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关系农村发展和农业生产不可忽视的话题。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近年来一直居高不下，2016年农民工总量为2.817 1亿人，比2015年增加424万人，增长1.5%(增速有所放缓)，其中，本地农民工1.123 7亿人，增长3.4%；外出农民工1.693 4亿人，增长0.3%；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转移，2016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7.35%，城镇常住人口达7.929 8亿人。此外，农村扶贫易地搬迁工程，基本明确了约98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易地搬迁人数，也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可忽视的力量。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城市、向非农就业转移，在人口红利基本不存在的情况下(蔡昉，2010)，农村劳动力不足而引起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已成为制约农村发展和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了解决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不足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和多元服务主体，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方向、任务和重点，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我国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林业局2015、2016、2017年工作要点连续指出要建立健全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因此，研究并探索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有助于驱动我国林业社会化服务供求均衡和服务体系完善，对于深化农村农业经营制度改革、完整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1 研究综述

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涵盖整个林业生产过程，主要包括前期的种子服务、中期的技术服务和后期的销售服务。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建立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林业协会，以帮助小规模林业经营者适应巿场竞争，给林业经营者提供林业生产经营的全方位信息和指导(Stocks et al., 2016)。在美国，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主要由政府和中介组织2部分构成，政府主要通过林业技术推广、林业教育和林业科研建设现代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Mattila et al., 2013)，只提供技术和教育援助而不提供财政援助(O’Herrin et al., 2016)；中介组织负责与政府和市场沟通，保护私有林经营者的利益(Glicksman，2014)，为林场主提供有偿服务(Kenefic et al., 2017)。瑞典的林业社会化服务机构主要有省林业委员会、私有林主协会和林业技术公司3种类型，其服务主要通过市场来运作(Mendes, 2006)。德国的林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是林主联合会、农村专业合作社组织(Pinho, 2014)。芬兰通过成立林主协会，为林主提供销售和技术信息、制定森林经营方案以及进行采伐作业和林地更新(Palo et al., 2012)。荷兰、丹麦则通过林业合作经济组织为人们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使其通过互助达到自主服务(孔祥智等，2008)。整体上看，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构建了较完善的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并且均离不开政府提供更多公益性极强的林业服务。

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对国内农村社会化服务进行了关注，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农户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与供给处于不平衡状态(王瑜等，2007)，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尤其在欠发达地区(朱述斌等，2015)，因此，当前人们呼吁利用“服务规模化”来对接分散小规模生产者，以形成生产小规模、服务大规模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可见，建设农业专业化服务体系尤为紧迫(陈义媛，2017)。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林业社会化服务中，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农户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地位基本确立，从事林地生产的积极性也明显提高；然而，农户在林地经营中遇到许多实际困难，如缺少先进实用技术、林产品销售不畅、缺乏经营资金、担心政策不稳定等(孔凡斌等，2014)，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户对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急迫性，特别是对林业生产环节的社会化服务需求(庄丽娟等，2011；王浩等，2012)。目前林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能力较低，尤其是在生产环节(廖文梅等，2016)，供求结构相差较大且呈现区域差异(李宏印等，2010)。分析其原因，主要源于林业服务机构服务范围过小、林业合作组织数量太少、林业社会化服务资金投入不足以及定位不清、权责不明、服务主体和方式供给单一、供给内容较少、服务功能薄弱、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耿黎，2014；孔凡斌，2017)，供应组织的内部治理是影响社会化服务供给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在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方面，农户受教育年限、林业收入占比和家庭收入、农户是否参加合作组织以及住所到城镇的距离对农户种苗服务有显著影响(程云行等，2012)。也有研究将林业社会化服务作为影响农户经营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并认为是否接受技术培训等对农户经营非木质林产品行为的影响显著(薛彩霞等，2014)，是否参加林业合作组织正向影响农户林业科技采纳行为(廖文梅等，2015)。关于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影响，展进涛等(2009)认为劳动力转移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农业生产服务的需求越小，但是耿黎(2014)则认为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生产者数量不断减少，部分农户凭自身或家庭难以完成农业生产活动，会不断增加对农业生产服务的需求，进而通过追求服务规模化来克服要素不足或分散带来的经营瓶颈。

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主要采用Logit模型、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等单一方程来估计农户社会化服务需求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往往假定社会化服务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有许多需求方和供给方，存在社会化服务的完全配给，农户采纳社会化服务的行为只受农户自身需求决策的影响，而忽视了有些农户有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但无社会化服务的配给，还有部分没有社会化服务的配给农户本身就没有需求。相比之下，联立方程双变量Probit模型较好回避了单一方程的缺陷，可解决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之间的匹配问题(黄祖辉等，2009)，能对“有需求、有供给”、“有需求、无供给”结果进行识别，其估计具有更高效率。因此，本研究选择需求可识别双变量Probit模型进行分析。

以往研究为完善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也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大多从单一视角，即需求视角或供给视角来研究社会化服务的有效需求行为；二是劳动力是林业生产的重要要素，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村劳动力供给，从而加速林业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形成，迄今为止，还没有厘清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三是影响林业社会化服务供求的关键因素是否存在方向和程度上的差异还不清楚。鉴于此，本研究基于1 407户农户生产环节调查数据，从需求和供给2方面探讨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从而保证估计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2 理论基础及指标选择 2.1 理论基础

尽管当前我国是否有劳动力剩余还存有争议，但是农村劳动力短缺，供需市场形势趋于紧张，从而引起农村劳动力成本上升，已成了不争的事实(盖庆恩等，2014)，并已对我国劳动力密集型农业生产产生了一定负向影响，特别是男性和壮年女性劳动力转移不仅会提高农户退出农业的概率，而且会增大兼业农户家庭农地流出的概率(盖庆恩等，2015)。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林业生产者数量不断减少，一方面，劳动力转移后“资金回流”所产生的替代效应会降低对农村劳动力的依赖；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会使农户林业生产成本升高。当生产的边际成本高于其边际收益时，农户便会放弃林业投入；当生产的边际成本低于其边际收益时，有劳动力转移的农户会存在2种现象：一是从事林业生产的劳动力科学素质降低，农户决策更倾向于保守，减少生产要素投入，而采用粗放的传统生产方式；二是随着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非林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也随之增长，为了规避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高生产成本，而进行生产经营组织创新(李宾等，2014)，如加入林业合作社寻求社会化服务，或直接采用服务外包，将劳动力投入较大的林业栽种、喷药、采运环节和销售环节转包给林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特别是农户凭自身或家庭难以完成或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活动，从而对林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但劳动力转移最终带给林业社会化服务的有效需求是增加还是减少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分工和专业化被古典经济学视为劳动效率提高和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林业社会化服务在本质上属于专业分工的范畴，是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的结果。由于专业化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农户将原来由自己操作的生产环节逐步转移出去，交给专门的服务组织(或个人)去完成，在追求个人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农户面临生产和交易2种选择：选择生产意味着所有环节都自己操作，那么将会支付高昂的生产成本；选择交易则是选择专业化的生产方式，将一部分不适合自己完成的生产环节交给专门的服务组织(或个人)去完成，如果耗费的交易成本低于自己的生产成本，那么农民就希望得到该类服务，刺激了农户对服务的需求。当前林业社会化服务的部分内容具有公共品属性，病虫害的防治等仍主要由政府部门提供，其服务过程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较低的投资回报率难以吸引社会渠道的投资，而政府主体对林业社会化服务的投入不足(耿黎，2014)，造成我国林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能力偏低，林业社会化服务供求市场发育不全。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的有效需求来自于2方面：一方面，农户对林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行为，即农户是否需要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什么类型的社会化服务；另一方面，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可获得行为，即农户在多大程度上能获得其需要的服务。

2.2 指标设置 2.2.1 因变量

理论上讲，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包括2类：第1类是已经获得林业社会化服务的农户；第2类是未获得林业社会化服务但实际上有潜在需求的农户。后一类又分2种：一种当地没有该类社会化服务的供给；另一种是当地有该类社会化服务的供给，但因交易成本、风险、价格和服务等原因未进行交易。本研究将未获得林业社会化服务但有潜在需求的农户界定为有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农户，在此基础上确定需求方程的因变量，有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第1类和第2类农户都取值为1，反之取值0。供给方程的因变量，获得林业社会化服务的农户取值为1，反之取值0。

2.2.2 劳动力转移

从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来看，劳动力转移能否促进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有效需求的形成，很多重点关注劳动力转移数量的研究认为劳动力转移数量直接影响农村林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转移程度越高的农户，对林业生产技术的需求越小，对生产技术服务的需求越小(展进涛等，2009)。

从劳动力转移的异质性来看，许多研究认为男性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高于女性(Thapa，2008)，男整劳、女整劳的生产效率指数分别为1.0和0.75(许庆等，2011)。Udry(1996)研究得出由女性控制的农场比男性控制的农场低6%，Petersen等(2003)通过对美国、挪威和瑞典同行企业的工人比较研究，得出在瑞典、美国和挪威，男性的生产效率比女性分别高1%、2%和3%。本研究将劳动力转移数量分解为男性和女性，以验证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差异是否在影响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需求上有显著不同。

2.2.3 服务诱导指标

1) 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无论是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方面还是供给方面，都存在自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为了“消除”自变量内生性的影响，往往回避选择与农户决策行为存在最密切关系的收入变量，只留下“易处理”的家庭和个人特征变量。然而，收入既可以反映农户经济活动的主要类型及其内部的结构特征，又能反映农户对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和获取的预期，因此将农户收入纳入农户决策行为分析模型中极为重要(黄祖辉等，2009)。在需求方程中，本研究重点考虑林业收入，而不考虑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和工资收入。林业收入是直接影响农户林业经营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如果将林业收入直接纳入模型，内生性问题不可避免，因此，采用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作为代理指标。一般而言，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高，意味着林业集约经营的可能性越大，对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的需求程度越高。

2) 农户经营过程中的困难经历林地经营过程中若有技术问题、病虫害、政策不稳定、资金不足、销售困难等经历，对农户相应的社会化需求具有诱导作用(王瑜等，2007)，也是检验农户风险承受能力的重要指标。

3) 是否加入林业专业合作社农户通过林业专业合作社获取更多的服务信息或服务内容，也是影响农户某种服务搜寻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庄丽娟等，2011)。

4) 是否接受收费服务构建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需要大力培育发展多元化服务主体，强化农村公益性服务体系和农村经营性服务组织，除了提供公益性免费服务外，新型的经营性收费服务市场是培育发展的重点。

2.2.4 其他控制指标

不同经济地理特征的农村，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等不同，林业经营水平也会存在差异，自然也影响农户的需求(王浩等，2012)。地形和区位因素是反映经济地理条件的重要指标，对农户林业投入产出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孔凡斌等，2017)，进而也会导致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差异性。区位因素采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通达程度和人口聚集度来反映，地形因素采用山区、平原和丘陵来衡量。

农户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规模(人口数量)、林地规模(林地面积)和林地细碎化程度(林地地块数)。户主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低，接收新事物的能力越低，其对林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和可获性也会随之降低。家庭规模越大，即人口数量越多，对林业或农业收入的依存度越高，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越强。农户林地规模越大，林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和可获性越强。但林地细碎化程度高，会导致林地生产成本提高和服务效率降低，因此，会降低农户对林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和可获性。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决策行为主体经常面临二项选择的问题，本研究利用双变量Probit模型讨论农户对林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和供给情况。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4种组合：有该类服务的需求、有该类服务的供给，有该类服务的需求、无该类服务的供给以及无该类服务的需求、有该类服务的供给，无该类服务的需求、无该类服务的供给。设定Y_d和Y_s分别表示上述2种行为，Y_d =1表示农户有该类服务的需求，Y_d =0表示农户没有该类服务的需求，Y_s =1表示农户有该类服务的供给(简称为供给)，Y_s =0表示农户没有该类服务的供给。因此，可以形成(1，1)、(1，0)、(0，1)、(0，0)4种情形，结果均可通过调查问卷获得。通常，现实只能观察到(1，1)的结果，其余3种情况无法直接观察到。

用Y_d^*和Y_s^*分别表示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和供给的潜在变量，其表达式为：

$ \begin{array}{l} Y_{_{\rm{d}}}^{^*} = {\beta _{\rm{d}}}{X_{\rm{d}}} + {\varepsilon _{\rm{d}}};\\ Y_{_{\rm{s}}}^{^*} = {\beta _{\rm{s}}}{X_{\rm{s}}} + {\varepsilon _{\rm{s}}}。\end{array} $

(1)

式中：X_d和X_s分别表示影响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和供给的外生变量；β_d和β_s为待估参数；误差项ε_d和ε_s服从联合正态分布，记为ε_d, ε_s~ BVN(0, 0, 1, 1, ρ)，其中ρ是ε_d和ε_s的相关系数，Y_d^*和Y_s^*是不可观察的，其与Y_d和Y_s的关系如下：

$ \begin{array}{l} {Y_{\rm{d}}} = \left\{ \begin{array}{l} 1, Y_{_{\rm{d}}}^{^*} > 0;\\ 0, Y_{_{\rm{d}}}^{^*} \le 0; \end{array} \right.\\ {Y_{\rm{s}}} = \left\{ \begin{array}{l} 1, Y_{_{\rm{s}}}^{^*} > 0;\\ 0, Y_{_{\rm{s}}}^{^*} \le 0. \end{array} \right. \end{array} $

假设P为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虚拟变量，P=1表示农户已获得林业社会化服务；P=0表示农户未获得林业社会化服务。P与Y_d和Y_s的关系为：当Y_d=1且Y_s=1时，则P=1，即农户已获得林业社会化服务，为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的有效需求；当Y_d=0且Y_s=0，则P=0，表示农户未获得林业社会化服务。针对没有林业社会化需求的农户，无法观察到林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能否提供服务，只有在供需的联立方程中需求部分才能被识别到，可以表示如下。

需求方程：

$ P({Y_{\rm{d}}} = 1) = P(Y_{_{\rm{d}}}^{^*} > 0) = P(- {X_{\rm{d}}}{\beta _{\rm{d}}} < {\varepsilon _{\rm{d}}}); $

(2)

供给方程：

$ P({Y_{\rm{s}}} = 1|{Y_{\rm{d}}} = 0) = P({Y^*} > 0) = P{\rm{ }}(- {X_{\rm{s}}}{\beta _{\rm{s}}} < {\varepsilon _{\rm{s}}})。$

(3)

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上述2个方程进行联合估计，得到对数似然函数为：

$ \begin{array}{c} \ln L({\beta _{\rm{d}}}, {\beta _{\rm{s}}}, \rho) = \\ \mathop \sum \limits_{i = 1}^n \left\{ \begin{array}{l} {Y_{\rm{d}}}{Y_{\rm{s}}}\ln {\mathit{\Phi }_{{\rm{BN}}}}({X_{\rm{d}}}{\beta _{\rm{d}}}, {X_{\rm{s}}}{\beta _{\rm{s}}}, \rho) + {Y_{\rm{d}}}(1 - {Y_{\rm{s}}})\ln [\mathit{\Phi }({X_{\rm{d}}}{\beta _{\rm{d}}}) - \\ {\mathit{\Phi }_{{\rm{BN}}}}({X_{\rm{d}}}{\beta _{\rm{d}}}, {X_{\rm{s}}}{\beta _{\rm{s}}}, \rho)] + (1 - {Y_{\rm{d}}})\ln \mathit{\Phi }(- {X_{\rm{d}}}{\beta _{\rm{d}}}) \end{array} \right\}。\end{array} $

(4)

式中：Φ(·)为一元累积正态分布函数；Φ_BN(·)为二元累积正态分布函数。

3.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年课题组对江西、河南、四川、浙江、福建、湖南、广西和贵州8个省(区)农村林业经营户的入户调查。每省(区)的林区县随机抽取2个县，每个县随机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3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15户农户，随机抽取的农户不在家的，采用偶遇方式进行补充，偶遇无法补充则放弃这一农户的调查。调查收回问卷1 780份，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剔除缺失数据的样本，实际有效样本为1 407个。

3.3 变量统计描述

调查发现，在林业生产环节，农户最关心的服务需求种类为良种供给服务、栽培技术服务、病虫害防治技术服务及火灾和偷盗行为的防范服务等。为了统计处理方便，本研究将上述需求归为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林业病虫害等“三防”服务2种类型，将是否有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林业病虫害等“三防”技术服务的需求和供给(可获性)作为需求和供给方程的被解释变量。农户有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林业病虫害等“三防”技术服务需求的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农户能获得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林业病虫害等“三防”技术服务供给的取值为1、反之取值0，被解释变量定义及统计描述如表 1所示。

由表 1可知，农户对林业病虫害等“三防”技术服务、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的需求比较强烈，分别占样本总数的89.69%和78.11%。有效需求即在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为1(Y_d=1)的条件下农户获得林业社会化服务(Y_s=1)的情况, 从表 1来看，农户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林业病虫害等“三防”服务的有效需求比例分别为52.32%和70.68%，由于各地政府均建设了较完善的“三防”体系，并将“三防”体系中的部分服务纳入公益性服务范围，因此其有效需求比例处于较高水平。

调查的农户中，家庭劳动力转移数量为0、1、2和3人的分别有372、271、431和208户，转移数量为2人的农户占多数。转移劳动力性别差异较为明显，占比较多的是仅有1名男性劳动力转移的农户户数和无女性劳动力转移的农户户数，分别为646和651户。各类林业社会化服务的有效需求占比以家庭劳动转移数量为2人的居高，如获得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供给的农户为187户，占比54.68%(表 2)。

本研究其他被解释变量由户主家庭特征、经济地理特征和服务诱导因素构成，主要解释哪些因素使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供给和需求存在差异，其名称、定义、变量解释、均值和方差具体如表 3所示。

需求进一步说明的是，表 3中样本地区的地形条件可分为山区、丘陵和平原3类。区位等级(因素)是反映土经济地理条件的一个重要指标，本研究区位条件采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聚集度和通达程度3个指标来衡量，通达程度采用样本村镇到中心城镇的距离来衡量，划分为近郊、中等和偏远3种类型。

4 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4.1 模型估计结果

基于1 407户农户生产环节调查数据，运用Stata11.2统计软件定量检验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有效需求的影响，同时定量分析劳动力转移、服务诱导、经济地理和户主家庭因素对农户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结果如表 4所示。模型(1)和模型(2)为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模型(3)和模型(4)为林业病虫害等“三防”技术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横型(1)和模型(3)中劳动力转移指标为劳动力转移数量和户主是否转移，模型(2)和模型(4)将劳动力转移数量分解为男性和女性劳动力转移数量，4类模型的回归结果整体上非常显著。

4.2 结果分析 4.2.1 劳动力转移数量对农户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供求的影响

从表 4需求方程的估计结果来看，劳动力转移数量和户主是否转移显著影响农户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劳动力转移数量对农户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林业病虫害等“三防”技术服务的需求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家庭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农户对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意愿越弱，这意味着农户家庭的就业重心在向非农转移，农户对农业的依存度随着户主非农转移而下降，在达到一定程度时则彻底退出农业。然而，户主是否转移正向影响农户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的有效需求，在农村，户主是家庭中的主要决策者，也是非常重要的劳动力，一旦户主转移，家庭主要劳动力缺失，农户则想寻求专化的社会化服务来完成林业生产环节的任务。

从供给方程来看，rho是显著的，表明需求显著影响供给，虽然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的供给会受到政府政策等影响，但从营利组织利润最大化角度来看还是建立在农户的需求之上。户主是否转移和劳动力转移数量仅对农户获得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的供给有显著影响，其影响方向正好与需求方程相反。户主是否转移在1%水平上反向显著影响农户获得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户主转移往往意味着决策主体缺失，农户在面对良种和栽培等新技术时，对社会化服务是否采纳或采纳程度上会犹豫不决，从而影响农户获得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而劳动力转移数量则在5%边际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农户获得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意味着非农收入比例越大，在支付服务的费用上占绝对优势。

4.2.2 劳动力转移性别异质性对农户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供求的影响

劳动力转移性别异质性对农户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需求和可获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需求方程中，男性劳动力转移数量正向显著影响农户林业病虫害等“三防”技术服务的需求，林业病虫害防治主要包括涂白埋土、森防打药、农药喷洒、盛药盛水等重体力活，男性作为主要劳动力，其转移会给家庭林业病虫害防治带来较大困难，因此，对农户林业病虫害等“三防”技术服务的需求程度会随着男性劳动力转移数量增加而增大。

在供给方程中，男性和女性劳动力转移数量都在5%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户获得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说明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异质性对农户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需求无显著影响，但在服务供给上差异显著，这主要源于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在接受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的能力上具有较明显差异，且男性劳动力的接受能力高于女性劳动力(盖庆恩等，2014)。因此，在农林业生产中承担着更主要劳动角色的男性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采纳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的程度越低；女性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则相反。

4.2.3 服务诱导因素对农户生产环节林业社会化服务供求的影响

需求方程中，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是否加入林业专业合作社、是否接受收费服务、是否经历相应的困境正向显著影响农户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农户对林业经营的依赖程度越高；林地经营的专业程度越高，对各类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也会更强烈。是否加入林业专业合作社、是否接受收费服务和是否经历相应的困境对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林业病虫害等“三防”服务的需求均产生正向影响，说明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正在向专业化、市场化方向转变，与廖文梅等(2016)实证结果相一致。

供给方程中，是否加入林业专业合作社正向显著影响农户获得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反向影响农户获得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对林业病虫害等“三防”技术服务可获性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2014年《国家林业局关于促进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强调“支持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承担林木优良品种(系)选育及林木高效丰产栽培技术”、“各地应将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的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林区道路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林业专项规划，优先享受国家各项扶持政策”，因此，加入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农户更易获得林业社会化服务。一般而言，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高，意味着对林业收入的依赖程度越大，从供给方程来看，林业经营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越低的农户收入渠道越多，支付能力越强，该类服务的可获得性越高。

4.2.4 经济地理因素和户主特征因素对农户生产环节林业社会化服务供求的影响

需求方程中，经济地理因素中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聚集度和户主家庭特征中的劳动力数量对农户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需求的显著影响方向存在差异，平原地形显著影响林业病虫害等“三防”服务，与廖文梅等(2016)研究结论相一致。供给方程中，经济地理因素中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通达程度、人口聚集度均显著影响农户获得林业生产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达水平越高，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建设水平越高，该类服务的可获性就随之升高；人口聚集度正向影响农户获得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反向影响农户获得林业病虫害等“三防”服务。户主文化程度和林地面积正向影响农户获得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经营面积规模越大，服务的规模效应越明显，农户越容易获得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但是林地细碎化程度越高，提高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成本越高，降低了农户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的可获性，与廖文梅等(2015)研究结论相一致，而这些户主家庭特征因素几乎对农户获得林业病虫害等“三防”服务没有显著影响。

5 结论与评述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是近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对中国经济增长、城市建设、提高农户收入等都有显著作用。同样，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本研究在对农户劳动转移和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利用全国8个省(区)农户实地调查数据，以生产环节的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林业病虫害等“三防”服务为例，探讨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林地社会化服务需求、供给(可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可获性程度低，其中农户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的可获性更低，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如林业社会化服务倾向于供给劳动力数量较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林地通达条件好、林地面积较大的农户，也有需求方面的原因，如林业收入比重较低、没有经历技术困境的农户对林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也低。2)劳动力转移数量对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具有不利影响，但却显著提高了林业社会化服务的可获性，而户主是否转移对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和可获性的影响正好与劳动力转移数量影响方向相反。3)劳动力转移性别异质性对农户获得林业社会化服务有显著差异。男性劳动力转移数量负向显著影响农户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的可获性，却刺激了农户对林业病虫害等“三防”技术服务的需求；女性劳动力转移数量对林业良种和栽培技术服务需求与可获性的影响与男性正好相反。4)收费服务引导林业社会化服务朝市场化方向发展，加入林业专业合作社能较好地同步匹配农户社会化服务需求与可获性之间的关系。5)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供求的影响因素存在程度和方向上的差异，是造成服务供求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从研究结果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进一步转移的数量正在降低农户林业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的需求，降低农户对林业经营的依存度，影响农户林业生产，不利于林地经营效率的提升，也将使林地经营面临再次被粗放化的风险。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应进一步健全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着力提高林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能力，完善林业专业合作社制度，既克服单个家庭劳动力转移后所带来的林业生产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又能促使林业专业合作社完善林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的能力；二是加快林业社会化服务的专业化、规模化和市场化步伐，形成林业生产小规模、服务大规模的林业规模经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林地细碎化、兼业化带来的生产成本高、产品市场弱化等问题；三是鼓励农户因劳动力转移而出现撂荒、经营管理不善的林地进行适度规模化流转，扩大林地经营规模化，减缓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导致的农户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下降的趋势，提高林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服务效率；四是加快提高林业社会化服务能力水平，建设过程要向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达程度较低的地区倾斜，更加注重潜在需求的农户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