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钩(decoupling)理论是20世纪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形容阻断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之间联系的基础理论(OECD，2002)，也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追求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及资源依赖型国家摆脱“资源优势包袱”、寻求经济转型的强烈渴望，脱钩研究已经从最初观测和探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的关系变化，逐步拓展成为当前包括市场发育程度尚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诸多地区主动探寻如何克服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持续增长双重压力的重要依据。其中，20世纪90年代德国学者就已经向全球提出了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目标——“四倍数革命”(von Weizsäcker et al., 1997)，即在2050年前用当前一半的资源消耗创造出双倍的财富，而学者Schmidt-Bleek(1993)则针对发达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脱钩目标——“十倍数革命”。由此可见，脱钩研究已经从单纯分析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关系转变为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和资源环境双赢发展从期望到实践的重要决策参考。脱钩研究在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应用较为成熟，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Kovanda et al., 2007)、能源消费及环境污染(Steinberger et al., 2010)等领域。国内最近5年有关资源环境经济领域的脱钩研究才开始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王崇梅，2010；王虹，2010)、碳排放(周银香，2016)、资源消耗(盖美等，2013)、耕地占用(张文斌等，2013)及水资源利用(吴丹，2016)等方面，且侧重脱钩状态测定及脱钩轨迹的变化研究，而鲜有对脱钩的成效进行评价。本文首次针对国有林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的脱钩关系展开研究，由于木材是林区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森林主体资源，因此本研究主要考察经济增长与木材消耗之间的脱钩关系；在完成脱钩状态测定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伪脱钩的概念，并以此为参照客观评价经济增长和木材消耗的脱钩效果，以期为国有林区探寻全面停伐背景下经济转型增长与森林资源保护的双赢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国有林区作为中国林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依托森林主体资源形成的具有显著资源型特征和计划经济体制残影的经济、社会区域，长期以来承担着为国家提供木材等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职能(曹玉昆，2000)。进入21世纪，随着国有林区生态建设职能的重新定位以及天然林资源停伐减产政策的全面落地，特别是2014年起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禁伐政策逐步铺开，国有林区半个多世纪以林为生的发展模式面临终结，林区经济对森林资源的依赖关系日益削弱，原有的森林工业体系呈现碎裂化趋势，表面看这是国有林区打破经济发展的资源束缚、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实现脱钩的积极征兆，但政策干预下经济和资源的强制性背离使林区经历了深刻的转型与改革阵痛，林区尚未形成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脱钩之后的双赢发展格局。在2015年《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生态为本，保护优先”改革原则的新形势下，国有林区能否有效应对后脱钩时代来自经济转型和资源保护的双重挑战，这对林区未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在国有林区正式启动全面改革之初，有必要客观评价停伐减产以来林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的脱钩关系及脱钩成效，为林区及时调整经济转型思路及深化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1 环境高山曲线背后伪脱钩风险的内涵

盛叶旭等(2015)根据郑易生(2000)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重新思考，提出在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构成的坐标系中二者往往呈现如图 1所示的高山状曲线，称为环境高山曲线(environment mountain curve，EMC)。EMC与资源环境领域中的脱钩研究异曲同工，都是对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关系展开的分析和评价。在图 1中，A点左侧资源消耗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加，经济增长的资源压力不断上升，经济和资源利益处在此消彼长的“两难区”，但是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和发展，资源压力的增速却在逐渐下降，此时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开始显现脱钩趋势，而适度的资源管控政策是实现二者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经过A点之后，资源消耗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开始逐渐下降，二者之间的背离关系也从“两难”时仅具有的脱钩趋势转变为了正式脱钩，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步入“双赢区”，此时严格的资源管控政策不仅是实现资源利益最大化的优先选择，而且不会同时造成经济利益的损失，也即是实现了所谓的经济和资源双赢。

基于上述分析，虽然借助EMC和脱钩理论能够有效判断一个地区从“两难区”步入“双赢区”的A点位置，进而根据脱钩关系变化对地区资源管控政策及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及时调整，但却无法对造成经济和资源脱钩的原因做出解释，不同的脱钩方式未必都能实现图 1中从“两难”到“双赢”的顺利过渡。通常来说，经济和资源脱钩主要包括以下3种方式：

一是稳步脱钩，这是打破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依赖关系的理想方式，主要依托科技进步与效率提升等内生驱动逐渐突破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最终跨越A点实现从相对脱钩的“两难区”迈入完全脱钩的“双赢区”，如EMC中的L。稳步脱钩在现实中表现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相对平衡。

二是强制脱钩，借助政策干预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实施严格管控，短期内资源消耗量大幅下降，虽然在速度上加快了经济和资源的脱钩进程，但也对经济发展形成冲击，导致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如EMC中的L₁。强制脱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源消耗明显优于经济增长。

三是消极脱钩，这是经济优先发展模式的典型表现，尽管依托高水平经济增长实现了经济和资源在数量上的脱钩关系，但如EMC中的L₂，在维持高水平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延长了资源环境高压期，增加了地区发展的资源和环境成本。此外，消极脱钩对地区经济发展还有潜在的负面影响，在尝试加快L₂向L的移动过程中，若对资源环境强行减压，假设将e₁对应的资源消耗量从B直接调减至C，则经济增长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很难到达预期的e₂，如果资源型经济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处于关键地位，此时e甚至可能落在e₁左侧，即出现经济退步。消极脱钩在现实中表现为经济增长明显优于资源消耗。

综合来看，强制脱钩或消极脱钩并不能在脱钩后充分实现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的双赢结局，而且还可能造成其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损失，本文将这种虽然跨越了EMC的最高点但却未真正实现双赢的脱钩现象称为伪脱钩。图 2是对经济和资源之间脱钩形式的基本划分，其中，伪脱钩具有2点特征：一是不同于未脱钩，伪脱钩中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已经在数量和速度上实现了有效背离；二是伪脱钩的形成源于脱钩形式，准确判断何种形式导致的伪脱钩是消除伪脱钩风险的首要工作。伪脱钩的潜在风险集中表现为若未对资源管控政策或经济发展方式做出及时调整，则必然给经济或资源环境中的一方造成更大损失。不过要明确一点的是，伪脱钩风险是相对的，虽然风险可能造成经济、资源环境利益的其中一方遭受损失，但还要切实考虑有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充分把握经济和资源发展的首要矛盾，伪脱钩风险的研究意义不只是开展经济和资源脱钩的效果评价，更重要的是探寻EMC背后风险产生的深层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为相关地区打破经济资源依赖后如何尽快实现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双赢发展提供思路和参考。

2 研究假设、方法及数据 2.1 研究假设

经济和资源伪脱钩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下2点：一是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已跨越EMC中的最高点，在速度上实现了脱钩；二是虽已进入脱钩“双赢区”，但经济利益和资源利益至少一方出现了明显的利益损失。根据上述特征，为了对国有林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是否存在伪脱钩风险进行有效识别，首先提出以下2点假设：研究假设1——国有林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已经实现脱钩；研究假设2——国有林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后，林区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至少有一方出现了明显的利益损失。

如果上述假设均得到实证检验，则说明国有林区近年来的确存在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的伪脱钩风险，无论风险产生的原因是强制脱钩还是消极脱钩，都为破解伪脱钩风险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基本前提。

2.2 研究方法 2.2.1 研究假设1的验证方法

脱钩关系的计量一般包括OECD提出的脱钩指数模型和Tapio弹性分析法(陈百明等，2006；李忠民等，2010；彭佳雯等，2011)，二者属于“速度脱钩”型的测算代表；以及近年来应用日益广泛的IPAT方程(王云，2012)和Kuznets曲线模型(杜强等，2015)，二者属于“数量脱钩”型的测算代表。考虑到“速度脱钩”型方法存在提前误判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从“两难区”进入“双赢区”的可能(盛叶旭等，2015)，因此本文分别采用Tapio弹性分析法和Kuznets曲线模型2种方法对假设1进行实证检验。

1) Tapio弹性分析法Tapio构建了基于一定时间尺度将经济与资源的总量变化、相对量变化进行综合测算，继而得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背离程度的脱钩模型(张玉梅等，2014)，以此为参考建立国有林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脱钩模型：

$ {\rm{E}}{{\rm{C}}_{{\rm{(MC}},{\rm{GDP)}}}} = \frac{{\Delta {\rm{M}}{{\rm{C}}_{(t_0, t_1)}}/{\rm{M}}{{\rm{C}}_{t_0}}}}{{\Delta {\rm{GD}}{{\rm{P}}_{(t_0, t_1)}}/{\rm{GD}}{{\rm{P}}_{t_0}}}}。 $

(1)

式中：EC_(MC，GDP)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脱钩弹性系数；t₀，t₁为一个时间跨度内的基期和末期；ΔMC，ΔGDP分别为一个时间跨度内国有林区木材产量和经济总产值的变化量。

不同测算结果下通常有6类脱钩状态：(1)ΔMC＜0，ΔGDP＞0，EC＜0，强脱钩；(2)ΔMC＞0，ΔGDP＞0，0＜EC＜0.8，弱脱钩；(3)ΔMC＜0，ΔGDP＜0，0.8＜EC，衰退脱钩；(4)ΔMC＞0，ΔGDP＜0，EC＜0，强负脱钩；(5)ΔMC＜0，ΔGDP＜0，0＜EC＜0.8，弱负脱钩；(6)ΔMC＞0，ΔGDP＞0，0.8＜EC，扩张负脱钩。

2) Kuznets曲线模型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理论内涵，以木材消耗为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投入，参照Brajer等(2008)和Song等(2008)对EKC的模型研究，以及盛业旭等(2015)利用EKC模型测度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脱钩的研究案例，构造了国有林区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Kuznets曲线模型(高新才等，2014)。由于无法提前确定曲线形状，因此假设曲线模型包含以下4种可能的函数方程：

$ {\rm{M}}{{\rm{C}}_t} = \alpha + {\beta _1}{\rm{GD}}{{\rm{P}}_t} + {\beta _2}{\rm{GDP}}_t^2 + \varepsilon ; $

(2)

$ {\rm{M}}{{\rm{C}}_t} = \alpha + {\beta _1}{\rm{GD}}{{\rm{P}}_t} + {\beta _2}{\rm{GDP}}_t^2 + {\beta _3}{\rm{GDP}}_t^3 + \varepsilon ; $

(3)

$ {\rm{lnM}}{{\rm{C}}_t} = \alpha + {\beta _1}{\rm{lnGD}}{{\rm{P}}_t} + {\beta _2}{\left({{\rm{lnGD}}{{\rm{P}}_t}} \right)^2} + \varepsilon ; $

(4)

$ \begin{array}{l} {\rm{lnM}}{{\rm{C}}_t} = \alpha + {\beta _1}{\rm{lnGD}}{{\rm{P}}_t} + {\beta _2}{\left({{\rm{lnGD}}{{\rm{P}}_t}} \right)^2} + \\ {\beta _3}{\left({{\rm{lnGD}}{{\rm{P}}_t}} \right)^3} + \varepsilon 。 \end{array} $

(5)

式中：MC_t表示第t年国有林区的木材产量；GDP_t表示第t年国有林区的经济总产值；α为常数项；β₁、β₂、β₃为估计参数；ε为误差项。

为消除基础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Kuznets曲线模型专门将对数模型纳入其中。根据模型拟合结果中变量系数β₁、β₂、β₃的取值特征可以得到Kuznets曲线的基本信息(李惠娟等，2013)，若Kuznets曲线符合环境高山曲线特征，则脱钩临界点(EMC中的A点)k=-β₁/2β₂。当β₁＞0、β₂＜0时，首先说明国有林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存在着脱钩趋势(EMC中的“两难区”)；当GDP_t或lnGDP_t≥k时，则说明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跨越最高点实现了脱钩(EMC中的“双赢区”)。

2.2.2 研究假设2的验证方法

在假设1得到验证的前提下，拟通过对森林覆盖率、GDP增长率2个资源保护和经济增长方面的代表性指标展开变化趋势的对比分析，探究脱钩之后是否存在其中至少一方明显的利益损失，从而完成对假设2的实证检验。

趋势线拟合是Excel软件提供的一种能够有效对比和判别不同变量变化趋势的重要方法，常用的拟合趋势线包括线性趋势线、多项式趋势线、对数趋势线、乘幂趋势线、指数趋势线及移动平均趋势线。经过初步判断，国有林区森林覆盖率和GDP增长率的变化速度先快后慢，且没有相对固定的增长速度，符合对数趋势线的使用条件，因此，尝试通过构建如下对数函数拟合方程实现对假设2的实证验证：

$ y = \alpha {\rm{ln}}x + \beta 。 $

(6)

式中：β为截距；α为自变量系数。

2.2.3 伪脱钩风险破解的研究方法

在国有林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伪脱钩风险得到确认的基本前提下，破解风险的关键在于首先明确哪一方利益受损。结合近年来林区木材产量不断调减和森林资源状况持续改善的客观事实，初步判断伪脱钩风险造成了林区经济利益损失，而破解伪脱钩风险也由此转化为：如何在严格的资源管控政策下探寻国有林区加快经济增长的路径。为此，分别基于总量和增长量视角构建了国有林区经济发展模型和经济增长模型。其中，经济发展模型旨在寻求维持林区经济总量的主导因素，而经济增长模型则主要探究林区经济增长的动力。结合林区发展的实际情况，认为以下4个因素对林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投资K、劳动力L、木材产量MC以及非木质经济产值NW，据此分别建立国有林区经济发展模型和经济增长模型：

$ \begin{array}{l} {f_{\rm{D}}} = f(K, L, {\rm{MC}}, {\rm{NW}}), \\ {\rm{GD}}{{\rm{P}}_t} = \alpha + {\beta _1}{K_t} + {\beta _2}{L_t} + \\ {\beta _3}{\rm{M}}{{\rm{C}}_t} + {\beta _4}{\rm{N}}{{\rm{W}}_t} + \varepsilon ;\\ {f_{\rm{I}}} = f(\Delta K, \Delta L, \Delta {\rm{MC}}, \Delta {\rm{NW}}), \end{array} $

(7)

$ \begin{array}{l} \Delta {\rm{GD}}{{\rm{P}}_t} = \alpha + {\beta _1}\Delta {K_t} + {\beta _2}\Delta {L_t} + \\ {\beta _3}\Delta {\rm{M}}{{\rm{C}}_t} + {\beta _4}\Delta {\rm{N}}{{\rm{W}}_t} + \varepsilon 。 \end{array} $

(8)

式中：t为年份；α、β为待估系数；ε为误差项；GDP_t、K_t、L_t、MC_t、NW_t分别为第t年国有林区的经济总产值、累计完成投资、在岗职工、木材产量及非木质经济产值；ΔK_t、ΔL_t、ΔMC、ΔNW_t分别为第t年国有林区经济总产值、累计完成投资、在岗职工、木材产量及非木质经济产值增量。

2.3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区域设定为国有林区，在地理分布上包括3大块，分别为内蒙古、黑龙江和吉林3省(区)；西南国有林区，主要包括四川、云南2省；西北国有林区，主要包括新疆、甘肃、青海和陕西4省(区)。研究中涉及的相关数据主要来自1995—2014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中国森林资源报告》、《黑龙江省森林工业综合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统计年鉴》等。

3 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的伪脱钩风险识别 3.1 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的脱钩关系判定 3.1.1 Tapio脱钩弹性系数测算

为了尽可能降低脱钩关系长期变动中的时间影响，在进行脱钩弹性系数测算时，一方面要尽量扩大时间尺度(10年以上)，另一方面则要适当延长时间跨度(5年以上)(Tapio，2005)。据此，本文将脱钩研究的时间尺度设为20年(1995—2014年)，涵盖了“天保”实施前、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3个典型阶段；将t₀到t₁的时间跨度设为5年，分别为1995—1999年、2000—2004年、2005—2009年及2010—2014年。借助式(1) 得到如表 1所示的脱钩结果，国有林区自2000年起开始进入脱钩阶段。

3.1.2 Kuznets曲线模型估计

基于SPSS19.0，分别对初始设定的Kuznets曲线方程进行估计，得到如表 2所示的主要拟合结果。其中，模型(2) 和模型(3) 均未通过系数显著性检验；模型(5) 中系数β₁不仅显著性检验未通过，而且存在多重共线性。最终将模型(4) 确定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脱钩关系测定的最佳Kuznets曲线模型。

根据表 2的模型拟合结果，得到Kuznets曲线方程：

$ \begin{array}{l} {\rm{lnM}}{{\rm{C}}_t} = - 58.{\rm{ }}469{\rm{ }} + {\rm{ }}10.{\rm{ }}241\cdot{\rm{lnGD}}{{\rm{P}}_t} - \\ 0.{\rm{ }}357{({\rm{lnGD}}{{\rm{P}}_t})^2}。 \end{array} $

(9)

由β₁=10.241、β₂=-0.357、β₃=0可知，国有林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呈倒“U”形曲线关系(图 3)，脱钩临界点k=14.34，林区从2003年(-β₁/2β₂=14.65＞k)起开始进入脱钩阶段，而1995—2002年二者仅存在脱钩趋势。

3.1.3 脱钩结果的对比分析

虽然2类方法最终都得出了脱钩结论，验证了国有林区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已经脱钩的基本假设，但考虑到伪脱钩风险主要发生在EMC的“双赢区”内，若仅实现了经济资源脱钩而并没有跨越拐点，则同样不具备伪脱钩风险形成的首要条件，如图 1中EMC上的点A₁。鉴于Tapio弹性分析法存在对经济和资源提前进入“双赢区”误判的可能，因此有必要对2类脱钩结果进一步展开对比分析，从而确定国有林区进入“双赢区”的具体时间和拐点位置，为后续伪脱钩风险识别提供前提保障。

Tapio脱钩弹性分析认为林区经济和资源脱钩始于2000年，从图 4中国有林区经济总产值与木材产量的变化趋势来看，2000年后二者在数量上的变化并不完全符合跨入“双赢区”的基本特征，即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在数量上开始出现明显背离，而这一特征在2002年后才开始显现，说明Tapio脱钩弹性分析的测算结果的确存在对经济和资源跨入“双赢区”的提前误判。而在木材产量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林区经济总产值从2002年的95.3亿元增长至2003年的202.3亿元，增长幅度超过110%，可见，Kuznets曲线模型关于EMC中A点位置的基本判定(图 3)更符合国有林区的实际情况，即国有林区自2002年后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开始脱钩并实现了从EMC中的“两难区”向“双赢区”的跨越。Kuznets曲线模型得到的脱钩结果既充分验证了假设1，同时也确认了后续伪脱钩风险识别所需的必要前提。

3.2 伪脱钩风险的实证检验

借助森林覆盖率和GDP增长率2个指标对国有林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是否存在伪脱钩风险进行实证检验。图 5反映了国有林区进入“双赢区”后森林覆盖率与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为了更直观地反映2个指标的变化特征，基于模型(6) 进一步得到如图 5所示的2条平滑趋势线a和b。

结合拟合方程来看，森林覆盖率和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完全相反，前者上升趋势显著，说明脱钩后林区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改善；而后者却总体下降，且曲线a中自变量系数的绝对值远小于曲线b(1.394 4＜29.69)，说明单位森林覆盖率的增长或单位GDP增长率的下降只会进一步拉大二者之间的距离。由此可知，国有林区虽然2002年后即已实现经济和资源脱钩并顺利进入EMC中的“双赢区”，但多年来资源改善与经济增长背道而驰，后者利益遭受明显损失，与图 1中曲线L₁的情况相符，这一结果充分验证了假设2，即国有林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的确呈伪脱钩状态。

4 国有林区伪脱钩风险的破解思路 4.1 伪脱钩关系的成因分析

伪脱钩一般源于经济和资源的强制脱钩或消极脱钩，结合国有林区近年来经济和资源实际发展情况及对伪脱钩风险的实证检验，认为由政府主导实施的“天保”工程客观上造成了经济与资源短期内的强制脱钩，进而导致伪脱钩。鉴于森工产业(采运、加工)受“天保”工程影响首当其冲，而森工经济又是脱钩前国有林区经济的主要支柱，因此尝试通过对比森林资源和森工产值变动对上述原因进行具体分析。

图 6所示为1993年以来国有林区木材产量和森工产值比重的变化趋势(1995年数据缺失)。1998年前林区年均木材产量维持在2 000万m³，森工经济比重保持在80%以上，是国有林区经济的主要支柱。“天保”工程启动后，木材产量2001年降至约1 000万m³，下降幅度超过50%。考虑到国有林区之前的木材储备，森工经济比重并未在1998年出现断崖式触底，而是经过5年左右的资源消耗后在2003年跌至谷底，下降幅度超过80%，而国有林区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也在同年跨过了EMC最高点实现脱钩，显然“天保”工程大幅调减木材产量的做法在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的同时也对林区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是伪脱钩风险形成的直接原因。但需说明的是，尽管以“天保”工程为主的资源管控政策必然对林区经济造成冲击，但关于二者之间伪脱钩的关系判定离不开必要的实证检验。

4.2 国有林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破解国有林区伪脱钩风险，根本在于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的同时如何尽可能加快经济增长、消除经济利益损失。根据已经构建的国有林区经济发展模型(7) 和经济增长模型(8)，实证探究维持林区经济发展和推动林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为破解伪脱钩风险提供参考。

基于表 3的模型拟合结果，分别得到如下方程：

$ \begin{array}{l} {\rm{GDP}} = 0.{\rm{ }}992{\rm{NW}} + 0.{\rm{ }}257{\rm{MC}} + 0.{\rm{ }}078K - \\ 0.{\rm{ }}202L - 3.{\rm{ }}539{\rm{E}} - 17; \end{array} $

(10)

$ \begin{array}{l} \Delta {\rm{GDP}} = 0.{\rm{ }}969\Delta {\rm{NW}} + 0.{\rm{ }}347\Delta {\rm{MC}} + 0.{\rm{ }}158\Delta K - \\ 0.{\rm{ }}209\Delta L + 1.{\rm{ }}353{\rm{E}} - 18。 \end{array} $

(11)

首先，非木质经济近年来无论在维持经济发展(0.992) 还是在驱动经济增长(0.969) 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图 4显示林区经济总体增长乏力，但作为当前国有林区传统森工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替代者，以森林旅游、森林食品、林下特色种植养殖等为典型代表的非木质产业整体发展向好，产业比重从1998年前的不足10%稳步增长至2003年后80%的平均水平，很好地实现了林区停伐减产后的产业接续。然而必须正视，非木质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林区生态转型及体制改革倒逼作用下积极的政策扶持，产业自身基础相对薄弱，生产技术及专业化水平仍然较低，经济造血能力远不及转型前的森工产业，未来国有林区在禁伐政策下依托非木质产业从根本上实现经济转型和繁荣增长，需突出科技创新及提高劳动力素质等。

其次，木材产量依然是支撑国有林区经济发展及增长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说明国有林区长期以来形成的林产工业优势并没有随着政策干预而消亡殆尽，尽管林区已经在速度和数量上实现了经济和资源脱钩，但资源的经济驱动效应仍然显著，限于严格的资源管控政策，驱动效应被严重遮掩，进一步加剧了伪脱钩风险的严重性；另一方面，反映出国有林区近年来对森工产业的转型替代并不彻底，强制脱钩形势下加快经济转型和替代产业发展是有效缓解伪脱钩造成经济利益损失的优先选择。

再次，投资对林区经济的影响远不及前二者，究其原因是资源经营保护性投入和保障居民生计的政策性投入占据了投资的绝大多数，而真正用于经济刺激和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客观上促成了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虽然脱钩却无法双赢的现实困境。尽管投资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并不突出(0.078)，但通过改善民生和保障森工企业及产业体系的经营稳定，对维持和促进林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间接影响。

最后，劳动力在林区经济发展中存在投入冗余(-0.202)，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P=0.748)，尽管多数非木质产业处在劳动密集阶段，但其就业消化能力仍不足以应对停伐减产造成的劳动力富余压力。减伐、禁伐政策导致森工产业日益萎缩，而转型替代产业尚未实现规模化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建议对劳动力要素实施减量提质策略。

4.3 伪脱钩风险的破解机制

根据不同要素对国有林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及林区经济转型发展与资源保护过程中不同因素、主体间的关联关系，构建了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伪脱钩风险的破解机制，见图 7。

由图 7可知：首先，投资是支撑破解机制运行的根本所在。尽管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突出，但在国有林区全面深化改革、禁伐及推进经济转型的严峻形势下，无论维持森林资源经营保护还是保障林区经济社会稳定，投资的基础地位及全局影响力都不容忽视。其次，优化劳动力供给是实现经济和资源双赢发展的重要载体。劳动力要素涉及资源保护及非木质产业发展的各个方面，通过实施提质减量策略，可在消除劳动力冗余的同时为林区经济增长提供智力支持，并对伪脱钩风险破解机制的总体运行发挥积极作用。再次，非木质经济发展是加快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资源双赢目标的主要动力，不仅在维持林区经济总量和增加造血输出方面地位突出，而且在自身产业规模扩大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对林区传统产业中木质资源的替代能力，客观上营造了有利于林区森林资源保护的良好环境。第四，森工产业是林区经济增长的有力补充。鉴于木材资源对林区经济的驱动效应尚在，可通过增加投资，鼓励和扶持森工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发展境外资源开发及木材进口贸易，充分发挥林产工业长期积累的技术和行业优势。最后，加强科技创新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及加快非木质经济成长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和资源双赢系统中发挥催化剂作用，特别是在当前国有林区禁伐政策全面落地的背景下，依托科技创新提高经济效率无论对以非木质经济发展为动力的经济增长还是借助资源替代实现森林资源保护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5 讨论 5.1 伪脱钩风险的不可抗性

伪脱钩是对脱钩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重点探讨经济和资源脱钩后的地区发展情况。尽管通过稳步脱钩可以在源头上规避伪脱钩风险，但现实中能够真正依靠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等顺利完成经济和资源脱钩的情况很少。一个国家或地区往往要在经济财富与资源环境间做出更符合首要需求的两难选择，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强制脱钩和消极脱钩的发生，进而引发伪脱钩风险，因此，伪脱钩风险在现实中有着一定的不可抗性，不过能够借助一系列技术操作尽可能降低风险造成的利益损失，从而加快EMC中脱钩曲线L₁、L₂向L方向移动，如本文针对国有林区构建的经济和资源伪脱钩破解机制。

5.2 伪脱钩风险的识别内容及方法

伪脱钩风险识别在内容上包括2点：一是对脱钩关系的判定；二是对脱钩后经济、资源利益中是否存在一方明显的利益损失做出确认。关于脱钩关系判定有着相对成熟的方法体系，而在最关键的第2点上目前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手段。文中通过对比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领域代表性指标的变化趋势，虽然可以对是否存在伪脱钩风险做出基本判断，但却无法对风险大小及其引发的利益损失进行有效评估，进而影响到在风险破解中对政策调控尺度的准确把握。为此，有必要在伪脱钩风险评估方面进一步展开持续研究。

5.3 未脱钩、脱钩与伪脱钩之间的逻辑关系

脱钩与未脱钩是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存在的2种典型关系特征，在关系识别上有着成熟的方法体系；而伪脱钩尽管在速度、数量上表现为经济和资源已脱钩(图 2)，但政策干预作用下形成的强制脱钩可能遮掩了资源尚存的经济产出效应，因此，伪脱钩本质上属于未脱钩。国有林区经济增长和木材资源之间的脱钩关系即属于伪脱钩，虽然二者跨过了EMC最高点，名义上已经脱钩，但木材资源对林区经济的显著影响并未消失，二者并没有真正脱钩，也由此产生了伪脱钩风险即无法实现真正脱钩后经济和资源的双赢发展格局。

5.4 国有林区经济资源伪脱钩的合理性、必然性及发展趋势

国有林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的伪脱钩关系是“天保”政策干预下强制脱钩的结果，却也是林区应对资源危机和适应生态建设转型做出的最佳选择，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未来随着国有林区不断深化改革、转型及发展，伪脱钩造成的经济利益损失将逐步缓解直至消除。而考虑到森林资源的可再生性，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以及国有林区职能的重新定位，林区经济与资源之间的脱钩状态可能消失，而森林资源型经济在一定程度和规模上可能复出并重复EMC式的关系变迁，为了有效规避伪脱钩风险，国有林区须坚持经济、资源包容性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6 结论

通过对国有林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伪脱钩风险识别及破解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国有林区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自2003年跨过EMC最高点后实现脱钩，但脱钩后林区森林资源保护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经济增长利益出现严重损失(图 5)，二者之间的脱钩关系中存在伪脱钩风险；第二，进一步借助经济发展及增长模型的实证测算，认为木材对林区经济的支撑和驱动效应依然显著(0.257, 0.347)，但限于资源管控政策而被严重遮掩，因此国有林区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之间并未实现真正脱钩，而是处于伪脱钩状态；第三，国有林区经济和资源的伪脱钩关系主要源于“天保”政策对森林开发利用的强制干预，导致短期内木材产量大幅下降，进而引发林区传统经济支柱——森工产业严重萎缩，区内经济利益受损；第四，借助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模型的实证分析，认为大力发展非木质经济是停伐转型背景下提升国有林区经济总量和驱动经济增长的优先选择，其次为鼓励和扩大投资以及寻求新的木材供给，再者则是如何有效消除劳动力冗余；第五，结合实证研究结果及林区实际，系统构建了以投资为支撑、以职工为载体、以非木质经济发展为动力、以科技创新为手段，旨在实现林区经济和资源双赢发展的伪脱钩风险破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