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 杨宁, 邹冬生, 杨满元, 付美云, 林仲桂, 赵林峰
- Yang Ning, Zou Dongsheng, Yang Manyuan, Fu Meiyun, Lin Zhonggui, Zhao Linfeng
- 衡阳紫色土丘陵坡地不同植被恢复阶段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变化
- Variations of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 Diversity in Purple Soils at Different Re-Vegetation Stages on Sloping-Land in Hengyang, Hunan Province
- 林业科学, 2016, 52(8): 146-156
- Scientia Silvae Sinicae, 2016, 52(8): 146-156.
- DOI: 10.11707/j.1001-7488.2016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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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2014-07-10
- 修回日期:2015-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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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关文章
2. 湖南农业大学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长沙 410128
2. College of Bio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衡阳紫色土丘陵坡地(110°32′16″—113°16′32″ E,26°07′05″—27°28′24″ N)地处湖南省中南部,湘江中游,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8 ℃,极端最高气温40.5 ℃,极端最低气温-7.9 ℃,年平均降雨量1 325 mm,年平均蒸发量1 426.5 mm,平均相对湿度80%,全年无霜期286天。地貌类型以丘岗为主。紫色土呈网状集中分布于该区域中部海拔60~200 m的地带,东起衡东县霞流镇、大浦镇,西至祁东县过水坪镇,北至衡阳县演陂镇、渣江镇,南达常宁市官岭镇、东山瑶族乡和耒阳市遥田镇、市炉镇一带,其中以衡南、衡阳2县面积最大(杨宁等, 2013a;2013d;2014a;2014b)。
2 研究方法 2.1 样地选择结合当地档案资料,采用“空间序列代替时间序列”方法,在研究区域内选择坡度、坡向和裸岩率等生态条件基本相同的坡中下部沿等高线的有代表性的裸荒地、草本群落、灌木群落、乔木群落4种典型的植被类型代表从低到高的4个恢复阶段。这种方法虽无法保证不同时、空气候等外界生态环境的恒定,但却可以取得较长时间和尺度的研究结果,是生态学领域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杨宁等, 2010a; 2013c;张继义等, 2004)。每块样地面积>1 hm2,演替初始条件均为撂荒地(表 1)。在每块样地内各设置3个400 m2(20 m×20 m)样方,样方间距>20 m,于2012年6月,在各样方内用直径为2 cm的土壤取样器按S形分别采集5钻0~10 cm,10~25 cm和25~40 cm土层样品,混合为200 g的土样。4个恢复阶段共计样品36个。将土样带回实验室后,充分混匀,并分为2份:1份过2 mm筛后保存于4 ℃冰箱中,供土壤微生物群落特征的测定;另一份自然风干过筛,供土壤理化性质的测定。
土壤含水量(water content, WC):烘干法(105 ℃, 12 h);土壤总有机碳(total organic carbon, TOC):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全氮(total nitrogen, TN):半微量凯氏法;全磷(total phosphorus, TP):NaOH熔融-钼锑抗显色-紫外分光光度法;速效磷(available phosphorus, AP):NaHCO3提取-钼锑抗显色-紫外分光光度法;全钾(total potassium, TK):NaOH熔融-原子吸收法;速效钾(available potassium, AK):NH4Ac浸提-原子吸收法;pH值:电极电位法(鲍士旦, 2000; 杨宁等, 2012)。
2.3 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测定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测定采用Biolog-ECO微平板法(Garland et al., 1991)。具体操作如下:取5 g鲜土于高压灭菌的三角瓶中,加入100 mL无菌的0.145 mol·L-1NaCl溶液,加盖后,在摇床上按约180 r·min-1的转速振荡20 min,冰浴静置2 min,再取5 mL上清液于灭菌过的100 mL三角瓶中,加入45 mL无菌水,重复稀释3次,制取1:1 000的提取液,立即用于ELSLA反应。将Biolog-ECO平板预热到25 ℃,用移液器取150 μL提取液于各个孔中,于25 ℃恒温箱中培养8天。每隔12 h在酶标仪上自动读取590 nm吸光值。
2.4 数据统计分析单孔的平均颜色变化率(average well color development, AWCD)可以评判微生物群落对C源利用总的能力(Garland et al., 1991)。AWCD=∑(Ci-R)/31,式中:Ci为所测定的31个C源孔的吸光值,R为对照孔吸光值。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分析采用Shannon-Wiener物种丰富度指数(Shannon-Wiener species richness index, H)、Shannon-Wiener均匀度指数(Shannon-Wiener evenness index, E)、Simpson优势度指数(Simpson dominance index, D)和McIntosh指数(McIntosh index, U)表示(Magurran, 1988; 杨宁等, 2009a)。采用SPSS13.0进行方差分析(ANOVA)、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和相关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所有数据均为3次重复的平均值,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恢复阶段土壤理化性质不同恢复阶段土壤理化性质见表 2。由表 2可知,土壤pH值介于7.00~8.86之间,表明不同恢复阶段土壤呈中性或弱碱性;土壤含水量(WC)介于133.9~347.4 g·kg-1之间,表明不同恢复阶段土壤含水量普遍较低,且波动较大;不同恢复阶段的TOC,TN、TP和AP呈现出相似的规律,即相同土层不同恢复阶段表现为乔木群落>灌木群落>草本群落>裸荒地(P<0.05),相同恢复阶段不同土层表现为0~10 cm>10~25 cm>25~40 cm(P<0.05)。由于衡阳紫色土含有丰富的正长石等矿物,其风化后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元素K,因此紫色土中的K含量相对较高,TK的变化范围在19.19~21.34 g·kg-1之间,AK的变化范围在255.45~270.65 mg·kg-1之间,其差异变化不大(杨宁等, 2014b; 付美云等, 2015)。
1)不同恢复阶段土壤微生物利用C源变化特征差异Biolog微平板孔AWCD代表了土壤微生物的总体活性,AWCD可以评判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的C源利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壤微生物种群的数量和结构特征。计算不同恢复阶段0~10 cm,10~25 cm,25~40 cm土层AWCD的3次重复平均值,绘制AWCD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图 1)。由图 1可知,同一土层,相同时间不同恢复阶段AWCD表现相似变化规律,其大小顺序均为乔木群落>灌木群落>草本群落>裸荒地。第168 h时,各土层AWCD均最大,3个土层乔木群落的AWCD分别为裸荒地的180.82%,194.83%和176.74%。
对于相同恢复阶段,不同土层AWCD差异也很明显。第168 h时,乔木群落0~10 cm土层的AWCD分别10~25 cm和25~40 cm土层的116.81%和173.68%,灌木群落分别为130.61%和182.86%,草本群落分别为114.63%和146.88%,裸荒地分别为125.86%和169.77%。由此可见,同一恢复阶段不同土层AWCD的大小顺序为0~10 cm>10~25 cm>25~40 cm。
2)不同恢复阶段土壤微生物对6大类C,N源利用率按官能团的性质不同将Biolog-ECO平板上的31种C,N源类型分成6大类(其中C源包括糖类、羧酸类、聚合物类和酚酸类,N源包括氨基酸类和胺/氨类)(表 3)。从表 3可知,土壤微生物对各C,N源的利用存在较大的差异。以0~10 cm为例,不同恢复阶段对6大类C,N源利用率表现相同规律,其大小顺序依次为乔木群落>灌木群落>草本群落>裸荒地(P < 0.05),乔木群落对糖类、羧酸类、聚合物类、酚酸类、氨基酸类和胺/氨类的利用率分别为裸荒地的150.60%,129.90%,161.11%,131.58%,154.55%和150.00%;10~25 cm与25~40 cm土层表现出与0~10 cm土层相似的规律。总体而言,各恢复阶段土壤微生物对糖类和羧酸类利用能力最大,其次为氨基酸类、酚酸类和聚合物类,胺/氨类最小。
相同恢复阶段不同土层土壤微生物对各C,N源的利用能力差异也很明显。大致趋势表现为0~10 cm>10~25 cm>25~40 cm(P < 0.05)。其中乔木群落0~10 cm土层对糖类、羧酸类、聚合物类、酚酸类、氨基酸类和胺/氨类的利用率比25~40 cm土层分别高出32.53%,32.99%,33.33%,40.35%,40.91%和57.14%;灌木群落分别高出24.47%,33.96%,36.36%,27.27%,41.51%和40.00%;草本群落分别高出26.85%,22.02%,40.43%,20.29%,35.00%和35.00%;裸荒地分别高出20.80%,31.77%,32.76%,22.67%,41.86%和33.33%。
3.3 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指数分析根据培养第96 h的AWCD计算土壤微生物群落的H,E,D和U的结果(表 4)。由表 4可知,不同恢复阶段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样性指数存在差异。H表示被利用的C,N源数目的多少,乔木群落H(18.254)最高,显著高于其他恢复阶段(P<0.05),裸荒地(13.208)最低,显著低于其他恢复阶段(P < 0.05),草本群落(15.436)与灌木群落(16.405)差异不大(P>0.05);E反映微生物群落的物种变化度和差异度,乔木群落E(3.573)最高,显著高于其他恢复阶段(P<0.05),表明在该阶段土壤微生物群落种类最多且较均匀,裸荒地(3.078)最低,显著低于其他恢复阶段(P < 0.05),草本群落(3.369)与灌木群落(3.386)差异不大(P>0.05),说明在这2个阶段中,土壤微生物种类差异不大;D的大小顺序为乔木群落>灌木群落>草本群落>裸荒地(P<0.05),表明随着恢复进行,某些优势菌的生长显著减小(P<0.05);U反映C,N源利用种类数和利用程度的不同,乔木群落U(0.912)最大,显著高于其他恢复阶段(P<0.05),表明该阶段土壤微生物种类较为丰富,C,N源利用程度较高,裸荒地(0.844)最低,显著低于其他恢复阶段(P < 0.05),草本群落(0.865)和灌木群落(0.870)差异不大(P>0.05),表明这2个阶段土壤微生物种类和C,N源利用程度基本相似。
从裸荒地→草本群落→灌木群落→乔木群落的过程中,4个多样性指数以乔木群落最高,显著高于其他恢复阶段(P<0.05),草本群落和灌木群落比较接近(P>0.05),而裸荒地最小(P<0.05)。乔木群落的H,E,D和(U分别比裸荒地分别高27.64%,13.85%,6.69%和7.46%,说明在衡阳紫色土丘陵坡地,各恢复阶段分别土壤生态环境的不同,导致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的差异。
3.4 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功能主成分分析利用培养96 h的AWCD对4个恢复阶段31种C,N源类型的底物利用情况进行主成分分析。主成分个数的提取原则是相应特征值大于1的前m个主成分。据此原则共提取8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85.95%,其中PC1为37.24%,权重最大,PC2次之,为15.89%,PC3~PC8较小,分别为8.34%,6.43%,5.84%,4.88%,4.32%和3.01%,因此本文只对PC1,PC2进行分析(图 2)。由图 2可知,不同恢复阶段在PC轴上出现了明显的分布差异。左上区(PC1正端, PC2负端),乔木群落的0~10 cm,10~25 cm和25~40 cm土层分布区,(PC1, PC2)得分系数为(1.68~2.14, -4.03~-3.27);左下区(PC1负端, PC2负端),裸荒地,(-3.08~-1.79, -3.05~-2.87);右上区(PC1正端, PC2正端),草本群落,(2.36, 4.43);右下区(PC1负端, PC2正端),草本群落和灌木群落共存,(-2.18~-0.94, 2.52~4.65)。从(PC1, PC2)得分系数分布区域基本上能区分不同恢复阶段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特征,即草本群落与灌木群落土壤微生物群落C,N源利用方式及代谢功能相似,而裸荒地、乔木群落具有不同的C,N源利用方式及代谢功能。
初始载荷值反映该C,N源类型对主成分的影响,值越高,影响越大,反之越小。由表 5可知,有13种C,N源类型在PC1的权重较大,其中糖类、氨基酸类、脂类、代谢中间产物和次生代谢物的类型数分别为5,3,2和3;与PC2相关性较大的C,N源有13种类型,其中糖类、氨基酸类、脂类、代谢中间产物和次生代谢物的类型数分别为6,3,2和2,在衡阳紫色土丘陵坡地恢复过程中,土壤微生物利用率较高的C,N源类别是糖类、氨基酸类以及代谢中间产物和次生代谢物。
土壤养分,尤其是土壤有机质为土壤微生物重要的C源和N源。为探讨土壤养分与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进行了土壤理化性质与土壤微生物群落相关性分析(表 6),结果表明:H,E,D和U 4个多样性指数均与TOC和TN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与TP和AP呈显著正相关(P<0.05);WC与H和U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与E和D呈显著正相关(P<0.05)。由此可以说明,WC,TOC,TN,TP和AP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有着重要影响(杨宁等, 2014e;2015)。
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变化可以反映土壤生态系统的质量和健康水平(王丽娟等, 2013)。植物对土壤环境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特征。研究表明,不同植物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响不同(Bronwyn et al., 1997),植物根系对土壤微生物有显著影响(赵兰风等, 2013),植物根系分泌物对土壤微生物的分布有重要影响(Nayyar et al., 2009),在植物生态系统中,植物种类的改变对地下生态系统微生物多样性有明显影响(Augusto et al., 2002)。因此,微生物、植被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能更好地了解生态系统过程,预测生态系统过程变化的趋势。该文通过对衡阳紫色土丘陵坡地不同恢复阶段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变化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植被恢复的进行,土壤质量得以逐步改善,同时也提示在植被恢复中,可施用菌肥来提高土壤生化强度,促进该区域的植被恢复(杨满元等, 2015)。
丁访军等(2012)认为,不同林分类型土壤有机碳的积累和存储是不同的;Osbert等(2004)的研究也发现不同林分类型间土壤C含量各异,其中北美云杉(Picea sitchensis)林和西部铁杉(Tsuga heterophylla)林的土壤C含量最高,而美国黄松(Pinus ponderosa)林土壤C含量最低;Longpre等(1994)和Pare等(1996)的研究表明,不同林分类型土壤N素的水平不同,北美短叶松(Pinus banksiana)纯林的N水平低于其与纸皮桦(Betula papyrifera)或美洲山杨(Populus tremuloides)的混交林。在本研究中,也取得了相似的结果,除4个恢复阶段TK和AK的时空格局差异不明显外,WC,TOC,TN,TP和AP随恢复的进行显著增加(P<0.05),随土层加深而显著减小(P<0.05)。H,E,D和U 4个微生物多样性指数与TOC和TN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738,与TP和AP的相关系数介于0.598~0.677;WC与H和U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81和0.778,与E和D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78和0.680。可见植被恢复除了对土壤养分的改良和土壤生态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外,同样也是产生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差异的重要原因(杨宁等, 2011; 2014a;陈璟等, 2013; 向泽宇等, 2014)。
周桔等(2007)认为,植被是土壤微生物赖以生存的营养物质和能量来源,植被种类多样性与土壤微生物种类多样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野外调查发现,在衡阳紫色土丘陵坡地,随着植被恢复的进行,植物群落与异质性不断发育,植物生物量和凋落物存在较大差异。裸荒地的植物多样性最低,凋落物数量最少,草本群落和灌木群落植被多样性和凋落物次之,乔木群落最多。植被多样性和凋落物的增多,对土壤生态系统产生显著的影响,进而改变了土壤微环境,也改变了土壤养分的转化;植被对土壤的改良作用和物种多样性随恢复年限的增加而提高(曹成有等, 2000),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随之不断增加,植物种类的改变影响着微生物多样性及土壤中的C,N源的分配(Ladygina et al., 2010),植被通过影响土壤环境,改变了土壤微生物群落(Rodriguez-Loinaz et al., 2008; Zou et al., 2005; 杨宁等, 2014b)。植被大量的凋落物及死亡的根系为土壤微生物提供大量的C源、N源及能源,促进了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活性的提高;植被恢复减少对土壤团聚体和地表结皮破坏,使土壤易于抵抗水蚀和风蚀,土壤养分状况得到改善,为一些微生物繁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杨宁等, 2014c;2014d;杨满元等, 2015)。
Zou等(2005)研究表明,植被的多样性与异质性可显著改变地下生物群落结构。在衡阳紫色土丘陵坡地,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递减,其他研究者(吴则焰等, 2013)也报道了类似的递减模式,均认为土壤养分含量、土壤湿度等生态因子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土壤表层为腐质层,具有较多的凋落物,土壤养分含量高,通风性和水热条件良好,十分有利于土壤微生物的生长,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最为丰富;植被根系主要集中在0~40 cm的土层(李鹏等, 2005; 杨宁等, 2010b),凋落物和根系分解所产生的有机质相对集中在40 cm以上的土层,尤其是集中在表层,随着环境条件变化,表层土壤经历着更为剧烈的温湿度变化,更容易受到分解物和根系分泌物的影响,根系分泌物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有利于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增加(Pengthamkeerati et al., 2011)。土壤理化性质的改变使土壤微生境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土壤微生物的分布、活动及其多样性,随着土层深度增加,土壤密度增大,孔隙度减小,营养成分持续下降,植被根系分布逐渐减少,土壤水、热、气等生态因子逐渐不适合土壤微生物生存和生长,土壤微生物的正常活动受到一定的影响,其种类和数量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少(Preston-Mafham et al., 2002; 杨宁等, 2009b)。
土壤微生物是植物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群落结构和多样性,尤其是探讨植被多样性与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揭示微生物、环境、植物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由于Biolog-ECO方法表征的只是土壤中快速生长或富营养的微生物的活性,且只能对环境微生物群落进行比较和识别,以及分析群落活性与功能,无法直接获取微生物群落结构的详细信息(Bronwyn et al., 1997),因此,结合其他研究微生物的方法,如磷脂脂肪酸(PLFA)分析法,核酸分析法(如PCR-DGGE和RFLP等),将有助于提示衡阳紫色土丘陵坡地恢复过程中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与地上植被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5 结论本文采用空间序列代替时间序列的方法,运用Biolog-Eco微平板技术,研究衡阳紫色土丘陵坡地不同恢复阶段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差异,得出以下主要结论:植被恢复后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谢活性显著升高(P<0.05);随着植被恢复的进行,相同土层的平均颜色变化率逐渐增强,C,N源利用强度显著升高(P < 0.05);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相同恢复阶段的平均颜色变化率逐渐减小,C,N源利用强度显著减小(P < 0.05);在乔木群落阶段,土壤微生物群落的Shannon-Wiener物种丰富度指数、Shannon-Wiener均匀度指数、Simpson优势度指数和McIntosh指数最高(P<0.05),草本群落和灌木群落其次(P>0.05),草本群落最低(P<0.05);主成分分析表明,从31种C,N源类型提取的与C,N源利用相关的主成分1和主成分2分别能解释变量方差的37.24%和15.89%,在主成分分离中起主要贡献作用的C,N源是糖类、氨基酸类以及代谢中间产物和次生代谢物;相关关分析表明,土壤含水量、土壤总有机碳、全氮、全磷和速效磷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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