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三农”问题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丰富深刻的科学内涵，为我们党认识、把握和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内容结构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三农”问题的基本观点，接续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思想的精神实质，立足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全面分析“三农”工作的地位和“三农”发展规律，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三农”问题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战略思想体系。

习近平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数量多、分量重、涵义深、作用大，在其治国理政思想中占有显著位置，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居于关键地位。历史地看，以2013年12月12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2013年12月23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标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形成且臻于完备。以习近平关于“三农”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基础，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体系框架和内容结构，可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五大战略论”。第一，战略地位论，全面论述“三农”问题是党的一切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第二，战略课题论，提出事关长远和大局必须举全党之力认真研究加以解决的五大课题，系统分析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解决好“谁来种地”问题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课题；第三，战略任务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的全局高度，确立决战决胜阶段影响深远的四大战略任务，把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坚持四化同步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作为四大战略任务；第四，战略重点论，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既讲全面又讲重点，根据我国发展的实际，确定建设美丽乡村、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促进农民增收、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六大战略重点；第五，战略核心论，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治国理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强调党是领导“三农”工作的核心力量这个党管“三农”的战略核心思想。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的形成过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萌芽、成长、成型、成熟和发展五个时期。

(一)萌芽时期。1969年至1975年，年轻的习近平在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度过七年艰苦的上山下乡知青生活，他住窑洞，睡土炕，吃玉米团子；他打坝挑粪，建沼气，在这里入党，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并被推荐入读清华大学。七载青春奋斗经历，化成浓浓“三农”情结，他说自己对农业、农村、农民很有感情。20世纪70年代，在大队书记任上，习近平带领乡亲们建起了陕北第一口沼气池。多年后出版的《知青老照片》收录了习近平的回忆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他说：“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情结’。”^[2]

(二)成长时期。1982年至2007年，大学毕业的习近平历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正定县委书记，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长期担任县、市、省主要领导，对“三农”工作情有独钟。25年主政地方与“三农”零距离，取得“三农”工作的突出成就与成功经验，并在实践基础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思考，就“三农”问题先后发表了许多内容丰富、观点深刻的讲话和著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的形成进行了扎实的实践探索和深厚的理论积淀。2003年，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撰《福建博士风采》丛书，习近平在书中《自述》：“我的上山下乡经历”。他说：“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20年后，我在职读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进行系列研究，著书并发表文章。”^[3]在浓厚的“黄土情结”和结合实践的理论研究中，习近平形成了“三农”问题的深刻思想。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习近平在《浙江日报》所设“之江新语”专栏共发表232篇短论，其中，有23篇文章专门讨论“三农”问题，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解决“三农”问题的典型范例。2007年2月7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应邀来到“今日论坛”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畅谈新农村建设的思路和部署。习近平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7年8月23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在松江区调研，提出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4]。强调要认真研究解决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问题，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在解决“三农”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上走在前列。

(三)成型时期。2007年至2012年，习近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从国家层面对“三农”问题进行调研，对“三农”发展的重大问题，如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新型城镇化、现代农业建设、农业科技及食品安全等问题深入研究，提出战略方向性指示，为“三农”战略思想的形成奠定深厚基础。2012年2月16日，习近平在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上指出，农业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产业，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经济安全，强调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把发展农业、造福农村、富裕农民，稳定地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重中之重的大事^[5]。2012年9月15日，习近平赴中国农业大学参加全国科普日活动时指出，中国人多地少、人多水少，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6]。

(四)成熟时期。党的十八大担任总书记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对关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农业、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等“三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具有全局性、方向性和战略性意义，形成系统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2013年12月23日，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7]。坚持把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把“三农”问题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难点，深化推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他始终强调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道路。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深刻地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8]。如何选择农业发展道路，关系着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和前途，定好路子才能出好点子，习近平突出强调以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情况为基础，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农业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科技的进步，2013年11月24日，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指出，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9]，关键要实现农村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以科技带农业，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明方向。

(五)发展时期。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党经过长期努力，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指导思想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的理论表现就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的指引下，近年来我国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生产能力达到一万二千亿斤，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一点二个百分点，八千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性成就的取得奠定了基础。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我国“三农”发展开启了新征程。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的显著特点和主要特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以博大精深的内容和完备深远的思考体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的显著特点。第一，以农村民生为本。立政之本则存乎农。习近平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着深厚的感情。2014年5月，在河南农村考察时看到庄稼长势很好，习近平高兴地说：“说起来，我们都是搞庄稼出身的，看到小麦长势这么好，我和村里人一样感到很欣慰。用咱老乡的话说，今年的馍能吃上了。”^[10]每当农村出现灾祸，习近平总是高度关注，亲赴慰问，时刻把乡亲们的冷暖挂在心上。他把农村民生作为一切政策和战略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在考察贵州遵义时到花茂村与村民交流时充满感情地说：“党中央十分关心广大农民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促进农村发展。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要是笑，就说明政策好。要是有人哭，我们就要注意，需要改正的就要改正，需要完善的就要完善。”^[11]第二，以“三农”发展为重。“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以科学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习近平的一贯思想。他强调促进“三农”发展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强调做好“三农”工作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意义, 同时强调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难题和挑战还很多，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放松“三农”工作。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十三五”时期，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牢固树立和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明确了“三农”发展方向。他明确提出两个“重中之重”的战略重点思想：“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在“三农”工作中要把扶贫开发作为重中之重，这样才有重点。第三，以现代农业为要。习近平早在1990年就明确提出“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大农业是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它区别于传统的、主要集中在耕地经营的、单一的、平面的小农业。小农业是满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大农业是面对市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2]。这种区别于传统小农业的“大农业”就是后来习近平多次强调的现代农业。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途，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的要旨所在。第四，以基本制度为基。习近平强调，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13]。第五，以粮食安全为首。2013年5月，习近平在天津考察时强调，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农业是安天下稳民生的战略产业。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必须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11]。第六，以党的领导为核。习近平强调党是领导“三农”工作的核心力量，强调“三农”工作在全党工作中“重中之重”的地位，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2012年12月，习近平到河北省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指出，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他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原原本本把党的政策落实好，大家拧成一股绳，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1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从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大局全局出发，全面分析新时代“三农”问题新内涵新特点，提出解决“三农”问题新思路新理念。早在2005年2月4日，习近平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把握“两个趋向”解决“三农”问题》的署名文章，提出：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要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三农”工作，深刻领会和正确把握中央关于“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按照跳出“三农”抓“三农”、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切实做到执政为民重“三农”、以人为本谋“三农”、统筹城乡兴“三农”、改革开放促“三农”、求真务实抓“三农”，不断提高解决“三农”问题的能力。这些思想观点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的特色底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一系列关于“三农”问题的新观点新思想，形成系统全面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并以其具有战略眼光、全局视野、问题导向、务实精神、创新意识和底线思维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特色而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和关键部分，成为指导我国“三农”发展的国家战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是我们党认识、把握和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总纲领。这个思想体系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三农”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并与中国当代“三农”实践紧密结合，为推动“三农”发展开辟了正确道路；这个思想体系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发展“三农”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成功经验，立足于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是我们党“三农”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这个内涵丰富、精辟深刻、系统全面的思想体系，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三农”问题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高度，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成为新时代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为我们党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坚实理论指导和根本实践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