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Vol. 19 Issue (01): 33-39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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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兆荣
论农耕文化遗产之田地景观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01): 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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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8-05-22
论农耕文化遗产之田地景观
彭兆荣    
四川美术学院 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 重庆 401331
摘要:中华民族素以农耕文明著称,乡土社会的悠久性和区域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国乡土景观形态的复杂性。然而,只要是农耕文明,"田"便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因素,它既是"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的折射,是土地农耕形态的田畴阡陌的图景,是人群共同体社会结构的"家园"纽带,又是"乡里乡亲"的缩影;自古延续的"田甲"管理系统亦建立在"田"的背景之上,王城之"城郭"形制也与田地的形态有关,甚至国家的"疆界"亦是由"田"构成的"疆理制度"。换言之,田地也是"社稷"国家的缩影。在南方,水稻与灌溉连带着一系列的自我属性,形成了一连串相互组合的独特景观要素。
关键词田地   里甲   邻里   社稷   

从根本上说,中华文明的命脉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根基是乡土性,而乡土性的灵魂是田地。田野景观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地景”(landscape)浓缩。在乡土景观中,也是农民们根据时令节气的变化而进行田地的季节性作息。所以,对于农作来说,时节是铁律;而农作本身就是乡土景观的有机构成。

①  landscape常被译为“景观”,有些地理学家使用“地景”,以表达对学科性质的坚持。我国最早的“景”是根据日而来的。《说文解字》释:“景,光也。”“景”即“影”,指日影,原系古天文学测日定时的一种仪器日晷,有“测景日晷”之称。参见潘鼐的《中国古天文图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9年版第9页。

一、土地与井田

乡土最显要的视觉形态是田,它构成中国农耕最本真的形态与形象。富甲天下最早的形容对象便是农田。田地的重要性也自然成为天人合一的基本要理。对于一个拥有数千年农业伦理传统的国家,田地至为重要。人们常用“天府之国”来形容田地肥沃,特产丰富,成都平原即被称为天府之国。古代的关中地区即是最早的“天府”,其景象“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多饶”。《尚书·禹贡》中曾把全国各地的农田分为九等,而关中所在雍州属于上上等,为全国之冠[1]。这也是历史上“中原”的侧影。

“田”在甲骨文中为,在一大片垄亩上画出三横三纵的九个方格,表示阡(竖线代表纵向田埂)陌(横线代表横向田埂)纵横无数的田垄(陇)。有的甲骨文像畸形的地亩。有的甲骨文将阡陌简化为一纵一横。造字本义为阡陌纵横的农耕之地。金文、篆文承续甲骨文字形。《说文解字》:“田,陈也。树谷曰田。象四囗。十,阡陌之制也。凡田之属皆从田。”《释名·释地》:“已耕者曰田。”赵诚释:“田,象田地之中有阡陌之形。甲骨文用作职官之名,则为借音字。”[2]

“田”,象形字,构造上既像田猎站阵之形,又像井田之形。甲骨文有繁简不同的形体,后世则主要继承简体的写法,历代只有笔势的变化,结构则古今不变。“田”的本义为田猎,这个意义后来写作“畋”。《殷墟书契前编》2.29.3:“壬申卜,贞:王田,往来亡灾,隻(获)白鹿一,狐三。”又指耕种的土地,由此引申作动词,指种地,后写作“佃”;又指古代统治者赏赐给亲属臣仆的封地、古代的地积单位和生产活动单位等;还指蕴藏矿物的地带等[3]1210

田在传统的文字造型中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体字,它同时也是“田族”基础部件;比如“男”,甲骨文,即(田,田野,庄稼地)加(力,体力),表示种地的劳力,即在田间出力做事的劳动者。《说文解字》:“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凡男之属皆从男。”于省吾考察了“男”的各种语义及演变,认为“男字的造字起源,涉及古代劳动人民从事农田耕作,关系重要”。只是“男”本该是左田右力,而不是上田下力的造字结构[4]。“田”在造字上与里、甲、佃、亩、畋、甸、畿(王城周围的地方)、稷、苗、畕(即“疆界”之意)、畴、壘等相关联;也与田地、耕田、里甲、国家、边疆等历史和制度皆有关联。由田所构造的景观不啻为乡土景观之核心。

田在农耕文明的形成中,景观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由零到整、由生到熟的田土化过程。钱穆说:“我们莫错想为古代中国,已有了阡陌相连,农田相接,鸡犬相闻的境界,这须直到战国时代,在齐、魏境内开始的景况。古时的农耕区域,只如海洋中的岛屿,沙漠里的沃洲,一块隔绝分散,在广大的土地上。又如下棋般,开始是零零落落几颗子,下在棋盘的各处,互不相连,渐渐愈下愈密,遂造成整片的局势。中国古代的农耕事业,直到春秋时代,还是东一块,西一块,没有下成整片,依然是耕作与游牧两种社会到处错杂相间。”[5]此间道理不难理解,田地是需要人工开垦的,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从狩猎时期转型至农耕时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其实,农耕文明讲述的道理是人依靠田地的密切程度,这与农耕之前的狩猎和其后的工业形态,对田地的依赖程度不一样,与游牧文明也不一样,此外也与人口的增长有关。所以,从历史的视野看,田地景观是动态的,即不仅表现出视觉中形态变化的风景,也呈现出田地特殊的生长性。

许多人只是单纯地将农田的耕作劳动视为农人的生计方式,其实不然。人与土地的协作、合作最为实在、踏实。田地的生产性像母亲,它不像天,独大而疏远,天父是威严、可怖的形象。土地却无异于最早的人类与大地母亲的亲近,最具亲和力。地母、后土,都用来形容田地的。田地给人以真正的依靠。“田”更是一种艺术,田的形状与尺度就像衡量人力与自然力、投入与产出的天平[6]221-225。田的艺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生存机会与繁荣的希望。田的营造告诉我们如何用最少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收益;田的灌溉技术告诉我们如何合理而巧妙地利用水资源;田的种植艺术告诉我们如何适应于自然的节律配置植物;田还在矿物能源面临枯竭的形势下,承担起生物能源生产的重担;天的形式、田野上的过程,告诉我们美的尺度韵律;田所反映的人地关系,告诉我们如何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获得文化身份与认同[6]229

如果要讲述传统中国的乡土性,“田”必定是一个关键词。而“井田”解构出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关系,即“田”相属的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农户—家族—宗族”群体。“井”也成了“家”的代表,背井离乡被描绘成失去家园的凄惨情状。“井”是乡土景观至为重要的生活必需,久之,也变成了家乡代表性符号。在现实生活中,它通常指代一个关系密切的人口聚居的村邑。《易·井》:“改邑不改井”(改建城邑而不改水井),词义缩小,就仅指井栏。井栏不能随意越过,因此引申为法度、法则、惩罚,这些意义在周金文多有用例,而在典籍则写作“刑”或“型”。“井”由本义比喻引申,可指类似井的建筑,如盐井、矿井、天井等。

甲骨文像两纵两横构成的方形框架。造字本义是人工开凿的提取地下水、有方形护栏的水坑。金文在方形框架中加一点指事符号,表示坑中有水。篆文承续金文字形。《说文解字》:“井,八家一井。象构韩形瓮之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凡井之属皆从井。”井为象形字。“构韩(井栏)形”,指用四木交搭像井口围栏。井字早已行于商代,入西周后,或在中空处添加圆点为饰;“瓮(汲瓶)之象也”,可备一说。而在民居建筑中,特别是四合院,中间的庭院被形象地称为天井,以示四水归堂。在南方,住宅重在防晒通风,故厅多为敞厅,在空间感上与天井连为一体[7]

先秦用“井”之字形描述一种土地制度——井田制,把土地划分成如井字形的九块,每块百亩,八家各分一块,中间一块为公田,所以《说文》说“八家一井”[3]450。在中国,井田制起初就是部落所有制,是一种公有土地制度,进入宗族社会以后,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土地讲起来归国王代表的国家所有,但实际上归各级宗子所有,“周天子把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后,诸侯也就成了自己封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8]。而“邻里”又构成了“若干‘家’联合在一起形成较大的地域群体”。“邻里,就是一组户的联合,他们日常有着最亲密的接触并且相互帮助”[9]69-70

简言之,田地阡陌将人居邻里相嵌在一块特定的地方,每一个聚落都有自己的水井,成为家园的符号认同,人们就这样和土地捆绑在一起,这便是真正传统乡土社会的实景。

二、水田的自我性

虽然在乡土景观中“田”是如此重要,但却往往为人所忽略,因为种田是农民的事情,简单而平凡,不值得重视。这种漠然忽略了伟大智慧产生于平凡生活的道理,更重要的是,忘却了乡土中国农本、农正的自我性。比如对于稻作文明而言,“水是农田最重要的东西”,所以灌溉也就成了稻作依靠,也是农田安排的重要因素[9]109。在日本人眼里,稻作文化被隐喻为神圣对象。稻米和稻田是日本人自我隐喻的依据,“作为自我的隐喻,稻田是我们祖先的土地,是我们村庄的土地,是我们地区的土地,最后是我们日本的土地。它们也象征我们原初的未被现代和外国污染的过去。因此,稻田体现了日本的空间和时间,即日本的土地和历史”[10]11。所以,对于日本人来说,经营好稻米、稻田便不只是简单的“农活—农作—农耕”的问题,而是日本人自我存在和认同的问题。

日本的大手前大学校长、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鸟越皓之曾经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做了题为“农业水利技术持续发展所形成的景观”的主题发言,兹将文章的主体部分介绍于此:

①  笔者曾经参加在上海大学召开的“农业技术与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11月25—27日)。

水稻作为外来物种传入日本,自国家形成以来,其作物稻米就成为主要的年贡。因此,几乎所有能够种水稻的空间都被不断地改造成为水田。这种改造用了2000多年的时间。

水稻从插秧时开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需要大量的水,而日本的水资源不足成了水田农业的一项痼疾。为了应对这种水资源不足的状况,水利技术和有关水的地方信仰(祈雨等)变得发达起来。从研究的角度,技术和信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如果站在农民的立场,技术和信仰却是具有同样功能的概念,常常无法明确地加以区分。也就说,如果不跳出狭义的技术,将信仰纳入视野,就无法对景观进行充分认识。

在日本提到水田,由于水源不足的问题,因此,第一块水田都被精心呵护。其中垒田埂是一件重要事情,“垒起田埂这一步骤,在被称为‘粗耕’的第一次耕地和耕地的第二次之间进行,用四齿锹在被充分糅和得像粘糖一样的土壤上敲打出田埂的人,与用平锹将其压扁后麻利整平的人,大家彼此齐心合力,配合着节奏,将一块一块的水田宛如装入镜框中一样,一望无际的水田稻田,被无数泛着黝黑亮光的田埂所隔断,由此形成稻田的形状,其景象非常壮观”。

到了插秧季节,为了将水引导到水田里,建成了河川的堤堰和非常曲折的水路,这些都可以说是农业水利技术。在考虑景观问题时,水路成了一个大问题。因为作为水田地带的水边空间,是给景观加分的风景,而且一部分已经成为观光资源。现在有些地方的田边用直线的混凝土建造堤岸,令水乡风情不在。半个世纪左右时间里,现代化在不断地破坏着具有魅力的景观。

人们在现阶段(第二阶段)不断地反省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所带来的问题,即用书桌上的设计图纸制作的曲线,失去了人类的生活气息,失去了文化个性。现在人们开始重新使用水车,用圆木掩盖了水泥河堤和田埂

①  鸟越皓之教授的文章尚未发表,笔者根据他在会议上提供的材料简写,特向鸟越皓之教授致谢。

依据鸟越皓之的介绍,日本水稻田的耕种是一个景观系统,创造出来的一种完全独立的稻田景观。日本稻米不仅是农田的耕作对象,而且是日常食物的扮演者,更重要的是,稻米被神化。稻米在日本的膳食中占据了一个特别的位置。虽然稻米从没有在数量上成为所有日本人的主食,但总是仪式场合使用的食物。柳田指出在所有作物中只有稻米被相信具有灵魂,需要单独的仪式表演。相反,非稻米作物被看作是杂粮,被放到了剩余的范畴。之所以稻米被神化,据学者研究,乃是因为在日本古代的文化制度中,稻米被用于特殊的象征符号,其至高地位的最初发展是与它的象征等同于神以及与古代皇室制度的紧密关系相关[10]49。这或许也是我们可以在水田边看到水神的缘故。其实,这种情形在中国南方的稻作文化系统中也具有同样的效力,科学与巫术是难以绝然区隔的[9]114-115

作为水利灌溉系统,水田是一个相互流动和交通的网络,靠水流动和灌溉的协作,田具有分隔独立又相互协同的系统,这种自然与人的协作正是通过田地而变得合理和优美。有些因素人们肉眼无法看到,却是可以真切感受到的亲和力。而现代化的一些设施和手段有些时候反而破坏了这种几千年形成的人与自然的亲和力。对于田间作业,现代设施常常不是在加分,而是在减分。日本的稻田故事告诉人们一个道理,或许水田的个性并不是诸如水泥石块可以改变的。

笔者在广西靖西市旧州村落调研时看到的两个项目标牌:一个日本援建的水利灌区园田化工程,一个是当地建设的“道路硬化”的建设工程。二者排列在一起,中间只隔着一个田间小道,却是相互隔离的水泥硬化道路。这让人联想到鸟越皓之所说的日本乡村景观建设的两个阶段。显然,在田间进行道路硬化建设似乎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与传统的田间地头的那些土路、田埂、湿地形成截然差别。而当人们看到,今天日本乡村的农民,要么开始拆除水泥田埂,要么以木质材料掩盖水泥道路和河堤的时候,人们似乎明白了,土质的、原生的、湿地的田间景观远比那些人工的、现代化的钢筋水泥筑的田埂、河堤美观得多。因为它是田地本真的自我性。我国的乡土景观或许也会经历这样的阶段,或许只是需要一点时间。任何景观都有一个语境化背景,短时段的事件或价值与长时段的经验与智慧不足以同置同畴。乡土景观永远要以田园、水土为背景才有景观的活力。失去柔软的土地和丰润的农田,乡土的生命令人堪忧。

三、田地与社稷

中国没有把稻米抬得那么高,中国南北地区在粮食生产和生计活动的情形不一样,北方的麦作文明与“中原”相属,曾经作为中国古代农耕政治的首要事务。中国的地理构造决定了粮食种类的多样性。但无论差异多大,中国的农耕传统一直将粮食作为国家之头等大事。农作和粮食包涵多层次的表述语义,其重要价值包括:(1)指代国家。《管子》曰:“后稷为田。”后稷为周代始祖,亦为农神。我国自古便将社稷作为国家的代称,其中“社”表示以“土地”(祭土)的农业伦理,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中的至高事务;“稷”为古代一种粮食作物,指粟或黍属,为百谷之长,帝王奉祀为谷神,故有社稷之称。(2)礼制统治。礼在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统治作用,形成了以土地、粮食为根本的礼化制度。《说文解字·示部》:“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礼记·礼运》:“夫禮之初,始诸饮食。”(3)和谐秩序。和谐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由禾与口组合而成,与食物有关;传统文化一直也以和平、和睦、和谐的“致中和”为最高境界。(4)自然本性。欲乃人之本,为自然本性。孔子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为会意字,从欠,人张口,表示不足,从谷,表示贪于不足。《说文·欠部》:“欲,贪也。从欠,谷声。”(5)民俗事象。民以食为天不啻为民事民俗中既神圣又世俗的概括。“俗”的文字构造是“人依靠谷”的造型与照相。《说文·人部》释:“俗,习也。从人,谷声。”本义为长期形成的风尚和习惯。所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为太平之象[11]

中国古代与田土相关的道理同样复杂,包括重要的宇宙观(天圆地方)、政治制度(井田制)、都城形制(城邑-国)、管理制度(里甲制度)、乡村聚落(邻里关系)、都城街区(里坊区划)等,都与“田”有着千丝万缕的交织。以“里”为例,里,金文(田,田畴)加(土,墙,代表民居),表示赖以生存的住宅与田地。造字本义是田园,居住、耕种、生活的地方。篆文承续金文字形。“里”作为居住区,与外部世界相对,也有“内部”的意思,《汉字简化方案》用“里”合并“裏”。《说文解字》:“里,居也。从田从土。凡里之属皆从里。”《尔雅》:“里,邑也。”《汉书·食货志》:“在野曰庐,在邑曰里。”由此可知,在中国古代,“里”既是行政单位,也是计量单位。虽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记录中有所出入,通常所知一里八十户。《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一里八十户。”《论语·譔考文》:“古者七十二家为里。”《管子·度地》:“百家为里。”一家一户以田为界,故“里”也成了以田为邻的计量转喻——“邻里”。《尚书大传》:“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简言之,“邻里”也是由“田”为单位所构成的农户联系,是与“田”互为你我的共同体景观。

田地的划分以及规整形式与田间水利系统有一定关系。今本《考工记》畎作田“从田、从甽”,“畎”即是古代的田的一种形态,即田地、田野的泛称。《国语·周语下》:“天所崇之子孙,或在畎亩,由欲乱民也。”韦昭注:“下曰畎,高曰亩。亩,垄也。”《吕氏春秋·辩土》中的“大畎小亩”“亩欲广以平,甽欲山以深”的“大畎”相同,指的是田间的沟和垄,即田间水道系统。说明作为井田划分方式之一的田间水道系统的规整有序。所以井田制的土地界划方法,从小的地块一直扩展到大的地域,都是由窄到宽,由浅到深的不同等级的道路和水道共同形成。一定宽、深的水道就能行船,以利运输交通,同陆道一起构成联系众多城邑的通道,同时陆道和水道又是井田分割界划的标志,而且陆道和水道常常是水平紧靠并行的[12]

说到“田-里”,自然涉及“乡”,人们常说“乡里乡亲”,二者并置连用。从字源考,“鄉”与“卿”同源。卿,甲骨文像主宾围着餐桌的食物相向而坐,一同进餐。金文省去“口”,写作,即“卿”字。“卿”古音为溪纽、阳部字,与“鄉”声音接近。当“卿”的“亲密共餐”本义消失后,篆文在两个“人” 再加变成两个“邑” (村镇),另造“鄉”代替。“乡”是一个会意字。它是“饗”(飨)字的象形初文,偶尔也用为“方向”的“嚮”。如“戍其宿辽于西方东鄉(嚮)。”在金文中多用作“饗”或“嚮”(向)字。七年趞曹鼎:“趞曹立中廷,北鄉(向)。……用作宝鼎,用鄉(飨)朋友。”《说文解字》:“鄉,国离邑,民所封鄉也。啬夫别治封圻之内六鄉。六鄉治之。”字形与词义的演变,传达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邑”与“鄉”在文字上同源。当然,更为重要的认识是: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古代的“城邑”与西方的“城市”在发生形制上完全不同,我国的城邑是从乡土社会中生长、生产出来,延续、延伸出来的;而不是像西方的城市模型源于海洋文明。

“鄉”字形讹变为从$,故其训“鄉”为“国离邑”,也即秦汉时乡亭之乡,一万两千五百家为乡。《论语·雍也》:“以与尔邻里乡党乎?”春秋时期齐国则以二千家为一乡。《国语·齐语》:“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而《管子·小匡》则以三千家为一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广雅》:“十邑为乡,是三千六百家为一乡。”楚国也以二千家为一乡。《鹖冠子·王鈇》:“五家为伍,伍为之长。十伍为里,里置有司。四里为扁,扁为之长。十扁为乡,乡置师。”也泛指居住地。《孟子·告子上》:“出入无时,莫知其乡。”“乡,犹里也。以喻居也。以喻居也”,也引申为家乡、故乡等义,也泛指地方、处所。《诗·小雅·殷武》:“于此中乡。”毛传:“乡,所也。”也可指人。《礼记·缁衣》:“故君子之朋友有乡,其恶有方。”郑玄注:“乡、方,喻辈类也。”也假借为“曏(嚮、向)”,表示过去、以前之义。“鄉”今简化为“乡”[3]598。由是可知,我国传统的“乡”一方面是因土地而形成的自然单位;又指在特定空间的人群共同体的社会关系。费孝通先生以乡土中国概括之,极为准确。

“乡土”历来为国家之本。《管子·权修》故有:“国者,乡之本也。”“乡土”之“土”是核心。在中国,就宇宙观言,与“中土”契合。“中土”与“中原”“中国”的早期含义相近,也与“四方”相对应而言[13],呼应“一点四方”的政治空间格局。在殷商时代,大地由“五方”组成,殷商地“中”,故有“中商”。“中华”“中原”“中国”即追此义。《说文解字》释:“中,和也。”为什么“中”译为“和”?《说文解字》:“和,相应也。”《广雅》:“和,谐也。”《老子》:“音声相和。”说明“中”从“口”。这是一个中国古老的认知形制,即天人合一。从这样的意思追踪,人们相信,所谓“中(国)”“中和”“和谐”的根基原都在乡土之上。所以在中国,如果离开了乡土性,任何乡土景观、城邑景观、政治景观等,皆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纵然我们今天所说的和谐也失去了根基。

在西文中,“乡土”(vernacular)一词,来源于拉丁语“verna”,可以理解为“本地的”,有别于“外地的”;或是“乡村的”,区别于“城市的”;抑或是“寻常的”,对应于“正统的”。乡土景观(vernacular landscape)一词是当地人为了生活而采取的对自然过程、土地和土地上的空间格局的适应方式的表达,是此时此地人的生活方式在大地上的显现[14]1。在拉丁语中,其本义是在主人房屋中出生的奴隶,在古典时代它的意思扩大到本地人,即生活局限于某个村庄或庄园中,且从事日常工作的人。乡土文化(vernacular culture)意指一种遵守传统和习惯的生活方式,完全与更广大的政治和法律统治的世界隔离[14]197。总之,“乡土”一词通常意味着农家、自产和传统[14]117。而在拉丁语中,“景观”一词的对应词几乎都来自拉丁词“pagus”,后者意指一块界定的乡村区域。在法语中,“景观”一词事实上有几个对应词,每一个都不外乎这些词义:土地(terroir)、村庄(pays)、风景(paysage)、乡村(campagne)。在英语中,这些区别出现在两种景观形式之间:树林(woodland)和田野(champion),后者来自法语campagne,意指一处乡间田野[14]7。从西文的词义演变的基本线索,可以清晰地发现,景观的原生形态就是“乡土”。换言之,“乡土”便是一种特指的景观本义,只是西方没有我国农耕文明中的以田为社会单位的特殊计量。

如果说中国传统的乡土景观的基本构成包括土地所提供的农业生产,以及建立在农田之上的家、井田、邻里等的各种范畴的表述形态,田显然成为最需认真观察和分析的结构单位和对象。在农耕文明的体制里,田地是土地的代称,以“土地”之“地方”形态不仅形成了乡土社会的传统景观,也经营着社稷国家的政治,甚至实践着天圆地方之宇宙观。所以,无论我们今天在这片土地上做什么,都要时刻牢记:留下“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15]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辛德勇. 旧史舆地文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288.
[2] 赵诚. 甲骨文简明词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81.
[3] 李学勤. 字源[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5.
[4] 于省吾. 甲骨文字释林[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260.
[5]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56.
[6] 俞孔坚. 回到土地[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7] 傅熹年. 中国古代建筑概说[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6: 48.
[8] 徐喜辰. 井田制度研究[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2: 126.
[9] 费孝通. 江村经济[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0] 大贯惠美子.作为自我的稻米: 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M].石峰, 译.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11] 彭兆荣. 饮食人类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2] 张宏. 中国古代住居与住居文化[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6: 52.
[13] 王子今. 上古地理意识中的"中原"与"四海"[J]. 中原文化研究, 2014(1): 5–11. DOI: 10.3969/j.issn.2095-5669.2014.01.001
[14] 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发现乡土景观[M].俞孔坚, 等,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5]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