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 刘琳, 刘铁男, 刘美爽, 刘俊昌
- Liu Lin, Liu Tienan, Liu Meishuang, Liu Junchuang
- 黑龙江省森工林区林业用地面积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 Analysis of Forest Land Area Change and Driving Factors in the Forest Industry Region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 林业科学, 2016, 52(5): 160-169
- Scientia Silvae Sinicae, 2016, 52(5): 160-169.
- DOI: 10.11707/j.1001-7488.2016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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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2015-01-23
- 修回日期:201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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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关文章
2. 黑龙江省森林工程与环境研究所 哈尔滨 150081;
3. 东北林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哈尔滨 150040
2. Forestry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Harbin 150081 ;
3.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黑龙江省森工林区是我国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和森林工业基地。2014年4月1日起,国家林业局、财政部在黑龙江省重点国有林区启动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试点,林区的历史任务从为生产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木材逐渐转变为恢复森林生态环境、增加碳储备; 2015年2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国有林区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长期以来国有林区管理体制不完善,森林资源过度开发,民生问题较为突出,严重制约了生态安全和保障能力。
林地是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森林存在的基础和依托。如果林地依然存在,在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依靠自然力可以实现森林植被的恢复;而一旦林业用地大量转变成其他用途,则这块林地上的林木也就永远消失,将会改变土壤、大气、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将产生深远影响。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森林资源管理以林木资源管理为中心,林地资源管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加大了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保护的资金投入,从第3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开始,森林一直保持面积和蓄积的双增长,但是林业用地面积却持续大幅度减少,黑龙江省森工林区林业用地面积从第1次复查时的936.95万hm2下降到第8次复查的837.09万hm2,减少了99.86万hm2,减少率为11%。大量林业用地流失已经成为制约黑龙江省森工林区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此,迫切需要对引起林业用地面积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深层次分析。
国内大量学者对土地资源利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李智伟(2002)提出,影响土地资源持续利用的社会、经济和技术3方面因素可统称为人为因素,其对土地资源利用往往起着先导和主导的决定性作用。张凤荣(2000)从理论上论述了土地可持续利用与环境保护会同时受到自然、社会、经济、土地利用规划及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并将我国按照一定的方法划分成不同区域,分别进行可持续土地利用管理的实践研究。刘平辉等(2003)对北京市海淀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影响因素从自然条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土地利用经济效率指数的差异、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与影响,土地利用类型必然是由低值利用方式向高值利用方式转化。
也有学者对林地利用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一些探讨。Gao等(2012)借助遥感和GIS工具绘制林地变化图,对黑龙江省1896—2000年100多年间林地退化的情况及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建国初到1980年,木材需求、农业压力、林地转为农地是林地退化的主要原因; 1980—2000间,城市化是林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李美玲等(2005)、李泽等(2014)运用森林资源清查的一类和二类统计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林地资源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战金艳等(2011)基于栅格面积成分数据,构建了林地面积变化的计量经济模型,采用Tobit回归分析方法估计了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江西省林地面积变化的影响。
在林地面积变化驱动因素指标的选取上,牡丹等(2010)基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1985—2007 年森林资源统计数据,根据林地变化动态,选取影响鄂尔多斯市林地变化的年末总人口、城市化率、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8 个社会经济因素,在 SPSS 统计软件的辅助下进行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分析,同时建立了林地变化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驱动机制模型。
当前,国内对土地资源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的分析大多以耕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尽管林地属于农村土地,但是并没有纳入农地可持续管理的研究范畴。鉴于林业生产和国有林权制度安排的特殊性,有关土地资源利用的现有研究成果难以直接为国有林区林地资源利用提供理论依据。但有关土地资源利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多元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在农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确定方面的运用,可以为本研究分析国有林区林业用地面积变化的影响因素提供一定借鉴。本研究立足于我国重点国有林区——黑龙江省森工林区,通过详实的数据并建模,对黑龙江省森工林区林地变化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1 研究区概况、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黑龙江省森工林区包括伊春、牡丹江、松花江和合江4个林业管理局管辖的40个森工企业局和森工系统的直属单位。林区经营总面积1 009.8万hm2,占黑龙江省国土面积的22%; 有林地面积846万hm2,占全国国有林面积的11.7%; 活立木总蓄积7.7亿m3,占全国国有林区的31%; 森林覆盖率83.9%。林区经过60多年的开发建设,累计生产木材4.6亿m3,累计上缴国家及地方利税总额106亿元,向地方育林事业提供育林基金11亿元,为国家建设和林区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2 研究方法根据黑龙江省森工林区1986—2013年林地利用数据和 同期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各项指标数据,分析林业用地面积变化趋势,并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建立回归模型,分析林业用地面积变化的经济社会影响因素及各因素对林业用地面积变化的影响程度。
1.3 数据来源样本大小对于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至关重要,样本数据的收集和整理虽然费时费力,但数据的数量和准确性直接决定了模型的精准性和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因此,本文选取黑龙江省森工林区1986—2013年共28年的林地利用统计数据和同期《黑龙江省森林工业综合统计资料汇编》数据。《黑龙江省森林工业综合统计资料汇编》始于1949年,但是1986年以前本文所需的数据资料不完整,因此选取了1986—2013年的数据;同时,也是由于数据的获取问题,很多和林地利用有关的指标也被迫舍弃了。
2 林业用地面积变化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2.1 经济因素经济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林地面积的变化过程,当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时,导致林地面积增加或减少的原因会有所不同。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森林资源提供生态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林地面积增加的因素将会发挥主要的影响作用(戴芳等,2009)。经济因素对林业用地面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与林业投资3方面。
2.1.1 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方式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而黑龙江省森工林区一直以来就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材料基地”,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的,重取轻予,长期过度采伐,大面积皆伐。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和自身政治前途,通过土地、森林和优惠政策等手段招商引资,成为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的首选途径,大量林地转变为工业或建设用地。同时,林区职工工资水平高低对林地资源利用的影响也很显著,林区职工工资水平越低,对林地资源的依赖越大;职工收入水平越高,特别是工资水平越高,对林地资源的依赖越小,对林地保护的意识越强。
2.1.2 产业结构正如库兹涅茨定理所揭示出的,由于产业间存在相对收入弹性差异,因此,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第二、第三产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大于对第一产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因而包括土地等生产要素开始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杨开忠,1989)。同时,营林业是第一产业的一部分,是属于大农业范畴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张建国,2003)。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在过去几十年的林业产业发展中,也体现了上述规律。由于长期过度采伐,林区森林资源出现了可采危机,为了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生态安全,国家大幅下调木材产量,实施了封山育林政策,第一产业逐渐萎缩,林产品加工业、林产化工业、森林旅游业等第二、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然而在加快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中也征占了大量林地。
黑龙江省森工林区产业结构调整除了林区经济运行规律自发调节起作用外,国家林业政策对黑龙江省森工林区产业结构调整也起到了决定性影响。特别是1998年天保工程实施以来,森工林区逐渐停止商品性采伐,林区第一产业迅速萎缩,林业企业遭到重创,林区大量原本从事木材采伐和生产的工人一下子变成了林区富余劳动力,在自谋出路的情形下,“多种经营”成为木材加工等企业和林区“下岗职工”的救命稻草。多种经营是林业企业在木材生产及加工等主业以外开展的其他生产经营活动,是林业企业乃至整个林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不仅为林业生产和林区职工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而且还为林区增加就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效途径(张微,2004)。
2.1.3 林业投资林业具有投资收益周期长、风险大和经济外部性等特征,投资作为一个有效的生产因素,对森林资源的再生产发挥着重要作用(王兰会,2002)。以大工程带动林业大发展,是我国新时期发展林业事业的基本思路。1998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对林业重点工程的投入,通过各种渠道投入林业的资金在“九五”至“十一五”期间均有大幅度增加,同时林业投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态建设投资比重大幅度增加,营林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逐渐加大并超过森工基本建设投资,林业投资彻底转向以生态建设为主。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的变化对林地资源利用方式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2.2 社会因素 2.2.1 人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粮食、资源、环境和经济因子之间面临着更深层次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人口的过度增长对土地承载力的要求加大,大量土地被开垦为耕地,毁林开荒成为增加耕地的一种重要方式。人口因素对黑龙江省森工林区林地资源利用变化有着重要影响,因为黑龙江省森工林区的开发和建立就是一直伴随着人口的迁入的;同时,森林腹地职工群众就业渠道有限,与城镇职工群众收入相比差距很大,靠山吃山成为林区职工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难以避免人为因素对森林的破坏。因此,林区人口是影响林区林业用地面积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2.2.2 科技科技进步有利于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使得资源稀缺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束缚程度越来越小,减少森林资源的破坏和退化。随着森林资源经营理念的转变,我国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管理由过去的以木材需求为主逐渐转变为以生态建设为主,森林资源经营以森林抚育和发展非林产业为主,而实现这一切,离不开专业的技术团队;同时,由于林区停伐,生态林地产业开发成为林区经济转型的有效途径,林区职工开展林下种植、养殖、林产品的采集等无不需要技术指导。因此,科技因素不仅影响了林地的利用效率,还影响着林地资源的利用方式。
2.2.3 林区职工的社会保障机制森林经营管理活动包含一些具有风险的工作环节,会对作业人员的健康和安全造成一定风险。林区职工工资收入本来就远远低于其他行业,再加上高风险,更是降低了职工从事林业管护和经营的积极性。因此,林区职工的社会保障机制越健全,福利水平越高,越应有利于林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3 林业政策因素林业政策是国家为保护森林资源、发展林业生产而制定的行动规范和准则,是国家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体现了政府在林业方面的施政目标。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林地面积变化时,政策因素也常被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思考。战金艳等(2011)研究发现是否有林地保护工程实施与林地面积呈显著的正相关,说明林地保护工程的实施对拉动林地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林地保护政策在林地面积增加过程中的作用极为重要。徐新良等(2004)研究认为,从15年的短时间尺度看,在国家政策引导和调控下的人类活动是导致海南岛林地资源变化的最主要原因。
1998年天保工程实施后,重点国有林区停伐限伐,在保护好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开始转向林区多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然而,天然林保护工程是我国在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的情况下匆忙试点启动的,工程的规划设计、相应政策、保障措施都存在一些不足。在国有林区,天保工程的实施加剧了木材采伐企业的经济危困,林区林产品加工产业全面萎缩、林区职工平均工资收入减少、林区群众生活水平下降以及林区社会经济发展出路不明确等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因此,天保工程对黑龙江省森工林区林业用地面积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有必要予以深入分析。
天保工程实施后,国家又于2003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将天保工程建设从主要是停伐减产调整到实现森林的可持续经营上来; 将主要依靠工程渠道分流安置富余人员调整到加快后续产业、调整经济结构上来;将天保工程区的发展从主要依靠政策拉动调整到主要依靠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良性循环上来。《决定》的实施有助于将天保工程引向深入,并对黑龙江省森工林区林地资源的利用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3 林业用地面积变化驱动因素的定量分析 3.1 指标选取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于2002年进行了重新修订,1994年标准中划分到第二产业的木材、竹材采运在新标准中划归到了第一产业,以体现“大林业”的概念。由于新标准统计口径大于旧标准,因此本文以2002年之后的统计口径为标准,对1994—2002年的相应数据进行调整,统一统计口径,而1986—1994年的木材、竹材采运包括在第一产业中,因此不用调整。
另外,在选择代表人口因素的指标时,选择了“年末林业人口数”,此指标扣除了林区暂住人口的户籍人口数,与众多学者选择“林区人口总数”作为指标略有不同,在数值上略小,但因为有户籍记录,笔者认为其数据更为准确,并且《黑龙江省森林工业综合统计资料汇编》上运用了该指标,数据获取较为方便。
由于政策因素具有特殊性,因此引入了2个虚拟变量,即政策实施之前各个年份的数值为0,政策实施当年及以后各年份的数值为1。在选择政策因素指标时,选择了1998年实行的天 保工程(D1)和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D2)这2个政策变量。
选取林业用地面积Y作为因变量,从经济、社会、政策3方面选取了12个指标作为自变量,具体指标如表 1所示。
表 2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性的显著性检验采用双侧t检验法,当P≤0.05时表示该自变量与因变量显著相关。通过表中的P值可以得出,Y与X1,X2,X3,X5,X6,X7,X8,X9,X10 显著相关。
林业用地面积与林业产业总产值呈负相关,说明林业产业的发展对林地面积变化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从林业产业总产值的构成来看,1986年木材采运产值为10.7万元,同期林业产业总产值为16.25万元,木材采运产值占林业产业总产值的66%,黑龙江省森工林区在这个时期为国家经济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木材,而且采伐方式以大面积皆伐为主;1992年国家下发了有关文件降低森工林区皆伐比例,逐渐改变了传统的采伐方式;一直到1998年国家实施天保工程,林区才开始大幅降低采伐量,森林资源得到了一定恢复。因此,本文认为1998年之前采伐利用力度大是导致林业用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而这一阶段林业产业总产值增加的主要贡献来源于采运业,林业产业总产值的增加对林业用地面积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998年天保工程实施后,由于大幅减少采伐量,采伐运输业和木材加工业受到重创,森工企业经营和林区百姓生活都陷入了困境,寻找新的替代产业、解决温饱成为林区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此时林区多种经营成为了林区经济的救命稻草和新的经济增长点。1986—1998年12年间,林区多种经营增加了24.2亿元,而1998—2010年12年间林区多种经营增加了155.11亿元,多种经营产值占林业产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98年的30%提高到57%。林区多种经营最初主要是单一的农业生产,特别是林业收入锐减,农业生产成为解决温饱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毁林开荒成为林业用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从1995—2000年清查间隔期数据也可以看到: 间隔期内,林业用地面积净减少37万hm2,年均净减少率为0.84%,此期间林业用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是1995,1996,1997年连续3年的速生丰产林熟化造林地和综合使用林地开发政策实施,使许多林地毁林开荒变为农业用地。1986年森工林区农地面积约25万hm2,1998年农地面积约30万hm2,期间林区农地面积增加了约5万hm2; 而2013年森工林区农地面积约68万hm2,1998—2013年间农地面积增加了约38万hm2。因此,上述对林业产业总产值的分析也同时解释了1998年天保工程的实施和多种经营产值所占比重与林业用地面积变化呈负相关的原因。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林业用地面积呈负相关,说明职工工资水平增加,林业用地面积减少。看似很难解释,但是考虑还是与职工工资增加的来源有关,无论是来自采运业还是多种经营,都对林业用地面积具有负面影响。
林业用地面积与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呈正相关。森工林区第一产业主要指营林产业和林业系统内从事第一产业生产的部分。营林产业包括林木的培育和种植、木材采运、经济林产品的种植和采集等,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越高,营林产业发展规模越大,自然需要的林地面积也越大;反之,第一产业萎缩,在追求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林地转化为农地甚至建设用地等非林业用地的风险就越大。
林业用地面积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呈负相关,这与预期相反。因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在提高第三产业比重的同时,减少第一、第二产业的资源消耗及运行效率。分析是由于林区第三产业发展比较滞后,还存在占用林地的现象造成的。
林业用地面积与林业投资呈负相关,这与林业投资结构有关。我国林业投资分为森工投资和营林投资2部分,以1986年为例,林业投资总额为3.4亿元,其中1.6亿元用于森工基本建设,营林投资只有60万元。森工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增加木材生产能力,修建森林铁路、公路、通讯线路、输变电线路等,而这些建设都需要占用大量的林地才能完成。随着国家林业政策的改变,特别是天保工程后,林业投资的总量和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2012年为例,林业投资144.7亿元,其中55.02亿元用于生态建设与保护,2.74亿元用于林业支撑与保障,0.3亿元用于林业产业发展,88.64亿元用于民生工程。因此,随着林业投资结构的变化,林业用地面积的变化将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林业用地面积与年末林业人口数呈正相关,这一结果与人们传统上的认识有所不同。一直有学者认为人口对资源构成巨大的压力,但是由于在本研究用的人口指标是由户籍登记的林业人口数,结果可以解释为林区常住人口的增加相应地使林业用地面积也增加了。事实上森工林区是伴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而发展的,林业人口多了,原有的林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而且随着林业用地面积的减少,林地承载力不断降低,再加上森林资源不断减少,部分林业人口向林区外迁移,或外出打工或离开林区。林业用地面积与年末林业人口数呈正相关与林区的实际情况也是相符合的,林业用地面积总体呈下降趋势,林区人口也呈减少趋势。
3.2.2 自变量共线性的检验与消除利用相关矩阵法和方差膨胀因子VIF判别法进行共线性检验。为建模需要,对各影响指标间的自相关情况予以剔除。
表 3中自变量相关性的显著性检验采用双侧t检验法,当P≤0.05时表示变量间显著相关。从表 3可以看出,选取的10个自变量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表明10个自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共线性。
借助SPSS18统计软件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法对因变量同与其相关的自变量进行共线性诊断,结果见表 4。
从表 4可以看出,与Y相关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有X3,X5,X7,X8小于10,其余均大于10,表明与Y相关的自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共线性。这说明在进行线性回归之前,一定要消除共线性对回归模型准确性的影响。
3.2.3 自变量共线性的消除最常用的消除共线性的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和逐步回归法。主成分分析的目的在于降维,其结果是将多个指标归类为少数的几个指标,这少数几个指标的表现形式一般为原来指标体系中某几个指标的线性组合;而逐步回归的目的是为了剔除影响不显著的指标,其结果是保留原指标体系中影响显著的几个指标。因此,从本文研究目的来看,逐步回归法比较符合要求。
通过SPASS18分析软件的输出结果可知,采用逐步回归法可从相关变量集中选出“最优”回归子集,当引入和删除的显著性水平α取为0.05时,Y相关自变量逐步回归系数如表 5所示,Y的逐步回归得到一组模型。
前面分析中已经介绍了引用政策变量的原因。在回归模型中引入2个政策变量,这样的回归模型称为协方差分析模型(ANCOVA):Y=a0+a1X6+a2D1+a3D2。其中:Y为林业用地面积;X6为多种经营总产值所占比重;D1为虚拟变量1998年天保工程实施;D2为虚拟变量2003年国家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当值取1时为政策实施之后年份,当值取0时为政策未实施年份。
通过SPASS18分析软件对林业用地面积与X6,D1,D2进行多元线性回归,软件输出结果如表 6,7,8所示。
由表 8可见,模型拟合度为0.871,拟合优度较高,不被解释的变量较少。由表 7可见,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则认为系数不同时为0,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全体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可建立线性方程。由表 6,观察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中的概率值,如果显著性水平为0.05,除去常量D2外,其他变量均小于显著性水平,所以D2变量保留在方程中是不正确的,该模型不可用,应重新建模。
采用SPASS18分析软件多元线性回归中的“向后筛选”方法,剔除变量D2后的模型结果是:
Y=900.565-11.082D1-53.463X6。
通过表 9,10,11可见,模型拟合度为0.867,精度为0<0.05,系数显著性检验的精度都小于0.05。
因此,经过上述计算,得出林业用地面积与经济社会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Y=900.565-11.082D1-53.463X6。
(270.218)(-2.244)(-3.569)
方程下面的小括号为T检验值,另有R2=0.867,F=81.421。
4 模型结果讨论从模型可见,1998年天保工程政策和多种经营总产值所占比重对林业用地面积变化影响最为显著。多种经营总产值所占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林业用地面积减少0.53万hm2。1998年天保工程政策变量符号为负,表明天保工程的实施对森工林区林业用地面积的减少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模型结果与实际情况也是相符的,林业用地面积一直持续下降,而同期多种经营产值所占比重则持续上升。实际上,森工林区多种经营的蓬勃发展与1998年天保工程的实施有着直接关系,天保工程政策的实质是要大幅调低采伐量,木材产量大幅调减,在产生大量下岗职工的同时,也为林区多种经营提供了大量富余劳动力。
而天保工程实施的原因除了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即经济由粗放型、资源依赖型向集约型、资源可持续发展转变外,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1998年发生的全流域洪水灾害。1998年天保工程的实施具有一定的突然性,政策的实施缺少缓冲期及政策实施的后续配套措施。特别对于黑龙江省森工林区来说,木头经济一直是林区经济发展的重心,在没有后续承接产业的情况下突然间大幅调减木材产量对森工林区来说可谓是伤筋动骨。采伐运输业和木材加工业受到重创,森工企业经营和林区百姓生活都陷入了困境,寻找新的替代产业、解决温饱成为林区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林区多种经营成为了林区经济的救命稻草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然而由于林区富余劳动力大多数是从木材生产和加工一线下来的,知识水平较低、劳动技能单一,林区多种经营最初主要是单一的农业生产,无论是规模还是生产力水平都比较低,因此毁林开荒成为林业用地面积减少的直接原因。
从《黑龙江省森林工业综合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对比来看,1998年天保工程实施前12年和实施后12年间,森工林区多种经营的增加额分别是24.2亿元和155.11亿元,天保工程实施后,多种经营产值占林业产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98年的30%提高到2013年的54%。从多种经营产值构成来看,2013年森工林区多种经营由7大部分构成: 种养业产值为97.7亿元,占36%; 森林食品产值为61.5亿元,占23%; 药业产值为13.5亿元,占5%; 工业产值为21.6亿元,占8%; 建筑业产值为23.97亿元,占9%; 运输业营业收入为19亿元,占7%; 商饮服务业收入为30.5亿元,占12%。从目前多种经营产值的构成来看,林区多种经营以种养业为主,其次是森林食品业,这2项占林区多种经营的59%,而种养业和森林食品业都是对林地资源依赖性很强的产业。因此,模型结果也提示,在多种经营过程中,应注意保护林地资源,实现林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 |
戴芳, 王爱民, 岳坤. 2009. 河北省林地面积变化过程分析. 林业经济问题, 29 (4)
:341–344.
( Dai F, Wang A M, Yue K.2009. The analysis on the variation process of the forest land area in Hebei Province. Issues of Forestry Economics, 29 (4) :341–344 . [in Chinese] ) (0) |
[2] |
李美玲, 赵静媛. 2005. 黑龙江省森林资源动态变化与发展趋势预测. 环境科学与管理, 30 (4)
:71–73.
( Li M L, Zhao J Y.2005. Dynamic change and predi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forest resources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North Environment, 30 (4) :71–73 . [in Chinese] ) (0) |
[3] |
李泽, 杨忠兴. 2014. 云南省宁蒗县森林资源调查与林业发展建议. 森林工程, 30 (6)
:22–26.
( Li Z, Yang Z X.2014. Proposes to forest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and forestry development in Ninglang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Forest Engineering, 30 (6) :22–26 . [in Chinese] ) (0) |
[4] |
李智伟. 2002. 浅议影响青海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制约因素. 青海科技, 22 (3)
:29–31.
( Li Z W.2002. Extraction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in Qinghai. Qi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2 (3) :29–31 . [in Chinese] ) (0) |
[5] |
刘平辉, 郝晋珉, 李博文. 2003. 城市边缘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26 (2)
:101–105.
( Liu P H, Hao J M, Li B W.2003. The study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land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se in urban fringe-a case study of the Haidian district in Beijing.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26 (2) :101–105 . [in Chinese] ) (0) |
[6] |
牡丹, 潮洛濛. 2010. 鄂尔多斯市林地变化与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研究. 环境科学与技术, 33 (12)
:98–101.
( Mu D, Chao L M.2010. Change of woodland in ordos and research on social economy driving force.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33 (12) :98–101 . [in Chinese] ) (0) |
[7] |
王兰会. 2003. 森林蓄积变动影响因素的数量经济分析.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S1)
:7–10.
( Wang L H.2003. Quantitative economic analysis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forest inventory in China.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 (S1) :7–10 . [in Chinese] ) (0) |
[8] |
徐新良, 刘纪远, 庄大方. 2004. 近15年海南岛林地资源时空动态特征及政策驱动. 资源科学, 26 (2)
:100–107.
( Xu X L, Liu J Y, Zhuang D F.2004.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orces of woodland resource change in Hainan Island in the last 15 years. Resources Science, 26 (2) :100–107 . [in Chinese] ) (0) |
[9] |
杨开忠. 1989. 区域产业政策理论的系统研究. 管理世界, 4 (5)
:32–47.
( Yang K Z.1989. Systematic study of regional industrial policy. Management World, 4 (5) :32–47 . [in Chinese] ) (0) |
[10] |
战金艳, 史娜娜, 闫海明, 等. 2011. 江西省林地面积变化原因探析. 自然资源学报, 26 (2)
:335–343.
( Zhan J Y, Shi N N, Yan H M, et al.2011. Exploration of the causes for forest area changes in Jiangxi Provinc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6 (2) :335–343 . [in Chinese] ) (0) |
[11] |
张凤荣. 2000. 中国土地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
( Zhang F R. 2000. China's Land resouces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Beiji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Press . [in Chinese] ) |
[12] |
张建国. 2003. 国有林区改革的探索——生态移民. 林业经济问题, 23 (1)
:1–3.
( Zhang J G.2003. Exploration of state-owned forestry region's reformation-ecological migrant. Problems of Forestry Economics, 23 (1) :1–3 . [in Chinese] ) (0) |
[13] |
张微, 翟中齐. 2004. 东北、内蒙古林区多种经营的研究.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3)
:45–49.
( Zhang W, Zhai Z Q.2004. Study on the diversified businesses of the forestry enterprises in China's North-Eastern forest regions.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versity:Social Sciences, 3 (3) :45–49 . [in Chinese] ) (0) |
[14] | Gao J, Liu Y.2012. Deforest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of China,1896-2000:severity,spationtemporal patterns and causes. Applied Geography, 35 (1/2) :345–352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