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扶贫被认为是解决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贫困的有效策略，近年来西部各省都规划了庞大的移民项目，如陕西省《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总体规划(2011—2020年) 》《白于山区扶贫移民搬迁规划 (2011—2020年)》计划启动的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和陕北白于山区移民搬迁工程，涉及搬迁避灾贫困人口近280万人；宁夏自治区目前正在实施西海固35万人的扶贫生态移民工程；贵州省政府从2011年开始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计划用9年时间搬迁150万人；内蒙古则计划2013—2017年完成37万人的扶贫生态移民计划。这些移民工程，主体是贫困移民与生态移民。就目前移民工程的实施来看，普遍面临着移民后失业、再贫困，生计能力下降，生计不可持续的问题。

移民搬迁对移民生计的负向影响，早已经被许多学者关注：国际移民政策研究专家迈克尔·塞尼在研究中注意到移民搬迁后移民的生计会发生改变，移民会使他们原有的生产体系受到破坏，许多工作机会，大量有价值的土地和其他创收性资产会丧失，卫生服务状况往往会恶化，亲属关系团体和非正式的社会互助网络被拆散，生产者及服务的消费者与当地劳动力市场的联系遭到破坏，放弃对祖先的供奉和墓地的保护割断了与过去及他们文化特征之间的联系^[1]。杨云彦对工程移民的研究发现移民搬迁会导致移民正规和非正规人力资本失效、发展能力受损,进而形成介入型贫困群体^[2]。施国庆等学者对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的研究也发现移民会导致贫困的发生，移民搬迁会对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社会心理、社会关系网络、就业与生计模式等产生影响，生计模式的转变使移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积累的有关育种、耕作、田间管理、收获和销售方面的技能将会随之变得毫无用处。从某一文化区域迁往另一区域的移民会在短期内无法适应安置点的生产生活方式、语言、服饰、饮食等。一旦实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就会打散他们原有的社会结构，造成社区分解和裂化，社会组织与人际关系平台也被破坏。一旦搬迁，他们将失去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优势，收入来源单一化。移民世代依赖于土地上的资源，吃的、喝的、烧的都取自于周围的自然环境，而搬迁后都需要购买。此外，由于房屋补偿标准远远低于新房建设成本，部分移民动用多年积蓄，甚至是借债建房，没有资金用于生产恢复与发展导致生产性投资长期不足。移民的支出水涨船高，收入来源单一化和支出增加容易在移民中形成两种特殊类型的贫困：一种是次生贫困，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缺乏生产生活条件，由富变穷，一种是介入型贫困，资产受损、就业能力受损、应付风险能力受损、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受损、自我发展能力受损^[3]。还有一些学者对工程移民、生态移民的调查也发现移民后生计会发生不利的转变，阮品江通过对云南水库移民的调查，发现移民搬迁会造成移民在自然资源利用、养殖空间、社会关系网络、文化风俗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和损失，移民的生计状况会有不利的变化^[4]。靳薇通过对青海的移民调查发现：生态移民面临着缺乏工作机会、缺乏谋生技能、缺乏储蓄的意识和能力的窘境，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移民就成了城镇无业游民，步入移民—贫民—难民的恶性循环^[5]。张华山等对水库移民的研究也发现移民存在可持续性生计能力短缺,成为潜在的贫困群体的问题^[6]。

上述的这些研究发现了移民会导致生计困难，甚至出现次生贫困或介入型贫困。我们的问题是：移民扶贫就是希望通过移民搬迁一劳永逸地解决贫困，为什么移民以后贫困问题没有解决，甚至会出现次生贫困？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移民的生计困境？如何进一步解决这种困境？

本文基于对陕南地区移民的访问调查，试用生计空间理论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和建议。陕西省汉中、安康、商洛山区是地质灾害多发地区，也是贫困集中连片地区，陕南地区28个县区中有21个国家或省级贫困县，避灾与扶贫缺一不可，移民面临的形势也非常复杂，灾害威胁与贫困常常难以分割，陕南地区移民是以避灾移民为起因，以扶贫移民为重点，兼顾生态移民的综合性移民，大部分移民户既是避灾移民也是扶贫移民，同时也具有生态意义。本文的调查主要来自于陕南扶贫移民，我们先后在陕西安康、汉中12个移民社区进行了调查，调查主要通过深度访谈进行。

空间与移民生计的关系，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曾经给予了我们许多启示。人文地理学研究了地理条件与贫困的相关性以及贫困的空间分布，提出了空间与贫困关系的一些重要认识。20世纪50年代,哈里斯和缪尔达尔就曾提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地理位置有关^[7]，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等也关注到空间与发展的关系^[8]。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对全球贫困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专家们发现即使有些地区经济发展了，但仍然会有大量人口处于持续性贫困之中,呈现出空间聚集情形。据此雅兰和瑞福林提出了“地理资本”概念与“空间贫困陷阱”的认识^[9]，认为是由于“地理资本”太低造成了农民自身发展的困境，形成了“空间贫困陷阱”。 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署、环境规划署、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发展研究所等国际机构纷纷开展了贫困地图调查与绘制研究，向世界展现了贫困的空间分布^[10]。在中国国内，国家扶贫办的评估发现2005年连续贫困的群体有76%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地区^[11]。空间贫困理论使人们认识到了“地理资本”与贫困的关系，看到了资源的占有和使用在扶贫中的重要意义，地理资本的研究成为移民扶贫的重要理论支撑。

早期学者们对地理资本的认识更多在于自然资源的占有上，认为改变自然条件是帮助贫困者摆脱贫困的必要条件，在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发现自然资源只是地理资本的一个基本要素，与地理条件紧密联系的经济空间，如市场便利性等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地理资本的内涵应该不仅仅指自然资源。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扩展了地理资本的内涵，建立了体现空间地理属性的包含了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内容的地理资本概念，有代表性的如Burke和Bird等学者提出的经济、社会、环境三维空间贫困指标^{[12, 13]}。今天，许多学者对地理资本的测量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自然地理要素上，而是从经济、社会、环境等综合的角度来测量“地理资本” ^[14]，不同学者提出的测量指标也有差异，大体涵盖了收入、消费、教育、医疗、市场连通性、社会保障、生态安全、政策等^[15]。这样地理资本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扩展到生计空间的范畴了。

“任何社会行动都是空间性的行动，都有其具体的场所，并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空间的构造。”^[16]空间分析是行动研究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是在学术界对空间一词的使用具有多义性，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人种学、民族学、地理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从不同学科角度对空间有不同的界定。本文所说的生计空间与空间行动能力主要从社会学视角加以讨论。在社会学领域，从齐美尔、马克斯·韦伯到列斐伏尔、布迪厄、吉登斯、福柯、哈维、詹姆逊等学者都从不同方面探讨了空间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在诸多学者的阐述中，对空间有代表性的界定是：第一，空间是社会群体居住生活的地理区域，涂尔干与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主要属于这一类；第二，空间是一个行动场域，布迪厄认为各种各样的社会空间组成了各不相同的场域，所谓“场域”即在不同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17]；第三，人类实践活动生成的生存区域，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阐述了“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的观点^[18]。吉登斯也认为，社会互动是由一定的时间—空间结构下的社会实践构成的，空间形塑了社会互动亦为社会互动所再生产^[19]。我们认为空间既是人类实践活动生成的生存“区域”，又是一个人类实践活动的行动“场域”，具体在移民中它是移民在生计活动中形成的生计区域，它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和社会关系网络，它是在移民生计活动中生成的包含了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在内的生计实践的复合系统，它所指的应该包括三个基本含义：第一，生计空间是依托于自然地理物质基础之上的，但不是单纯指的自然地理空间，而是指的一种社会实践空间，因此在物质上表现为具有地理意义的“区域”，在行动中表现为社会关系的空间“场域”；第二，生计空间是生计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又在实践中建构着新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第三，生计空间是一个多元复合体，在生计复合实践系统中，围绕生计人们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活动交汇在其中，因此生计活动是在一个多维复合的空间中展开的，自然环境提供了生计行动的地理空间，土地等物质资源与市场条件提供了生计行动的经济空间，社区管理提供了生计行动的制度空间，社会网络提供了生计行动的社会空间，信仰、习俗、舆论等传统提供了生计行动的文化空间，在一个复合空间中生计资本是多元的，生计策略是复合的，生计结果也并不是某一个单一资本决定的。

在移民搬迁以前，一些农民更习惯守着几亩田地，移民搬迁后，一方面是由于居住地离田地的距离远了，种地没有原来方便了，而且由于家庭购房，现金不足等的压力，迫使许多家庭成员特别是中年人也不得不外出打工；另一方面，移民搬迁以后，居住集中了，交流更多了，获得的信息也更多了，打工的机会也更多了。过去主要是青年人外出打工，现在基本上中年人能外出的也外出了。通过移民搬迁改变了农民收入结构，打工收入日益成为家庭的支柱，我们在西乡县火地沟村调查中，村支书告诉我们：

“我们村现在每家至少有1个人在外边打工，一般家庭是2个人，也有3~4人在外打工，每个打工的收入一年6万元左右，就是经营不行的家庭一年的收入也会有个3万~5万元，我们现在统计的农民人均收入1万多，是比较保守的。”

从生计空间的性质来看，由于外出务工，移民封闭的生计空间开放了，空间的扩展表现为从区域内空间向区域外空间的扩大，从内向型社会空间向外向性社会空间的增长。

2014年，在移民村调查，一个外出务工者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现在种一亩油菜，种子大约18元，一亩地2斤种子，育苗种植需要雇佣牛或者人力耕地、种植，一个工100元，种植一亩地需要3~4个工，还不算中间需要的田间管理，化肥大约需要2袋，100元左右，最后收割需要4~5个工，这样算下来每亩油菜成本就要800~1000元，现在每亩油菜产量200~300斤，每斤2.6~2.8元，就是按照最好的收成算300斤，按照最高的价格算，每亩的收入才840元，经营不好还不抵成本。种地不如外出打工成为大家的共识。外出务工，一个月的收入甚至就可以获得种地一年的收入。在一些村庄，土地季节性撂荒是常见的，农民只在秋季种些水稻，收获够自己吃就行，春季的油菜等耗费劳动力的种植干脆就不种了，有些农户就把他们的土地流转给一些经营大户，这些大户通过发展特色种植业也有了更可观的收入。在我们调查的火沟村，村支书告诉我们，村中也有几个不愿外出打工的，在村上经营茶叶、药材、食用菌等效益比较好的生产项目，每年收入也在10万左右。在其他一些移民村，我们的调查也发现有些大户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种植药材、茶叶、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年收入都比原来有了很大提高，由于土地流转而使稀缺的自然资源得到重新配置，外出打工者有了收益，获得流转土地的大户也有了更多的收益，大大优化了移民的生计空间。

移民搬迁后，大部分移民集中居住在集镇，与村落自给自足的生活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们对吃穿住用行的各种消费和生活服务的需要增加了，由此带来了商业的繁荣，集镇新增了许多超市和各种商业店铺。过去农民是每逢赶集才到市场采购，现在每天都可以在集镇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过去集镇只有少数的店铺，卖的主要是工业制品，现在许多集镇开了比较大的超市，不但有日用百货，而且连蔬菜等过去农民赶集才能买到的商品也有了，移民的生活不但方便了，而且许多移民也转而进入商业服务业，由此找到了新的职业，解决了移民的长久生计问题。一些留守妇女和中年外出困难的人口，也在社区服务业等领域获得了一些临时的务工机会，这些都使移民的生计空间实现了自我繁育，扩展了生计空间。

过去农民在山中分散居住，道路、水电、医院、学校等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可能惠及一家一户，集中居住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降低了，交通更方便了，农民外出打工，赶集，看病上学等等都不用再像过去那样走很远的路了，在安置房里农民用上了自来水，用上了干净卫生的厕所，卫生条件大大改善了，离村镇医疗室更近了，看病方便了，孩子上学不用再走很远的路了，这些都是以前分散居住很难达到了。同等的公共产品投入产生的效益大大提高了，同等的公共服务惠及的农民更多了。移民搬迁不但提高了城镇化水平，而且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生计空间资源获得了最大化的利用，提高了生计资源的利用效率，也进一步改善了移民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生计空间的质量。

移民搬迁后一些移民经济空间资源减少了，他们获得生计资源的机会下降了。在访谈中许多移民都向我们抱怨移民搬到安置区楼房以后，没有地方养猪，没有自家的菜园，没有地方种植香菇木耳，甚至连放生产工具的地方都没有，生产空间被大大压缩了，收入来源减少了，但是各种食物购买、居住成本支出反而增加了，一些原来还能维持温饱的家庭搬迁以后由于没有劳动力外出打工，没有其他生计来源而成为新的贫困者。从我们对移民的访谈可以看出他们的感受：

“以前是自己养猪，自己熏腊肉，现在要买肉，不舍的买了，太贵了，过去菜就是自己房子前头去摘，现在什么都要钱，吃不起，现在吃的比山上差了。”

一些移民安置区的本土居民，由于移民安置建房征收土地，他们也变成了新的贫困者：

“我家原来有2亩田，移民搬迁1.5亩田被征收给移民盖房，每亩田补偿3万元，还要扣去一些啥子费用，1.5亩田实际补偿不足4万元，现在只有半亩田用来种植水稻，一家四口肯定不够吃，原来山上的地都退耕还林了，现在只好上山在退耕还林地里种一些玉米，山上的茶叶也没有多少收入，粮食不够吃，征地款买粮食也用不了几年，娃子还在上学，我们两人身体不好，也不能远出打工，生活一下比原来更困难了。让我说，这些子移民搬迁就是坑害我们老百姓。”(五星社区访谈1)

移民原有经济空间的流失导致一部分移民成为新的相对贫困者，也导致在生计压力下一些移民不得不选择搬回原居住地生活，使得政府期望的“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的目标难以实现，我们访问的一户老年夫妻一直居住在山上没有搬迁，我们步行了约三个小时才到达他们在山顶的居所，当问及他们为什么不搬下山去而要留守在山上时，他们说：

“下山怎么生活？我们老了，打工也没有人要，种些地还能养活自己，除了种些玉米，还收些核桃，能有些生活，下山去住再上山来种地，太远了，我们也走不动了，没有生活。”(七堰村访谈3)

移民使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生了改变，对移民的生计会有不同的影响，有些移民因此而获得了更广泛的人际互动，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支持，而有些移民却因此而减损了社会资本。一些学者对灾害移民的研究发现：经济收入较低的人在灾后恢复过程中更依赖自己的强关系网络,但是恰恰是强关系网络让那些处于生存困境的移民无法依靠。“受灾集中，强关系网络成员受灾均匀，相互无暇顾及者甚多，强关系出现整体性弱化甚至断裂。……许多人地震中失去工作，为了谋生只能把老人、孩子留在家里，而自己外出打工，家庭的抚养、赡养及相互支持功能弱化现象突出；许多人在地震后与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失去了联系，许多社会关系网络中核心人物在地震中遇难等情况都使社会关系网络出现了断裂。”^[20]移民贫困者的贫困通常表现为“拥有支持功能的社会关系网络断裂导致的贫困、由于丧失信心和希望而失去行动动机和动力而导致的贫困等”^[21]。

我们在移民安置区的调查也发现扶贫移民由于社会网络断裂，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依靠的社会支持网络有弱化的现象：

“为了生活，我们这儿好多的人都外出打工了，现在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都走得远，一年也回来不了几回，有个病有个事就只能靠自己了。”(七堰社区访谈11)

“现在家里做个活不好找人了，以前都是互相帮工，谁家有事大家去帮忙，管个饭不给钱，现在不拿钱就找不到人。”(七堰社区访谈15)

“以前我们感到自己还是一个村的，现在搬迁到社区，好像心远了，我们村原来的会计过去有事情还给我们说话，现在到社区当干部，好像也不管我们了，现在没有我们自己的人了。”(七堰社区访谈1)

移民社区建立以后，不是一个村的人集中居住到了集镇或者移民安置区，原有的生活关系也变的更复杂了，传统村落村民之间单纯的信任关系也下降了，齐美尔和沃思提到的伴随城市化而出现的人情淡漠、社会距离现象开始在移民社区出现了，移民的社会空间出现了断裂和松散的趋向。

移民社会空间断裂最显著的是“留守的贫困”者。西乡县明星村，是为解决贫困者没有能力搬迁而最先试点完全依靠政府投资帮助贫困者搬迁的村庄，依靠政府的投资，村上将原来中心小学改造成为新的小面积住房免费分配给贫困家庭居住，但是这些搬迁到中心小学集中居住的贫困者，大部分是被抛弃的贫困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在一个正常家庭中应该是儿女孝敬、衣食无忧的，他们本不应该成为贫困者，但是在我们调查的明星村的贫困老人实际上是“被贫困”的，这些“留守的贫困”老人，有的是家庭成员为了分户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移民搬迁补助将老人抛弃了，有的是为了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贫困救济，儿女不管老人，把老人推给了政府，还有的是儿女在外打工，根本不回家。这些“留守的贫困”老人，生活完全依赖政府的救济，成为移民中的弱势群体，尽管政府通过扶贫移民也试图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劳动能力，原有社会关系的断裂导致生计空间严重恶化。

移民搬迁以后，原有的村落共同体开始向社区共同体转型，原来的村落社区是一个熟人社会，但是现在的移民社区是几个村落合并的安置区，原来农民熟悉的村落管理变成了社区管理，农民在村落共同体中曾经有的公共生活的话语权和参与感部分消失了，部分移民感到日益被边缘化了。在移民安置点的调查我们强烈感受到贫困群体对被边缘化的感受更强烈，在安康七堰社区调查时，我们走访了七堰沟一些尚未搬迁的农民，碰到一些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还没有交钱点房的农民，他们对移民搬迁有着强烈的愿望也有着强烈的情绪：

“原来是因为我们七堰沟死了人，政府才建的搬迁房，现在我们还没有住到新房，新铺几个村的人都住进去了，我们钱没有交齐就不给房，好房子他们都挑完了……” (七堰社区访谈7)

据我们在移民社区的了解，农民普遍不知道移民社区建设的情况，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政策。在大竹园镇的移民点，当我们问及建房补助以及相关问题时，几乎没有移民能清楚回答我们的问题，具体政府的资金来源中有多少国家资金、多少慈善捐款，他们应该可以获得多少补助等都不清楚。我们在调查点访问一些工作人员时，他们也对此避而不谈，其中真实情况也不能妄下结论，但是我们感到在公共政策的知晓权利方面，移民是被排斥的，他们自然也会有许多情绪。

除了公共政策的不透明，在移民社区管理中，移民也感受到在公共空间话语与信任方面被疏远了：

“社区里头的事我们说了也不算，也跟我们没得多大的关系，人家都是干部说了算的。”(七堰社区访谈18)

“过去有事，我们就找村干部，现在几个村住一起，找干部人家不理你，现在选干部也不是我们说了算，是上级说了算，我们也没有依靠了。(七堰社区访谈31)

移民进入新社区以后，不仅仅失去了原来村落共同体的感觉，失去了融入社区公共生活的感受，而且在移民搬迁后有些移民由于对政策不了解，对社区管理人员产生了许多误解，与社区心理上疏远了，不愿参与社区活动了。

在移民搬迁中移民获得的各种补助资源有很大的差异，不同村落移民和不同社会网络中的移民由于地区政策、社会关系和信息的不同，在移民搬迁中获得的资源也会不同。在我们访问的一户移民家中，家里男主人在外地包工，人缘广，信息多，他们原来住在离移民区不远的平坝区，由于孩子结婚需要而将他们原来在平坝上的房子给了孩子，他们买了移民搬迁房，一套房子60多平米，共计10万多，政府补贴了6万，他们只花了4万多，从移民角度看，他们家住平坝，并不属于优先移民对象，家庭条件比较好，获得的住房补助也不应该这么高。在我们对移民户的走访中发现移民获得的建房补助和方式差异很大，许多可以享有的优惠政策其实移民根本不知道，贫困者可以求助的通常就是村干部，因此贫困者与村干部的关系变的很重要，政策资源的获得与移民能获得的信息、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都有关系，但是往往最贫困者最缺乏社会关系资源，在移民中他们常常会被排斥在政策资源之外。

对于移民来说，搬迁有优势也有劣势，对移民生计的改变既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从生计空间的视角看，我们建议：

2013年我们对陕西省安康市七堰移民社区已经搬迁的移民和没有搬迁的移民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移民都有比较强烈的搬迁意愿，但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能够及时搬迁。先期搬迁和拖延未搬迁的移民，实际上与他们在原来社区中的社会空间位置或者说与他们在原来社会结构中的阶层是有关的。在原来社区中社会空间位置低下，在社会结构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最贫困者，恰恰是那些还没有能力搬迁的或者不愿意搬迁的贫困户，并不是他们不想搬迁到安全的地方居住，而是因为他们原来就很贫困，搬迁需要大量的资金购买房屋。他们原本就只能满足温饱，根本没有能力购买新房，或者是能够借钱勉强购买，但是将来会面临背负一身债务的风险，所以对他们而言依然留在深山居住是更理性的选择。

在一户老年夫妻家庭，我们问及他们是不是准备搬下山，他们告诉我们：

“我们老两口现在自己在家里种些地，够自己吃的了，孩子出去打工了，现在让我们搬下去，可是我们没有钱，还得叫孩子买，孩子不想回来，想在广东留下，买房子要用孩子的积蓄，我们就不想下去。下去没有地，没有吃的，现在就是怕下雨，下雨的时候村上干部往山下撵呢，避一避，不下雨就回来了。” (安康调查笔录5)

另外一户没有搬迁的夫妻也告诉我们：

“我不搬了，不是我不想搬，没有钱，在山里自己种些地也生活了，我一家人一年除了粮食也没得多少收入，搬不起……” (安康调查笔录9)

对于移民中的一些在外地打工的子女来说，他们也并不准备再返回山区安家，希望父母能离开山区到自己打工的城市一起生活，如果让他们把多年的积蓄寄给父母用来在山区的中心村或者集镇上建房，实际上是一种很大的家庭资金浪费，也影响了他们在务工地区安家置业，局限于本地的移民搬迁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对于这些贫困户，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在本地区移民搬迁的需求，暂时不移民对于他们来说是更理性的、更有利于家庭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的策略。移民搬迁后山上撂荒土地越来越多，没有搬迁的村民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土地资源，对于那些非常贫困没有能力搬迁的贫困户，除了避灾需要必须搬迁的以外，实际上可以考虑在他们原来的居住村落，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生计资源，在他们原有的生计区域改造他们的生计空间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境况。对于那些需要向外移民搬迁的扶贫户，需要从国家层面上统筹考虑扶贫移民问题，在政策上优先支持贫困山区扶贫移民通过务工等方式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支持外出务工的子女通过在务工地区安家并将父母带去生活来卸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生态和人口压力。这些一方面需要有全国统筹的国家层面的扶贫安置政策，另一方面也需要移民地有鼓励移民跨地区永久外出的土地、林地等流转补助办法来鼓励人口的外向型流动。

对于已经搬迁的移民，不同的家庭面临的生计问题不同，有的是劳动力缺乏，有的是发展产业资金缺乏，有的是缺乏信息，有的是缺乏社会关系网络，扶贫必须“精准判断脱贫的多样性需求”^[22],移民搬迁后也必须要区分不同移民家庭的生计状况，精确识别移民的生计空间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扶贫工作。

陕南地区的扶贫搬迁的补助标准在村庄通常没有大的区分，这样对于那些特别贫困的家庭移民搬迁就非常困难，在我们的调查访问中，那些没有搬迁的村民，给我们诉苦最多的就是没有钱：

“我家里5个人，孩子上学，我们就是种地，每年稻谷不到1000斤，再种点玉米、红薯，也就是够个吃，每年就存不下钱，现在中央政策好了，中央领导都给老百姓发种粮补贴，都知道这里老百姓生活困难，我们安康就不能给我们帮助帮助？你能不能帮我们呼吁一下，这里的老百姓生活困难，我们买不起新房，政府能不能给我们帮助一些？”(安康调查笔录1)

因为移民安置房需要搬迁户缴纳少则5万~6万元，多则上10万元，许多没有积蓄的村民虽然也想搬迁，但还是放弃了搬迁。我们在调查的一个移民村，有一个特贫户，全部的生存来源就是家中种的粮食，家徒四壁，在他眼里移民搬迁似乎就是梦中的事情，从来也不去想，像这样的被移民搬迁遗弃的真正的贫困户，并没有受到更多的扶助。陕南移民搬迁一般每户补贴购房款3万元左右，如果不搬迁就不会有补助，搬迁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是给那些家境条件比较好的能够搬迁的农民提供了补助，而剥夺了那些没有能力搬迁的真正的贫困者获得政府补助的机会，贫困者在移民搬迁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出现了“搬富不搬穷”现象。

在移民扶贫中由于顾虑村民的反对，在村一级移民操作中，实际上是不区别贫困的程度的，但是这样操作恰恰没有达到精准扶贫的目标，因此应该考虑在精准扶贫下实现差别化搬迁政策。贫困户的生计空间差异很大，在移民安置补贴上如果不分贫困程度享受一样的搬迁补贴，很难实现精准扶贫的目标。除了对贫困户经济状况建档立卡以外，应该建立贫困户的生计档案，通过动态的精确区分的贫困户生计空间的变化来实现精准帮扶，根据移民的实际生存境况，制定有差别的移民安置补贴标准，给予特别贫困户一定的倾斜，使他们能够实际完成移民搬迁并具有维系生计的能力。

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如果既定的社会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如果移民在经济空间、社会空间、政治空间、文化空间中依然处于不利的空间位置，空间资源的占有和获取能力比较低，单纯依靠移民搬迁肯定是不能完全解决移民的贫困境遇，扶贫移民必须充分考虑移民重建生计空间的复杂性。在新时期扶贫中，“农村贫困群体处于多元贫困状态，教育、健康等支出严重消耗通过经济开发所获得收入……扶贫工作的确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22]。在这样一个扶贫攻坚阶段,扶贫更需要的是生计空间的再塑造而不是简单的移民搬迁。

改善移民的生计空间要特别关注移民生计行动能力建设而不是资源分配。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23]。贫困并不仅仅是物质的匮乏，更重要的是人们有没有行动能力解决生计问题，摆脱贫困境况。从空间的视角看，人们的生计行动是在特定的生计空间中展开的，这个生计空间是由地理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等多维空间组成的复合体，行动者行动能力的大小不仅仅取决于其自然空间资源的占有，而且与其在生计空间的位置、生计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多元生计空间的占有和使用能力等等空间整体状态有关。移民搬迁后必须要区分不同移民家庭的生计空间状况，有针对性地帮助移民构建新的生计空间，提高移民的生计行动能力。

移民搬迁带来的最大的变化之一是移民原有的群体有的支离破碎了(如家庭成员由于外出打工等生计而长期分离，成为破碎的群体)，有的分散瓦解了(如原有的村落共同体)，有的联系松散了(如原有的邻居朋友圈)，特别是原来基于村落基础上的生活群体被移民社区取代了，原有的村落熟人社会被移民社区半熟人社会所取代，原来可以通过换工互助等提供各种帮助的邻里朋友的联系少了。传统生活共同体瓦解的结果是移民在新社区中生活更加碎片化了，共同体联系的纽带更加脆弱了，迫切需要培育以社区为纽带的新的生活共同体。特别是在社区中大部分是留守老人与儿童，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儿童上学的安全等社会问题更需要社区关注，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需要有新的共同体资源的帮助。通过社会空间的再塑造，提高移民的生计行动能力，一方面应当加大移民社区公共设施建设，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社区建设不是简单的盖楼居住，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型^[24]，社区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是移民行动能力的社会空间基础，在移民社区合理规划建设社区幼儿园、社区文化广场等公共服务空间，加强针对社区老年群体、妇女与儿童群体的公共服务，可以有效提高移民生计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公共活动塑造新的社区共同体。建立社区公共空间是建立新的生活共同体，培育移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的需要，公共活动空间的建立，并不是简单的给移民一个活动的地方，而是通过公共活动培育移民的共同体归属感，培育移民的公共意识与公共精神，建立移民之间的信任与社会联系，提高社区社会资本。

总之，移民生计困境的原因是因为移民拥有的是贫困的生计空间。在一个多维复合生计空间中，仅仅通过移民来改变地理空间，并没有精确识别移民贫困的根源，因为不同贫困者在生计空间中面临的空间贫困不同，需要不同的空间资源，单纯改变地理空间不能达到扶贫的目标，移民的生计是在生计空间中展开的，生计空间的再塑造是从根本上提高移民生计能力的基础。扶贫移民既要考虑通过移民对生计资本进行再配置，更要考虑如何对生计空间进行再塑造来提高移民解决生计问题的能力。生计空间的再塑造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是通过简单的移民就能完成的，必须按照精准扶贫的目标了解贫困者对生计空间的需求，分析扶贫移民再建生计空间存在的困境，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系统的协调改革，才能为移民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生计空间，才能从根本上防止移民再贫困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