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民工经历了“外出打工潮”到“返乡就业创业潮”的巨大变化。这个变化是在农民工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提升、中西部发展环境的改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支持等因素驱动下引起的，更多的农民工在现阶段主动返回输出地创业，催生了众多民营小微企业和农业新经营主体，带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农民增收，推动了乡村产业兴旺，引领经济结构调整，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主体。根据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底，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累计注册个体工商户1753.5万个^[1]，占创业农民工的70%。；到2017年底，返乡创业农民工的人数累计已超过700万，且以2位数迅速增长，一共开办了超过40万家小微企业。和以往相比，这些越来越庞大的返乡农民工群体具有丰富的工作经历、资金、人脉、技术等更多的优势，不仅为创业发展做了铺垫，还会吸引其他企业的聚集，形成集群^[2]。这种县域小微企业集群是部分地区农民工以家乡地资源为切入点，以空间聚集为模式，通过地域根植的专业化，依托农村特色产业发展形成^[3]，其成长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城乡经济一体化从而形成了乡村振兴的驱动因素，因此针对这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的成长机理与驱动乡村振兴的机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带动和支持返乡创业人员依托相关产业链创业发展，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资源，推动政策、技术、资本等各类要素向农村创新创业集聚”^[4]。因此本文以农民工返乡创业^①集群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如何通过集体选择形成集群，并通过集群化实现创业成长的机理，最终探究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驱动乡村振兴的机理与策略，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动能。

①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指外出务工的具有较强创业意识和一定创业资源和创业能力的农民工，主动返回农民工输出地市、县级市、乡镇和村落创办企业。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8年农民工陆续返乡，这是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第一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在2008年之后，受到金融危机、国家政策支持等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步伐明显加快，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化特征不断加强^[5]。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农民工返乡创业内生动机可以分为经济动机、成就动机、社会动机和环境动机等4类^[6]。在这些多层次动机驱动下，返乡农民工凭借自身优势利用家乡资源创业，并吸引其他企业的聚集，形成集群。在这些农村小微集群里面，创业和产业聚集具有深刻的内在关系：一方面，集群内部蕴含丰富的创业要素，包括创业机会、资源和氛围等，推动和催生了创业行为^[7]；另一方面，创业者通过有效识别创业机会、动员资源、替代性规模创业组织等，推动地区内创业聚集^[8]。目前来看，这些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于特定产业集群的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支持性产业、组织管理和竞争环境等基本要素^[9]，并且对当地农村的创业创新有很大的推动作用^[10-11]。但这种推动并不代表一定能成功实现乡村振兴。这个集群还受到内部各产业之间的关联度相对较低、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影响，因此还需要一套如何形成创业聚集的内在机理解决这些关键问题。因为不同类型的创业群体具有不同的创业聚集特征，主要体现在资源获得、产业选择和团队建构方面，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群体，不仅具有工业和农业的背景经历，而且选择特殊的地理位置(家乡)创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化成长模式。目前我国学者研究较多集中在社会网络的粘结机制^[12]，区位优越条件的吸引机制^[13-14]和追逐创新的动力机制^[15-16]等，对创业者如何形成聚集的机理研究还相对比较缺乏，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如何驱动乡村振兴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开展。因此本文将以此为核心，探究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驱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从而对现有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对乡村振兴的驱动理论研究实现有效补充。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化成长机制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创业者对家乡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性反应，本质上是农民工有效利用家乡地方关系网络建立企业的过程^[17]。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建构良性反馈机制，推动农民工新创企业和成长企业不断进行创新，从而动态提升地区创业氛围，形成创业粘性和吸引力，使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实现集群化成长。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是一个具有生命周期特征的演进过程(图 1)，这种集群化成长主要有4个部分：(1)初步形成合约机制^[18]。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通过有形和无形合约推动技术进步、金融互助、生产、销售和服务联合等，实现优势资源的有效整合，打造集群的竞争优势，从而推动集群内部企业的成长。(2)地方资源组织化整合^[19]。返乡农民工通过自组织将本地优势资源整合创业，打造知名产业集群。(3)集体行动应对危机。当面对衰退甚至解体危险时，集群创业家通过集体行动和创新行动应对。(4)集群内部适应性制度变迁^[20]。返乡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演化推动集群的成长，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通过社会网络形成集体行动，推动集群内部制度变迁，提升集群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一) 形成合约机制

农民工返乡创业不断形成地方关系网络，逐步发展为创业集群。集群内部农民工返乡创业通过有形和无形合约推动集体创业精神的强化，从而形成有效的合约机制。在形成有效的合约机制过程中，创业者个体之间、创业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也存在淘汰机制，失信者面临集群内部创业者(企业家)的集体排斥，失信创业者将会被淘汰，从而无法生存。如果失信创业者不被淘汰，将形成集体失信，成为“柠檬市场”，则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整体被淘汰，因此有效的合约机制是农民工返乡创业在各个分工环节顺利推进的保障。在分工的基础上，需要协调不同环节、同一环节不同分工的创业者之间的集体行动，来应对国内外市场对产品的冲击。协作水平的提高需要在集群内部建立集体创业的精神以及一种荣辱与共的机制，才能破解“囚徒困境”，从而实现本地产业在市场具备竞争优势。这个形成合约机制过程是一个“囚徒困境”，主要表现在如果集群内部大多数创业者采取合作的态度，共同依靠产品和技术创新来推动创业和创新的发生，那么集群整体的租金就会上升，从而创业者个体绩效得到提高，激励更多的创业者通过模仿和创新进入集群创业；如果创业者不能有效合作，更多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出现，形成负反馈机制，使得集群衰落，更多的创业者退出创业，集群式创业就会失败。因此在政府外力推动下，依靠长期的政策支持和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部分农民工集群通过重复性博弈容易形成合约机制(图 2)。

(二) 地方资源组织化整合

农民工形成合约机制后，还需要实现对地方资源组织化整合。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根植于地方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会形成松散或者紧密的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股份合作社等组织，而创业网络是人际关系网络的扩充，其中包括人际互动、信息传递、资源动员等功能的叠加，因此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与持有不同生产要素的农民工或者本地居民在组织内部能共同形成对创业机会的一致性看法。不仅如此，人际关系网络也是在产业分工和合作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关系网络，新进创业者会以自我为中心向外结网，同时在一定区位内实现产业网络的整体扩张。这种整体扩张表现在农民工返乡创业进行联合投资生产经营，通过组织内部权威的协调与内部分工，应对外部市场的变化，使得创业生存能力增强，同时也导致了成本的增加，这种成本单个组织无法承担，无法形成绝对的产业竞争优势。因此在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妥善利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选择合适的策略，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互助组织发展^[21]，是实现返乡农民工成功创业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

(三) 集体行动应对危机

地方资源实现组织化整合后，组织内部中的机会识别、资源整合、模仿行为等创业行动对捕捉创业知识和克服新进入企业的缺陷具有正向影响^[22]，并在分工基础上形成集体合作。首先，当地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形成最初的一批种子企业，在取得成功时引起羊群效应，即其他农民工返乡创业模仿企业跟随种子企业，通过为种子企业提供配套产品等方式共同开拓市场，形成稳定的客户群。其次，成功的返乡农民工成为榜样，激励区域社会系统对创业的尊重和理解，在信息逐步充分交流的基础上，让更多人产生创业想法，形成地方化的创业聚集。最后，在创业聚集过程中，激励内部分工的形成和深化，降低了创业门槛，并且由于创业者相互影响形成良性互动，推动更多创业发生。当聚集达到一定临界规模后，集群创业达到一个正反馈机制，创业围绕特定产业网络形成聚集，形成产业联系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一个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基本形成。

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是一个具有生命周期特征的演进过程，并且当集群有衰退甚至解体危险时，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将采取集体行动应对危机。因此集群内部还存在集体行动风险应对机制，即有效规避创业的技术和市场风险。返乡农民工创业集群一般是在工业基础薄弱的区域逐渐发展的，大部分都是小微型企业，其中还包括部分的个体工商户，其所依赖的技术、人才等配套服务体系不健全，技术经济联系难以整体协调。同时资源市场竞争相对激烈，返乡农民工创业集群需要通过学习和创新来提升创业能力，为产品开发、工艺改进和信息获得、渠道交流提供动力，从而客观上提高了集群内部创业者的创新能力，强化了把握市场需求的能力，降低了技术过于低端被淘汰的风险。并且成功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具有的异质性知识在集群内部可以产生协同效应，激励其他农民工返乡创业建立合作，从而诱发形成有效的创业网络，动员政府、行业协会等外部机构嵌入创业集群的发展过程，共同应对集群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四) 集群内部适应性制度变迁

市场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因素的变化导致返乡创业农民工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等组织经营的危机，这种危机引发返乡农民工创业集群组织的集体行动，进而逐渐产生自适应机制，从而引起集群内部适应性制度变迁。从时间维度上看，制度结构总是从不稳定向稳定过渡，当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基本形成后，由于占据不同利益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过渡型制度存在于主体潜意识中，并在认知层面、制度层面和集群租金形成和增长层面发生变化，从而推动集群内部适应性制度变迁^[23]，实现对集群内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不断完善。当在过渡型制度向基础型制度转变过程中，返乡农民工创业集群通过不断试错和试验，在相关政府和机构支持下，使得部分不合适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被淘汰，形成一系列具备稳定性和普适性的规则。

三、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驱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

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是一个具有生命周期特征的演进过程，这种集群化成长的每一个部分都对农村振兴的“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有显著的影响。

(一) 创业集群有利于驱动乡村产业兴旺

振兴乡村，关键是要发展产业。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利于以产业兴旺引领乡村振兴，推动更多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向农村聚集，为农村地区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培育“三农”发展的新动能。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的成长机理中可知，返乡创业农民工集群是以家乡地资源为切入点，以空间聚集为模式，通过地域根植性的专业化，依托农村特色产业发展形成的。作为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返乡创业农民工集群在加快构建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农业农村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的中坚力量。创业集群有利于驱动乡村产业兴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当地优势资源容易得到充分挖掘。农村当地优势资源主要是基础性生产要素，如独具特色的地质地貌、历史人物、宗教圣地、传统工艺及民俗风情等自然资源与文人资源，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通过有形和无形的合约推动技术进步、金融互助、生产销售和服务联合等，实现优势资源的有效整合，打造集群的竞争优势，从而以点带面带动整个区域产业集群全面发展。

创业核心企业具有带动示范效应。一是农民工返乡创业取得成功引起羊群效应，通过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效益产生吸引新的农民工进入该行业领域，并通过为种子企业提供配套产品等方式共同开拓市场；二是成功的返乡农民工在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方面起了标杆作用，有利于形成区域产业集群内部之间的激烈竞争和互相合作，激励内部分工的形成和深化，降低创业门槛，并促进集群的竞争优势。

(二) 创业集群有利于驱动乡村人才振兴

产业集群能够驱动人才振兴^[24]。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能够推动农民立标杆找差距广交流，能够提升创业机会识别能力，改变就业观念与就业模式。农民工返乡创业一旦形成集群，由于羊群效应，其他创业者更容易模仿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学习农民工创新精神、前瞻性眼光、忍耐力等创业特质，并以创业农民工为标杆，找出自身差距，从而逐渐出现更多拥有创业家的特质的人。同时集群内部创业家密集的存在，不仅通过互动竞争推动彼此不断学习和创新，而且通过合作尤其是通过纵向和横向之间的合作交流，形成集群网络，有效提升农民工创业者的自身能力。

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能够提升创业机会识别能力。首先，社会网络是返乡创业农民工提升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的基础。社会网络形成创业农民工能够增进彼此信任和支持的社会资本，能够使集群所在的乡村更为丰富和有价值的市场信息进行有效交流，推动乡村经营主体能够获得更多有价值的创业机会，从而提高乡村经营主体机会识别的概率和能力。其次，个人的创业实验是提升农民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的重要条件。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机会分析、机会识别和市场考量等能力受内部社会网络影响而得到提升，并通过与不同学习对象的交往，形成较为完善的机会轮廓，最终以个人的创业实验来识别机会的可行性。最后，互补性信息共享是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提升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的必要前提。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形成，推动乡村内部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能够使互补性信息共享，从而推动与创业机会识别的信息聚集，提升创业机会识别能力。

(三) 创业集群有利于驱动文化振兴

创业集群内部存在的创业精神氛围，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创业者的理念和行为，通过默示性创业精神的传播，提升乡村地区创业精神水平。同时在集群内部创业文化的熏陶下，集群内部其他主体容易增强冒险精神、创新性等个人特质，有利于培育新企业家精神。

当地创新文化、历史文化、农耕文化以及山水文化等具有渗透功能，并向农业产前产后产中蔓延与融合。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创业在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具备城市打工获得人力资本优势、资金优势以及家乡的资源人脉优势等，能够利用文化渗透发展成具有特色的创意、观光、品牌等农业、乡村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等产业，从而实现传统农村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与升级。

返乡创业农民工是壮大非遗文化产业的重要主体。由于返乡创业农民工了解外面的市场需求，当家乡的乡村旅游、文化休闲、观光农业等产业发展起来时，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点、民族风情的特色文化产品逐渐被人接受与熟识，因此返乡创业农民工能够参与市场竞争，做大做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项目，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同时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多渠道引进资金、人力来实现中小非遗文化企业的培育，有利于壮大非遗文化产业发展队伍，提升非遗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

(四) 创业集群有利于驱动组织振兴

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能够驱动组织发展成长。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根植于地方的人际关系网络，能够推动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股份合作社、相关产业服务协会等组织成立，从而有助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把分散的小农经济、零散的乡村工业和低端的服务业向有组织的、适度规模的二三产融合发展过渡，提高农民之间的互动互助，打破农产品和市场之间的隔阂，推进家庭联产承包条件下小农生产、加工和服务的组织化、市场化、社会化，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能够实现组织资源整合。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的形成与相关组织的成立，使具有相似产业经营的主体聚集，通过集群与组织内部的复杂的业务与关系等，形成一种根植于地理位置的社会网络。掌握不同功能资源的所有者通过社会网络寻找合适的创业主体，而具有创业意愿、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和创业能力的创业者寻找合适的产业资源，双方在一个狭小的地理区位上相互影响，从而有效地整合资源。资源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都比较密集，在竞争的基础上容易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这种价格能够促使资源所有者和需求者之间双赢，并且建立在集群与组织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能够有效地降低资源获得或交易成本，因此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能够实现组织资源整合。

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能够吸引政府的关注与扶持。首先，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政策、优惠政策、产业规制政策和环境规制政策等时，会选择重点进行扶持，由于集群式发展对区域经济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因此当农民工返乡创业形成集群式发展时，政府会在政策扶持、资源配置方面予以倾斜。其次，农民工创业是小规模的分散行动，在技术创新、研发和专利获取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足，很难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政府部门却能通过协调知识资源(如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解决农民工创业集群的知识资源需求。并且，政府通过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其他损害自然环境的产业发展方式的规制，能够有效改善集群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矛盾，同时能够实现农民工创业集群的绿色增长，从而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同时，适应性制度变迁能够推动集群内部适应性变革，从而形成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的集体行动，反过来游说和改善政府的行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

(五) 创业集群有利于带动农民生活富裕

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能够带动就业与增加收入。首先，集群内部企业众多，由于地理临近，在集群内部创业企业工作的附近农民可以节省居住成本和生活成本，形成家庭的纯剩余，从而增加收入。其次，集群内部异质性就业活动，在一定基础上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就业能力，如集群内部不同企业，对于劳动技能的需求在时间上并不连续，村民可以身兼数职以使劳动力不被闲置，从而推动村民不断学习新的技能来满足集群内部不同的技能需求。最后，创业集群带动就业的范围和质量。集群内部劳动需求的异质性决定对劳动力要求的不同，能力较弱的劳动力也有了就业的机会，如花卉种植，对能力的要求就相对较低。

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能够改变就业观念与就业模式。在集群内部发展过程中，创业集群带来就业范围的改变，不再局限于体力劳动。其中体现在产业的聚集对管理人员需求的增加，一些农村居民不仅成为劳动者，而且成为了企业的管理人员，其就业观念发生重大改变。同时，相应的配套商业模式、衍生业态与之配合促进了创业集群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乡村居民的就业模式。如在一个生产花卉的产业集群，除了在花卉的种植和加工方面需要劳动力外，随着电子商务的日益兴旺，许多创业者需要增加电子商业模式来销售花卉，因此许多村民在家建立一个淘宝网店，通过电子商务销售本地生产的花卉而增加收入。

因此，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推动乡村振兴的机理是通过地域根植性的专业化，形成农村特色产业发展，依托核心创业集群做大做强产业规模，不断驱动农民创业能力提升和聚集发展乡村创业人才，培育乡村创业文化，形成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股份合作社等组织，最终以产业为核心带动乡村人才、文化、组织振兴。

四、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发展的策略

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是以创业者为主体，由嵌入社区式的社会网络演变而成，是一个较为稳定、低成本、高效率的创业社会空间。返乡创业农民工可以利用这个集群共享网络资源，推动集群内创业协作的深度和广度，引起更多的返乡农民工通过自身的进取和创业精神，以及对本地创业网络的积极响应，吸引更多的返乡农民工寻找创业机会，从而更有效地推动集群式创业的成长，实现资本良性流动、劳动力充分利用以及创业文化氛围持续增强。在农民工创业集群成长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农村的创业前景、经验和形成机制，才能制定与乡村振兴相匹配的创业集群发展模式。因此，地方政府应积极构建地方特色产业的创业集群，完善地方基层组织的治理机制，加大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的金融资本支持，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等方面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发展，以产业集群带动乡村产业兴旺，从而间接推动乡村振兴。

(一) 建构地方特色产业的创业集群

特色产业集群具有文化和资源的地域根植性，是一个地方内生形成的生产聚集，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因此，返乡农民工创业集群的建构要基于地方特色产业，加强与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其他主体的协同发展。首先，针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政府应鼓励支持返乡创业群体和企业建设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引导返乡创业群体资金向地方特色资源合理投向，带动和支持返乡创业群体依托地方性特色产业的产业链创业发展。其次，特色产业集群的演化需要返乡农民工的深度挖掘，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资源，如结合地方特色产业引入新的技术和资源，创新组织形式，完善交易制度等措施。

(二) 完善返乡农民工创业服务体系

有限地理范围内较多创业行为容易产生更多的交易和环境的不确定性，需要建立有序的治理机制，来推动集群内部交易的顺利进行。首先，发展多种形式的产业支撑服务平台，健全服务功能，在土地管理、生态环境管理和基础设施管理等方面，积极发挥和健全基层党组织和社区管理组织的服务功能，开展多元化专业服务。其次，建立众创空间、专业合作社等由企业家、专业人士等构成的行业协会的服务平台，降低创业门槛，协调交易运行，应对集群产生的危机。同时，地方政府应积极引导和规范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的发展方向，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便利服务，做好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等工作，并且规范集群内部不正当竞争行为，实现创业行为对乡村振兴的良好驱动。

(三) 建立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的激励机制

首先，在特色产业聚集的创业集群中，加快将现有支持“双创”财政政策向返乡创业人员创业拓展，通过村镇银行、邮政储蓄、小额信贷机构等有效的金融机构，为开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创业资金，解决其交易和生产过程中的资金问题。其次，按规定把返乡创业农民工纳入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支持范围，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基金，降低融资企业和金融机构双方的风险，实现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共赢。同时恰当地通过建设返乡创业园降低返乡创业农民工用电用水用地等成本，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集聚发展。最后是要预留新兴产业的载体，做好农村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计划，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