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七大战略之一，并被写入党章。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做好的八项重点工作之一。同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行了重大决策部署，并明确要求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科学理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也有利于更好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文章越来越多，但就总体而言，深化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仍然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科学理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三农”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演变趋势，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阶段特征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推动“三农”领域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丰硕成果。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中国“三农”发展史上具有重大里程碑式的意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是当前科学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行动指南。

(一) 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升级版

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十二五”规划纲要，实际上都是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三农”工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过去十余年，中国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无论是从中央重视程度、实施保障措施的力度，还是从总体要求和内涵丰富度来看，相对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明显的提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强化乡村振兴的规划引领和法治保障，并在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方面出台了许多空前有力的举措。这些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比拟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相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变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突出了推进“三农”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升级版”色彩更加浓厚。具体来看：

——用“产业兴旺”代替“生产发展”，不仅突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作用，而且丰富了农村产业发展的内涵；不仅更加重视绿色兴农、质量兴农，而且更加重视实现农业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重视对新型产业发展方式的接纳和包容。如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鼓励在乡村地区兴办环境友好型企业，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倡导产业链一体化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等。

——用“生态宜居”代替“村容整洁”，不仅要求更高，而且视野更开阔，顺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和生态服务需要不断提高的趋势，凸显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自觉性和“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的目标要求。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语境下重申“乡风文明”，实际上要求将坚持农村文化自信与推进农村文化繁荣兴盛结合起来，将农村文化传承发展中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结合起来，培育向上向善、孝老爱亲而又独具魅力的乡村精神、乡村价值、乡村力量和道德规范，提升农民精气神，提升乡村社会的文明度。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用“治理有效”代替“管理民主”，内涵更丰富，寓意更深刻，更加突出了从重视过程向重视结果的转变，更加突出了走乡村善治之路的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在“三农”领域的具体化。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活富裕”被放在总要求的最后，并代替新农村建设总要求中的“生活宽裕”，有利于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导向，而且相对于新农村建设总要求中的“生活宽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生活富裕”作为总要求的重要内容，可以更好地兼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 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应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要求

1981年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之前所说的“物质文化需要”相比，“美好生活需要”范围更广、要求更高、内涵更丰富。如对农产品/食品消费的需求日益走向安全化、优质化和多样化，并以分层化、个性化、体验化作为需求多样化的主要表现。在继续要求农业农村提供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外汇贡献的同时，城乡居民对农业农村提供优质生态产品和休闲旅游、科技教育、文化传承等功能的需求也在明显上升，甚至要求通过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的多样化发展，广聚农村人气，增加农村对优质资源、优质要素和优质人才的吸引力。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不充分，成为中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最突出的表现^①。因此，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迫切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借此激活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潜能，提升农业农村的多重功能和价值，更好地解决涉及“三农”且较为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① 仅从城乡收入相对差距来看，2017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1倍。自2010年以来城乡收入相对差距缩小的步伐有明显放缓。本文数据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整理。

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在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此过程中容易因优质资源、要素和人才大量外流甚至单向流失，导致农业萧条、农村衰败、农民发展停滞，致使“三农”发展机会和权益边缘化，甚至成为现代化进程的“落伍者”。近年来，中国“三农”工作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在部分地区类似现象已开始形成，甚至比较严重。当前农产品质量、效益、竞争力亟待提升的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在此无需赘言。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问题总体上比较严重，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农户农业经营副业化、农村劳动力老弱化、农村经济单一化问题凸显。在许多农村地区，面源污染问题久难缓解，部分地区甚至越来越重；滥施化肥和农药、生活垃圾和农业废弃物乱排乱放、居民点甚至民居布局凌乱等现象时有发生。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导致许多乡村人气和活力下降，部分村庄甚至日趋破败。诸如此类的问题，一方面是对比较严重、亟待解决的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生动注释；另一方面直接影响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就总体而言，当前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短腿”，农村仍是国家发展的“短板”，农民仍是“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的“薄弱环节”。从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出发，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同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推进“三农”全面振兴，对于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三) 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客观需要

党的十九大吹响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冲锋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民的全面小康不可或缺。实现农民的全面小康，离不开农业、农村发展的坚实支撑。仅从农民收入来看，离开了来自于农业收入的稳定增长，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会根基不牢甚至“地动山摇”。2016年在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占40.6%、38.3%、2.2%和18.8%，其中来自第一产业的经营净收入占26.4%。在东北等人均耕地面积较多的部分地区，来自于第一产业的经营净收入仍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0%甚至60%以上。就总体而言，没有农业收入的稳定，农民收入的整体稳定增长必然难度大增，甚至很容易化为“泡影”。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三农”“强、美、富”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当务之急。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作为一个农业、农村、农民“体量”都比较大的国家，推进“三农”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要求农业、农村、农民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共商、共建、共享者”。如果农业、农村、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掉队”或“落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就会落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很难真正实现。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即使城镇化率达到80%，中国仍有2.5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届时，如果一边是繁荣发达的城市，一边是破败萧条的农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会成为空谈，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共享理念就容易落空，因不同社会等级、不同社会分层差距过大可能导致的“社会断裂”也很容易成为现实。在此背景下，社会整合协调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机制难以有效形成，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和社会不稳定极易发生。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广泛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广泛激发全社会力量支持乡村振兴，就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聚社会资源，向“三农”发展聚焦发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协调推动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就可以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三农”发展更好地赶上国家现代化，特别是非农产业、城市、市民发展的步伐。届时，工农互促共荣、城乡融合互补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就会逐步形成。因此，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四)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神圣使命决定的

长期以来，党中央坚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是党中央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谋篇布局的一个重要会议，规格之高前所未有，中央重视前所未有。大会在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明确要求“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此提出的一系列保障措施含金量之高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深刻认识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苦干实干、久久为功，真正做到扎扎实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神圣使命决定的，是党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庄严承诺。

二、有效把握借鉴国际经验与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的关系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怎样看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与有效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

(一) 国际经验教训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和启迪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坚持乡村全面振兴”“统筹谋划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注重协同性、关联性，整体部署，协调推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如何协调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仍然是一个严峻挑战。长期以来，为解决“三农”问题，为协调处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系，许多国家进行了大量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参见案例1—3)。早在20世纪70年代，欧盟共同体农业政策就开始关注农场现代化问题，并帮助山区等发展条件较差地区的农民参与发展。2007—2013年的欧盟农村发展政策围绕提高农林业竞争力，改善乡村环境和提高农村生活质量，推动农村经济多样化等轴线展开^①。由于诸多原因，巴西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区域、城乡发展失衡，过度城市化，城市贫民窟等严重问题^[2]。先行国家的探索和经验教训，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对中国提供借鉴和启迪，有利于拓展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视野和选择空间，少走弯路。

① 本部分关于美国、欧盟、日本的分析参考了芦千文、姜长云最近共同整理并等待发表的成果。

案例1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更加重视农村发展政策，推进其与农业支持政策融合。当前的美国农业农村政策，一方面在促进农业多模式共同发展的同时，努力挖掘能源、旅游等农村多元化经济的增长潜力，并推进农产品/食品“地产地消”，借此带动为农场、企业提供服务的储藏、加工、流通业发展，增加当地就业和发展机会；另一方面突出重视建设宜居宜业的农村居住社区，创新促进发展的农村资源环境保护工作，并通过培育增进互信的农村合作组织等措施，促进农村包容发展。美国农业农村发展政策的演变日益重视以下方向：一是增强农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二是在农业产业链之外拓展农业产业体系和非农产业发展带来的就业增收机会；三是政策项目的执行效率和可获得性；四是农村包容性发展和增强创新创业能力，如优先扶持中小农场和农村小企业发展，加强对创业期中小农牧场主的扶持等。

案例2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就制定了《山村振兴法》，并在农林水产省下设农村振兴局，推进相关事业、项目、法律执行及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协调。近年来日本政府大力推进农业“六次产业化”、农山渔村活性化、农业农村的多功能化。推进农业“六次产业化”，主要是通过鼓励农业生产者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农资流通业和农村旅游业等服务业，形成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完整链条，将流到城市等农村外部的就业岗位和附加值内部化，为农业生产者更好地获得农产品加工、流通等环节和农村旅游业的附加值创造条件，借此增加农民收入，激活农业农村多重功能，增强农业发展活力，解决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向大城市和城市圈快速转移带来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町村过疏化和农村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失衡问题。这也有利于顺应城乡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农产品消费更加重视饮食健康、消费安全、消费体验和饮食文化、农产品新鲜度等趋势。在经济发展和交通改善的同时，日本农村混合居住迅速发展，日本重视农产品“地产地消”的传统和国家政策，也为推进农业的“六次产业化”提供了适宜的土壤^[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把促进小规模兼业农户退出农业、扩大专业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作为重要的农业政策目标，虽然在总体上未必成功，但其经验教训也值得认真研究，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加大对认定农业生产者的扶持，实施农业“后继者支持政策”，放宽对公司法人进入农业的限制等措施及其前因后果值得仔细品析，从而更好地防范和补救农地市场失灵问题^[4]。为更好地应对国内外挑战和重重困难，近年来日本将提升小农竞争力作为提高本国农业竞争力的核心指向，并积极推进农政改革，其动向及背景也值得中国借鉴^[5]。

案例3  法国曾盛行以小农为主的家庭经营，乡村土地碎片化严重。1946年到1975年是法国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率从53.2%提高到72.9%。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法国城市化转入相对平稳阶段。从法国经验看，在快速城市化阶段，乡村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地区。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法国乡村政策重点关注农业生产力提高，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乡村基本服务设施建设。20世纪60年代，为解决因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大量外迁导致的乡村衰败问题，法国乡村政策积极推进两大转型。第一，从主要重视农业发展向更加重视农村多业并举转型。一方面积极推进农业生产专业化、地域化发展和农业景观功能的提升，为此更加重视农场结构转型、土地集中和发展规模经营，重视农业生产者退出和青年人培训机制建设，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并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另一方面更加重视发展乡村工业和旅游等服务业。第二，从主要重视经济问题向涵盖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综合型问题转型，注意改善乡村生态和居住环境，建设高质量服务设施，借此增强乡村活力和魅力，吸引年轻人返回到文化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乡村地区工作和生活。此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日益重视城乡、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顺应交通条件和居民对生活质量要求提高的趋势，推进农业和乡村生产生活设施现代化，在明显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凸显了乡村的多元功能和价值，推动乡村功能呈现从农产品生产地到休闲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保护地的转型，从农民居住地到城乡居民、城乡从业者共同居住和休憩地的跨越，带动逆城市化逐步发展，实现了乡村人口从大量外流到合理均衡的阶段性转变。城郊乡村地区成为人口回迁的主要目的地，部分追求乡村生活的城市居民和退休人员回到农村居住^[6]。

(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立足国情农情，借鉴国际经验，强化中国特色

由前文可见，在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不注意借鉴国际经验教训，绝非明智之举。但由于具体国情农情，特别是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发展背景与许多国家有很大不同；加之中国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方式，不像许多先行的发达国家那样更多呈现“按部就班”的特点，而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压缩性、叠合性和加快融合性的特点，如工业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已加快启动，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的特征日趋鲜明。这会给协调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供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复杂严峻的挑战。因此，相关国际经验和教训只宜作为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借鉴和参考，不宜照搬照抄。联系国情农情、时代特征和战略要求，对国际经验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借鉴和与时俱进的改造提升，才是中国的上策。况且，部分国家，一段时期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工农城乡关系的许多探索未必成功，其短期效果和长期影响是否差异悬殊也有待进一步观察。

从案例1、案例2和案例3可见，在解决“三农”问题，处理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系方面，许多国家的战略和政策经历了长期演变的过程，打下了所处时代的深刻烙印。其经验教训的借鉴启示意义更多地具有松散型、碎片化或组团性的特点，并且更多地表现为某个维度、某些侧面，且成效各异。迄今为止，像中国这样准备大规模、长期持续性地“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推进乡村振兴，在世界发展史上尚属首次。因此，在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需要基于世情国情农情和发展阶段的变化，按照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在批判性地借鉴国际经验教训的同时，将加强顶层设计与鼓励基层自主探索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积极探索并集成提升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推进中国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既是当务之急，也是战略需要。

(三) 新时代大国发展逻辑转型更需要推进乡村振兴立足国内，以我为主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正在面临重大阶段性的转变，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逻辑正在面临深刻转型，并影响到工农城乡关系的重塑、乡村功能价值的审视和改造提升。从国际上看，尽管就总体而言，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在主要人均指标上尤其如此，但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发展的步伐明显快于全球影响力较大的大多数国家，近年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国际影响力已明显提升，在少数领域，中国的创新能力建设和消费结构升级已经或正在实现由对国际先进水平“跟跑”向“并跑”或“领跑”转变。作为一个后发的发展中巨国，中国人口众多，近年来以人口老龄化提速为主线，人口和劳动力结构、消费群体结构正在发生迅速变化，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人口、人才支撑和要素供给结构、社会需求结构转型，对重新审视和改造提升乡村的功能价值产生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果过多寄希望于国际经验，甚至对少数发达国家“亦步亦趋”，就很容易面临国际经验供给“短缺”，导致推进乡村振兴无所适从；立足国内、以我为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才能更好地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蓝图“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也才能更好地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此外，中国有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有长期积累的发展基础和经验教训，有近年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打下的扎实基础，特别是有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工作领导的政治优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发展环境和庞大、旺盛的国内需求。这是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重要环境背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只要顺势而为、有效作为，坚持立足国内、以我为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就很有可能将这些重要的环境背景转化为推进乡村振兴的环境优势，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有序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探索形成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为后发国家协调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系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