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 殷全玉, 许希希, 孟晓楠, 刘国顺, 张玉兰, 王宏
- YIN Quanyu, XU Xixi, MENG Xiaonan, LIU Guoshun, ZHANG Yulan, WANG Hong
- 不同炭化温度生物质炭对不同质地植烟土壤铵态氮含量的影响
- Effects of biomass carbonized with different temperature on ammonium nitrogen content in different tobacco-planting soil texures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2018, 41(5): 881-887
-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8, 41(5): 881-887.
- http://dx.doi.org/10.7685/jnau.20180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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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 2018-03-15
2. 洛阳市烟草公司, 河南 洛阳 471000
2. Luoyang Tobacco Company, Luoyang 471000, China
生物质炭是农作物废弃物在高温厌氧条件下炭化制成的富碳物质,具有稳定的结构、发达的孔隙、丰富的表面官能团等特性[1]。生物质炭施用土壤后不仅可以改良土壤的理化特性[2],提高土壤质量,增强土壤对养分的吸持和保留能力,提高土壤肥力[3],促进作物增产增质,还可以“固碳减排”,缓解大气污染[4]。程效义等[5]通过田间试验,采用封闭式酸吸收法和静态箱法,发现秸秆生物质炭可显著降低棕壤玉米旱田NH3挥发和N2O排放量。盖霞普等[6]通过室内土柱模拟试验发现淋溶初期生物质炭对铵态氮的固持作用最明显,且固持作用主要发生在0~10 cm土层。王明峰等[7]以花生壳和玉米秸秆为原料,施用不同温度处理的生物质炭,发现随着热解温度的升高,生物质炭的亚甲基蓝吸附值、碘吸附值逐渐降低;当热解温度上升到500 ℃及以上时,微孔结构发生塑性形变的程度大幅度提高,吸附值大幅度下降。张聪智等[8]发现在300 ℃下制备的花生壳炭随着溶液原始NH4+-N浓度、生物质炭添加量和溶液pH值的增加,其对铵态氮的吸附率增加。
壤土和砂土都是我国常见烟田中的2种土壤质地。壤土通气透水、保水保温性能较好,是农田中较理想的土壤质地。砂土保水保肥能力较差,养分含量少,土温变化较快,但通气透水性较好,并易于耕种。徐茂等[9]通过大田研究发现,壤土基础供氮能力和基础产量优于砂土。钱华等[10]对豫中烟区4种质地土壤烤后烟常规化学成分及石油醚提取物总量分析后,发现砂壤土、壤土烟叶化学成分协调性好,砂土、黏土次之。田丹等[11]研究表明生物质炭的应用可以改善砂土的持水性能,提高砂土的水分有效性。氮是烟草生长发育过程中必需的营养元素,是优质烟叶内在品质的保证,主要以硝态氮和氨态氮两种形式被烟草吸收利用。虽然良好的土壤质地能够作为提供烟草生长发育所需氮元素的有利条件,但随着农田大量化肥的施用,土壤出现了土壤板结、土壤提供养分的能力下降、氮肥利用率下降、土壤酸化等问题。因此,在不同土壤质地中合理施用生物质炭尤为重要。
目前,生物质炭施用于土壤的研究并不少见,研究生物炭与土壤中铵态氮含量变化相关的文章也比较多,在方法上主要为室内模拟土柱淋溶试验或大田同一土层试验,但缺乏作物与不同土层淋溶试验统一起来的研究。本试验将烟草种植与3个土层铵态氮淋溶试验统一起来,研究烟草种植条件下在壤土和砂土中添加不同温度炭化的生物质炭时铵态氮在各土层的垂直分布及动态变化,并比较烟株长势,计算氮素利用率及氮素表观损失量,旨在为减少植烟土壤氮素损失与合理施用生物质炭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供试土壤采自河南省许昌县(34°8′24″N,113°48′16″E)和河南省登封市(34°22′27″N,112°57′0″E)烟田0~20 cm土层,分别为长期种植烟草的代表性壤土(R)、砂土(S)。供试壤土的基本理化性质:pH7.78,土壤有机碳含量2.73 g · kg-1,全氮含量1.1 g · kg-1,碱解氮含量78.15 mg · kg-1,速效磷含量13.56 mg · kg-1,速效钾含量220.51 mg · kg-1。供试砂土的基本理化性质:pH6.52,土壤有机碳含量2.03 g · kg-1,全氮含量0.9 g · kg-1,碱解氮含量56.72 mg · kg-1,速效磷含量6.38 mg · kg-1,速效钾含量181.34 mg · kg-1。
供试生物质炭以花生壳为原材料,分别在360和500 ℃左右限氧烧制而成。360 ℃炭化的花生壳炭基本性质:全碳含量358.2 g · kg-1,全氮含量12.9 g · kg-1,全硫含量1.8 g · kg-1,碳氮比为27.75。500 ℃炭化的花生壳炭基本性质:全碳含量368.5 g · kg-1,全氮含量12.3 g · kg-1,全硫含量1.1 g · kg-1,碳氮比为30.03。
供试氮肥为分析纯NH4NO3,磷肥和钾肥为分析纯KH2PO3和K2SO4。供试烤烟品种为‘K326’。
1.2 试验方法试验于2016年在河南农业大学许昌校区烟草科教园区玻璃温室蒸渗仪内进行,蒸渗仪内径40 cm,高80 cm,自上而下每隔10 cm沿桶壁四周设4个取样孔。从蒸渗仪桶底向上依次装填20 cm细沙、30 cm供试土壤(晾干,过830 μm筛)和20 cm的化肥-生物质炭-供试土壤混合物,生物质炭添加量为0.5%(质量分数),化肥施加量为每桶纯氮3 g,m(N) : m(P2O5) : m(K2O)=1 : 1.5 : 3。试验共设8个处理,分别为:RCK1(壤土,不施肥)、RCK2(壤土,施化肥)、RT1(壤土,施化肥,施360 ℃生物质炭)、RT2(壤土,施化肥,施500 ℃生物质炭)、SCK1(砂土,不施肥)、SCK2(砂土,施化肥)、ST1(砂土,施化肥,施360 ℃生物质炭)、ST2(砂土,施化肥,施500 ℃生物质炭),每个处理种植9株烟草,每3株1个重复。2016年5月8日将烟苗移栽进蒸渗仪桶内,每桶种植1株烟草。每3 d浇1 800 mL水(旺长期浇水量为此3倍)。
分别于烟苗移栽进入桶内后的3、6、9、13、16、19、27、48和90 d取0~10 cm、10~20 cm和20~30 cm层土样,测定土壤铵态氮含量。在移栽后90~120 d,按叶位收获全部烟草叶片及根茎,分析其质量及总氮含量。烟株拔除后,取蒸渗仪各层土壤测总氮含量。
试验开始时每个蒸渗仪为60.0 kg土壤,去除含水量(10.0%)后为每桶54.0 kg干土;试验结束后由于取样损失每桶为53.5 kg土壤。
1.3 测定方法土壤pH值、有机质、速效钾、速效磷和碱解氮按照文献[12]中的方法测定;土壤铵态氮含量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13];土壤、生物质炭及烟株总氮用德国产CNS元素分析仪测定。
氮素表观损失量(nitrogen apparent loss)计算方法[14]:NAL=(Nsi+Nf+Nbc)-(Np+Nsr)。式中:NAL为氮素表观损失量(g);Nsi为初始土壤氮素总量(g);Nf为施入氮肥中的氮素总量(g);Nbc为施入生物质炭中的氮素总量(g);Np为植物的氮素吸收量(g);Nsr为土壤氮素残留总量(g)。NAL可理解为淋溶、径流和含氮气体挥发损失的氮素量。
1.4 数据处理使用Excel 2007软件进行数据变异性和方差分析,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方差分析方法比较不同处理间差异。用新复极差法(最短显著极差法,SSR)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炭化温度生物质炭对0~10 cm土层铵态氮含量动态变化的影响从图 1可知:在烟草整个生育期内,ST1处理提高了砂土0~10 cm土层NH4+-N含量,其平均值为36.88 mg · kg-1,而ST2处理降低了NH4+-N含量,其平均值为25.67 mg · kg-1,分别比对照和SCK2处理增加了31.82%和减少了8.25%(P < 0.05)。在壤土中RT1和RT2处理0~10 cm土层NH4+-N含量平均值分别为4.87和4.14 mg · kg-1,分别比RCK2减少了12.17%和25.34%(P < 0.05)。这说明施加低温炭提高了砂土0~10 cm的保肥能力而高温炭降低了其保肥能力;在壤土中施加生物质炭降低了其保肥能力。
砂土各处理0~10 cm土层NH4+-N含量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9 d前为肥料溶解、硝化、铵化进程,土壤NH4+-N变化幅度较大,9 d后各处理NH4+-N渐次达到高峰,随后逐渐下降。ST1处理可以推迟NH4+-N含量达到峰值的时间,推迟了3 d,ST2和SCK2处理均在移栽后13 d达到峰值。然而,在壤土中NH4+-N含量未出现明显峰值。这说明在砂土中施加低温炭能使NH4+-N肥达到一定的缓释效果。
2.2 不同炭化温度生物质炭对10~20 cm土层铵态氮含量动态变化的影响从图 2可知:在烟草整个生育期内,ST2处理降低了砂土10~20 cm土层NH4+-N含量,其平均值为7.36 mg · kg-1,比SCK2减少了30.21%(P < 0.05);ST1处理与SCK2相比差异不显著。在壤土中RT2处理提高了10~20 cm土层NH4+-N含量,其平均值为3.60 mg · kg-1,比RCK2增加了13.38%(P < 0.05);RT1与RT2处理相比差异不显著。这说明施加500 ℃生物质炭可能降低了砂土10~20 cm土层的保肥能力,而壤土中施加高温炭处理使10~20 cm土层NH4+-N含量增加,可能是由于上层土壤(0~10 cm土层)铵态氮淋溶所致。
各处理10~20 cm土层NH4+-N含量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9 d前为肥料溶解、硝化、铵化进程,土壤NH4+-N含量变化幅度较大,9 d后各处理NH4+-N含量逐渐达到高峰,随后逐渐下降。各处理与对照NH4+-N含量的峰值出现时间基本一致。
2.3 不同炭化温度生物质炭对20~30 cm土层铵态氮含量动态变化的影响由图 3可见:各处理20~30 cm土层NH4+-N含量明显比0~10 cm与10~20 cm土层少,且峰值时间比0~10、10~20 cm土层稍晚,在16 d左右。这是由于20~30 cm土层没有施肥,除土壤原有氮素外,NH4+-N积累基本靠上层土壤NH4+-N的淋溶作用,因此含量较少、且NH4+-N峰值推迟。
在烟草整个生育期内,施用2种生物质炭对砂土和壤土20~30 cm土层NH4+-N平均含量的影响规律一致,即NH4+-N含量从小到大的处理依次为常规施肥处理、低温炭处理、高温炭处理。在砂土中,ST1和ST2处理NH4+-N含量平均值分别为4.11和4.91 mg · kg-1,分别比SCK2增加了2.75%和22.67%,其中ST2处理达显著水平;在壤土中,其值分别为3.17和3.33 mg · kg-1,分别比SCK2增加了32.14%和38.84%(P < 0.05)。
2.4 不同炭化温度生物质炭对砂土和壤土0~30 cm土层铵态氮含量的影响从图 4可知:在烟草整个生育期内,ST1处理显著提高了砂土0~30 cm土层NH4+-N含量平均值(17.34 mg · kg-1),比对照高22.32%;而ST2处理显著减少了砂土0~30 cm土层NH4+-N含量平均值(12.65 mg · kg-1),比对照低10.79%。其中,ST1处理显著提高了0~10 cm土层NH4+-N含量,比对照增加了31.82%,而对10~20、20~30 cm土层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可能是低温炭减少了NH4+-N的淋溶,也可能是其减少了NH3的挥发;ST2处理显著减少了0~10、10~20 cm土层NH4+-N含量,比对照分别减少了8.25%和30.21%,而20~30 cm土层NH4+-N含量增加,说明可能高温炭的施用促进NH3挥发或硝化,也可能NH4+-N随500 ℃生物质炭的细小颗粒迁移到土壤下层。
在烟草整个生育期内,壤土NH4+-N含量明显低于砂土,这可能受土壤质地的影响。2种生物质炭处理壤土0~30 cm土层NH4+-N含量与对照相比均无显著差异,生物质炭处理0~10 cm土层NH4+-N含量明显低于对照,而10~20 cm和20~30 cm土层NH4+-N含量明显高于对照。其中0~10 cm土层土壤中,RT1和RT2处理NH4+-N含量分别为4.87和4.14 mg · kg-1,比对照分别减少了12.17%和25.34%;10~20 cm土层NH4+-N含量分别为3.25和3.60 mg · kg-1,比对照分别增加了2.48%和13.38%;20~30 cm土层NH4+-N含量分别为3.17和3.33 mg · kg-1,比对照分别增加了32.14%和38.84%。这说明可能是添加生物质炭尤其是高温炭促进了壤土NH4+-N的淋溶,也可能是其增加了NH3的挥发或硝化,还有可能是促进了微生物对NH4+-N的吸附、利用等。
2.5 不同炭化温度生物质炭对土壤-烟株体系氮素表观损失量的影响由表 1可知:RT1、RT2、ST1和ST2处理土壤-烟株体系氮素表观损失量分别比常规施肥对照(RCK2、SCK2)减少了40.27%、34.10%、68.73%和54.05%。施加生物质炭能减少土壤-烟株体系的氮素表观损失量,且低温炭效果优于高温炭。ST1处理的土壤氮素残留量比ST2处理降低31.93%(P < 0.05),可能是生物炭增强了土壤的保肥能力;ST1处理单株植物吸收的氮数总量比ST2处理增加12.64%(P < 0.05),可能是生物质炭促进了烟株生长。
g | |||
处理 Treatments |
土壤氮素残留量 Rest of nitrogen in soil |
单株植物吸收的总氮量 Total nitrogen uptake per plant |
土壤-烟株体系氮素表观损失量 Apparent loss of nitrogen in soil-tobacco system |
RCK1 | 32.10a | 2.89d | 0.65d |
RCK2 | 28.89b | 4.56c | 5.19a |
RT1 | 32.10a | 4.99a | 3.10c |
RT2 | 32.10a | 4.65b | 3.42b |
SCK1 | 25.68b | 1.76d | 1.72b |
SCK2 | 25.68b | 3.89b | 2.59a |
ST1 | 28.89a | 4.01a | 0.81d |
ST2 | 28.89a | 3.56c | 1.19c |
本试验中,在砂土中ST1处理显著提高了0~30 cm土层NH4+-N含量平均值,其中0~10 cm土层NH4+-N含量较对照提高显著;而ST2处理显著降低了0~30 cm土层NH4+-N含量平均值,其中0~10 cm与10~20 cm土层NH4+-N含量均降低。这说明在砂土中施用低温炭可以提高NH4+-N含量,施用高温炭会减少NH4+-N含量。这与盖霞普等[6]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施用低温炭对植烟土壤铵态氮的持留效果优于高温炭,这可能是由于:1)低温炭表面官能团丰富,能通过离子交换等作用吸附铵态氮[5],而高温炭表面官能团减少,对铵态氮的吸附作用不强;Ding等[15]认为,生物质炭对NH4+-N的吸附作用主要由阳离子交换所致,而公认的是生物质炭随着热解温度的升高,阳离子交换量下降。2)低温炭可能吸附了苯酚、烯萜等抑制硝化的物质,也可能产生了硝化抑制剂(如松萜)[16]。3)pH值越高,NH3挥发越多,而低温炭比高温炭pH值低,从而NH3挥发少。4)生物质炭的添加使土壤的孔径和分布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了土壤水分的流动路径、停留时间和渗滤模式[17];低温炭表面电荷更多,对水分持留效果更明显,更有利于对铵态氮的持留,而高温炭颗粒较小,其吸附的铵态氮随着高温炭迁移至更偏下的土层[18]。5)生物质炭能与土壤有机质互相促进各自的矿化进程,从而释放土壤养分(如NH4+-N)供作物吸收利用[19]。
在壤土中,2种生物质炭处理下0~30 cm土层NH4+-N含量与对照相比均无显著差异,但从土层分布上来看,RT1和RT2处理0~10 cm土层NH4+-N含量明显低于对照,而10~20 cm和20~30 cm土层NH4+-N含量高于对照。这说明在壤土中施用生物质炭能减少0~10 cm土层NH4+-N含量,而提高10~20 cm和20~30 cm土层NH4+-N含量,高温炭比低温炭表现更明显。这可能是由于:1)生物质炭能提高土壤孔隙度,增加团聚体数量,降低土壤容重[2],但低温炭和高温炭由于其自身理化性质的差异对以上土壤性质的改变程度也不同;且土壤孔隙度和容重又影响水分的迁移,团聚体结构影响养分的滞留,因此造成施加低温炭和高温炭后土壤NH4+-N含量的差异。2)高温炭颗粒较小,其吸附的铵态氮随着高温炭迁移至更偏下的土层。因此,农田施用生物质炭时,建议砂土中施用低温炭以提高土壤NH4+-N含量;壤土中施用生物质炭能使NH4+-N下移,可能会减少NH3挥发而保肥,也可能是促进淋溶作用。
综合各处理对0~30 cm土层的影响,在砂土中施用360 ℃生物质炭能使0~10 cm土层NH4+-N含量增加;而ST2、RT1和RT2处理都使0~10 cm土层NH4+-N含量减少,而20~30 cm土层NH4+-N含量增加,这可能是施加生物质炭后NH4+-N淋溶到了土壤下层。
施加生物质炭后植株吸氮量增加,说明生物质炭对植物生长有益,其原因可能是:1)由于生物质炭的保肥效果[5-6];2)生物质炭发达的孔隙结构为微生物提供了生长空间,使土壤微生物种类和活性增加,从而促进土壤有机质的矿化和植物生长;3)碳的增加调节了土壤碳氮比,更有益于微生物对有机质的矿化和碳封存[20]。施用生物质炭能减少土壤-烟株体系的氮素表观损失量,低温炭比高温炭效果更好。一方面是生物质炭增强了土壤保肥能力;另一方面是生物质炭促进了烟株生长。低温炭效果优于高温炭,可能是由于低温炭与高温炭自身性质的差别及其与土壤的互作效应。而RT2处理氮素表观损失量较空白对照(不施肥)没有减少,可能是由于施入的化肥流失所致。
根据试验结果和生物质炭对土壤的影响机制,提出以下农田施用生物质炭需考虑的问题:一是需考虑到生物质炭、土壤和作物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二是需长期系统评价生物质炭对不同土质结构及性状的影响;三是关注硝态氮、铵态氮等氮素形态之间的转化,还包括施加生物质炭后对土壤其他养分含量的影响。
[1] |
刘朝霞, 牛文娟, 楚合营, 等. 秸秆热解工艺优化与生物炭理化特性分析[J].
农业工程学报, 2018, 34(5): 196-203.
Liu C X, Niu W J, Chu H Y, et al. Process optimization for straws pyrolysis and analysis of biochar physiochemical properties[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8, 34(5): 196-20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
[2] | Preston C M, Schmidt M W I. Black(pyrogenic)carbon:a synthesis of current knowledge and uncertainties with special consideration of boreal regions[J]. Biogeosciences, 2006, 3(4): 397-420. DOI: 10.5194/bg-3-397-2006 |
[3] |
仇祯, 周欣彤, 韩卉, 等. 互花米草生物炭的理化特性及其对镉的吸附效应[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8, 37(1): 172-178.
Qiu Z, Zhou X T, Han H, et al. Properties of Spartina alterniflora Loisel. derived-biochar and its effect on cadmium adsorption[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18, 37(1): 172-17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
[4] |
侯苗苗, 吕凤莲, 张弘弢, 等. 有机氮替代比例对冬小麦/夏玉米轮作体系作物产量及N2O排放的影响[J].
环境科学, 2018, 39(1): 321-330.
Hou M M, Lü F L, Zhang H T, et al. Effect of organic manure substitution of synthetic nitrogen on crop yield and N2O emission in the winter wheat-summer maize rotation system[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8, 39(1): 321-33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
[5] |
程效义, 刘晓琳, 孟军, 等. 生物质炭对棕壤NH3挥发、N2O排放及氮肥利用效率的影响[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6, 35(4): 801-807.
Cheng X Y, Liu X L, Meng J, et al. Effects of biochar on NH3volatilization, N2O emission and nitrogen fertilizer use efficiency in brown soil[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16, 35(4): 801-80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
[6] |
盖霞普, 刘宏斌, 翟丽梅, 等. 玉米秸秆生物质炭对土壤无机氮素淋失风险的影响研究[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5, 34(2): 310-318.
Gai X P, Liu H B, Zhai L M, et al. Effects of corn-stalk biochar on inorganic nitrogen leaching from soil[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15, 34(2): 310-31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
[7] |
王明峰, 陈晓堃, 蒋恩臣, 等. 基于扫描图像RGB值分析的生物质炭吸附特性研究[J].
农业机械学报, 2015, 6(12): 212-217.
Wang M F, Chen X K, Jiang E C, et al. Biochar ab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RGB analysis of scanned images[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Agricultural Machinery, 2015, 6(12): 212-217. DOI: 10.6041/j.issn.1000-1298.2015.12.02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
[8] |
张聪智, 苏亚拉图, 赖欣, 等. 花生壳生物质炭对铵态氮的吸附性能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 2015, 31(33): 214-220.
Zhang Z C, Soyolt, Lai X, et al. Study on adsorption of ammonium nitrogen by peanut shell biochar[J].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2015, 31(33): 214-22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
[9] |
徐茂, 吴昊, 王绍华, 等. 江苏省不同类型土壤基础供氮能力对水稻产量的影响[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2006, 29(4): 1-5.
Xu M, Wu H, Wang S H, et al. Effects of basic nitrogen supply capacity of different texture soils on rice yield in Jiangsu Province[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06, 29(4): 1-5. DOI: 10.7685/j.issn.1000-2030.2006.04.00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
[10] |
钱华, 杨军杰, 史宏志, 等. 豫中不同土壤质地烤烟烟叶中性致香物质含量和感官质量的差异[J].
中国烟草学报, 2012, 18(6): 17-22.
Qian H, Yang J J, Shi H Z, et al. Comparison of neutral aroma components and sensory quality between flue-cured tobacco leaves from different soiI textures in central Henan Province[J]. Acta Tabacaria Sinica, 2012, 18(6): 17-22. DOI: 10.3969/j.issn.1004-5708.2012.06.00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
[11] |
田丹, 屈忠义, 勾芒芒, 等. 生物炭对不同质地土壤水分扩散率的影响及机理分析[J].
土壤通报, 2013, 44(6): 1374-1378.
Tian D, Qu Z Y, Gou M M, et al.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analysis of biochar on water diffusivity of different soil textures[J]. Chinese Journal of Soil Science, 2013, 44(6): 1374-137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
[12] |
鲍士旦.
土壤农化分析[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0.
Bao S D. Soil Agricultural Chemistry Analysis[M]. Beijing: China Agriculture Press, 200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
[13] |
宋歌, 孙波, 教剑英. 测定土壤铵态氮的紫外分光光度法与其他方法的比较[J].
土壤学报, 2007, 44(2): 288-293.
Song G, Sun B, Jiao J Y. Comparison between ultraviolet spectrophotometry and other methods in determination of soil nitrate-N[J]. Acta Pedologica Sinica, 2007, 44(2): 288-293. DOI: 10.3321/j.issn:0564-3929.2007.02.01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
[14] |
马莉, 侯振安, 吕宁, 等. 生物碳对小麦生长和氮素平衡的影响[J].
新疆农业科学, 2012, 49(4): 589-594.
Ma L, Hou Z A, Lü N, et al. Effects of biochar application oil wheat growth and nitrogen balance[J]. Xinjiang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2, 49(4): 589-59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
[15] | Ding Y, Liu Y X, Wu W X, et al. Evaluation of biochar effects on nitrogen retention and leaching in multi-layered soil columns[J]. Water, Air, and Soil Pollution, 2010, 213: 47-55. DOI: 10.1007/s11270-010-0366-4 |
[16] |
潘逸凡, 杨敏, 董达, 等. 生物质炭对土壤氮素循环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进展[J].
应用生态学报, 2013, 24(9): 2666-2673.
Pan Y F, Yang M, Dong D, et al. Effects of biochar on soil nitrogen cycle and related mechanisms:a review[J].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13, 24(9): 2666-267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
[17] | Major J, Steiner C, Downie A, et al. Biochar effects on nutrient leaching[M]//Lehmann J, Joseph S. Biochar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mplem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9: 271-287. |
[18] |
刘玉学, 吕豪豪, 石岩, 等. 生物质炭对土壤养分淋溶的影响及潜在机理研究进展[J].
应用生态学报, 2015, 26(1): 304-310.
Liu Y X, Lü H H, Shi Y, et al. Effects of biochar on soil nutrients leaching and potential mechanisms:a review[J].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15, 26(1): 304-31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
[19] | Ameloot N, Graber E R, Verheijen F G A, et al. Interactions between biochar stability and soil organisms:review and research needs[J]. European Journal of Soil Science, 2013, 64(4): 379-390. DOI: 10.1111/ejss.12064 |
[20] |
徐敏, 伍钧, 张小洪, 等. 生物炭施用的固碳减排潜力及农田效应[J].
生态学报, 2018, 38(2): 393-404.
Xu M, Wu J, Zhang X H, et al. Impact of biochar application on carbon sequestration, soil fertility and crop productivity[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8, 38(2): 393-40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