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 黄森慰, 张春霞, 郑逸芳, 苏时鹏, 郑晶, 黄安胜, 许佳贤
- Huang Senwei, Zhang Chunxia, Zheng Yifang, Su Shipeng, Zheng Jing, Huang Ansheng, Xu Jiaxian
- 林农专业合作社的运行效率
- Operating Efficiency of Forestry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 林业科学, 2015, 51(8): 95-103
- Scientia Silvae Sinicae, 2015, 51(8): 95-103.
- DOI: 10.11707/j.1001-7488.20150813
-
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2014-10-08
- 修回日期:2015-01-19
-
作者相关文章
林农专业合作社是近年来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农村组织,是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在提高林农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推进林业产业化经营、增加林农收入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在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农村重要的发展力量。林农专业合作社发展效率状况为政府和社会所关注,但是如何全面评价其效率历来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以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快速增加,但是数量的增加并不代表效率的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能否可持续的问题不断被提出并质疑,迫切需要相关理论和实证数据的支撑。随着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持续关注(刘晓旭等,2011),统筹协调经营活动中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率成为一种趋势。由英国学者John(1997)提出的“三重盈余”理论将经营活动绩效分为社会盈余、生态盈余和经济盈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趋势的要求,近年来在国内逐渐引起关注与推崇,并引入到合作社的研究领域,合作社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率应该协同发展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与支持(赵佳荣,2010;张梅等,2010;刘晓旭等,2011)。效率的实证研究结果主要分为2种:效率较高(张大海等,2011)和效率较低(黄祖辉等,2011;齐力等,2010;刘叶爱,2012;王太祥等,2012),其中支持效率较低的研究较多。本研究基于三重盈余理论,参考借鉴赵佳荣(2010)农民专业合作社“三重绩效”评价模型,在提出林农专业合作社具有三大绩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的基础上,通过对福建省林农专业合作社运行情况的调研,结合林农专业合作社的投入指标体系,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实证测算了林农专业合作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率,旨在为林农专业合作社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践依据。
1 理论基础:三重盈余理论三重盈余(triple bottom line,TBL)理论,又称三重绩效理论或三重底线理论,由于其涉及的3个主体分别是人(people)、地球(planet)和经济效益(profit),因此也被称为3P理论。目前已有较多组织采用该理论来评估组织的表现(Timothy et al., 2011)。三重盈余理论的核心可以用一个三角形表示(图 1),图中社会盈余和生态盈余是底线,是经济盈余的基础,没有社会盈余和生态盈余,经济盈余就不可能持续;经济盈余是发展的表现,经济盈余会促进社会盈余和生态盈余进一步提高。三大盈余的协调是组织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都应该重视并努力实现其组织活动的三重盈余。
经济盈余的表现主要包括成本、收益和组织的增长方面;社会盈余的表现主要包括雇员的福利、公平贸易和慈善捐款等方面;生态盈余则包括资源消费、土地利用和废物管理等方面。三重盈余对应的是企业的三重责任,即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经济责任包括提高利润、纳税和向股东分红,这一责任与企业的传统责任一致;社会责任主要指组织对相关利益主体所负的责任,包括提高雇员福利、促进公平贸易和进行慈善捐款活动等;环境责任即组织承担的保护管理的责任,包括减少资源的消费、提高土地利用率、有效管理废物等。
2 效率测算方法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是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等(1978)以“相对效率评价”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行之有效的系统分析方法。自1978年第一个DEA模型——C2R模型(也称CCR模型)建立以来,有关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应用领域日益广泛。本文在CCR模型测算的基础上,进一步选用BCC模型测算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从生产函数角度看,这一模型是用来研究具有多个输入特别是具有多个输出的“生产部门”同时为“规模有效”与“技术有效”的十分理想且卓有成效的方法。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假设有n个DUM(决策单元),每个DMU有m种投入、s种产出,对于每一个决策单元DMUj都有相应的效率评价指数:
${h_j}=\frac{{{u^T}{y_i}}}{{{v^T}{x_j}}}=\frac{{\sum\limits_{r=1}^s {{u_r}{y_{rj}}} }}{{\sum\limits_{i=1}^{mn} {{v_i}{x_{ij}}} }}.$ |
式中:xij 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i种类型输入的投入总量,xij>0;yrj 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r种类型输出的产出总量,yrj>0;vi为对第i种类型输入的一种度量,权系数;ur为对第r种类型输出的一种度量,权系数;i=1,2,…,m;r=1,2,…,s;j=1,2,…,n。
可以利用CCR模型判定是否同时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
1)θ*=1,且s*+=0,s*-=0,则决策单元j0为DEA有效,决策单元的经济活动同时为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
2)θ*=1,但至少某个输入或者输出大于0,则决策单元j0为弱DEA有效,决策单元的经济活动不是同时为技术效率最佳和规模最佳;
3)θ*<1,决策单元j0不是DEA有效,经济活动既不是技术效率最佳,也不是规模最佳。
在CCR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BCC模型。假设DUM有m种投入、s种产出,其中有n个DMU,具体模型(魏权龄,2000)见下式:
$\left\{ \begin{array}{l} \max \left({{\mu ^T}{Y_0} - {\mu _0}} \right)\\ {\rm{s}}{\rm{.t}}{\rm{.}}{\omega ^T}{X_j}{\mu ^T}{Y_j}+{\mu _0} \ge 0\\ {\omega ^T}{X_0}=1,\omega \ge 0,\mu \le 0,{\mu _0} \in {E^1} \end{array} \right.$ |
式中: Xj,Yj分别表示决策单元DMUj的输入向量和输出向量,j=1,2,…,n,均为已知数据;ω为投入项权重向量;μ为产出项权重向量;Y0=Yj0,1≤j0≤n;μ0=μj0,1≤j0≤n。
3 调研情况为了提高可比性,本研究选取以用材林为主要经营对象的合作社作为样本。福建省用材林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南平、三明市。针对福建省用材林主要分布于山区及林农专业合作社分布和用材林分布较为一致的特点,笔者采用概率抽样方法中的分层抽样(又称为类型抽样),先将地域划分为若干类型,然后在各个类型或层次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或系统抽样方法抽取1个子样本,最后将这些子样本合起来构成总体的样本。根据这一原理,笔者先后在福建省南平市光泽县,福州市永泰县、闽清县,三明市永安市、尤溪县,莆田市仙游县,泉州市安溪县,漳州市长泰县等地开展问卷调研。具体分布见表 1。
林农专业合作社效率评价指标包括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2部分。在投入指标方面,参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合作社经营管理投入指标分为人力、土地、资金、技术和制度5方面,具体指标见表 2;在产出指标方面,以“三重盈余”理论为基础,借鉴赵佳荣(2011)农民专业合作社“三重绩效”评价模型,构建林农专业合作社“三重绩效”的评价模式,具体指标见表 3。
本研究从人力、土地、资金、技术和制度5方面构建林农专业合作社投入指标。资金是反映合作社直接经济投入的重要方面,选取林农专业合作社年资金总投入作为具体指标;在人力方面,主要反映合作社经营管理中人力资本情况,选取管理者文化程度、管理者数量和主要管理者平均管理年限来代表;在土地方面,根据不同土地类型将土地投入指标具体分为生态公益林面积、用材林面积、经济林面积、茶叶面积和毛竹林面积;在技术方面,尽管实际调研中技术指标目前仍然较为单一、稀少,但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比较和反映林农专业合作社技术投入现状,仍然做了较为详细的划分:接受组织外培训人次、专家指导人次、技术引进费用和良种投入;制度对于合作社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是合作社成立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故选取5个指标来代表制度投入:有无分林到户、砍伐指标获取难易程度、林地流转难易程度、林业保险金和林业贷款。
当前林农专业合作社面临着农村人口转移、农村空洞化等问题,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现象越来越普遍,而有林业经营经验的则更为短缺。调研数据显示,由于林业生产的长周期、高风险,林农资金投入的积极性受到较大影响,对于逐利的资本往往不愿意流向林业。对于尚处起步阶段的福建省林农专业合作社而言,造林是近5年来的主要任务,而造林是林业经营过程中最主要的资金投入,包括造林的人工费、苗木费、肥料等生产要素费用,往往占到林业生产周期中资金投入的很大比例。目前全省林农专业合作社平均土地规模为211.70 hm2(根据调研数据统计所得),对平均社员数量达50.32户的福建省林农专业合作社而言,平均每个社员4.21 hm2。当前林农的技术投入非常少,基本为零,但是对于经营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有16.67%的农户反映遇到技术问题。制度投入方面,以部分分林到户为主,砍伐指标获取难度偏大,林地流转较为困难。
4.2 林农专业合作社产出指标分析林农专业合作社的综合产出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3方面。在经济绩效方面,从经济规模和经营效益2个方面来分析;在社会绩效方面,包括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和对社会事业建设的贡献2个维度;在生态绩效方面,则从环境保护和资源2个维度来选取指标。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显示,福建省林农专业合作社2011年平均获得现金收益53.13万元,其中获取上级补助总额6.80万元,林产品收益45.90万元,而社会捐助没有。林农专业合作社除了获得经济的产出以外,还有很明显的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这2部分在当前基本没有转化为林农专业合作社的直接经济收益,但它确确实实是林农专业合作社的产出,是典型的正外部性。福建省林农专业合作社平均品牌数0.21个,但是品牌层次较低,以县级为主,总体数量少。解决就业作为林农专业合作社的主要社会绩效,2011年福建省林农专业合作社平均解决就业9.92个。仅有4.0%的林农专业合作社有产品认证,主要是福建省农业厅的“无公害认证”;平均木材蓄积量4 247.07 m3,平均森林覆盖率82%。
基于当前林农专业合作社投入产出的基本情况,为了进一步分析投入产出所蕴含的规律,需要对其效率进行比较分析。效率在经济学的含义是指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的特性;从管理学角度来讲,效率是指在特定时间内,组织的各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不同学科对效率的定义有所区别,本文从管理学的角度测算林农专业合作社的管理效率。
由于合作社的经营是一种多投入或多产出,因此采用线性规划模型数据包络分析(DEA)进行效率的测算。数据包络分析明确地考虑多种投入的运用或多种产出的产生,能够用来比较相似经营主体之间的效率。具体模型选择方面,为了进行规模可变和规模不变情况下的比较分析,选择Banker等(1984)提出的BCC模型用于评价相同决策单元间的相对效率情况(称为DEA效率)。本文采用投入导向型的多阶段BCC(即Input-BCC)方法进行计算。案例基本以用材林为主,在计算过程中将生态公益林、用材林、经济林、茶叶和毛竹林等合并成土地总面积;有良种投入和技术引进费用的合作社较少,计算过程中将2列数据累加合并成1列。
5 测算结果与分析 5.1 经济效率测算结果与分析通过分析林农专业合作社投入产出指标的基本情况,采用DEA-BCC模型进一步了解不同合作社经济效率的差异及规律。本研究针对人力、资金、土地、技术和制度5方面16个投入指标(表 2)和经济绩效的6个产出指标(表 3),构建林农专业合作社经济效率模型,并实证计算其经济效率值(图 2)。由于当前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基本没有转化为林业经营者的经济绩效,经济绩效是合作社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因此测算经济效率可以衡量合作社的发展能力。
林农专业合作社经济绩效包括经济规模和经营效益2个方面6个指标。在经济规模方面,社员数量平均每个合作社有50.32户,标准差为73.94,说明不同合作社之间社员数量相差很大;社员出资总额每个合作社均值为148.25万元,年总产值均值为161.30万元,从这2个数据比较中可以得到林农专业合作社的效益明显为正值。
在经营效益方面,合作社平均现金收益为49.22万元,合作社年盈余为13.30万元,年均利润返还社员额仅为8.50万元,占总现金收益的17.27%,占社员出资总额的5.73%。根据课题组的调研显示,这主要是因为合作社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合作社利润主要用于投资再生产;特别是林业经营前期投资大、周期长,进一步决定了合作社在起步阶段的低回报率(黄森慰等,2013)。
对调查的68家合作社进行经济效率的测算。通过投入导向型的多阶段BCC(即Input-BCC)方法进行计算,可以得到每个合作社的效率值和所处的规模收益阶段,通过效率值可以得到具体的效率情况,规模收益阶段则给出每个合作社的规模收益具体是递增、递减还是不变,具体结果见表 4。
从表 4中可以看到,林农专业合作社经济效率平均值为0.834,纯技术效率为1.000,规模效率0.834;36.76%的合作社处于规模 收益递增阶段,说明扩大经营规模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同时63.24%的合作社规模收益不变。由于采用了投入导向型,即假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要得到最有效率所需最少投入状况,因此可以计算出投入的冗余量。结合投入冗余可以得到效率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均为有效。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不同林农专业合作社的经济效率差异不是很明显,合作社经济效率平均值较高。这一方面与林农专业合作社总体基本都处于发展阶段有关,发展历史较短,相互间的经济效率尚无法完全体现;另一方面,也说明林农专业合作社确实有一定的经济效率,符合林农专业合作社成立前的普遍的预期。36.76%的合作社没有达到DEA有效,其平均经济效率0.549,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所有未达DEA有效的林农专业合作社均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说明这些合作社增加合作的规模将将可以提高效率。结合林农专业合作社经济技术效率均为1.000的情况,提高规模是提高林农专业合作社经济效率的有效手段。
5.2 生态效率测算结果与分析从表 4可知,林农专业合作社生态效率平均值达0.990,纯技术效率为1.000,规模效率0.990。同样由于采用了投入导向型,即假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要得到最有效率所需最少投入状况,因此可以计算出投入的冗余量。结合投入冗余可以得到效率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均为有效。0.990的生态效率平均值说明了林农专业合作社具有很高的效率值,也说明了不同合作社之间生态效率相差很小。林农专业合作社的生态效率进一步得到体现,不仅仅在生态效率方面,管理的高效率也是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是对林农专业合作社对生态效率贡献的一种体现。5.89%的合作社没有达到DEA有效,其平均生态效率为0.834,达到较高的水平;未达DEA有效的林农专业合作社均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说明这些合作社增加合作规模将可以提高效率。结合林农专业合作社生态技术效率均为1.000的情况,提高规模是提高林农专业合作社生态效率的有效手段。
5.3 社会效率测算结果与分析林农专业合作社社会效率平均值达0.877,纯技术效率为1.000,规模效率0.877。根据DEA有效决策单元的投入比计算非DEA有效决策单元的投入冗余量,结果显示,冗余指标主要有3个:年均总投入金额、接受组织外培训人次和林业贷款。结合投入冗余可以得到效率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均为有效。0.877的社会效率平均值低于生态效率的0.990,但是略高于经济效率的0.834,说明了林农专业合作社目前的生态效率和社会效率都要高于经济效率,这2方面也是林农专业合作社显著的正外部性。32.35%的合作社没有达到DEA有效,其平均社会效率为0.619,达到中等的水平;未达DEA有效的林农专业合作社均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说明这些合作社增加合作规模将可以提高社会效率。结合林农专业合作社社会技术效率均为1.000的情况,提高规模是提高林农专业合作社社会效率的有效手段。
6 结论与建议基于林农专业合作社的特点,本研究从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率3方面来研究合作社效率。目前的林农专业合作社主要是在政府官员的促进、合作社负责人及管理者的牵头下成立发展的。政府官员需要响应中央的政策要求,大力鼓励支持林农专业合作社发展,进而获取政绩;合作社负责人和管理者则希望通过成立和运营合作社为自己谋取经济、社会利益。这些出于私利的活动都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政府官员和合作社负责人的私人收益和合作社产生的社会收益在某些领域方面是统一的。
林农专业合作社生态效率与经济效率息息相关,要想提高林农专业合作社的生态效率,需解决合作社发展的动力问题,而这首先需要提高合作社的经济效率。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到,林农专业合作社三大效率中,经济效率是最低的,生态效率和社会效率都很高,但是在当前,生态效率和社会效率往往无法有效地转换为经济效率,林农专业合作社关注的又只是经济效率,这里存在明显的悖论。生态绩效和社会绩效只是经济绩效的伴生品,如果无法解决3个绩效的统一,生态绩效和社会绩效也将受损。因此需要统一生态绩效、生态绩效和社会绩效三大绩效,构建起有利于体现生态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合作社经济绩效体制,才能促进林农专业合作社三大绩效的统一。
当前林农专业合作社的生态效率更多是一种伴生品,是林农专业合作社在经营过程中追求经济效率中伴生的。合作社的生态效率与经济效率既有冲突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从本课题调研的案例分析来看,生态效率与经济效率统一占主导因素,这也是在当前生态效率没有体现为经济效率的环境下林农专业合作社的生态效率却较高的重要原因。应该加大政府公共财政对林农专业合作社的支持补贴力度,以调节林农专业合作社外部性的内部化。政府公共财政应该加大对林农专业合作社支持力度,以生态补偿、产业扶持等名义从公共财政划出一部分专门用于支持林农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1] |
黄森慰,郑逸芳,张春霞. 2013. 福建林农专业合作社投入产出要素分析. 东南学术,(4):101-107. (Huang S W, Zheng Y F, Zhang C X. 2013. Analysis on the input-output factors of forestry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4):101-107 [in Chinese]).(1) |
[2] |
黄祖辉,扶玉枝,徐旭初. 2011.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7):4-13,62. (Huang Z H, Fu Y Z, Xu X C. 2011. Research on the efficiency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Chinese Rural Economy, (7):4-13,62 [in Chinese]).(1) |
[3] |
刘晓旭,孙国朋.2011. 哈尔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效率评价.黑龙江史志, (15):59-62,64. (Liu X X, Sun G P. 2011. Assessment on the efficiency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in Harbin. History and Annals of Heilongjiang, (15):59-62,64 [in Chinese]).(1) |
[4] |
刘叶爱. 2012. 农民专业合作社营运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福州: 福建农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Liu Y A. 2012. The study of operation performance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Fuzhou: MS thesis of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in Chinese]).(1) |
[5] |
齐 力,任 春. 2010. 制约广东省农村专业合作社运营效率的内部制约因素与对策.广东农业科学, (10):216-219. (Qi L, Ren C. 2010. A study on the internal restrict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rural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operating efficiency. Guangdong Agricultural Sciences, (10):216-219 [in Chinese]).(1) |
[6] |
王太祥,周应恒. 2012. “合作社+农户”模式真的能提高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吗——来自河北、新疆两省区387户梨农的证据.石河子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73-77. (Wang T X, Zhou Y H.2012. Can “cooperative+farmer” mode really improve the production performance of farmers——proof from 387 pear farmers in Hebei and Xinjiang. Journal of Shihez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73-77 [in Chinese]).(1) |
[7] |
魏权龄. 2000. 数据包络分析(DEA). 科学通报, (17):1793-1808. (Wei Q L. 2000.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17):1793-1808 [in Chinese]).(1) |
[8] |
赵佳荣.2010. 农民专业合作社“三重绩效”评价模式研究. 农业技术经济, (2): 119-127. (Zhao J L. 2010. Research on the Model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tripl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119-127 [in Chinese]).(1) |
[9] |
张大海,方 伟,宁攸凉. 2011. 广东省供销合作社经营效率评价——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技术经济,(9):101-103. (Zhang D H, Fang W, Ning Y L. 2011. Evaluation on operating efficiency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 in Guangdong Province:based on DEA-Malmquist index approach. Technology Economics, (9):101-103 [in Chinese]).(1) |
[10] |
张 梅,郭翔宇.2010.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效率特征分析.青岛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2(2):15-18,23. (Zhang M, Guo Y Y. 2010. Analysis of efficiency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Journal of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22(2):15-18,23 [in Chinese]).(1) |
[11] | Banker R D, Charnes A, Cooper W W. 1984. Some models for estimating technical and scale inefficiencie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anagement Science, 30(9):1078-1092.(1) |
[12] | Charnes A, Cooper W, Rhodes E. 1978.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 429-444.(1) |
[13] | John E. 1997. Cannibals with forks: the triple bottom line oftwenty-first century business. Capstone, Oxford.(1) |
[14] | Timothy F,Hall T J.2011. The triple bottom line: what is it and how does it work. Indiana Business Review, 86(1):4-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