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科学  2007, Vol. 43 Issue (11): 113-121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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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浩然, 翁茜, 徐晋涛.
He Haoran, Weng Qian, Xu Jintao.
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效率分析
Analysis on the Efficiency of Processing Mills in State-Owned Forest Areas
林业科学, 2007, 43(11): 113-121.
Scientia Silvae Sinicae, 2007, 43(11): 113-121.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07-01-30

作者相关文章

何浩然
翁茜
徐晋涛

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效率分析
何浩然1, 翁茜2, 徐晋涛3     
1. 瑞典哥德堡大学 瑞典 41124;
2. 森林趋势 北京 100101;
3.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摘要: 利用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生产投入及产出的第一手调查数据, 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测度我国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2004年的技术效率, 进而通过建立计量模型, 分析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生产规模、产权明晰的私有化改制程度、资金约束、工资给付制度、留利水平、对主要经营管理者的激励以及市场营销强度是影响该类加工企业效率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国有林区    林产品加工企业    技术效率    数据包络分析(DEA)    
Analysis on the Efficiency of Processing Mills in State-Owned Forest Areas
He Haoran1, Weng Qian2, Xu Jintao3     
1. Gothenburg University Sweden 41124;
2. Forest Trends Beijing 100101;
3.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Using first-hand data and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evaluates efficiency performance of forestproduct processing mills in Northeast-Inner Mongolia state-owned forest areas.Subsequently a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i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of mills'efficiency.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level of privatization, production scale, financing constraints, payment scheme, level of left-over profits, incentive system for mill managers and intensity of marketing all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mills'efficiency.
Key words: state-owned forest areas    forest product processing mills    technical efficiency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    
1 研究背景

国有林区是我国森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林产品的重要产地之一,而国有林区在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陷入了森林资源危机、企业经济危困、生态环境恶化的境地。作为在国有林区占据重要地位的林产品加工企业,其生产经营效率的提高对解决资源、经济与生态环境3方面的问题都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根据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1947年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央人民政府195 0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规定,我国将集中连片的东北、西南等天然林区划归国家所有,形成国有林区,分布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四川、云南等9个省或自治区。其中,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东部林区)2000年总面积3 459.4万hm2,总蓄积28.28亿m3,分别占同期全国重点国有林区的70%和65%1)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陆续在国有林区设立了林业经营组织(统称为国有林业局)。国有林业局是国有林区的经营主体,是以森林经营和木材采运为主业的国有森林工业企业,历史上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全国共有155个国有林业局在经营管理着国有林区,其中135个为木材采运企业,20个为营林企业,而其中位于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的该2类企业数分别为84和16个(王永清,2005)。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是国有森工企业相对密集、先进林业生产力相对集中、产业体系相对完整、产业规模相对庞大、产业链相对较长的典型地区。因此从产业结构角度看,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的产业发展对提高我国林业生产力具有重大意义1)。而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是森林资源转化的必经环节,其经营状况不仅是当前国有林区经济水平的重要决定力量,也是国有林区森林资源能否得到有效利用的控制性因素。

1) 雷加富. 2001.加强资源管护推进天保工程实现国有林区资源、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在“森林资源管护承包责任制现场会”上的讲话

位于国有林区内的林产品加工企业与其他同类企业相比具有原料运输距离短、劳动力价格低廉等优势。为缩短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改善林区产业结构,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政府在国有林区投资建设了一定数量的林产品加工企业。这些企业的建立确实为林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机会增加做出了贡献。但是,与国有林区的其他部门一样,多数国有林产品加工企业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效率低下、机构臃肿、竞争力弱的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不但没有起到振兴林区经济的作用,还成为国有林业企业的经济包袱,进一步加重了国有森林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显示,国有林产品加工企业存在如下问题:1)效益低下,亏损严重;2)拖欠巨额贷款,资产负债率过高;3)社会负担沉重;4)开工不足,资产长期闲置(郑忠福,1995)。而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出现的全行业经营性亏损状况进行的调查发现,截至1998年底,仅黑龙江的14个重点企业的亏损额就达1.19亿元,占该省森工系统亏损总额的62%(万志芳等,2004)。

由于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连续出现大面积亏损,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该类企业的改革就从未间断,而且这些改革大都集中在企业所有制和经营机制的转型上。目前,在国有林区对国有加工企业进行多种形式的改制已是普遍做法。改革的具体形式包括组建多企业林产品加工集团、股份制改造、租赁经营、承包经营、转让(卖)兼并,以及将社会服务机构剥离等(李慧等,2000)。调查结果表明:截至2005年7月,黑龙江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的改制比例为42%,吉林该类企业的改制比例为39%(徐晋涛,2005)。尽管目前私有资本已在林区加工业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但发展林区加工业仍然被当作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在讨论天然林保护工程后续政策的过程中,加大中央政府对林区加工业投资力度、扶持所谓林区产业化发展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

林区加工业对林区经济发展和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有效率的林区加工业能增加林区家庭收入,改善就业状况,同时提高森林资源的利用率,减少森林资源的浪费,为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林区加工业对林区的改革与发展所具有的无可争议的重要意义使得对林区加工业进行透彻地分析成为为国家制定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林区扶持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提。但是,目前已有的研究大都停留在案例分析或规范分析的阶段,通过大规模调查并运用现代经济学数量分析手段进行的研究尚为数不多。这导致了目前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建议单调地停留在为林区争取国家投资的层面。因而政策分析的可信度和政策建议的有效性都有待提高。

对国有林区加工业进行的改革应该建立在对林区现有的加工业进行全面地效率分析基础上。在国有林区加工业已经是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局面下,究竟什么样的所有制和经济形式是有效率的?本研究的经济学逻辑是:如果国有加工业效率较高,那么,国家继续沿用传统的政府投资建企业的办法可能仍然是一项有效的政策;但如果其他所有制和经济形式能使企业产生更高的效率,那么,政府必须寻求其他的政策手段对林区加工业发展进行扶持,而不应再继续实行低效的直接投资的方式。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实地调研的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2004年数据的分析,建立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的效率决定模型,并对决定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尤其对体制政策方面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目的是为国有林区体制改革的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特别是对国家有关国有林区加工业的政策提供参考信息,协助改善林区的政策环境,促进林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

首先利用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的投入产出数据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计算出企业技术效率,然后将该效率数据作为因变量,将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制度等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实证计量分析。以期通过该分析达到确定哪些因素显著影响林产品加工企业的效率,以及应在此类企业中发展何种类型的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研究目的。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一种非参数型的确定性生产前沿分析模型,其运用生产过程的活动分析模型和线性规划技术对企业效率进行估计。DEA方法的优点在于不需要假设函数的具体形式就可以对企业效率进行度量。

以下将通过图 1所表示的2种投入(x1x2)、一种产出(y)企业的较简单情况为例来说明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基于投入的DEA方法的效率度量步骤。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多种投入、多种产出的生产技术以及基于产出的情况,DEA方法对效率估计的主要思路也是类似的。

图 1 基于投入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及投入松弛 Fig. 1 DEA model based on input saving measure and input slack

图 1中的SS′为样本企业在等产量(此时产量为单位产量)情况下的包络线,这条曲线实质上是在给定单位产出的情况下所有投入最小而技术效率最高的企业在该产出下的投入组合点的连线,因而没有任何样本数据点位于该包络线SS′的左下方。DEA方法将那些单位产出的投入组合点位于该包络线SS′上的企业的技术效率认定为1,即生产前沿,从而建立起一个可以进行效率比较的参照系。第二步是以包络线SS′作为参照系来分别度量其他位于包络线SS′右上方的各非完全效率生产单位的相对效率。

假设企业P使用如点P所示的投入数量生产出1单位的产出,则该企业的技术效率在图上被表示为线段QP所标示的距离。QP表明该企业生产同1单位产出在最优状态下所需使用的投入数量(如点Q所示)与其实际使用的投入数量(如点P所示)之间的差值,而且在将投入数量由P点减至Q点后,该企业的产出并不会由此减少。因此,该企业的技术效率被表示为TEP=OQ/OP < 1。而相比之下该企业若在点Q处经营,则其就具有完全的技术效率(此时其技术效率为1),因为点Q位于生产前沿上。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另一企业M而言,位于包络线SS′上的N点事实上并不是其技术效率点。由于N点所位于的等产量线SS′的那一段折线平行于纵坐标轴,故可以通过减少要素x2的投入量(减少数量为BN)而仍然保持该企业的产出水平不变,因此点B才是企业M的技术效率点,BN部分所表示的要素x2的投入量即称为投入松弛(input slack)。虽然投入松弛在实证研究中相当普遍,但已发展出两阶段线性规划的DEA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1)。而对于企业P,由于不存在投入松弛问题,故点Q确为其技术效率点。

1) 关于通过两阶段线性规划解决投入松弛问题的详细解释可参考Ali等(1993)

本文将成本最小化作为对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的一个合理假设,其原因在于该类企业面临着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本文对企业各种类型的投入品和产出品的价值量进行了汇总,最终归纳为4种投入品和1种产出品。值得注意的是,运用该方法还需假定有大量参与者保证该类市场的竞争性,且任何一个企业的产量不至于对整个市场产生任何影响(Miller,1998)。

中国自1998年开始推行的天然林保护政策严格限制了工业用木材的国内供给,故自此以来位于国有林区的林产品加工企业一般被认为具有很强的投入资源约束2)。因此,本研究拟采用以产出为导向(给定投入)的DEA模型对所调查企业的效率进行估计。又由于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的经营状况一般均未达到最优,则其生产规模一般也未处于最优规模,故以规模报酬变化(VRS)条件下的DEA模型作为主模型进行估计,同时给出了规模报酬不变(CRS)条件下模型的估计结果,以供在效率分析时进行对比。

2)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国有林区内的加工企业的原料主要来源于国内,甚至就是本林区的木材,而对于进口木材的需求一般很有限

在数据包络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对影响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经营状况和效率实现的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定量评估。在经济计量模型的决定上,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得出的规模报酬变化条件下基于产出的企业相对技术效率分数作为因变量,并由于该相对技术效率分数均位于[0, 1]的区间内,因此拟运用解决因变量受限情况下估计问题的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GLMs)(Papke et al., 1993; 1996)作为最终的实证计量模型。亦同时在结果中报告以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基于产出的相对技术效率分数作为因变量的模型所得出的回归结果以便进行比较分析。

对于本文实证计量模型的自变量,引入可能影响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产出效率的各种特征变量,包括体制状况、企业规模、激励机制、经营管理者状况和地区变量等,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经济计量模型对其技术效率进行回归分析。另外,在实际分析中,通过既有经验估计到企业产出效率随产值增加可能呈先增后减的倒“U”形态势,故在具体的实证计量分析中尝试加入产值的二次项进行拟合,从而建立如下经济计量模型:

上述模型中下标i代表第i个企业(iN),α和β为待估参数,ε表示随机扰动项。因变量OVTEi为基于产出的企业相对技术效率分数。SPY:最主要产品的投产年份(年份),用该企业目前最主要产品的投产年份表示,用于考察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累积效应或学习效应情况;PV:产值(万元),用该企业2004年生产的全部产品的市场价值表示,用于度量企业规模;PV2:产值的平方项,用于考察企业规模的变化趋势影响;NOP:是否为完全私有制企业,考察该企业目前是否为完全私有的所有制结构的二值虚拟变量,其中以完全国有的企业作为基组,用于考察企业私有化程度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状况;NOO:是否为其他所有制企业,考察该企业目前是否为其他所有制结构的二值虚拟变量,其他所有制企业包含了除完全国有和完全私有之外的各种介于其间的所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结构的企业,其基组仍是完全国有的企业,用于考察企业私有化程度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状况;SUB:是否为子企业,考察该企业目前是否为某个集团公司的子公司的二值虚拟变量,该变量用于考察企业的依附关系和体制独立性;LB:是否存在贷款约束,以企业是否曾向任何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而又未能获得贷款的二值虚拟变量表示,考察企业的对外资金需求受到约束时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状况;NCEDU:现任总经理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二值虚拟变量,考察总经理所受教育的程度;NCEXP:现任总经理是否曾当过厂长或经理,二值虚拟变量,考察总经理在成为本企业的主要经营管理者之前是否曾经有过直接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EDN:直接经营团队的经营管理权力数(项数),用包括企业总经理及其他拥有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权的直接经营管理者总共明确被赋予的重要生产经营决策权数表示(最多拥有13项权力),用于考察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决策独立性;HU:约定的上缴金额数(万元),用企业在2004生产年度前与其上级管理单位或母公司约定的该企业2004年度应上缴给各上级部门的如利税等的全部金额数来表示,此变量用于考察作为企业整体所受到的留利激励的影响状况;NCM:现任总经理风险抵押金额度(万元),为激励现任总经理更努力地经营管理企业而令其交纳一定的经营风险抵押金,抵押金额度用于考察企业直接经营管理者的风险承担状况;NCA:现任总经理是否获得奖金,用现任总经理2004年度是否获发奖金的二值虚拟变量来考察浮动收入对企业直接经营管理者的激励状况;PWP:领取计件工资工人的比例(%),该企业2004年领取计件工资的工人占其全部工人的实际比例,考察直接基于劳动贡献的报酬给付方式对企业普通员工的激励状况;ME:主要产品市场范围,该企业2004年度主要产品所涉及到的市场范围,此处用多值虚拟变量0、1、2、3、4分别表示该企业的产品市场范围为县内、省内、国内、国内和国外、国外五类不同的市场广阔程度;SRD:是否设有专门的产品研发部门,用企业是否设有专门的产品研发部门的二值虚拟变量来考察企业专门投入进行研发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状况;MF:产品市场拓展费用(万元),用该企业2004年用于广告、营销等拓展其产品市场的活动所发生的实际费用表示,用于衡量在产品市场营销方面的努力对企业的影响状况;WM:木材市场供应受限状况,考察作为林产品加工企业最主要原材料的木材的市场供给的影响状况,此处用多值虚变量0、1、2、3分别表示该企业面临供应很有限制、供应有的时候有限制、供应基本没有限制、供应没有限制4类不同的木材市场供应的受限制程度;JL, NM:吉林、内蒙古,分别以黑龙江作为基组来表示吉林和内蒙古的二值虚拟变量,用于控制那些与地区特征相关而又无法观测到的因素对企业产出效率的影响。

3 样本数据说明与基本统计分析

本文所用数据是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于2005年7—9月在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3个省或自治区实地调查收集的第一手数据,在林业管理局层面包涵了上述3个省区国有林区中几乎所有的林业管理局1)或与其平行的管理机构,共7个单位。在各林业管理局中,调查按照其下属林业局2)经营状况的“好、中、差”将林业局分组并在每组中各随机选取1个林业局,即在每个林业管理局选取3个下属林业局3)。本研究要求在每个林业局所辖范围内的所有林产品加工企业中随机抽取10个进行调查,最后共得到林产品加工企业的有效样本167个4)

1) 调查范围不包括黑龙江大兴安岭林管局

2) 注意:在中国的国有林区中,国有林业局虽然具有行政管理职能,但其存在的形式却是独立法人的企业。这有别于“林业局”这一机构在中国其他大多数地区作为地方林业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情形

3) 由于黑龙江伊春林业管理局的下属林业局较多,故特别在该林业管理局多选取了1组样本作为补充,即在该林业管理局共选取了2组6个样本林业局

4) 调查原计划应得到总计240个样本企业的数据。但在实际调查过程中,某些林业局范围内的林产品加工企业的个数不足10个,在此情况下则将该林业局范围内的所有该类企业均纳入调查样本中

由于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涵盖了木材和其他多种林产品的初、深加工,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较长产业链的复杂产业集群,企业的投入、产出品结构相当复杂。因此,本文对企业的实际投入和产出品进行了一定的分类整合,即将各加工企业的所有投入品归为原材料投入、能源投入、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4种类型,并将这些投入全部折算为2004年度实际投入的货币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起统一的平台来计算不同企业的相对效率。而产出方面也将不同企业的不同产品统一折算为该企业在2004年度生产并销售出去的所有产品的实际货币价值。即将不同类型的加工企业标准化为4种投入、1种产出的同类企业,然后再运用DEA模型对其效率进行度量和比较。

其中,对上述4类投入品的归纳方法说明如下:1)原材料投入企业生产所消耗的所有木材原料及其他原材料的成本总额;2)能源投入用企业生产所消耗的所有能源成本总额表示,这些能源包括所有固态、液态和气态的燃料及电能;3)劳动力投入企业所有在岗员工的工资总额;4)资本投入由于直接计算各企业每年的实际资本投入相当困难,故本文用企业2004年末的资产净值作为资本投入的代理变量。

表 1对单位产出(每产出1元的价值)所对应的原料成本、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和企业资产净值的分省均值的统计描述中可以看出,吉林的林产品加工企业在所有单位产出的投入品均值上均低于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同类企业;而吉林企业的上述成本优势在表 1对企业相对技术效率分数的统计描述数据中得到了体现:吉林的企业无论是在规模报酬不变还是在规模报酬变化条件下其相对技术效率分数的均值均高于其他两省区。

表 1 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变量数据基本统计性质一览表 Tab.1 DEA model based on input saving measure and input slack

表 2对效率决定模型中各重要变量数据的统计描述结果可见,企业规模报酬变化下的相对技术效率分数大于或等于规模报酬不变下的相对技术效率分数,这是由于规模报酬变化下的数据包络面较规模报酬不变下的数据包络面将观测数据包络得更“紧密”。另外,样本数据中企业主要产品的投产年份相差超过半个世纪,而样本企业的规模差别则达到了4个数量级。不同企业的直接经营管理者所交纳的经营管理风险抵押金不同,其管理权力的差别也很大。而在企业与其上级管理部门所达成的上缴协议中,不同企业的上缴金额差别超过1 000倍。在市场拓展方面的支出有的企业达到了数百万,而有的企业却分文未付。总之,样本企业中各变量的数据变异范围较大,而这正有助于本研究能在特征变量分布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最终的实证分析并得出更具有普适性的研究结果。

表 2 实证计量模型变量数据基本统计性质一览表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in econometric model

另外,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效率决定模型中所有重要变量的分省均值统计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实证计量模型变量数据分省均值一览表 Tab.3 Provicial average value of variables in econometric model

表 3可以看出, 吉林加工企业的效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省的该类企业。观察作为模型自变量的数据可以看出, 吉林企业与其他两省企业有以下显著区别:吉林企业的平均产值为黑龙江企业的近4倍, 更为内蒙古企业的8倍左右; 而从现任总经理所交纳的风险抵押金额度来看, 吉林企业的抵押金数额分别为内蒙古和黑龙江企业的3倍和5倍左右; 吉林企业的平均贷款约束情况也明显较其他两省企业更为宽松; 而吉林企业的平均产品市场拓展费用约为其他两省企业的3倍左右; 吉林企业总经理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经营管理经验也高于其他两省企业的总经理; 其当前主要产品的投产年份也平均早于其他两省企业7 ~ 10年。这一系列明显的区别是构成影响吉林企业的技术效率显著高于其他两省企业效率的主要因素。

4 计量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7个林业管理局或平行管理机构的24个下属林业局共167个样本企业的横截面数据,建立决定中国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效率影响因素的经济计量模型,并定量评价各因素对企业产出效率的影响状况。表 4给出了以规模报酬变化和不变下的相对技术效率分数作为因变量的广义线性模型和普通最小二乘模型的回归结果,并以规模报酬变化下的相对技术效率分数为因变量的广义线性模型作为最终模型。

表 4 广义线性模型与普通最小二乘模型的回归结果 Tab.4 Regression results of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and ordinary least square model

表 4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某些必要的企业特征变量后,本研究所关注的与制度安排相关的变量大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所选择的体制方面的解释变量确实是影响企业产出效率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反映出研究企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模型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规模及其二次项的系数均显著。其中产值的正系数和产值二次项的负系数表明企业产出效率随其规模扩大呈先增后减的趋势,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应当存在一个技术效率的最优规模。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完全私有制企业的技术效率显著高于完全国有制企业的技术效率,这一结果证实了前者在生产经营方面具有较后者显著强的能力。而对于那些介于完全国有制和完全私有制之间的诸如集体、集体入股、国有入股、外资入股等各种形式的企业,其可能均存在由共有产权带来的产权结构模糊而可能引起的管理混乱、缺乏激励等问题,故此中间类型企业并未能表现出比完全国有制企业显著高的技术效率。

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企业受到贷款资金的约束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技术效率。无论是处于扩张发展期还是处于萎缩困难期的企业,其对外的融资要求一旦遭到拒绝,企业的正常运转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从而对其技术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时,约定的上缴金额数与企业技术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留利一般是指企业在实现的经营利润中完成既定的上缴利润后留给自己的部分,反映企业家个人或企业员工总体的私权的实现程度。与此对应,上缴利润代表原有的国有成分在当前企业中保留的程度,上缴利润越多,企业留利就越少。在这样的规则下,企业及其经理人真正追求的并非利润最大化,而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刘小玄等,1998),因而留利作为激励机制会对产出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而上缴利润则会导致负向激励,这一点在估计结果中得到了验证。

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控制其他因素不变,企业的技术效率与其主要经营管理者所承担的经营风险显著正相关,而且若主要经营管理者能够获得浮动收入奖励也会对企业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尽管这一影响并不十分显著。风险抵押金和浮动收入奖励都能显著地激励企业经营管理者更努力地经营企业,但两者之间具体的激励作用却可能存在区别:前者主要在企业绩效较差时发挥作用;而后者则主要在企业绩效较好时激励企业经理人再接再厉继续提高企业绩效。因此,2种制度各司其职,将两者配合实行则能够在企业绩效水平的各阶段都达到对企业经理人显著的激励效果。

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领取计件工资工人比例的增长对于企业技术效率提高的贡献相当明显。因为对于企业普通员工而言,实行计件工资制度能够比实行计时工资制度更为明确且紧密地将劳动努力程度或劳动贡献与所获得的报酬联系起来。亦即计件工资制度实行得越普遍,企业对员工的劳动贡献认可度越大,从而使其员工受到的劳动激励越大,越有助于企业产出效率的提高。

模型结果显示出保持其他因素不变,企业在市场营销方面的资金支出能够显著提高该企业的技术效率。由于在市场拓展方面的努力能够帮助企业创造良好形象并帮助其产品提高知名度,从而为企业在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营销的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创造便利的条件。而这些便利为企业带来的好处最终可能就体现为企业产出效率的提高。

另外,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设置专门的研发部门会对其技术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尽管这一影响并不十分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国有林区的林产品加工行业目前基本处于对技术及产品创新水平要求不高的粗加工阶段,故企业设置专门的产品研发部门的实际作用在现阶段并不明显,但却显著增加了企业的现期运营成本。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通过产品研发带来的降低成本,提高品质,从而改进效率的核心作用将不断凸现1)。而企业主要产品的投产年份对企业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究竟是新企业还是老企业更有效率”的问题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的答案往往是不同的。据Pitt等(1981)的研究,新企业由于通常有着较新和较先进的机器设备而比老企业更有效率;而Ang等(1999)的看法则是老企业由于拥有较丰富的市场信息和较成熟的技术力量,因而更具有优势。而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企业存续年限与企业效率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企业为子企业的情况对产出效率的提高起到并不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回归结果还表明,诸如经理受教育程度及其经营管理经验、产品市场范围、原材料市场供应情况等其他因素对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国有林区加工企业所面临的相对特殊的市场环境和经营环境造成的。

最后,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各种企业层面及其经营管理者层面的多种可能影响因素后,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效率不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

1) 产品研发的正面影响应在多期以后才能显现,而本研究所用的横截面数据并不能发觉这一远期影响。而设置专门的研发部门在现期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为负主要是因为其增加了现期的运营成本

从与表 4中普通最小二乘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后可以看出,在2个不同模型中各可能影响因素对2种不同技术回报下的相对技术效率分数的影响除了少数变量具有显著的差别外,大多数解释变量,尤其是对技术效率具有显著影响的那些解释变量,对这2种不同技术回报条件下的技术效率的影响方向和统计显著性均基本相同。这表明实证模型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因而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性。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运用了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和经济计量模型, 对影响中国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企业效率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我国国有林区加工业的改革和未来发展具有非常直观的政策含义。

在林区产业化政策方面, 国家应更为重视推进对国有林区加工业的私有化改革进程, 并为林区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的加工业的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信贷环境, 国家对林产品加工业的直接投资不再居于主导地位。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企业产出效率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形变化趋势。因此, 存在着一个企业发展的有效规模区间。而合适的经营规模是在市场引导下逐渐形成的, 这进一步佐证较少的政府投资和政府干预有利于林区加工业效率的提高。

政府或企业的上级部门还应给予企业尽可能宽松的留利政策, 以保证企业得到更多的留利, 进而获得更高的制定经营决策和激励决策的独立性, 从而激励企业达到更高的技术效率。另外, 还应当鼓励企业增加用于市场拓展方面的支出, 鼓励企业尽可能地实行计件工资制度, 并提高主要经营管理者为经营企业支付的风险抵押金和获得的浮动收入奖励。实行这些措施均有助于激励他们将企业带入更高的效率水平。

我们的分析表明, 通过选择适宜的改革途径, 国有林区林产品加工业将有望摆脱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 提高效率和竞争力, 为林区的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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