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之后，中国林业进入了以生态建设为主的转型期，发展非木质林产品(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NTFP)成为生态脆弱西部地区林业发展的现实选择。农户是林业的主要经营者(孔凡斌等，2011)，经营NTFP不仅可增加农户收入(Yin et al., 2010；沈月琴等, 2010)，而且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因此农户的NTFP经营行为既关系到农户的微观经济收益，也关系到国家的宏观生态效益。由于务工的比较经济收益优势和土地的比较综合收益优势，兼业化成为了农户的理性选择(向国成等，2005)。在我国现有的制度安排下，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而言，农户对劳动力拥有最自由、最完整、最充分的支配权，农户以家庭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按照家庭成员的比较优势在农(林)业和非农产业之间配置劳动力资源(钱忠好，2008)，但农户配置于林业领域的劳动力不同，其经营NTFP的目的必然不同，而农户对林地经营行为的选择源自于自身资源的约束和对经营目的的响应(van Vliet et al., 2015)，因此，家庭劳动力配置成为影响农户NTFP经营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

现有文献关于劳动力配置对农户NTFP经营行为的影响主要从以下2个视角分析：一是考察户主的非农就业情况对农户NTFP经营模式、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影响(沈月琴等，2010；朱臻等，2011；Ndaydmbaje et al., 2012；夏春萍等，2012；薛彩霞等，2013)；二是选用农(林)业收入/家庭总收入、劳动力转移/总劳动力作为农户兼业程度的代理变量，考察农户家庭整体的兼业程度对林地投入产出的影响(Dang et al., 2006；冉陆荣，2011；廖文梅等，2015)。已有研究虽然从不同方面考察了劳动力配置对农户NTFP经营行为的影响，但至少还需在以下2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农户是以户为单位的“农户理性”(刘怀宇等，2015)，现有文献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的考量尚未考虑到家庭成员内部分工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二是现有文献对农户NTFP经营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营模式或生产要素投入上，而NTFP的经营方式有经济林和林下经济2种，前者是对林木资源果实、种子、树叶等某一部位的利用，后者是对林地生态环境的利用，现有文献对农户NTFP经营方式选择的研究还较为不足。

鉴于此，本文利用陕西省和四川省1 131户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在考虑农户家庭成员内部劳动分工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分析家庭劳动力配置对农户NTFP经营方式和技术类型的影响，以期为巩固国家林业重点生态工程成果、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缓解生态林业与民生林业之间的矛盾提供决策依据。

1 理论分析与模型选择 1.1 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类型分析

家庭是劳动力供给的基本单位，农户以实现家庭预期收益效用最大化为目标配置劳动力。农户的家庭效用主要有2方面：一是满足家庭成员的消费需求；二是增加现金收入(马九杰等，2013)。由于务工经济收益的比较优势和土地综合收益的稳定性，“打工挣钱，种地吃饭”成为大多数农户的生计策略。农户家庭劳动力在“打工”和“种地”之间的配置既要评估每个劳动力务工与务农的比较优势(钱忠好，2008)，又要兼顾家庭成员之间务工与务农的相互协调性(刘怀宇等，2015)。由于劳动力禀赋的异质性，我国农户基本形成了以性别分工为基础和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2种劳动力配置模式(罗小锋，2013；黄季焜等，2015)。

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劳动力配置模式是指农户按照性别将家庭劳动力在务工和务农之间进行分工，包括“男工女农”和“男农女工”2种类型，其中“男工女农”占据主要地位(程名望等，2012)。其原因有二：一是“男工女农”有利于发挥男性和女性各自的比较优势，一般而言，男性外出务工比女性更容易找到工作，且收入相对较高，而女性则更擅长料理家务；二是“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思想的影响，“男性外出打工赚钱，女性在家教育子女和照顾老人”符合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尤其是妇女有了孩子之后，作为母亲的责任成为女性外出的最大约束(罗小锋，2013)。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劳动力配置模式是指年轻人外出务工，年龄较大的父母在家务农。老龄劳动力来自农业的经验、知识更为充分，务农具有比较优势；年轻子女受教育程度较高，非农就业机会较多(程名望等，2012)；在农忙季节，年轻的外出务工劳动力既可以选择回家帮助老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也可以发挥经济收益上的比较优势，用资本替代劳动力以缓解劳动力的短缺。该种劳动力配置模式既能发挥每个劳动力的优势，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老龄劳动力的不足，家庭整体的生产效率较高(郭晓鸣等，2015)。目前农村几代同堂的大家庭虽较为少见，但已婚子女外出务工、家庭承包土地由已分家父母代管的现象则较为常见，这种情况可以看作是代际分工的扩展。

结合以上2种家庭劳动力配置模式，考虑农户家庭的人口结构，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类型见表 1。

1.2 非木质林产品概念界定

199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泰国曼谷召开的“NTFP专家磋商会”上将NTFP定义为：森林或任何类似用途的土地上生产的所有可更新的产品，但木材、水、旅游资源等不包括在内。该定义虽被接受，但由于各国NTFP资源及其利用情况不尽相同，因而各国对NTFP范围的界定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学者试图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NTFP定义，如李超等(2011)认为NTFP是除木材以外的森林资源；胡延杰(2016)则认为NTFP是在森林或任何类似用途的土地上，以森林环境为依托所获得的除木材以外的林产品。尽管不同学者所提出的定义存在差异，但都基本符合FAO(1993)提出的“可持续地从森林系统获取，且利用方式不会损害植物基本的生产功能”的特征。结合中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实践以及Pokorny等(2014)关于森林产品的划分¹⁾，本文界定的NTFP是指在森林或任何类似用途的土地上生产的除木材以外的有形产品。NTFP的来源有2个：一是森林或类似用途土地上林木的果实、种子、树叶等部位，即经济林的林木资源，《森林法》中明确界定，经济林是以生产果品、食用油料、饮料、调料、工业原料和药材为主要目的的林木；二是借助林地生态环境，利用林下自然条件，在树冠下进行的种植、养殖活动，即林下经济(姜钰等，2014)，林下经济所借助的林地生态环境，可能来自于经济林，也可能来自于用材林或生态林。因而，NTFP的经营方式有种植经济林和发展林下经济2种，种植经济林是对林木某一部位的利用，而发展林下经济则是对林地生态环境的利用。

1) Pokorny等(2014)把森林产品划分为木材、非木质林产品和生态服务。

1.3 家庭劳动力配置对NTFP经营行为的影响

家庭劳动力配置对农户NTFP经营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要素替代和要素配置实现的。在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劳动力配置即农户效用最大化目标下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问题，正是由于农户配置于农业和非农产业上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差异，从而影响了农户NTFP的经营行为。一方面，将主要劳动力配置于非农产业的农户虽然具有务工的比较经济收益优势，但面临着务农劳动力的约束，一般倾向于不经营NTFP或经营劳动节约型的NTFP，降低了农户参与劳动密集型NTFP生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将主要劳动力配置于非农产业的农户拥有较多的资金流入和较强的资金流动性，缓解了农户所受的资金约束，提高了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和经营NTFP的投资能力，农户通常会采取改变生产技术、调整投入品结构和种植结构等策略以解决务农劳动力的短缺问题(钟甫宁等，2016)。因此，务工改变了农户的生产要素禀赋和农户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投入产出组合。

本文主要关注家庭劳动力配置对农户NTFP经营方式和技术类型的选择行为，农户经营NTFP的方式有种植经济林和发展林下经济2种，农户对这2种经营方式进行选择，产生出不同的组合。根据Hayami等(1985)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以及对技术类型的分析，农户以家庭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形成了劳动密集型和劳动节约型2种技术选择偏向。一般而言，农户在制定NTFP生产经营决策时，除了受家庭劳动力配置影响外，还受外部环境、户主自身特征和土地资源禀赋的影响(图 1)。

1.3 实证分析模型设计 1.3.1 农户NTFP经营方式选择模型

农户是否经营NTFP为二分离散变量，而经营方式有种植经济林和发展林下经济2种。农户在选择种植经济林或发展林下经济时会受很多相同因素的影响，因此，随机干扰项可能存在相关性，即农户种植经济林和发展林下经济的决策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二者相互作用可产生4种结果：“种植经济林和发展林下经济”“只种植经济林”“只发展林下经济”和“既不种植经济林也不发展林下经济”。

本文用y₁和y₂分别表示农户对种植经济林和发展林下经济的选择，即y₁=1时，表示农户种植经济林，y₁=0时，表示农户不种植经济林；y₂=1时，表示农户发展林下经济，y₂=0时，表示农户不发展林下经济。因此，农户对NTFP经营方式的选择可以简化为(1, 1)、(1, 0)、(0, 1)和(0, 0)。为探索农户NTFP经营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如下双变量Probit模型：

$ \left\{ \begin{array}{l} {y_1} = {\beta _1} + \beta {'_1}{x_1} + {\varepsilon _1};\\ {y_2} = {\beta _2} + \beta {'_2}{x_2} + {\varepsilon _2}。\end{array} \right. $

(1)

式中：x₁、x₂分别表示影响农户种植经济林和发展林下经济的因素；β₁、β₂、β′₁和β′₂表示待估参数；随机干扰项ε₁、ε₂服从二维联合正态分布，期望为0，方差为1，相关系数为ρ，即

$ \left( \begin{array}{l} {\varepsilon _1}\\ {\varepsilon _2} \end{array} \right)\tilde{\ }N\left\{ {\left( \begin{array}{l} 0\\ 0 \end{array} \right),\left[ {\begin{array}{*{20}{c}} 1&\rho \\ \rho &1 \end{array}} \right]} \right\}。$

(2)

式中：若ρ=0，则式(1)等价于2个单独的Probit模型，表示没有必要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若ρ≠0，则表示式(1)中的2个等式存在相关性，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是有必要的。

1.3.2 农户NTFP经营技术类型选择模型

本文以劳动力投入的相对偏向定义农户经营NTFP的技术类型，借鉴常向阳等(2005)方法，选取技术选择偏向指数A为农户技术类型的代理变量，表示农户经营NTFP技术偏向劳动密集型或劳动节约型的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 {{A}_{i}}=\left(\frac{{{m}_{i}}}{{{f}_{i}}} \right)/\left(\frac{M}{F} \right)。$

(3)

式中：m_i为农户i的劳动投入；f_i为农户i的林地经营面积；M为所有样本农户的劳动投入；F为所有样本农户的林地经营面积。

式(3)的含义是农户i单位面积劳动投入量与所有样本农户单位面积劳动投入量平均值之比。当A_i>1时，说明农户i单位面积劳动投入量高于样本农户劳动投入量的平均值，技术选择偏向于劳动密集型；当A_i < 1时，则说明农户i单位面积劳动投入量低于样本农户劳动投入量的平均值，技术选择偏向于劳动节约型。

农户对NTFP经营技术类型的选择y₃为二元离散变量，即y₃=1，表示农户选择劳动密集型；y₃=0，表示农户选择劳动节约型。分析农户NTFP经营技术类型的选择采用如下Probit模型：

$ P\left({{y}_{3i}}=1|{{x}_{3i}} \right)=\mathit{\Phi }\left({{\beta }_{3}}+\beta {{'}_{3}}{{x}_{3i}}+{{\varepsilon }_{3i}} \right)。$

(4)

式中：x₃表示影响农户选择NTFP经营技术类型的因素；Φ(·)表示标准正态的累积分布函数；β₃和β′₃表示待估参数；ε₃为随机扰动项。

2 数据来源与变量统计描述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5年1月在陕西省镇安县和黄龙县与2015年8月在四川省汉源县和石棉县对农户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所得。陕西省位于西北地区，四川省位于西南地区，2省虽然自然条件相差较大，但所选取的4个县均属于国家林业生态重点工程的重点实施区域和林地资源丰富的地区，样本农户选取先根据各县林业产业的发展状况在每个县选择4个乡(镇)，再在每个乡(镇)随机选择5~6个村，最后在每个村随机选取10~15户农户，共收集有效问卷1 131份，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家庭劳动力的配置状况、经营NTFP情况、NTFP的投入产出状况等，样本农户的具体分布见表 2。

2.2 样本农户NTFP经营行为描述

在样本农户中，兼业农户高达65.43%，其中性别分工型和代际分工型在兼业农户中所占比例较高；样本农户NTFP的主要经营方式为种植经济林，主要技术类型为劳动密集型，但不同类型农户NTFP经营行为存在差异，具体见表 3。

由表 3可知，家庭劳动力配置异质性农户NTFP经营行为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纯农业型和代际分工型农户通过“经济林+林下经济”方式经营NTFP的比例和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类型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农户。样本农户中，纯农业型和代际分工型农户通过“经济林+林下经济”经营NTFP的比例为20%左右，高于其他类型农户6~7个百分点，纯农业型和代际分工型农户中分别有66.15%和59.52%的农户选择经营劳动密集型NTFP。

第二，模糊分工型和性别分工型农户不经营NTFP的比例较高，但2类农户在NTFP经营技术类型上选择差异较大。样本农户中，模糊分工型和性别分工型农户不经营NTFP的比例均接近30%；经营NTFP的性别分工型农户对劳动密集型和劳动节约型技术类型的选择比例基本相当，而超过70%的模糊分工型农户选择经营劳动节约型NTFP。

第三，混合分工型农户仅发展林下经济的比例稍高，选择劳动密集型和劳动节约型技术类型的比例基本相当。样本农户中，混合分工型农户仅发展林下经济的比例为6.99%，是5类农户中比例最高的。在调查中发现，混合分工型农户中，“父(母)与子女(媳)务工，母(父)务农”的农户，基本都属于有外出就业能力的家庭成员都务工，在家务农的劳动力主要在林下种植一些粮食作物以满足自身需求或不经营NTFP，而“子务工，女(媳)与父母务农”的农户，大多选择种植经济林或者“经济林+林下经济”，以尽可能增加林地收入。

2.3 变量统计描述

借鉴现有文献的相关成果(Lawrence et al., 2005；Dang et al., 2006；沈月琴等，2010；朱臻等，2011；薛彩霞等，2013)，考虑本文研究目的，将影响家庭劳动力配置异质性农户NTFP经营行为的因素归纳为户主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变量(农业劳动力规模、林地收入占比、地理位置和是否加入合作社)、林地禀赋特征(林地面积、距公路距离、细碎化程度和林地质量)、政策支持(信贷支持和财政补贴)和地域虚拟变量。经济林属于对林木果实、种子等的利用，符合传统语境下林业经济的内涵，而林下经济是对林地生态环境的利用，是中国林业发展和集体林权改革背景下出现的新生事物(姜钰等，2014)，因此引入农户对林下经济的认知变量(功能认知、风险认知和收益认知)测度其对发展林下经济的影响。本文所用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4。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经营方式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以Stata12.0软件为平台，利用调查数据对农户NTFP经营方式的选择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5所示。由表 5可知，劳动力配置异质性农户NTFP经营方式选择模型的拟合度较好，ρ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户种植经济林和发展林下经济的选择是相关的，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其中ρ在代际分工型和纯农业型农户模型中为正，呈现互补效应，即这2类农户种植经济林同时发展林下经济的可能性大于不发展林下经济的可能性；而ρ在性别分工型、混合分工型和模糊分工型农户模型中为负，呈现替代效应，即这3类农户只种植经济林或只发展经济林的可能性大于同时种植经济林和发展林下经济的可能性。林地收入占比在各类农户的NTFP经营方式模型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林地收入比例较高的农户，对经营NTFP更为积极主动。区域虚拟变量在各类农户经济林模型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四川省农户种植经济林的可能性更大。

3.1.1 纯农业型农户

在纯农业型农户的经济林模型中，地理位置、是否加入合作社、林地面积、信贷支持和财政补贴的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发展合作社、向农户提供信贷和财政补贴能够激励距乡镇较近的纯农业型农户种植经济林，尽管林地面积大，农户经营NTFP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都随之增大，但农户通常采取多样化种植的策略来降低风险(Walford，2003)，以达到增加收入数量和提高收入安全性的目的。在林下经济模型中，林地细碎化程度、林下经济风险认知的系数为负，财政补贴、林下经济功能认知和收益认知的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提高农户对林下经济的认知度和给农户提供财政补贴对纯农业型农户发展林下经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林地细碎化程度和风险认知限制了农户探索改进现有林业生产方式的机会(Bwala et al., 2009)。

3.1.2 性别分工型农户

在性别分工型农户的经济林模型中，地理位置和林地距公路距离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距乡镇较近且林地距公路也较近的性别分工型农户通过经济林经营NTFP的可能性更高。在林下经济模型中，年龄、是否加入合作社和财政补贴的系数为正，林地距公路距离和对林下经济风险认知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年龄较大的性别分工型农户习惯于在交通方便的林地上发展林下经济，是否加入合作社、提供财政补贴对性别分工型农户发展林下经济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农户对林下经济的风险认知抑制了其发展林下经济。

3.1.3 代际分工型农户

在代际分工型农户的经济林模型中，地理位置和林地距公路距离的系数为负，是否加入合作社的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距乡镇较近的代际分工型农户主要在距公路较近的林地上种植经济林，加入合作社对他们通过经济林经营NTFP有促进作用，其可能原因是加入合作社可以弥补父母辈在经济林种植中技术和信息获取方面的不足。在林下经济模型中，年龄、林地面积、财政补贴、对林下经济功能认知的系数为正，林地质量和细碎化程度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年龄较大、拥有较多林地、对林下经济功能认知度高的代际分工型农户发展林下经济的可能性更大，而且他们倾向于在林地质量较差和小块林地上发展林下经济，财政补贴对其有促进作用。

3.1.4 混合分工型农户

在混合分工型农户的经济林和林下经济模型中，性别、农业劳动力规模和地理位置的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距乡镇较远、农业劳动力较多、户主为男性的混合分工型农户种植经济林和发展林下经济林的可能性更高，其原因是具备以上特点的农户兼业程度往往较低，家庭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之间配置的自由度也低，而经营林地可以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非农收入却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钟涨宝等，2016)，因而他们倾向于通过多种渠道发展NTFP以增加收入。在林下经济模型中，是否加入合作社、林地面积、林地距公路距离、信贷支持、财政补贴、对林下经济功能认知的系数为正，林地细碎化程度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拥有较多林地、对林下经济认知度较高的农户发展林下经济的可能性更大，而且他们倾向于在距公路较近和小块林地上发展林下经济，加入合作社、信贷支持和财政补贴对混合分工型农户发展林下经济具有促进作用。

3.1.5 模糊分工型农户

在模糊分工型农户的经济林模型中，林地面积和财政补贴的系数为正，林地细碎化程度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较好的林地资源禀赋和财政补贴对模糊分工型农户种植经济林具有正向影响。在林下经济模型中，年龄系数为负，财政补贴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年龄较大的农户倾向于发展林下经济，而年龄较小的农户倾向于将劳动力投入于非农就业市场；尽管经营NTFP和非农就业对农户的经济贡献存在替代效应(蒋宏飞，2012)，但财政补贴对模糊分工型农户将劳动力配置于林业生产领域具有促进作用。

3.2 经营技术类型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经营NTFP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Stata12.0软件对农户技术类型选择影响因素的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6所示。

3.2.1 纯农业型农户

在纯农业型农户模型中，年龄、是否加入合作社和林地质量的系数为正，林地距公路距离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年龄较大的纯农业型农户主要在比较肥沃且距公路较近的林地上经营劳动密集型NTFP，加入合作社对纯农业型农户经营劳动密集型NTFP具有促进作用。

3.2.2 性别分工型农户

在性别分工型农户模型中，农业劳动力规模、林地质量、林地收入占比、信贷支持和财政补贴的系数为正，地理位置和林地距公路距离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农业劳动力规模较大且距乡镇较近的性别分工型农户通常在比较肥沃且距公路较近的林地上经营劳动密集型NTFP，信贷支持和财政补贴对其具有促进作用；林地收入占比低的该类型农户大多是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女性劳动力在家承担教育子女和照顾老人的职责，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外出务工收益，经营林地属于“副业”(李旻等，2009)，因而倾向于选择劳动节约型NTFP。

3.2.3 代际分工型农户

在代际分工型农户模型中，农业劳动力规模、是否加入合作社、林地质量、信贷支持和财政补贴的系数为正，林地距公路距离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农业劳动力较多的代际分工型农户主要在较为肥沃且距公路较近的林地上经营劳动密集型NTFP；信贷支持和财政补贴对该类型农户经营劳动密集型NTFP具有促进作用；加入合作社对该类型农户经营劳动密集型NTFP具有正向影响，是因为合作社作为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不仅提供化肥、农药等物化技术的应用，而且还提供省力化栽培模式技术(王静等，2014)。

3.2.4 混合分工型农户

在混合分工型农户模型中，农业劳动力规模、林地面积、林地质量和财政补贴的系数为正，林地距公路距离和林地细碎化程度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农业劳动力较多且林地禀赋较好的混合分工型农户经营劳动密集型NTFP的可能性更大，财政补贴对其具有促进作用。原因一是林地规模相对大且细碎化程度低的农户可以获得较高的规模报酬(王成军等，2010)；二是该类型农户中兼业程度低的农户往往拥有较多的林地，林地收入是重要的经济来源，家庭劳动力主要投资于经营NTFP。

3.2.5 模糊分工型农户

在模糊性分工农户模型中，年龄、林地收入占比、林地距公路距离、林地质量、信贷支持和财政补贴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户主年龄较大的模糊分工型农户主要在林地质量高且距公路近的林地上经营劳动密集型NTFP，信贷支持和财政补贴对其具有促进作用。“农忙务农，农闲务工”是该类型农户的劳动力配置特点，他们对经营NTFP的劳动力投入主要取决于经营林地和非农就业的相对收益，年龄小的劳动力在非农就业市场更具优势，因而年龄大的农户将劳动力投入到林地上的可能性更高，但选择劳动节约型或劳动密集型技术类型的劳动回报率差异是十分显著的(霍学喜等，2011)，因此，林地收入占比对模糊分工型农户经营劳动密集型NTFP影响显著。

3.3 内生性讨论

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社与农户NTFP经营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为“政府宣传对农户加入合作社是否有影响”，这一变量适合做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社工具变量的理由如下：第一，政府向农户宣传加入合作社对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影响对农户NTFP经营行为选择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即没有理由认为政府向农户宣传加入合作社的作用会影响到农户NTFP的经营行为选择；第二，政府宣传对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影响与农户加入合作社的行为有较强的相关性，其原因是政府在农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强有力的角色，马彦丽等(2012)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基于此，本文认为，政府宣传对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影响越大，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可能性越高，二者呈正相关关系，表 7中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检验在5%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正也说明了这一点。采用政府宣传对农户加入合作社是否有影响作为工具变量，运用Ⅳ-Probit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是否加入合作社对所有样本农户是否种植经济林、是否发展林下经济、是否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类型的行为进行回归，回归模型沃尔德检验P分别为0.012 5、0.035 7和0.052 1，因此，可以在10%以上的水平上认为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内生变量。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现工具变量法，首先，对工具变量和内生变量进行所有样本农户的Ⅳ-Probit第1阶段回归，表 7结果显示，政府宣传对农户加入合作社有较强的解释力。第1阶段回归后可得到内生变量对工具变量的拟合值，继而用拟合值进行不同类型农户的第2阶段回归，表 7结果显示，加入合作社对不同类型农户NTFP经营方式和技术类型的影响尽管存在差异，但结果与双变量Pr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采用工具变量法剔除了农户加入合作社与NTFP经营行为的内生性之后，并没有改变是否加入合作社对农户NTFP经营行为的影响。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陕西省和四川省农户调查数据，在考虑农户家庭成员内部劳动力分工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NTFP的经营方式和经营类型的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

第一，由于家庭劳动力配置的差异，不同类型农户NTFP经营行为选择存在差异。具体而言，纯农业型和代际分工型农户采用“经济林+林下经济”方式经营NTFP的比例相对较高，模糊分工型和性别分工型农户不经营NTFP的比例较高，混合分工型农户仅发展林下经济的比例稍高。为此，在土地承担了农民养老保障的背景下，政府在推进新型林业经营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应考虑不同类型农户家庭成员分工的特点以及经营NTFP的特征，结合林保姆、股份合作经营、合作社等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服务内容，积极引导农户参与适合自己的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以提高小农户适应大市场的能力。

第二，无论是种植经济林还是发展林下经济，经济效益都是农户选择经营NTFP的直接动因，财政补贴对农户发展林下经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为此，一方面，政府需积极搭建企业、农户和技术推广单位之间的合作平台，建立NTFP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服务体系，提高农户经营NTFP的产业化、组织化和标准化程度，以确保产品的品质和市场销售渠道的畅通；另一方面，林下经济是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姜钰等，2014)，政府需依托当地林业资源优势，积极引进和推广适宜林间种植养殖的新品种、新技术，并设立林下经济专项资金引导农户发展林下经济，为农户发展林下经济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三，林地禀赋是各类农户经营劳动密集型NTFP的基础，农业劳动力规模和政策支持对兼业型农户经营劳动密集型NTFP影响显著。因此，当地政府需根据各自区域林地禀赋和自然资源禀赋，引导农户经营具有区域特色的NTFP，逐步完善林地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并推行林权抵押贷款、小额信贷和农户联保贷款等财政支持政策，缓解自然环境和资金投入对农户经营NTFP的制约。同时，需要推进林业机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NTFP农机具的研制，以破解农户经营NTFP用机械替代劳动的约束，为农户选择劳动节约型技术创造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