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旅游活动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扩展，旅游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成为旅游研究的热点。研究涉及到自然环境因素中的植物(刘儒渊，1997；程占红等，2002；van der Duim et al., 2002)、动物(Boyle et al., 1985；晋秀龙等，2009)、土壤(Arocena et al., 2006)、大气(石强等，2002b)和水分(Silsbee et al., 1982)等，其中以植物受旅游活动影响最为显著，成为研究旅游影响的重要因子。生态脆弱的山岳型景区植物受旅游影响一直是研究的焦点。有些学者在研究山岳型景区旅游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中选取了影响区、缓冲区和无影响区进行对比研究(朱珠等，2006；谭周进等，2005)。由于山岳风景区自然环境差异明显，特别是局部微环境差异更为显著，在山岳景区采用3种不同影响类型研究区的取样，大多没有说明3类样区微环境的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植被、土壤等环境因子的变化。旅游活动的影响难以从中区分出来，从而影响了研究的准确性。为了避免由此而产生的研究偏差，近年来有些学者运用连续样方法研究旅游活动对土壤、植被等的影响(刘儒渊，2000；石强等，2002a)，效果相对较好。本研究设计的同一样带的连续样方法有效地减少在选取样带过程的微环境差异，确保在自然环境因素基本一致的条件下，植物群落差异主要由旅游活动影响所致。

九华山风景区是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旅游景区，佛教古刹大多分布在自然环境优美的深山地区。随着九华山旅游的快速发展，大量旅游者进入到深山古寺旅游，为此进行的旅游开发及大量的旅游活动对九华山自然环境影响巨大，特别是对植物群落的影响更为明显。目前，旅游活动对九华山植物群落影响的相关研究未见报道，本研究在对九华山不同游道植物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得出旅游活动对植物群落影响的规律性结论，为旅游景区的植被保护、生态环境规划和旅游生态系统稳定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帮助。

1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九华山(30°24′—30°40′ N, 117°43′—118°8′ E)位于安徽省青阳县西南境，南北长约40 km，东西宽约30 km，以雄、奇、灵、秀著称，总面积1 200 km²。1978年国家设立九华山风景名胜区(14 km²)，1988年国家建设部将九华山风景区规划保护范围扩展到120 km²，保护区面积173.85 km²(九华山志编篡委员会，1990)。九华山自然植被保存完整，森林覆盖率达76.25%，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已知的植物物种有1 800多种、动物287种(周秉根等，1994)。气候条件既有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的特征，又受海拔、地形影响而形成阴、凉、湿的小气候。名胜区内气候凉爽，夏凉冬温，年平均气温16.1 ℃，年温差不大。年平均降水量为1 526.5 mm，相对湿度50%(刘月松，2003)。

九华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以佛教文化和奇丽的自然景观为特色，是旅游观赏和开展科学文化活动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风景区、中国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地。目前九华街常驻人口3 327人；近年来接待旅游者人数不断增加，2006年接待旅游者135万人次，2007年为212.29万人次，2008年为272.35万人次。

1.2 样带设计与取样

在九华山6条主要步行游道附近设置21条样带(表 1)。每条样带设立4个与游道相垂直的连续样方，每个样方面积为1 m²。6条取样游道都是由石板铺成的台阶游道，记录每条样带自然环境的背景值，包括地理坐标、海拔、坡度、坡向、游道名称、长度、宽度，并测算游客量比例(表 1)。游客量的比例是依据以前的研究成果(柳丹, 2004)、九华山管理委员会和安徽旅游资讯网提供的数据以及本次调查过程中在不同游道的现时统计数据，对以上获得的数据进行综合和九华山总体的游客量的相比得出的相对比例。并在每个样方内，记录植物的种类、数量、高度、盖度等指标。

调查样带设置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采用连续样方可以有效地避免在山岳型景区选择干扰区、缓冲区和无影响区取样造成的难以排除地形坡度、坡向、植被类型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提高了研究的准确性。2)据以往研究成果，旅游活动影响主要集中在山岳景区距离线状游道两侧2~3 m范围内(土质游道3 m)，超过3 m受到旅游活动影响很微弱(刘儒渊，2000；刘儒渊等，2006；石强等，2002a；席建超等，2008；Cole，2004)。3)九华山风景区游道两侧3~4 m范围内植被分布以草本和低矮灌木为主，超过4 m则以乔木为主，而乔木下层的草本、灌木和不受乔木影响的草本、灌木差异巨大；研究样方以草本植物为主，样方大小选择1 m²。4)距离游道3~4 m以内坡度相差较小，而超过4 m大多数样带坡度加大，多在45°以上，这样也会使植被、土壤等受到地形影响程度增加。5)距游道4 m范围内，游道两侧的自然环境相似，植被、土壤受到微环境的影响基本一致，差异主要是旅游开发和游览活动引起的，易于揭示旅游活动对景区植物群落干扰影响。

2008年10月16—25日对九华山风景区进行实地调查。对21条样带84个样方进行采样、记录，分析受到旅游活动干扰影响的植物群落高度、盖度、植物区系组成变异度等，计算出九华山旅游活动对植物群落的干扰指数；同时分析调查样方的植物群落多样性、均匀度、优势度，伴人植物重要值等，得出旅游活动对九华山风景区植物群落影响的总体态势。

1.3 数据处理 1.3.1 植物群落干扰指数及计算方法

旅游活动对九华山植物群落的干扰，主要通过影响植物群落盖度、高度和植物区系组成变异度等体现出来，其影响数值的测定计算公式如下：

植物群落覆盖减少率(cover reduction, CR)(Cole，1978)：CR(%)=100×(C₄-C_i)/C₄，式中：C₄为连续样方的04样方植物群落总覆盖率，C_i分别为01，02，03样方植物群落总覆盖率。

植物群落高度降低率(height reduction, HR)(刘儒渊，1993)：HR(%)＝100×(H₄-H_i)/H₄，式中：H₄ 为连续样方的04样方植被平均高度，H_i为01，02，03样方植被平均高度。

植物区系组成变异度(floristic dissimilarity, FD)(Cole，1978):FD (%)＝0.5Σ∣P_i1-P_i2∣i＝1~I(植物总数)。式中：P_i1为某种植物i在受干扰区之数量，P_i2为该种植物在连续样方的04样方(对照)的数量，用相对频度及相对覆盖度所合成的重要值表示，即(RC+RF)/2。

植物群落干扰指数(index of vegetation impact, IVI)(刘儒渊，1992)：IVI (%)＝(CR+FD+HR)/3。

植物群落干扰指数分级：Ⅰ级——IVI值在40%以下，干扰程度轻微；Ⅱ级——IVI值在40%~60%，干扰程度中等；Ⅲ级——IVI值在60%~70%，干扰程度严重；Ⅳ级——IVI值在70%以上，干扰程度极为严重(刘儒渊，1992)。

1.3.2 植物群落多样性指数

植物群落多样性指数的测定公式(Pielou，1975；马克平等，1994)：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E=H′/lns，Simpson优势度指数：。式中：p_i指i种植物在群落中的个体比例, 即p_i=n_i/N, n_i为样区内第i个物种的个体数量, N为样区内所有物种的个体数量, s为样区内物种的数目。

1.3.3 草本群落伴人植物重要值CIVI

草本群落伴人植物重要值指数(林文雄，2007)：CIVI =(RD+ RF+ RC)/3，式中：RF为伴人植物的相对频度，RC为伴人植物的相对盖度，RD为伴人植物的相对密度。

对所获取的数据使用Excel 2003，SPSS 13等软件(LSD多重分析和Pearson检验进行显著性分析和相关性检验)进行数据处理、分析与显著性检验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旅游活动对植物群落的干扰影响 2.1.1 对植物群落盖度的影响

植物群落覆盖度是单位面积内植物(包括叶、茎、枝)的垂直投影面积所占的百分比(章文波等，2001；Purevdor et al., 1998；秦伟等，2006)，是植物群落覆盖地表的一个综合量化指标，是描述植物群落及生态系统的重要参数。植物群落盖度及其变化是区域生态系统变化的重要指标。九华山植物群落盖度变化是以每条样带的04样方为对照样方，利用植物群落盖度减少率计算公式，计算出每个样方相对于04样方的减少率。对同一游道，取相同距离样方的减少率进行算术平均，求出每条游道的01，02，03样方的植物群落盖度平均减少率和标准误差(表 2)。运用SPSS 13的LSD多重比较对3个样方的均值进行显著性检验，确定植物群落盖度减少率差异的显著程度。

通过对九华山植物群落盖度减少率分析(表 2)，发现各游道01样方的减少率相对较大，与03样方减少率差异较大，且都呈现显著性差异(P＜0.05)；01与02样方在JH-GH，JH-FT，JH-MH 3条游道上差异较小且不显著(P＞0.05)，在另外3条游道上的差异相对较大，都呈现显著差异(P＜0.05)，说明在旅游活动强度相对大的游道，对01和02样方植物群落盖度的影响都较大，导致二者之间差异不显著。而在旅游活动量相对较小的JH-CXT等游道上，由于游客量相对较少，对01游道的植物群落盖度影响最为显著，对02样方的影响则相对较小，植物群落盖度的变化在02，03样方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2.1.2 对植物群落高度的影响

距离游道越近的区域受旅游活动影响越大，导致土壤紧实度增加、土壤含水量和腐殖质等减少，致使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不足，加之游客的直接干扰，使群落高度受到显著影响。对九华山不同样方的调查中发现距游道远近不同的群落高度差异明显。运用植物群落高度降低率公式，以每条样带的04样方群落平均高度为对照，其他样方与之相比较计算出群落高度的平均降低率，并对相同游道、相同距离的样方进行算术平均，得出每条游道的01，02，03样方的平均高度变化率和标准误差(表 3)。运用SPSS 13软件的LSD多重分析模块对每条游道上的3个样方进行均值一维方差分析，确定其差异的显著性(表 3)。

表 3表明：各游道植物群落高度由近游道向远离游道方向均呈上升趋势。由于游客的直接干扰、游道维护和道路建设等影响，导致近游道群落高度出现低矮化现象。比较不同游道01，02，03样方平均值发现，相对于04样方，01样方的高度降低率都在50%以上，02样方多在40%以上，两者之间的差异不显著，03样方的高度降低率较少，多在20%以下，大多与01，02样方差异显著，并且不同游道群落高度的变化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与游道旅游活动强度呈现正相关。

2.1.3 植物区系组成变异度

干扰是植物群落变化的重要原因，它能引起群落的种类组成变化，如某些物种的缺失、物种入侵等。植物区系组成变异度是指植物区系组成受到干扰后与对照样方相比产生的差异程度，反映了植物区系组成受外界干扰的程度、类型和方式。旅游景区的人类活动对景区的植物影响较大，不但改变了植物群落高度、盖度等，而且对植物的区系组成产生影响。九华山风景区调查样方的植物区系组成变异度计算是以每条样带的04样方为对照样方，运用植物区系组成变异度计算公式，计算出01，02，03样方的某种植物重要值与04样方同种植物重要值相比较的综合值，然后通过求和得出各自样方的植物区系组成变异度。对每条游道相同距离样方的变异度进行算术平均，采用SPSS 13的LSD多重分析对01，02，03样方的均值进行显著性检验，确定其变异度差异的显著状况(表 4)。

通过对九华山6条取样游道的每条游道平均植物区系组成变异度分析(表 4)，可以看出不同旅游活动强度游道的植物区系组成变异度存在差异，其中JH-FT游道的旅游活动强度最大，对植被的影响也表现最明显，3个样方平均的变异度都在50%以上，01，02样方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但都与03样方之间有显著差异(P＜0.05)；旅游活动强度最小的JH-CXT游道植物区系组成变异度都在50%以下，3个样方之间存在差异，但仅在01和03样方间的差异显著(P＜0.05)。所有游道01与02样方之间的差异都不显著(P＞0.05)，01与03样方之间都呈显著差异(P＜0.05)，说明在距离游道2 m以内受影响的程度差异不明显，超过2 m差异显著。02与03样方仅在旅游活动强度大的游道上差异显著(P＜0.05)。

2.1.4 植物群落干扰指数

旅游活动对九华山植物群落的干扰通过群落盖度、高度变化和植物区系组成变异度等指标体现出来。运用植物群落干扰影响指数公式，计算出九华山主要游道植物群落受旅游活动的干扰指数(表 5)。

对照植物群落干扰指数的4级分类，可以看出01样方在JH-FT，JH-BR游道的干扰程度极为严重，在JH-GH，JH-MH，JH-QB游道干扰程度为严重，仅在JH-CXT游道为中等干扰；02样方只在JH-GH游道为严重干扰，在JH-CXT游道为轻微干扰，其他均为中等干扰程度；03样方都表现为轻微干扰。说明旅游活动对植物群落的干扰主要发生在距离游道较近的01，02样方。九华山风景区旅游活动干扰影响仅在游道附近，符合旅游景区沿游道的线性影响规律，其影响宽度在2 m内表现明显，随着距离增加影响程度逐渐减小。此外，JH-GH游道在九华街到中闵园公路修建前旅游活动影响最大，修建后游客量减少但植被恢复程度很小，植物群落干扰指数仍很高，说明植物群落受到极强干扰后一般难以恢复，也可能是旅游活动的影响始终没有完全停止，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其恢复。

2.2 植物群落多样性、均匀度、优势度变化

计算每条样带各样方的植物群落多样性、均匀度和优势度指数，然后对相同游道、相同位置样方植物群落多样性、均匀度和优势度等指数各自进行算术平均，得出6条游道的01，02，03，04样方的平均植被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优势度指数(表 6)。

分析6条游道不同位置样方植物群落的平均多样性、均匀度和优势度指数，可以看出各游道01样方植物群落多样性指数较大，说明旅游活动影响导致近游道植物种类增多，通过对近游道样方观察发现增加的种类主要是伴人植物，如：车前(Plantago asiatica)、紫花地丁(Viola vedoensis)、葎草(Humulus scendens)、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等，其中旅游活动强度大的JH-QB，JH-FT游道，近游道样方与远离游道样方的植物群落多样性指数差异较大，且差异显著(P＜0.05)；而各游道不同样方的群落优势度在JH-QB，JH-FT，JH-MH游道，由近游道向远离游道方向增加，其中在旅游活动强度较大的JH-QB，JH-FT差异显著(P＜0.05)，JH-MH游道差异不显著(P＞0.05)，在其他旅游活动强度相对较小的游道样方几乎没有差异；群落均匀度指数在JH-BR，JH-QB，JH-FT，JH-MH都存在近游道向远离游道的方向逐渐减小，其中在JH-QB，JH-FT，JH-BR游道差异显著(P＜0.05)，JH-MH游道差异不显著(P＞0.05)，其他差异不明显。

2.3 伴人植物的种类、重要值及其影响

伴人植物是指借助人类活动传播和扩大分布区的植物，其生命力和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对风景区植物群落的影响较大(强胜，2001)。风景区的伴人植物主要是随着景区的道路、旅游设施等建设，以及旅游者的到来等人类活动而进入的。

对九华山21条样带84个样方的调查中共发现草本植物118种，经鉴定伴人植物有22种，占全部调查植物种类的18.64%。主要伴人植物有车前、紫花地丁、葎草、白茅、铁苋菜(Acalyphae australis)、白苏(Perilla frutescens)、阿拉伯婆婆纳(Veronica persica)、窃衣(Torilis japonica)、牛膝(Achyranthes bidentata)、酸模(Rumex acetosa)、小飞蓬(Comnyza canadensis)、蒲公英(Taraxacum mongolicum)、一年蓬(Erigeron annuus)等(蒋高明，1989；强胜，2001)。运用草本群落伴人值物重要值计算公式，计算出相同游道各相同位置样方各种伴人植物重要值总和(图 1)。通过分析发现：伴人植物主要分布在线性游道两侧，越接近游道种类越多，重要值越大；距离越远种类分布越少，重要值越小，说明伴人植物分布与旅游活动有直接关系。图 1表明旅游活动强度最大的JH-FT游道样方伴人植物种类最多，重要值最大；JH-CXT游道旅游活动强度最小，伴人植物分布最少，重要值也最小。说明伴人植物分布在距游道2 m以内种类多、重要值较大，超过2 m则分布相对较少。

2.4 植物群落影响与海拔、坡度的相关性

相同游道的旅游活动强度大致相当，同一游道上植物群落受影响程度差异往往与样带所在位置的坡度和海拔有一定关系。通过计算各游道不同样带01，02，03样方的平均植物区系组成变异度、群落高度降低率、群落盖度减少率与坡度和海拔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得出表 7结果。可以看出：JH-FT游道不同样带之间的高度差比较大，形成植被群落高度降低率、植物区系组成变异度与坡度呈显著负相关(P＜0.05)，即坡度越大，它们的变化率越小。说明相对高度大的游道，坡度大的样方旅游活动强度往往会减少，从而使植物群落受到的影响程度变小，反之坡度越小影响程度越大；群落高度降低率、植物区系组成变异度与海拔变化之间也呈现出相同的规律。其他几条游道由于相对高差不大，相对高度仅在200 m以内，坡度、海拔变化对旅游者的行为影响不大。植物群落受到的影响程度与旅游活动强度有关，主要取决于景区(点)的位置、环境、知名度等。距离知名度较高景区(点)样带，旅游活动强度较大，影响程度也相对较大，如JH-QB游道连着九华街与百岁宫。而远离重点景区(点)的样带，旅游者相对较少，旅游活动强度较弱，其影响则亦相对较小，如连接小天台景区的JH-CXT游道。

3 结论与讨论 3.1 旅游活动对九华山植物群落的干扰影响

把植物群落盖度减少率、高度降低率和植物区系组成变异度等指数进行算术平均得出旅游活动对九华山风景区植物群落影响的干扰指数(表 5)，得出距离游道不同距离的样方受到干扰的程度不同，各游道01样方都呈现严重干扰以上的程度，02样方大多表现为中等干扰程度，03样方都表现为轻微干扰程度。通过SPSS显著性检验发现：01，02，03样方之间的植物群落干扰指数差异均呈现显著性(P＜0.05)。植物群落平均盖度减少率、高度降低率和植物区系组成变异度分析，都发现植物群落受干扰的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2 m以内，2 m是一个重要的距离界限。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2个方面：其一，山岳旅游景区，坡度和海拔等相对较大，从安全和旅游者体质等角度考虑，游客以在游道上的游览活动为主，离开游道的情况相对较少；其二，九华山以人文旅游资源的寺庙景观为主体，旅游活动的指向性很明确，游道仅作为景区之间的通道，在游道上的观光活动相对较少。所以在游道两侧对植物群落的干扰影响范围也仅限于接近游道的范围。目前此影响范围仅集中在风景区的线形游道两侧，植物群落的变化也仅是群落盖度、高度、多样性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整个生态系统尚未产生重大变化。但随着影响在范围和深度的扩展，会在生态系统内部延伸，诸如不良物种入侵、多样性急剧下降等的大量出现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难以恢复的生态破坏，一旦这种破坏性的影响在景区内出现的时候，景区的生态系统会产生质的变异，从而影响景区的生态安全。

3.2 旅游活动对植物群落多样性的影响

运用植物群落多样性、均匀度和优势度等指数对6条游道的21条样带进行算术平均，得出每条游道的01，02，03，04样方的平均多样性、均匀度和优势度指数(表 6)。在旅游活动强度较大的游道，近游道样方的多样性指数相对较大；从近游道向远离游道方向优势度在增加，而均匀度在下降。其他游道上影响不明显，虽然距离游道较近样方受到的干扰相对较大，但影响程度可以归结为中度及中度以下的干扰，没有导致植物种类的大幅度减少，相反在那些干扰相对较强的区域植物种类、群落多样性等都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旅游活动干扰较强的样方中增加了许多伴人植物，伴人植物的入侵致使近游道样方植物群落多样性、均匀度指数上升、优势度指数下降。调查的少数01样方内植物稀少，个别样方甚至没有植物存在，说明旅游活动强度大到一定程度会影响植物正常生存，使植物群落多样性降低。

3.3 旅游活动导致大量伴人植物的进入

旅游景区的外来植物来源有2类：一类是为了美化、绿化景区有意识引进的植物，主要是人工草坪植物或者乔、灌木等人工美化植物，这些植物一般都经过人类的反复试验选择，不会对景区生态系统产生大的影响；另一类是旅游开发、游览活动过程中无意识携入的植物，亦称为伴人植物。对这些伴人植物的研究和管理可以有效地减少生态入侵给本地生态系统带来的安全隐患，从而减少旅游景区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无意识带入到旅游景区生态系统中的伴人植物，在九华山调查的21条样带中这样的伴人植物种类达到22种，占总调查物种的18.64%。目前九华山虽然没有出现伴人植物对景区生态环境影响的相关报道，但潜在的环境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风景区伴人植物的大量出现应得到相关部门和学术界的关注，加强对风景区伴人植物可能引起的生态环境影响研究，从而更好地保护风景区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3.4 旅游活动量与植物群落受干扰影响的相关性

对九华山各调查游道植物群落干扰指数与各游道的游客量进行相关性Prarson检验。发现各游道的01，02，03样方各自的平均植物群落干扰指数及各游道平均植被干扰指数都与游客量都呈正相关，相关系数(Sig.1-tailed)分别为0.547(P=0.130)，0.497(P=0.158)，0.309(P=0.275)，0.447(P=0.187)。可见不同游道相同位置的干扰影响的相关性都不显著(P＞0.05)。距离游道不同位置样方的植物群落受到干扰影响与游客量比例的相关性值呈现出由近游道向远离游道逐渐降低，说明距游道的距离是植被受干扰影响程度大小的主要原因。同时分析了各游道所有样带相同位置样方的平均植物群落干扰指数与游客活动量的关系，也得出了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447，但相关性不显著(P=0.187＞0.05)。

旅游活动对植物群落干扰影响是一个复杂过程，其影响程度与旅游活动强度、景区生态环境状况等密切相关。干扰对植物群落影响也具有复杂性，景观生态学的“中度干扰假设”认为中度干扰有利于增加景观的异质性，而高强度的干扰则可能增加或减少景观的异质性(Peng et al., 1995)，中度干扰有利于植物群落种类多样性的提高，草本植物在中等强度的旅游干扰下盖度最大(管东生等，1999)。九华山旅游活动对植物群落的干扰与游道距离有直接关系，但干扰对游道两侧不同距离的影响程度因受研究条件、手段和干扰的复杂性等限制还难以精确量化。旅游活动干扰强度通常与取样点的位置、距不同等级景区(点)的距离以及自然环境等相关，也与游客在此位置游览时的情绪、体力、精力等状况有关，因此从多角度、全方位考虑旅游活动对植物群落的干扰影响，提升研究的精准性是今后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