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 龚鹏, 张绿水, 古新仁
- Gong Peng, Zhang Lüshui, Gu Xinren
- 原风景对城市植物景观感知的影响
- Influences of Prototype Landscape on People's Perceptions of Urban Plant Landscape
- 林业科学, 2016, 52(9): 67-76
- Scientia Silvae Sinicae, 2016, 52(9): 67-76.
- DOI: 10.11707/j.1001-7488.2016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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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2015-09-06
- 修回日期:201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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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关文章
城市植物景观营建是当今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城市居民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园林植物景观的要求也逐渐从功能需求逐渐转变为对生态和心理层面的需求。刘滨谊(2013)的“风景园林三元论”(环境生态、行为活动和空间形态)中也提到心理感受是活动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对植物景观感知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影响植物景观美景度的相关要素上,探索如何营造能够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植物景观(余醇,2010; 王燚,2007)。但是从现象的层面看,从客观的时空存在到主观的感受审美,风景园林所呈现出的“存在”是千变万化的,产生的感受也因人而异、难以捉摸(刘滨谊,2013)。因此对评价者的差异导致的景观评价结论不同是众多研究所关注的领域。以往对植物景观感知评价中对评价者多以专业背景、性别、年龄进行分类。Bjerke等(2006)认为,大众对植物密度的喜好与人们教育水平成正相关;Jorgensen等(2002)的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对植物空间的偏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Jorgensen等(2007)认为,对城市植物景观的偏好也会随着年龄发生变化。但研究中对评价者的分类很少涉及到人们不同的生长环境对评价标准造成的影响。城市植物场景能引起人们在类似环境中的童年回忆,同时这些回忆也影响人们对景观环境的偏好(Jorgensen et al.,2007);人们对植物景观的偏好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Jiang et al.,2015)。我国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城市将迎来3亿外来人口,如何使这部分人顺利地融入城市文明是当今新常态下城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姜华,2013; 黄婕,2012)。本文的研究目标是确定不同生活环境经历的人群对城市植物景观感知差异。
为了能有效区分不同生活环境背景的人,本文研究使用“原风景”的概念来区分来自不同生活环境的人群。原风景来源于定居者的生活风景,是定居者对其以往的生活风景的经验总结;原风景的研究起源于日本,它是指人们在幼年时期(约7~8岁之间)到青少年时期(10~20岁之间)的生活环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风景,这种风景也包含个人对气候、风俗、社交、方言、习惯等各方面的印象;它是人们对环境最初的体验,这些体验来自于地形、气候、宗教、禁忌、风俗、语言、生产手段、社会形态等各个方面,会在人们对环境信息的捕捉和解释上产生影响,个人的原风景极大地影响着其对风景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奥野健男,1972; 王之婧等,2010)。王之婧等(2010)的研究发现,原风景对景观感知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本研究希望探究不同原风景类型对城市植物景观感知产生的影响。
1 研究方法结合视觉景观评估的物理学派(基于专家的方式方法)和心理学派(基于个人的方式方法)的研究方法,由专家确定较为客观的植物景观评价属性,由大众介入完成感知评估(埃卡特·兰格等,2012)。
在以往研究中,照片或幻灯片一直充当着景观评价的媒介,很多学者对于二维图像评判的可靠性进行了研究,大多数研究表明图像能较客观地反映现场的景观信息,用现场评价和图片评价获得的结果没有显著的语义差异(semantic differentials),所以认为图片评价是可以接受的(Shafer et al.,1974; Daniel et al.,1976)。但也有例外,如Brush(1979)在研究森林经营者对林分景观的评价时指出,有些图片不能准确地反映林分的美景度。有研究表明二维的幻灯片和照片无法提供空间的完整信息,植物景观的空间感知和周边环境整体的协调性也无法获知。为了能更好地评价植物景观环境,本研究采用现场评价方法。
1.1 调查对象研究表明,不同文化背景的评判者对于评价物的审美尺度在统计学意义上差异不显著,而青年大学生对景观的欣赏很少带有功利性(俞孔坚等,1990),且不同专业的学生对同一景观的评判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王雁等,1999);以往研究也发现原风景对景观感知会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王之婧等,2010)。因此本研究选取年龄相对一致的大学生,以规避年龄影响。所选取的在校大学生都来自外地,这样可减少由于测试者对场地环境熟悉而造成对景观感知的影响(Jorgensen et al.,2002; 王雁等,1999)。由于本研究测试样地所在城市为亚热带植物分布区域,被调查者的选择界定在我国南方地区,以防止调查者对植物品种的陌生感带来对测试结果的干扰。所有测试者均来自江西农业大学及南昌大学的在校本科生,共计126名,其中无法描述自身原风景的学生有6名;最终有效测试人员为120名,其中男生占46.7%(56名),女生占53.3%(64名)。
由于原风景为每人8~18岁之间主要生活地区环境类型,原风景类型人群可以结合我国城市乡村二元结构进行分类,其中城市按我国行政区划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旗)、乡(镇)三级。本研究结合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同时也便于实际操作和统计,将乡(镇)管辖的范围以及在行政上不属于城区街道管辖而属于城市郊区范围定义为“城乡结合部”区域(黄公元,1998)。城乡结合部是在城市和乡村地域之间,由于城市和乡村各要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独特的地域实体,其边缘效应明显、功能互补强烈,自然人文景观和土地利用具有显著的过渡性、动态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等特征,既不同于典型的城市,也不同于典型的农村(夏南凯等,2008)。因此本研究将人群分为城市环境原风景类型人群(以下称为城市类型)、城乡结合部区域环境原风景类型人群(以下称为城乡结合部类型)和乡村环境原风景类型人群(以下称为乡村类型)。
在问卷调查表个人背景资料中列出“在8~18岁之间主要生活地区环境类型”选项分别为城市、城乡结合部、农村和无法确定4类,供测试者勾选。通过统计有效测试问卷得出测试者的原风景类型中城市占35%(42名)、城乡结合部占28.3%(34名)、乡村占36.7%(44名),见表 1。
场地的选取在南昌城区内。南昌城市植物景观呈现出北亚热带绿化区植物特点(陈有民,2006),测试场地的挑选要能代表城市区域内的植物种类与种植风格,同时要能够保证在测试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外界干扰因素(如与测试不相关的人、动物或车)。综合以上因素,本研究在南昌红谷滩区前湖迎宾馆附近、南昌大学校园内共挑选测试的植物景观空间场地样本5处(图 1A-E)。样本选择过程中尽量满足空间环境中以植物景观为主,植物种类及种植方式具有城市植物景观的代表性,所有样本场景中植物都是乡土植物品种。场景的选择在空间形态、植物配置形式、微地形处理等方面形成差异化。5处场景的基本特点如下:场景1为狭长空间形态,植物以乔木品种为主,地被破坏较为严重,地形有起伏;场景2空间呈半封闭形态,植物以乔灌品种为主,有微地形变化;场景3为疏林草地空间,植物以乔木为主,场地平坦;场景4为疏林草地空间,植物以乔灌品种为主,场地中有孤植树,地形有起伏;场景5为封闭空间,植物以乔灌为主,场地中有游步道穿越。
同时样本的选择注意形成空间大小的差异性,场景大小为植物空间中心可视林缘线围合形成的空间范围,通过测量工具实际测算得出空间大小数据。5处场景的空间大小见表 2。
采用标准化问卷形式进行,问卷的核心内容为问卷说明、问题与回答。问卷说明中提出的假设是:“在风和日丽的春季的一个周末,你一个人行走在市区某公园内一处植物围合成的场地中,环顾四周环境后,请将您所产生的心理感受结论通过问卷的形式告知我们”。
问题的设定是结合物理学派(基于专家的方法)(埃卡特·兰格等,2012)与SD法(语义差异法),参考以往对植物景观评价的研究相关指标进行梳理(于苏建等,2012; 矫明阳等,2013; 黄广远,2012; 王建伟等,2012),由风景园林专业的2名教授和3名博士共同确定完成。最终确定的与城市植物景观相关的评价指标,分为6类感知类型包含22组形容词对(感知因子),每对形容词都使用7级里克特量表法进行区分,7级分别代表非常多(7分)、多(6分)、较多(5分)、一般(4分)、较少(3分)、少(2分)、非常少(1分)(表 3)。测试者的问卷都有编号与测试场地对应,每个场地对应的问卷中感知类型和感知因子的数量都是一样的,但是出现的顺序是不同的,以防止测试者在勾选对应分值时形成惯性思维。其中“偏好”类型是一种态度,一种表示喜好程度的态度,即“比较喜欢”;偏好的态度常反映在选择行为上,因而景观偏好乃是个人或团体对一个环境状态的喜欢或不喜欢之程度。因此“偏好”类型在结果数据分析中设为因变量,其他感知类型为自变量。
所有问卷调查都是在实际环境中进行,时间选择在2015年3月28日上午9:00—12:00和下午14:00—17:00。测试前对所有测试者进行植物景观感知因子的说明,要让每位测试者清楚地了解到评价的内容和目的。测试中要求测试者单独进入指定的5处植物空间环境中完成问卷的填写,每处场景给予的时间为3 min。发放问卷126份,回收126份。排除无法确定原风景类型的问卷后,有效问卷120份,有效率95%。
将不同原风景人群对5处植物场景的各项感知因子的评价分级进行统计分析,包括ANOVA方差分析(LSD)、可靠性检验、相关性分析,所有的数据计算均通过软件Microsoft Excel 2010和SPSS19.0完成。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原风景类型人群对植物景观评价均值的比较从不同原风景类型人群对5处植物景观偏好的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所有人群对植物景观的偏好与植物空间的大小正相关(图 2)。对所有感知因子评价均值(图 3)的比较可以发现,不同人群的评价趋势相对一致。
通过图 2中不同场景的组间比对发现,城市类型人群的偏好评价结果普遍要高于其他类型人群,而且从图 3可以看出,城市类型人群在安全感、熟悉感、宁静感、空间大小、空间连续、亮度、协调性感知因子中的评价均值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人群。说明城市类型人群对植物环境的样本更熟悉,对植物空间和植物色彩方面的感知更符合他们的景观价值判断。
2.2 不同原风景类型人群植物景观感知因子评价差异性的比较将每个人的5处场景感知因子评价数据进行加权平均,通过方差分析(ANOVA)对不同原风景类型人群所有感知因子评价值的差异性进行检验(表 4)发现:城市类型的人群与城乡结合部类型人群的吸引力因子(偏好类型)有明显的差异,而乡村类型的人群偏好与其他类型人群没有明显差异。在舒畅度、生命力、宁静感、亮度的评价结果中城市类型和乡村类型人群之间的评价结果有明显的差异性。在神秘性、熟悉感、宁静感、空间连续和亮度的感知因子中,城市类型人群的评价值与城乡结合部类型人群有明显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在神秘性和亮度感知因子评价中,城市和城乡结合部类型人群有着极显著的差异。以往的研究也发现神秘性与亮度有较强的相关性(Herzog et al.,2004),这也就不难理解这2个因子在显著差异性中同时出现的原因。由于熟悉感直接影响着神秘性(Kaplan et al.,1989),由此可以分析出城市类型与城乡结合部类型人群生活的原风景中植物景观有着显著的不同,从而造成这2类人群对城市植物景观的熟悉程度的不同,同样这2类人群在神秘性因子方面也有着显著的差异(表 4)。
另一方面也看到,城市类型和乡村类型人群对城市植物景观的熟悉度差异性不大,这或许是因为如今城市植物景观追求生态型、复合型的种植类型,导致城市环境中呈现的植物景观与乡村环境中的植物景观较为相似。
在宁静感的评价中,城市类型分别与乡村类型和城乡结合部类型二者都有着极显著的差异。说明乡村和城乡结合部类型对植物景观的宁静程度要求更高,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城市环境中噪音的污染使得人们对宁静感知的判断阀值更低。
2.3 不同原风景类型人群偏好相关性分析将所有问卷的评级分值按感知类型进行数据归类,对感知类型中每项感知因子数据进行可靠性(Cronbach’s Alpha值)检验。从测试结果(表 5)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原风景人群在各项感知类型的评价结果都表现出较高的可靠性,说明感知类型中所含各评价因子的设置在统计学的意义上是可行的,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数据分析。同时以吸引力(偏好)为因变量,以评价者的原风景类型和性别作为自变量,进行主体间效应的检验,发现性别和原风景类型二者对偏好的影响没有交互作用(Sig.=0.253),因此在后面的讨论中就不涉及性别间差异的问题。
分别将每人除偏好类型以外的5类感知类型中每项感知因子数据加权平均(感知类型对应的感知因子见表 3),由此生成相对每人感知类型的数值。通过不同原风景类型人群偏好值与其他植物景观感知类型相关性检验(表 6)可以看出,所有类型人群的偏好值与其他感知类型都存在着极显著的相关性。但是从相关系数可以发现,影响城市类型人群植物景观偏好的感知类型排序为:心理感受>植物色彩>整体环境>植物空间>植物形态;影响城乡结合部类型人群植物景观偏好的感知类型排序为:心理感受>整体环境>植物色彩>植物空间>植物形态;影响乡村类型人群植物景观偏好的感知类型排序为:心理感受>植物形态>整体环境>植物色彩>植物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植物形态感知类型对乡村类型人群的偏好影响排序是第2,而其他类型人群都是第5;这可以看出乡村类型人群对植物层次性、植物种类及植物尺度感的整体要求偏高。从结果还可以看出植物色彩感知类型对城市类型人群偏好的影响程度较其他类型人群更高。
3 讨论原风景对人们环境景观感知的影响是存在的,也是多元的(王之婧等,2010)。本文研究的目的是探讨不同原风景类型对人们的城市植物景观感知的影响。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原风景类型人群在植物景观感知因子和类型层面都存在着差异性。这个结果也应证了Buhyoff等(1983)的研究结论:不同的地理及文化背景将对景观的评价产生显著的影响。刘灿(2010)的研究也认为在性别、地域和学科背景三者对人们审美感知影响中,人们生活的地域因素对评价影响最大。
从评价均值结果看出,城市类型人群对植物景观样本的各项值评价普遍偏高,说明该类型人群对原本就是城市内的植物景观有着较高的认同感。Kaplan等(1989)认为,熟悉性可引起漠不关心,也可引起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在本次研究中熟悉感应该是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在评价结果中也发现,景观偏好与植物空间大小成正比,这与之前研究结论相一致。Appleton(1975)的“瞭望-庇护”理论与Kaplan等(1989)的心理进化理论都强调景观视线的长度与景观偏好成正相关;王雁等(1999)的研究也总结出,在森林内可透视距离越长,美景度越高。
研究中还发现,性别因素与原风景类型二者对不同类型人群的植物景观偏好影响没有交互作用,这一结果与王之婧等(2010)的研究结论(性别与原风景的相关性弱,P=0.099)接近。
从植物景观感知因子差异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城乡结合部类型与乡村类型人群在感知因子评价中没有显著性差异。从植物感知类型对偏好影响程度的排序上,发现城乡结合部与城市类型人群较为相似。从我国城乡结合部的发展脉络(黄宝荣等,2012)可以知道,该区域的环境都是随着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扩张的过程中从乡村慢慢转变而成。城乡结合部是城市环境向乡村环境过渡的区域,它既有城市特点又有乡村特点。
4 结论本文研究证明了原风景的不同将直接影响人们对城市植物景观的感知;城乡结合部类型人群对植物景观价值判断标准呈现出既有城市又有乡村的影响。
人们对城市植物景观的评价与对它的熟悉程度成正相关。人们对城市植物景观偏好与植物空间的大小正相关。性别与原风景二者对人们的植物景观偏好没有交互影响。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中植物景观空间中的使用者不再只是城市原住居民,对不同原风景类型人群对植物景观感知的研究将有助于城市绿地建设更加富有人性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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