力实践的容器，也是权利的孵化器，移民安置社区空间是权力主体管制的对象，当“再现空间”层面的认同空间与“空间再现”层面的制度空间形成合力，移民才能真正融入社区。

四、社会融入与治理：再造空间的新问题

空间既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生成区域，也是人们活动的行动场域。空间不仅是移民生活在其中展开的竞技场，也是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媒介。移民实践是在一个多元复合空间展开，自然环境是移民实践的地理空间，土地和市场是移民实践的经济空间，社会交往网络提供了移民的社会空间，社区文化和地方性知识提供了移民实践的文化空间，社区治理提供了移民的制度空间^[23]。如果我们沿着列斐伏尔的“空间再现—空间实践—再现空间”的逻辑，空间再造的下一步是自下而上的空间使用需求如何与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逻辑融合，达到空间利用的合理状态。其实质是通过移民的社会行动探索出规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理边界和限度，从而达成互利合作的秩序^[24]。易地搬迁移民不同于进城务工农民，它不是完全由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移植，也不同于征地拆迁移民彻底脱离土地的实践，它是一种基于传统村落和城市社区之间的“半农化”“半熟人社会”，或“无主体熟人社会”。社区空间再造的过程是一个融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文化空间于一体的重构过程，是从建构意义上通过有效途径促进移民社区融合、构建社区共同体、实现空间正义以及重构良好空间秩序的过程，是城市现代文明、公共服务等资源要素向乡村区域延伸、辐射和流动的过程。

(一) 空间再造：空间区隔的整合

贫困山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形地貌和小农生产经营方式形成了偏远山区空间典型的分散性，表现为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分散的居住模式和生产生活格局。易地搬迁工程通过集中安置模式将偏远山区分散居住的农民向城镇、中心村集中搬迁。易地搬迁社区空间的再造，就是从建构意义上通过政府干预促进农村空间区隔的整合，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地理空间的整合，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和交通便捷；二是经济空间的整合，实现消费市场的拓展和农民生计空间的繁育，促进农民脱贫致富；三是文化心理空间的整合，重构社区共同体意识，实现农村社会的公平正义与融合发展。

1. 居住空间的压缩与集聚：从散居到聚居

从西乡县移民搬迁实践来看，移民居住模式由散居到聚居，由庭院式住宅到楼房化安置。搬迁前，该地区农村聚落分散自由、数量少、密度稀疏，村落与村落之间物理距离较大，村庄面积较大，地广人稀。搬迁后，为了节约土地、财政投资和管理费用，移民基本集中上楼安置。笔者调研中也了解到需要移民搬迁的村庄，95%都距乡镇、村公路5公里以上，最远的超过15公里，一个建制村中的自然村落或村民小组大都分散在不同的沟或山之间，交通不便，水电不足，房屋矮小且光线不好，多处裂纹坍塌，普遍存在着“上学难，看病难，购物难，用电难，出行难”等一系列问题，搬迁后上述问题迎刃而解。

移民对居住空间压缩和集聚也产生了一系列不适应，特别是老年移民，他们普遍反映新房面积太小、活动空间太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土记忆与村落空间的有机结合，使移民形成了特有的实践感，而在新社区生产出一道无形的社区边界，集中的居住格局代替了他们熟悉的山水草木，他们失去了情感寄托的载体，对新环境产生排斥。

“在这山上住，自己搭建土坯房，面积不受限制，前前后后好几个房间，能放很多农具、粮食、柴火，房前能种菜种茶，还能搭鸡圈养鸡，搬进楼房，我那半屋子的土豆和魔芋都没地方堆放，农具也没地方放，没地方种菜、养鸡，而且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的棺木都没地方放，家里两口棺木搬不进楼房，我在这住了一辈子了，习惯了……”(两河口镇松花村78岁老年移民访谈，2017年11月)

2. 经济空间的萎缩与繁育：从土地到市场

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收入差距构成深层次的空间区隔，在贫困山区消除经济因素导致的空间区隔，要处理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的关系。易地搬迁不仅改变了传统村落的居住空间形态，也使传统农耕生计模式失去了再生产的根基。搬迁后，对于搬迁距离近的移民依然从原来居住地获取土地产出，如蔬菜、水果、鸡鸭等，以此保障在迁入地的生活质量。但大部分移民生产方式出现转换，主要有三种取向：一是“非农业化”，进入工厂、企业务工或从事第三产业，政府尽可能给搬迁户提供一些就业岗位，引进社区工厂，还根据产业发展导向和企业用工需求，结合雨露计划、阳光培训工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项目，建立移民创业就业培训机制，提高移民就业素质，使移民的生计空间实现自我繁育。二是成为“农业雇工”，被龙头企业或农业公司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所雇佣。三是对于不愿外出务工而愿意搞农业的，通过土地流转走专业大户的路子，积极发展特色生态农业。笔者了解到山区农民人均土地面积日趋减少，一般只有0.5亩左右。不少地方都进行茶叶、药材、食用菌、木耳、吊瓜、香橼、烤烟等经济作物种植或规模化养殖。各乡镇也积极打造“四个一”体系建设，即保证每个社区有一个龙头企业、一个专业合作社、一个互助资金协会、一家电商，通过发展产业实现脱贫，优化移民生计空间。

“移民搬迁后没工作的，社区提供一些岗位，如护林员、环卫等服务工作。我们这对口帮扶的是江苏启东市，这边很多移民户根据他们那边企业用工要求进行培训务工，来回路费都给报销。政府还通过引进社区工厂提供就业，我们高土坝社区创办了雨具厂、家具建材厂和变蛋加工厂，开设电商销售平台，为社区提供了700多个就业岗位，让留守妇女和中年外出困难的移民在家门口就业。比如雨具厂按件数计费，一个月能赚两三千，做工快的能赚四五千，对于在家闲着又出不去的贫困户是很好的选择。另外还有一些产业扶贫项目，比如养鸡、鸭、牛、羊，或者种植苗木，都有补贴，最多5000元……”(杨河镇高土坝社区第一书记访谈，2017年11月)

“我们镇打造了天域玫瑰园，主要做玫瑰精油护肤品之类的，大概有2000多亩，每年要安置易地搬迁贫困户到园区内务工，比如除草，采摘玫瑰花瓣，而且还要就地加工，都需要雇人，按天数计算工资，但很多移民闲散惯了，工作效率很低，做工很慢，对于按时上下班的工作机制也不适应，经常出现退工现象，而且现在三产合一也对农业生产要求越来越精细化，移民有时候达不到要求……”(白龙塘镇天域玫瑰园总经理访谈，2017年12月)

居住空间的集聚既改变了传统村落与基层市场社会互动模式，也使基层市场社会体系在移民社区日常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搬迁前，移民就地取材，自给自足。搬迁后，移民社区靠近集镇，移民生产交易更加方便。但也由于失去土地，生活支出陡然增加，食物、日常用品、水电费、燃料费以及医疗费的消费明显增加，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及其他产品服务悄悄潜入移民生活，移民消费层次逐渐从生存型转向“被享受型”，消费层次已由过去满足衣、食、住、行等单一性消费方式转向满足包括医疗保健、文教卫生娱乐、交通通信等全面性消费方式，导致移民收支“剪刀差”。地理空间的集约化也通过公共服务集约化供给延伸了居民社会经济活动半径，充分发挥了基层市场体系的辐射效应。

3. 文化心理空间的消解与重塑：从同质性转向异质性

文化心理差距、共同体意识缺失、社会公平正义缺失构成最深层次的空间区隔。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整体，这些都是人作为社会一员所必需的”^[25]。不同生活环境造就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移民搬迁前，文化形态基本上属于单一同质文化，而搬迁后，移民的文化环境从单一与均质跳跃到多元与异质。移民从闭塞的村落搬迁到公共社区，传统文化所在的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民俗习惯等被迫发生改变。这种“社会跃进”是一种剧烈的变化变迁，它在表面产生移民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光环，却导致了移民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心理的困惑。移民因不同文化背景、信仰和价值观而出现不认同、不适应和不理解的文化挫折感。移民适应新社区的过程就是目前社区文化不断消解他们原有村落文化的过程，也是他们逐渐被社会化的过程。很多移民并不认为自己是新社区的成员，户籍仍在原村组，开会、交医保等事务还是到原村组。移民在与别人交往时也会说，“我是什么村的”。“某村人”的身份认同是村庄“熟人社会”的生活记忆、残留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仍与村集体经济密切联系、共同塑造的结果。这一特定的移民符号成为这一阶段贴在移民身上的标签，造成移民身份认同混乱和心理困惑。

标签理论认为，弱势群体的缺陷是强势群体在垄断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基础上被“标签化”的结果，这种标签是强势群体所赋予弱势群体的社会属性和印象。调查中，笔者发现易地搬迁移民有两张“标签化”的名片：一种是现实生活中的名片，每个搬迁的建档立卡户家里都会在显要位置挂一张红底的“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贫困户精准脱贫明白卡”，这张卡强化了搬迁户对自己贫困户身份的弱势标签；另一种是社会属性的名片，包括对贫困群体的各种负面认知。这种标签理论弱化了移民的社区认同感。移民在面对生活空间、居住模式及生产生活方式剧烈变迁后出现思想上的混乱与心理上的压力。正如移民专家塞尼所说的，“移民扰乱了现存社会结构，它使社会人际关系分散，使亲戚之间变得疏远。互帮互助的关系网、相互融洽的小群体、自发组织的服务团体都被拆散了。社会生活的不安定极易造成社会混乱，人们整日充满危机感和不安定感，常常迷失自我”^[26]。

因此，从文化心理层面看，要真正实现移民社区融合，就要增强移民社区认同感和心理归属感。空间再造关键在于建立一个人与人互相熟悉且彼此信任的、以地域(社区为单位)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或“类熟人社会”，设置如社区活动室、图书阅览室、娱乐室、便民服务室、社区邻里中心等公共空间，整合来自不同村落移民的风俗文化和集体记忆，构建一个具有开放多元的社会文化、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有较强心理归属感的社区共同体。

(二) 空间秩序：移民融入与制度变迁

社区空间再造主要包括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空间的合理布局与充分利用能更好地满足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需求，这就需要建立一定的空间秩序和制度文化作为空间运行的保障机制，形成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发展生态。

1. 家庭结构的变迁：从扩大家庭转向核心家庭

易地搬迁使传统村落共同体中家庭形态及其居住结构发生多元转型，在实地调研中笔者发现，易地搬迁政策忽视了搬迁人口家庭内部的代际矛盾和冲突，集中安置点居住的贫困户很多都是举家搬迁，由于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代沟和差异，普遍存在着“移少不移老”的现象，其中存在两种家庭结构模式，即两代人聚居和两代人分居。其中，两代人聚居又可以分为两代人共同居住在安置房或者老人轮流居住两种形态，这种主要是老人年纪大生活不能自理，或者年轻人需要老人接送孩子或看家；两代人分居基本就是年轻人搬进新房而老年人依然住在旧房，一种情况是因为老人不适应住楼房，另一种情况是因为老人私人空间意识增强对个体自由追求作出的理性选择。居住空间的压缩使很多老人失去了从土地上获得收益的机会，大部分移民家庭代际关系出现了“经济反哺”和“文化反哺”。“经济反哺”指移民上楼后导致村庄农业生产功能部分丧失和宅基地庭院经济收益的丧失，老人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谋生，只能依赖子女，且需要通过家庭交换如隔代抚养等形式实现代际互动。“文化反哺”是指在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文化吸收的过程。^[27]移民上楼后，生活空间所依赖的土地基础得以改变，乡土文化逐渐向多元文化发展，年老的移民需要通过向年轻一代学习新的生活技能和生活方式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社区。

“我们在山上住习惯了，不喜欢跟儿子媳妇住一起，生活矛盾多，他们还要养两个孩子，压力也大，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跟他们住一起不自在，楼房那么小，受约束，儿媳妇有时候出去打工我就去住一段接送孩子上学，平时她在家我就不去了……”(杨河镇高家池村移民访谈，2017年11月)

2. 组织制度的嬗变：从初级群体转向次级组织

搬迁前，移民社会组织占主导地位的是村落、邻里，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初级群体，大部分人遵循着“差序格局”的原则，按照熟人社会的逻辑开展社会行动，强调伦理本位与和谐共处的文明，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人际交往方式和同质性很强的人际关系网络。移民之间生产生活依赖换工与帮工，相互帮助、共渡难关是常有的事，尤其遇到盖房子、红白喜事、家人得病等大事时相互支援，这种网络成为每个人遇事后的强大后盾，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搬迁后，社区化的居住从根本上打破了社会交往在血缘上的限制，传统村落村民间单纯的信任关系下降，社会距离开始显现，移民社会空间出现断裂和离散趋势，地缘群体出现轮廓。但与商品房社区居民彼此完全陌生不同的是，移民社区是一个内部包含多个局部“熟人社会”的异质性社区，移民之间存在社会交往的空间隔膜，社会交往只是简单的“同质群体”增加。移民交往也存在阶层隔膜，布劳从结构社会学理论出发提出“接近性假设”，人们更多与处在相同社会阶层的人交往，处于同一社会位置的人们具有共同社会经验和角色，这也会导致移民搬迁户陷入“内倾性”社会交往困境，与城镇其他市民发生深层次的交往不多，社会交往出现隔离。但这种安置策略也延续了熟人社会的互动规则和交往方式，便于基层政府开展社区治理并提供社区服务。

3. 社区治理的转型：从传统权威转向网格化治理

移民搬迁后，原有村落共同体开始向社区共同体转型，原有村落管理变成了社区管理，从村落到社区的聚集也部分消解了乡土社会群众自治组织即村民委员会的运作空间，新型社区管理的规划理念和策略倒逼传统村落以权威为基础的治理规则转型。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移民社区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移民户口和人的分离，移民搬入新房后，由于户籍所附带的土地资源等利益而使移民没有迁入户口，客观上造成户籍所在村级组织鞭长莫及，而现居地村组织无法管，新社区各项组织不健全，社区物业管理服务不规范，社区管理队伍建设滞后，原有村干部年纪偏大，文化素质不高，跟不上现代社区管理理念。移民社区要通过社区基层组织引导村干部逐步向社区干部过渡，如高土坝社区作为典型移民社区，社区治理组织体系主要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社区社会组织等，社区实现了网格化管理。居住空间趋于封闭，但仍需要维持对治理空间的可视与监控，网格化通过空间分割、单元管理的办法，有助于建立新的社区秩序。同时，网格化管理充分利用村庄原有基层治理网络和人员，责任落实到人，使原有治理组织效用最大化。社区还制定了《社规民约》《社区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增强移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社区凝聚力。

(三) 空间正义：再造空间的伦理诉求

空间再造作为一种空间实践，空间正义是其基本伦理价值。其基本内涵在于：第一，消除和避免对贫困阶层等弱势群体的空间剥夺和空间边缘化，使其公平地进入空间特别是社区公共空间，参与公共生活；第二，保障贫困人群与普通群众一样平等参与有关空间生产与分配的机会以及公正享受社会资源的分配，增强搬迁群众的公众参与能力，满足贫困群体的不同需求，从就业创业、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对贫困群体进行倾斜与照顾；第三，尊重不同空间的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消除空间文化歧视和排斥；第四，空间再造不能以损害其他空间的环境正义为代价，保护不同空间群体的环境公正，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空间正义要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理念，将建设美丽乡村作为空间正义的核心追求^[28]。在移民社区空间再造过程中，首先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我们要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建设相结合，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均衡发展，构建生产空间集约、生活空间宜居和生态空间优美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其次，补齐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满足移民美好生活需要。陕南移民搬迁工程的总体目标是“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美好生活一方面应该是拥有丰富物质基础的富裕生活，这就需要家家户户有致富门路或者政府兜底保障，另一方面也要有尊严地生活，国家应该保障移民平等、公正享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尊重移民的权利，使移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劳有所得、住有所居、学有所教，保证社会充满公平正义。

五、结论与讨论

从空间的角度看，移民搬迁前贫困是因为移民拥有的是贫困的地理空间和生计空间，移民的生计行动在特定生计空间中展开，仅仅通过搬迁来单纯改变移民的地理空间，并不能达到扶贫的目标。空间不单纯是自然地理空间，更是一个涉及移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维糅合的社会实践空间。移民生计空间再造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按照精准扶贫的目标了解贫困者在生计空间再造过程中的困境，通过多维空间的形塑和协调，才能为移民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生计空间。移民社区空间的生产是顶层空间规划与底层移民能动性之间交织的过程，国家与移民之间的关系在空间中得以表达，社区空间在动态变化中得以塑造。在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下，“移民上楼”使得传统乡村共同体消失，移民的居住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的变迁与再造影响着移民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心理适应、基层治理。

国家对空间的规划与移民对空间的使用需求不一定都是充满冲突的，地方在面对既有空间规划时，能够以制度化的方式进行新的空间诠释与架构。移民安置规划由地方政府主导，农地复垦、安置点选址和建设等环节都由政府负责，并以搬迁政策、补偿方案等诸多操作性制度来保障实施。无论移民是生存环境恶劣被迫迁移还是经过理性计算主动搬迁，他们面对的都是国家规划好的社区空间安排和居住格局。由于乡村原有居住空间的消失、行政边界的解体和生计边界的模糊，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乡村共同体瓦解。新的社区空间再造关键在于具有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文化、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以及有较强心理归属感的社区共同体。空间再造的目的在于最大可能实现空间正义，比如移民享受就业、医疗、教育等机会的合理分配。在移民搬迁中政府必须充分认识搬迁工作的复杂性和贫困人口的异质性，多层次识别搬迁移民的需求，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整合社区文化，积极培育新型社区共同体意识，建立和谐共生的社区空间秩序，重构良性社会整合机制，扩大社区自治空间，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