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由费孝通撰写的中国首部现代民族志《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1])在伦敦出版发行。这部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史上金字塔的巨作为世人所通晓，可是书中粉墨登场的“羊”，却不尽为人所知。在该书的第13章“养羊与贩卖”(Sheep Raising and Trade Venture)中，费孝通特别记述了他的田野对象——江苏省吴江县江村(即开弦弓村)值得特书一笔的绵羊饲养、买卖及交易事业。该章仅有4页篇幅，与同书的其他章节相比极为简短。单就分量而言，原本纳入其他章中也不为过，可是费孝通硬是将其单独列为一章，不惜打破全书的平衡，足见其对“羊”的钟爱。

在开展该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工作21年后，费孝通再次到访开弦弓村，那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20多年前呈现在他眼前的不可思议的绵羊的身影。再访之后，他在文中如此追忆过去的情景：草原上的牧民听到了也许不会相信，像这样水道纵横，阡陌棋布的水乡里，怎能放羊呢？一个到这村子走马观花的人，也可能根本看不到这项副业，因为一眼望去，一只羊都没有，但是过去全村却养着近千只羊。这些羊终年关在小栅里，并不需要自己找草吃，而是人们找到了草来喂它们的^[2]。费孝通在书写以稻为中心的农业的同时，也展开了对渔业、养蚕、养羊、小买卖等副业的综合叙述，并敏锐地洞察到江南地区高度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经济特质。作为这一特质的表现，羊的生产也为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实现了高度的产业化。能洞悉这些状况的费孝通，可谓独具慧眼。

费孝通所关注的“羊”，正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湖羊(Hu Sheep)。湖羊是分布于浙江省和江苏省太湖南部及上海周边地区的地方绵羊品种。费孝通未曾察觉它其实是世界上的珍稀品种，它的饲养技术、用途、繁殖形态等属世界罕见。湖羊的这些特性，由它所生长的江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费孝通洞察到的“适应市场经济”这一要素，不仅对经济研究，而且对支撑经济发展的动植物生物学研究也有重大影响。本文试图理清在原本不适合绵羊饲养的自然环境里，在过去数百年来，为了产出特殊品种的羊使用了何种特殊的饲养技术及繁殖形态，并揭示这种对动物的极端介入行为其实是顺应当地发达的商业化农业规律和市场经济的一种战略。

一、中国绵羊的生长环境

本文所涉及的江南地区，长期以来开展的是耕种兼饲养家畜的农业形态。这种农业把谷物、蔬菜、果树的栽培与家畜饲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历史上看，这里是所谓的稻作盛行的农耕社会，与内蒙古、西藏、新疆等畜牧社会及华北的旱田作物地带，在农业形态上有很大区别。江南地区的家畜饲养是以猪、鸡、家鸭等为中心的“非畜牧型家畜”^[3]饲养，与农耕的生产形态紧密结合。农耕的规律强烈地影响到家畜的饲养形态，使之与畜牧社会的家畜饲养有着明显区别。农耕家畜的饲养形态不是畜牧社会常见的巧妙利用对象动物的习性，顺应并维持畜牧的饲养形态，而是人类按照自我意志超越动物的习性，对其进行极端介入，强行改变并强化管理的饲养形态。

中国国土按自然区域大致可分为东部季风湿润区、西北干燥区及青藏高寒区三类。东部季风湿润区因受到季风的影响温暖潮湿，适合植物栽培；而西北干燥区、青藏高寒区，主要是以畜牧来维持生计的牧区^[4]。在自然环境、生计方式以及民族文化都不尽相同的农区和牧区，家畜饲养的方法、形态及经营方式也有所不同。在两者的迁移地带，我们可以看到农牧混合的景象，但基本上牧区专业养殖畜牧型的家畜，在天然草地上大规模放牧绵羊、牛、马、骆驼等，而农区则圈养猪、牛、山羊等非畜牧型的家畜，以饲料喂养，附带饲养鸡、家鸭等家禽。本文所考察的浙江省嘉兴和湖州地区原本属于农区，是非畜牧型家畜的饲养地区。

据2014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统计资料^①显示，中国非畜牧型家畜(包括家禽)中猪(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48%)和鸡(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20%)的产量均位列世界首位。中国在非畜牧型家畜的养殖方面，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中国国内，非畜牧型家畜的生产主要集中于东南部的农区，而作为畜牧型家畜代表的绵羊，则基本上集中于牧区。绵羊的饲养区域分布不均，大致集中于北纬28~50度、东经75~135度的地域。就绵羊的特性而言，它喜欢较为干燥的气候，不适合在高湿度的气候中生活，所以成为中国北部、西部等干冷牧区的主要家畜。从各省来看，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甘肃省五大牧区中饲养着全中国三分之二的绵羊，而浙江、江苏等东南沿海地区的10个省份加在一起也只不过百分之几的产量。这种分布极其不均的情况，主要是“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不利于羊的繁殖和培育”“农区以农耕栽培为主，在与畜牧的土地使用的竞争上占优势”^[5]等造成的。中国北部地区养殖的蒙古羊、西藏青海等高原地区养殖的西藏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养殖的哈萨克羊，这三大绵羊占中国绵羊总产量的九成^[6]。三大绵羊的羊毛、羊奶、羊肉均可被有效利用。它们被以游牧、放牧的形态饲养，放牧规模数十头甚至数百头。它们的产地是人类学研究一直关注的畜牧型家畜的世界。三大绵羊的饲养者基本上以羊肉羊奶为食，生活中也普遍使用羊皮、羊毛。在这些地区，家畜的挤奶、阉割、屠宰等畜牧必需的畜产技术、牧群管理技术极为发达，而且畜牧还对社会关系和与精神世界相关的文化造成了影响^[7]。人们开展的恰好是适合干冷气候、广阔草原的畜牧活动，这样的畜牧又决定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当然，在那里饲养的绵羊等家畜也会进行一定的品种改良，以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需要。

①  http://www.fao.org/faostat/en/#home (accessed on November 1, 2017)

然而，湖羊却是在与畜牧世界完全不同的自然、社会环境中养殖的。湖羊养殖盛行的浙江省嘉兴、湖州地区属于高温多湿的自然环境，那一带多湖沼，河川和沟渠密布，并将湖沼相连。那里以种植水稻为中心，在养鱼、发展内河渔业、养蚕的同时融入了非畜牧型家畜的养殖。这种复合型的作业方式，拥有极其细致而复杂的组合形态。一般来说，在这种盛行农耕的地区，家畜饲养的对象主要是猪、鸡、家鸭、鹅等非畜牧型家畜。虽然也有农耕用的牛，但主要是用它耕田，吃肉喝奶则是次要的。总之，非畜牧型家畜的饲养是这个地区家畜养殖的特点。所以，在盛行农耕的地区存在大量代表畜牧型家畜的绵羊，这从畜产学上看有些不合理。

二、湖羊养殖的历史

当然，湖羊并非自古就是湖羊，它是人工改良的绵羊，人为创造的品种，并不是自然而然诞生的。近些年的考古研究、遗传研究发现，绵羊是公元前7000—前6000年在叙利亚、伊拉克等西亚国家被家畜化的，于公元前4500年传到中国^[8]。当西亚地区被家畜化的绵羊来到中国后，中国就诞生了湖羊。湖羊诞生以前，中国最早开始普遍饲养绵羊的地区是北部及内陆地区的干冷地带，养殖技术也符合该地区干冷的环境特征。公元6世纪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中详细记载了绵羊的养殖技术，内容包括适合北方干冷地区以及更为广阔的放牧地区的管理技术和知识体系。适应北方环境的这些养殖技术，在元代的农学著作《农桑辑要》中也有被引用。可是在湖羊赖以生存的温暖潮湿的江南地区，这一技术却难以被应用，所以江南地区必须发展适合自身需要的养殖技术。

湖羊是如何诞生的呢？关于作为其改良基础的原品种的绵羊，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有认为是当今的蒙古羊这一品种的绵羊迁入的^[9-10]；有从绵羊的地理分布、外形及实质的相似性出发，关注湖羊与分布在河北河南小尾寒羊^①的亲缘性的^[5]；也有认为是蒙古羊和寒羊同时迁入的结果^[11]。此外，关于湖羊诞生的年代，12世纪南宋建立之后的说法比较有说服力^[12]，这被称作“北羊南移”。据说12世纪初，由于北方金国南下，北宋迫不得已南渡建立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黄河流域的大量居民移居至江南地区，那时就带来了众多的绵羊^①。也有依据《十国春秋》等资料进行反驳的，他们认为五代十国时期绵羊已经逐渐迁入江南地区，后在北宋时期又有过几次迁徙，这些绵羊才是湖羊的祖先^[13]。不论怎样，湖羊的原品种应是在南宋之前迁入江南地区的。但是当我们阅读地方志和农学著作的记载，涉猎诸多历史的真知灼见后，不难发现现在湖羊的饲养形态和品种特性的形成，应在17世纪的明末清初，比南宋要晚得多^[14]。也就是说，拥有特殊饲养形态和品种特性的湖羊，在其原品种来到江南地区之后，经过了至少500年的岁月，才逐渐变化成自身特有的形态。

①  湖羊和寒羊系统中的小尾寒羊、大尾寒羊都是在农区饲养的绵羊，所以在性状上十分接近。但这是因为遗传系统相近，还是受到相似社会环境的影响，就不得而知了。

①  据李群的研究，现在蒙古羊系统的羊真正传入中原并得以发展应为南北朝时期，并于南宋初随南迁的中原地区移民传入京都临安及其附近的湖州一带，此后逐渐形成现今的湖羊。因为，西晋末年第一次人口南迁主要移居至扬州、徐州一带。从文献和发掘的资料来看，湖羊的原型不是这时来到南方的。之后，隋唐时代、北宋时期虽然有北羊南迁的可能性，但这些时期没有出现人口的大量移动。

从江南地区的整体情况来看，湖羊的形成过程与江南地区农业的高度集约化、商业化过程并驾齐驱。湖羊的原型实可追溯到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的南宋年间。那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全国罕见的粮仓，有“江浙实、天下食”“苏湖熟、天下足”之说。在那样的状况下，原本奔跑在西北大草原的绵羊，被关进了狭小阴暗的陋室。宋代之后，江南地区的发展主要是由长江三角洲的圩田、围田开发等工学适应性举措和占城稻的移植、早晚稻品种改良等农学适应性举措共同推进的^[15]。但是，我们不该认为它只是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而应将其看作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积极挑战。湖羊养殖同样是对自然的一种挑战。面对不适合绵羊养殖的自然环境，人们进行了圈养的工学应对和品种改良的农学应对，这样才使来自北方的羊变成了“湖羊”。

综上，湖羊养殖的契机在宋代，开始则在明代，于明末清初得以成型。湖羊的形成过程，受到它所处经济状况的极大影响。江南地区从明代之后逐渐转变成高度发达的商业化农业地区。那个时代，不仅是自给自足的生存经济，就连单纯生产粮食的农业经济也不断衰退，而通过农产品的买卖进行货币转换的商业型农业经济开始席卷而来。经济内涵的变化，成为湖羊诞生的重要动力。

湖羊是一种与棉花、桑叶、木、竹、树皮、烟草、茶叶等经济作物有着同样意义的动物。在这样一个“只要是经济价值高的商品作物都是经济作物”^[16]的时代，动物也一样，例如猪、鸡。只是在温暖潮湿、人口密集、园艺集约农业过度经营的环境中，饲养绵羊本是件非常冒险的事，但农业的高度商业化成为冒险挑战绵羊养殖的动机所在。有些研究把明代农业的高度商业化看作应对国家土地制度的过度收紧和田赋过重的措施，这有一定的正确性，但还是过低地评价了商业化的重要性，只将其作为“消极补贴家用的方式”^[17]。没有土地的小佃户确实受到国家和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不可否认他们因此转向商业型农业来提高收益。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人们积极提升生活品质、发展消费文化的意愿。在生存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阶段，商业型农业不仅仅是消极补贴家用的方式，还是自发地积极扩大家庭生计的方式。我们必须认识到商业型农业的意义在于“农户的经营意愿、农民智慧的发挥”^[16]，并在其中再定位湖羊的诞生。

那么，促使湖羊诞生的商业型农业拥有怎样的形态呢？嘉兴、湖州地区自古便是农业极度发达的区域。那里以稻为中心，兼种小麦、油菜，栽培烟草、菊花，养蚕，养鱼，养猪、羊、鸡、家鸭等家禽家畜，形成多元化的农业形态。那里的农业生产颇具特色：为了追求高收益将劳动力配置于多方面的生产中，将各类生产中获得的产品、废弃物用于其他生产，实现资源的循环再生，让生产与再生产紧密结合。例如，猪和羊的粪尿是水田、桑田不可或缺的肥料；桑叶既是蚕的饲料，也是绵羊的饲料；而蚕的食物残渣也可成为绵羊的饲料。破茧成蝶后的蚕蛹被放入鱼塘成为鱼饵，鱼的排泄物沉积于池塘中成为泥粪，而泥粪又是桑叶、花卉、竹林的肥料。在所谓的“桑基鱼塘”的系统中，他们又加入猪、羊之类的家畜。这样的资源循环和复杂的融合，被看作是有效利用有限土地及资源的方法。而融合的空间和资源的使用体系，是人为有计划地设计的，因此未被使用的土地只占农村面积的不到5%。太湖周边地区自古就凝聚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明清时期，这里就已实现农业、养蚕、畜牧、养鱼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合理的生产结构和高效的生产系统^[18]。太湖周边地区在明末清初形成的高度合理而集约的生产结构，是在该地区农业商业化过程中实现的。传承这一生产结构的过程，也就是湖羊诞生的过程。毫不夸张地说，将普通绵羊变种成湖羊的岁月，与中国江南地区商业型农业的发展期同步。湖羊作为商品动物，被进行了高度的品种改良。

三、作为商品的湖羊的养殖——被圈养的绵羊

湖羊确实是一种商品。通过湖羊的贩卖，可以使生产者获利。在湖羊养殖中，畜牧社会通常看重的羊乳、羊毛却不被重视。因为潮湿的泥粪始终附着在湖羊身体表面，羊毛品质较差，想要洗净并剪割羊毛，相当耗时费力。湖羊与猪一样，粪尿可作为肥料使用，其最主要的养殖目的是小羊的皮革和肉。成羊的皮革和肉也会被销售，然而令人饶有兴趣的是，它只不过是被作为小羊生产的副产品。事实上，成羊的销售额大大少于小羊。湖羊养殖中，小羊的买卖获得的金钱收益是最受重视的。从这一养殖目的不难看出，湖羊养殖不是与生存经济而是与商品经济紧密相连的。湖羊的毛皮被称为“软宝石”，自古作为外销商品备受重视，特别是广为人知的湖羊羔皮——小湖羊皮，商品经济价值最高。饲养湖羊的农民，并没有直接参与皮革的生产，小羊的宰杀和皮革加工由市区里生产皮革的专业人员负责。出生三天以内的小羊被称作“小湖羊”，其交易最为频繁。小湖羊皮光泽艳丽，花纹多样，作为女士服装、帽子^①以及领口、袖口、披肩等服饰的一部分材料受到珍视。要取刚出生的小羊的小湖羊皮，必须在三天以内宰杀，而且不得让母羊给其喂奶。因为喝了奶的小羊，毛皮的花纹会变得粗糙，卖不出好价钱。

①  阿富汗的Pashtun游牧民所养殖的karakul种的小公羊也和湖羊一样，生产后除少数作为种羊及种羊候补以外都会被宰杀。它的皮成为Astrakhan的帽子原料，销售价格非常高。

商业化的农业经营造就了湖羊特殊的饲养环境。如上文所述，这一农业地区由于生产的相互融合使经济高度集约，从而全方位有效利用村落空间，几乎不存在剩余土地。因此，没有地方放牧绵羊，只能在室内养羊，“圈养”这一特殊养殖法就成为湖羊养殖的最大特征。湖羊几乎终生不会迈出羊圈一步，离开羊圈之日，要么是被拿去贩卖或是借种，要么是被宰杀。这种完全圈养的方式，相较世界上传统的畜牧型养羊方式来说，极为异样。当然，在寒冷的冬季，西亚和欧洲的部分地区也会采用限时圈养的方式，但一年四季都采用圈养的，在传统方式中实属罕见。湖羊和猪一起被关进没有窗户的黑暗小屋里，基本上和猪在相同的环境中生长。饲养者认为，把湖羊与猪一样圈养有以下几个好处：本地剩余土地贫乏，这样做不需要占用很多空间；小屋没有窗户，而且各家独立成户，可以有效防止苍蝇、蚊虫等传染病；能够减少羊的运动量，有效喂养饲料；方便收集施肥用的粪尿。

本来作为畜牧型家畜奔跑在山野的绵羊，却与非畜牧型家畜的猪呆在相同的环境里，这从畜产学的角度看未必合理。但是，于嘉兴、湖州地区的人们而言，这是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做法。事实上，这种湖羊养殖的方法也持续了数百年。湖羊的圈养意味着强制将其关进狭小的空间内进行高密度饲养，因此需要每天人工喂养饲料，须发展所谓的“喂食”饲养形态，这就要求每家每户的劳动力各自收集附近自然生长的草以及用于养蚕的桑叶。可是由于农耕地高度集约化，作为饲料的草的数量有限，割草的劳动力也很有限。换句话说，能够供给的饲料数量和劳动力数量决定了每家能够养殖湖羊的数量。每家的湖羊头数各不相同，多则10头，对于个人小规模经营的饲养形态来说，再多则无力饲养。

四、极端的近亲交配与公羊的快速更替

如上所述，各家的湖羊头数由能够获得的饲料数量及劳动力数量决定，但是每一户所拥有的湖羊的性别、年龄结构却有一个大致的趋向。通常来说，公羊的成羊只有两头，一头是繁殖用的种羊^①，另一头是种羊的候补，负责接班，这样种羊每年更替。在当地，猪死了卖不掉，羊大了也卖不掉，所以要在猪死之前把它处理了，在羊长大之前把它卖掉。这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湖羊养殖中公羊快速更替的重要性。湖羊养殖中不适合长期饲养公羊，因为公羊只用于配种，无法直接生育小羊来获取利益。而且一年之后未阉割的成年公羊，肉质粗糙，经济价值低，但其食量反而增加，养殖成本变大。因为公羊与经济利益无直接关系，所以即使是种羊，也会在出生后12~15个月这一较早期间完成与年轻公羊的更替，随后被宰杀。

①  通常在游牧社会也会控制无法产子的公羊数量。例如，Pashtun游牧民认为种羊和母羊的理想比例是1:100；意大利中部山村的游牧部落中，种羊与母羊的比例为1:50~60。为了形成这样的比例，这些地区会大规模地宰杀小公羊。

相反，用于繁殖的母羊则不会被较早宰杀，尤其是产子数多的母羊被作为优品长期饲养。畜牧社会中，家畜如同存款的本金，家畜的奶则如同利息，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就这个地区而言，小羊是利息，母羊是重要的本金。基本上说，每家饲养的湖羊头数决定了更新需要的时间。随着年龄的增加，母羊的产子数会减少，所以按照母羊年龄大小顺序每年更替一只是较为理想的。也就是说，养6只母羊的农户需要花6年时间，养3只的需要花3年时间完成更替。与配种的公羊一样，他们也会饲养候补的母羊用于替换。按照上述公母的组合进行自家繁殖，从每户只有几头的数量来看，必定要采取特殊的交配法，也就是说会形成极端的近亲交配^[14]。完全不回避近亲交配，可以说是当地传统养羊的特点。就连拥有多头配种的公羊和繁殖用的母羊的牧民多少有点意识，会想一想家畜的谱系，避免极端的近亲交配。可是这里只饲养几头湖羊的人们，却毫无谱系意识可言。

由于少量的湖羊在自家完成饲养繁殖，自然会引发近亲交配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数百年间持续养殖湖羊的过程中，近亲交配并未产生太大问题(至少人们如此认为)。近亲交配若使得遗传因子均质化、性状固定化是值得庆幸的，但也有可能出现劣质基因均质化并引发显性特征的恶果。通常来说，重复地进行近亲交配，会引起生存能力的下降，饲料使用率的低下及发育不良、身形矮小、繁殖率低、泌乳功能下降等退化现象。可是，湖羊养殖中至今尚未发现这些会妨碍其繁衍的退化现象^[11]。实际上，种羊的偶然死亡，有可能会给湖羊注入来自不同血统的新鲜血液^②。而且，小羊大多在出生3日内就被宰杀了，所以不太会出现身形矮小、发育不良、泌乳功能下降等近亲交配引发的问题。只要近亲交配不引发这些问题，对于品种改良、特定品种的固定化还是较为有效的。公羊的更替速度之快，近亲交配的繁殖形态之特殊，使湖羊拥有了其他绵羊品种不具备的特殊的品种特性。

②  这个地区有专门从事配种的人。一次配种的费用为一头35元，大概相当于一头小湖羊的钱(1993年田野调查时的数据)。

五、湖羊的品种特性——早熟性、四季繁殖性、多胎性

嘉兴、湖州地区的人们认为，湖羊有三个优质的品种特性：一是早熟性，二是四季繁殖性，三是多胎性。湖羊与世界上的其他品种相比，相当容易性早熟，利用湖羊的早熟性可以提前进行交配。可是在一般的畜牧社会中，并不会进行绵羊的提前交配。例如，过去传统的蒙古游牧民通常让山羊和绵羊在其3岁的春天产子。学者注意到，如果过早产子会引发“厌孩”现象^[7]。所谓“厌孩”现象，是指母羊不照顾出生的小羊，这一现象会成为小羊生长的阻碍，所以蒙古游牧民尽量避免羊的早产引发的这一现象。但是，湖羊的公羊母羊大约在出生后4~5个月便已性成熟，甚至有的3个月就开始发情。所以，实际在6个月时，它们就提前交配繁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看待湖羊早熟的品种特性时，没有对其早熟性持否定态度，而是看作提前获得子嗣的一种特性。考量游牧社会所重视的大规模群体饲养和小羊的长期培育时，早熟性是有问题的。但是湖羊完全是圈养，除了会培育几只小羊作为公羊种羊和繁殖母羊的候补外，其余的小羊均被宰杀，所以早熟性丝毫不成为问题。不但如此，早熟性还成为快速循环生产小羊获得利润的有力武器。

湖羊还具有无特定繁殖期，即一年四季都可繁殖的特性。畜牧社会的绵羊，由于初秋至初冬时节日照时间短，母羊通常在这一时期不会发情。也就是说，绵羊的繁殖颇受日照时间的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热带以及低纬度地区是四季繁殖^[19]，而中纬度地区几乎没有四季繁殖的品种。然而，未孕的湖羊母羊拥有一年之中随时会发情的四季繁殖性，且与日照时长无关。因为此特性，湖羊可以一年两次、两年三次连续产子。这一特性与早熟性一样，有利于湖羊快速、大量地繁衍后代。

此外，湖羊具有同时生产多头小羊的多胎性特征。不同品种的绵羊其产子数会有偏差。在传统畜牧社会中，多胎产子不常见，如非洲的畜牧型绵羊的产子率^①只有114%^[20]。此外，蒙古游牧民的绵羊的产子率大约是113%，双胞胎等多胎产子的概率极低。不仅如此，蒙古游牧民并不喜爱多胎性，因为它与早熟性一样会成为“厌孩”的诱因^[7]。同样，中国游牧社会养殖的三大绵羊，即蒙古羊(105%)、哈萨克羊(101.6%)、西藏羊(103%~105%)的产子率均很低。可是在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养殖的绵羊中，产子率显示出较高的倾向。例如，分布在河南省的大尾寒羊的产子率为163.1%，分布在江苏省、安徽省北部的小尾寒羊则达到229.2%。湖羊的产子率则更高，在浙江省吴兴县的羊场为235.3%，德清县的蚕种场为230.4%^[21]。由于这两个地方的饲养环境较好，所以产子率可能会高于普通水平，但即使是普通农户家饲养的湖羊，比起畜牧社会中的羊，其产子率也高得多。例如，有数据显示，1980年吴兴县产了小羊15. 1463万头的繁殖母羊，其产子率为206.5%。产子的明细如下：产子一头的仅为17.35%(2. 6281万头)；两头的为61.95%(9. 3836万头)；三头的为17.61%(2.6668万头)；四头的为3.03%(4589头)；五头的为0.06%(89头)。双胞胎以上的多胎产子占全体总数的82%^[12]。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湖羊的多胎性比畜牧民饲养的绵羊要显著得多。绵羊通常一次产多子时，羊毛数量会减少，小羊的发育也不好，所以除了绵羊头数增多以外，其他并无太多益处。然而，湖羊的羊毛不会被使用，且不用考虑小羊的发育问题，所以多胎性非但无妨，还会提高小羊的产量，增加收益。

①  所谓产子率，指的是100头母羊怀孕后能产出的小羊数。也就是说，100头母羊分别产出一头小羊，产子率为100%。如有13头母羊产出双胞胎，产子率则为113%。

上述三个特性不仅限于湖羊，其他进行复合式经营的农业发达地区的绵羊，多少也会有同样的倾向。在中国，与湖羊同属于农区的绵羊——小尾寒羊、大尾寒羊也有相似的品种特性，但湖羊的品种特性最强，最能体现出商业化的农业规律。

六、结语

湖羊是以完全圈养、喂食，也就是非放牧的方式来进行饲养的，这在世界上实属罕见。这种方式是由该地区的自然及社会条件决定的。那里可使用的土地空间很少，能作为饲料的草资源十分有限，能直接参与养殖的劳动力也不充裕。饲养湖羊的主要目的在于小羊的贩卖，这是迎合市场经济获取利益的手段。江南地区的市场经济早就很发达，对农村也造成极大的影响，成为湖羊养殖的先决条件。而且公羊的快速更替这种繁殖形态也和市场经济相呼应，具有降低绵羊养殖成本的功能。湖羊有其他羊所不具备的特质，这些特质是江南地区的人们不断奋斗、反复试验的结果。

市场经济中，农民自发积极提高自家生活水平的意愿，是湖羊诞生的动力。湖羊的饲养形态、养殖目的、繁殖形态、品种特性均是世界罕见的，这是农民的意愿和智慧的结晶。湖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被改变了特性，成为特殊的品种。湖羊这种动物变化的过程，也是适应绵羊品种改良地区的自然、经济、社会的过程。所以说，湖羊的身体里印刻着江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