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对人类危害最严重的几次大的传染病流行，基本都是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比如鼠疫、天花和流感等。目前，人兽共患病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的一大公共卫生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将人兽共患病定义为那些在人类和脊椎动物之间自然传播的疾病和感染。迄今为止，人兽共患病的总数仍不清楚，但根据Taylor等(2001)的研究，在其所列的1 415种已知的人类病原体中，62%是人兽共患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人兽共患病还在陆续地被发现和证实。人兽共患病主要包括细菌病、病毒病、立克次氏体病、原虫病、真菌病和寄生虫病等，而大多数人兽共患病与野生动物有重要的流行病学联系，其作为人兽共患病病原的主要“储库” (储存宿主)，并携带和散播病原体或其传播媒介(如蚊、跳蚤、蜱类等)，向其他野生动物(同种或异种)、饲养动物、人类传播人兽共患病原体(Bengis et al., 2004)。

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发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近年来，埃博拉(Georges-Courbot et al., 2002)、西尼罗河热(Hayes et al., 2006)、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 (Peiris et al., 2004)和高致病性禽流感(Yuen et al., 2005)等一系列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表明，以野生动物为主要“储库”的人兽共患病，不仅严重威胁着野生动物自身的健康和生存，而且威胁人类的健康，并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野生动物在人兽共患病的发生、传播和流行中的作用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人类在面对由人兽共患病带来的无处不在的巨大威胁时，如何正确认识动物与人类所受到的疾病威胁，如何处理好人类与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如何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或减少发生的频次等问题，则非常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1 野生动物与历史上由人兽共患病引起的重大事件

在整个历史中，人兽共患病一直影响并威胁着人类健康，每一次人兽共患病的发生和流行，都给人类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巨大的灾难，其后果不亚于甚至超过一场战争。野生动物总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鼠疫(plagus)。鼠疫是由鼠疫耶森氏杆菌(Yersinia pestis)所致的自然疫源性、烈性传染病，根据流行种群的不同分为人间鼠疫和鼠间鼠疫。后者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人间鼠疫多由野鼠传至家鼠，再由家鼠传染于人引起，其传染性极强、发病快、病情重、死亡率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被列为甲类传染病。历史上记载过3次世界性大流行：第1次在公元6世纪，几乎遍及全世界；第2次发生于14世纪，波及整个欧亚和北非，被称为“黑死病”；第3次发生于1894年，于1900年流传到32个国家，据估计鼠疫累计已导致2亿人死亡(Rollins et al., 2003)。鼠间鼠疫传染源(储存宿主)有松鼠(Sciurotamias spp.)、地鼠(Nesokia spp.)、狐(Vulpes spp.)、狼(Canis spp.)、猫(Felis spp.)、豹(Panthera spp.)等，其中黄鼠属(Citellus)和旱獭属(Marmota)最重要。家鼠中的黄胸鼠(Rattus flavipectus)、褐家鼠(R.norvegicus)和黑家鼠(又名屋顶鼠，R.rattus)是人间鼠疫的重要传染源。鼠疫通过蚤类在鼠中传播，病原菌-蚤-鼠构成自然疫源地，在自然界循环存在(赵广英，2000)。目前，该病仍然在亚洲、非洲和美洲散在发生或呈地方性流行，据WHO统计每年都有100~3 000个病例发生(Kruse et al., 2004)。

狂犬病是一种主要侵害神经系统的急性、接触性、古老的人兽共患病，死亡率接近100%。据统计，全世界有87个国家有狂犬病报道，估计全世界每年有5万人死于该病，印度每年的死亡人数多达25 000例以上。2001年我国狂犬病死亡人数862例，病死率高达98.88%(金国梁，2004)。狂犬病病毒(rabies virus，RV)的传播方式是接触被感染动物的唾液，通常是被这只动物咬伤或抓伤。潜伏期可以持续几个星期到一年或更长时间。所有的哺乳动物(包括野生哺乳动物)都有可能感染并传播狂犬病，猫、狼、狐和蝙蝠(Myotis spp.)等在此病的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狂犬则是主要的传染源(赵广英，2000)。

2 由野生动物传播给人类的新疾病的出现和流行

在全球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的情况下，野生动物携带的病原体变异速度呈现出不断加快的趋势，野生动物向畜禽、人类传播疫病的风险越来越大，传播途径也越来越广，带来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近30年来，新发的或突发的传染性疾病不断涌现，种类有30余种，而且绝大多数都在不同程度上与野生动物有关。这些新出现的传染病越来越多地威胁人类健康(Daszak et al., 2000)，给现代发达社会的人类带来灾难。

2.1 艾滋病

据统计，目前全球有近4 0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成千上万人因此而丧生。令人遗憾的是，即便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虽然全世界很多相关研究人员付出了巨大努力，但至今尚未研制出根治艾滋病的特效药物，也没有可用于预防的有效疫苗。艾滋病被世人称为“超级癌症”和“世纪杀手”。

研究成果显示：1983年发现的人类艾滋病很可能也是一种人兽共患病，其自然宿主基本认定是生活在非洲中部和东部的绿猴(Cercopithecus aethiops) (Daniel et al., 1988)或黑猩猩(Pan troglodytes) (Crandall et al., 1999)。病毒学者从200只非洲绿猴的末梢血液中成功地检出70只带有与人类艾滋病病毒极为相似的病毒，而这种绿猴多生活在人类居住地附近。它们成群结队在旅游胜地及公园等场所觅食或与人们嬉戏，有时会咬伤游客，这样就将猴艾滋病毒传给人(尤其是原居住于扎伊尔的海地人)，又由移民将病毒传到美国，进一步传播到世界(Sharp et al., 1999)。艾滋病的传播媒介是一种吸血的马厩蝇(Hybomitra bimaculata)，因为这种吸血蝇在叮咬人或动物时，总是要先吐出一些肠中血到被叮咬者的血液中，而且其肠道内的消化酶不能完全杀死艾滋病病毒，依然有感染能力。这就增加了其传播艾滋病病毒机会。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欧布赖恩博士研究还发现，不仅灵长目动物身上含有艾滋病毒，许多猫科动物，如家猫、狮(Panthera leo)、美洲豹(Panthera pardus)等体内也能发现其踪迹。他认为，许多动物体内都含有自己的病毒，这可能致病，也可能相安无事。问题是，当动物病毒进入人体，就像艾滋病病毒感染人类那样，其后果可能导致瘟疫，最终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疫病传播(Holmes et al., 2001)。

2.2 传染性海绵状脑病(transmissibl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TSE)

TSE是由朊病毒导致的一系列神经系统疾病的总称，包括人库鲁(Kuru)病、早老性痴呆(CJD)、吉斯特曼-斯召斯列综合症、致死性家族失眠症、羊痒病、鹿慢性消耗病(CWD)、牛海绵脑病(BSE)、猫海绵脑病(FSE)和传染性雪貂白质脑病(TME)。CWD自1978年首次被确认为TSE以来，目前已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地区的鹿(Axis sp.)和糜鹿(Eiaphurus davidianus)体内发现(Williams et al., 2002；Spraker et al., 1997)，呈地方流行性(Miller et al., 2000)，但近几年有逐步扩散的迹象，并有向人类传播的潜在威胁(Williams et al., 2002；Belay et al., 2004)。动物TSE的发生通常由于种间屏障而局限于特定种类的宿主(Belay et al., 2004)，与此类似，人类TSE的发生通常具有家族性或零星散发、无明显传染来源的特点，但突变形式的CJD(vCJD)是一例外，其被认为是由BSE通过食源性感染传播给人类的(Will et al., 1996；Belay et al., 2002)。自2001年以来，除了英国和其他几个欧盟国家外，日本、以色列和加拿大等国家也在本土养殖的牛群中发现了BSE(Bradley et al., 2004)，目前，该病正在走向全球化。

2.3 埃博拉病毒(Ebolavirus)

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发现于非洲的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苏丹。在发现埃博拉病毒的20多年里，全世界死于这种病毒的大约有1万人。由于这种病毒多发生在非洲偏僻地区，所以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远大于这一数字(Muyembe et al., 1995；Georges et al., 1999；Khan et al., 1999)。最近，刚果(金)西北部与加蓬接壤的地区再次大规模暴发埃博拉病毒，已经死亡100多人。分布在该地区的大猩猩(Gorrilla gorrilla)和黑猩猩数量的锐减也与病毒爆发有关(Khan et al., 1999)。几次埃博拉病毒爆发的原因都是当地居民食用了附近森林里的灵长类动物或接触了它们的尸体(Georges et al., 1999)。该病的发生和流行主要可能是由生态学原因而不是病毒变异引起的(Leroy et al., 2002)。

2.4 亨德拉病毒(Hendra virus，HeV)和尼帕病毒(Nipah virus，NiV)

尽管两者在临床症状和流行病学方面不同，但在病毒学分类上均属于副粘病毒科，共同组成亨尼帕病毒属(Murray et al., 1995a)。

1994年9月，HeV首次发现于澳大利亚昆士兰省患有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的赛马身上，导致高死亡率并表现为人接触性感染(Selvey et al., 1995)。对当地5 000多只家养动物进行抗体检测，未发现HeV抗体(Murray et al., 1995b)。但是，黑狐蝠(Pteropus alecto)等4种狐蝠体内具有抗亨德拉病毒的抗体(Young et al., 1996)。对当地1 043个狐蝠样本进行血清学检测，发现47%的样本呈亨德拉病毒阳性反应。虽然没有发现病毒从狐蝠直接传播给马，但实验室感染证实这种方式是可能的(Halpin et al., 2000；Field et al., 2001)。在昆士兰，马群的发病时间正好与狐蝠的繁殖季节相重叠(Field et al., 2000)，而且从实验室感染和自然感染的狐蝠胎儿组织中分别分离到亨德拉病毒(Williamson et al., 2000)，因此，最可能的传播途径是马采食了被携带病毒的狐蝠胎儿组织或胎水污染的牧草所致；马由于采食狐蝠吃剩的果实而感染也是发病的原因之一。病毒在马群中的传播是通过感染的尿液或鼻腔分泌物，人由于与病马接触而感染(Field et al., 2001；Barker, 2003)。

1998年9月至1999年4月, NiV在马米西亚首次爆发，导致成千上万头猪死亡，并在几周内导致276人感染，其中105人死亡(CDC，1999；Chua et al., 2000)。在尼帕病毒感染的猪场内，该病传播速度很快。人群的感染病例多为与病死猪直接接触的饲养人员，主要通过直接接触病死猪伤口、分泌物、排泄物、体液及呼山的气体等而感染，目前，没有发现尼帕病毒在人之间传播(Chua et al., 2000)。对14种324只蝙蝠(Vespertilio spp.)的血清检测结果显示，其中5种21只蝙蝠有尼帕病毒抗体(Yob et al., 2001)。后来，从黑猴狐蝠(Pteropus hypomelanus)尿液内分离到尼帕病毒，进一步证实狐蝠是尼帕病毒的自然宿主(Reynes et al., 2005)。但尼帕病毒的爆发直接与环境破坏有关，森林面积减小、食物不足，迫使狐蝠从森林生境中迁移到森林边缘附近的果园取食；而马来西亚有许多养猪场与果园毗邻，狐蝠污染的果实掉落到地上，被猪吃掉，进而把这种致命的病毒带给人类(Yob et al., 2001)。

2.5 西尼罗病毒(West Nile virus，WNV)

WNV于1937年首次从乌干达西尼罗河省的一名妇女的血液中分离、确认为病原体，并因此而得名，该病毒为黄病毒科的成员，同属这一科的还有登革热病病毒、日本脑炎病毒以及丙型肝炎病毒等(Hayes et al., 2001)。但近几年来，WNV在美洲的出现，以及在罗马尼亚、俄罗斯、以色列及其他地区的频繁暴发和流行，说明该病毒已经成为一个重新出现的威胁全球的病原，且大有蔓延之势(Lvov et al., 2000；Yamshchikov et al., 2001；Medlock et al., 2005)。

WNV通过蚊子叮咬或输血传播给人类或马、禽等易感动物(McLean et al., 2002)。嗜鸟(ornithophilic)蚊类为WNV传播的主要媒介，有数种鸟类主要是候鸟为WNV携入者或扩大宿主(ampiifying host)(van der Meulen et al., 2005)。鸟感染后通常不出现临床症状，但有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高滴度的病毒血症期，此时被蚊子叮咬后，即可通过感染的蚊子而传播。在自然条件下，病毒在鸟-蚊-鸟的传播循环中存在。感染WNV的蚊子叮咬鸟类以外的其他动物或人时，即可将病毒传播给这些动物或人。病毒在人-人之间，非人脊椎动物-人之间的直接传播还未见报道，但病毒可在鸟-鸟之间不需蚊子作为载体而直接传播最近已经被实验证实。至目前为止，在北美已经至少在110多种鸟、近30种蚊子体内分离到病毒。除了人、马、鸟和蚊子以外，还发现了猕猴(Macaca mulatta)、犬、猫、狼、蝙蝠、金花鼠(Tamcus sibiricus)、灰松鼠(Sciurus vulgaris)、臭鼬(Mephitis mephitis)、家兔(Cryctolagus cuniculus)、山羊(Capra hircus)、绵羊(Ovis aries)、美洲驼(Lama glama)、羊驼(Lama guanicoe)、驯鹿(Rangifer tarandus)和牛等多种哺乳动物，甚至于冷血动物短吻鳄(Caiman crocodilus)感染WNV发病或死亡的病例(van der Meulen et al., 2005；Jacobson et al., 2005)。另外，还首次出现了人类因输血、器官移植而感染WNV的病例和感染母亲因为哺乳而感染婴儿的病例(CDC，2002)。

2.6 流感(Influenza)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Influenza virus)引起的、流行于动物和人类中的急性、高度传染性疾病，至今仍是世界上人和动物发病最多、传染最快和传播最广的一种病毒性传染病，而且经常不定期地暴发流行。1918年西班牙暴发的流感，导致2 000多万人死亡，比第1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还多(Taubenberger et al., 2000)。在美国，每年因流感导致的死亡人数近2万人，超过车祸和艾滋病造成的死亡人数(CDC，2000)。动物的流感尤以禽流感的危害最大，常给养禽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但禽流感因导致公共卫生事件而受到极大关注，则始于1997年在香港发现H5N1禽流感病毒感染并致人死亡的报道(Lu et al., 2003)：2003年2月香港再次暴发禽流感并导致1人死亡(Stohr et al., 2002；Ferguson et al., 2004)；2003年2月底荷兰暴发禽流感，起初由禽到人的传播继而发展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播(Fouchier et al., 2004)：2003年底到2004年3月，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及地区暴发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并有H5N1感染人和引起死亡的报道(Ferguson et al., 2004), 到目前为止，在亚洲地区因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而死亡的人数已上升到63人。2005年，H5N1高致病型禽流感在日本、中国的青海湖、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蒙古等国家和地区相继发生，疫情的蔓延方向、路线和发生时间符合候鸟的迁徙活动规律；而且，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证明：H5N1高致病型禽流感病毒(high pathogen avian virus，HPAIV)可以从野生鸟类体内分离到(Liu et al., 2005)，野生鸟类特别是迁徙鸟在该病传播中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Ellis et al., 2004；van Borm et al., 2005；Chen et al., 2005)。更让专家们担心的是，候鸟极有可能在迁徙过程中将所携带的HPAIV通过粪便等散播给当地的留鸟、水禽，再由它们将该病毒传播给家养动物和人类。

2.7 SARS和猴痘

2002年冬季至2003年春夏，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导致了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ion syndrome)在中国的暴发，严重威胁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同时也给世界上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均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至今，病毒的来源仍是病毒学家们研究和探讨的热点问题。目前，已经从蝙蝠、猴、果子狸(Paguma larvata)和蛇等数种野生动物体内检测到冠状病毒基因，已测出的病毒基因序列与SARS病毒基因序列完全一致；另外，即将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研究成果显示，中国香港科学家袁国勇等人在59只捕获的野生鲁氏菊头蝠(Rhinolophus sinicus)中，可从其中23只蝙蝠的肠道分泌物中分离到蝙蝠非典冠状病毒，基因组分析和进化分析表明，该病毒与果子狸和人类身上发现的非典冠状病毒有最密切的联系，而差异存在于较易突变的纤突基因，类似的差异也存在于感染果子狸和人类的不同非典冠状病毒株之间，基因差异分析表明：该病毒与果子狸身上的冠状病毒基因差异更小，它们可能是共同的“基因祖先”演变而来的，进而他们推测，果子狸可能只是病毒从其他野生动物迁移到人类的一个中介(Lau et al., 2005)。因此，SARS病毒或类SARS冠状病毒可能存在于部分野生动物体内，其来源最大的可能是野生动物(Saif，2004)。此外，冠状病毒变异频繁，研究表明，用2种冠状病毒同时感染动物，可发生体内重组，产生50%的“新”病毒，根据这些研究结果，我们可以推测SARS无疑是动物病毒进化或变异后感染人类，从而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又一个罪魁祸首(Holmes et al., 2004)。

1958年猴痘病毒首次发现于一捕获的灵长类动物身上，目前已知猴、啮齿类动物、兔、人均可患病。人猴痘病毒是一种罕见的、散发的、天花样的动物源性病毒。20世纪70年代初次发现以来，主要散发于非洲中西部雨林国家，在非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没有人感染猴痘病毒的报道。但自2003年5月13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由草原土拨鼠(Cynomys ludovicianus)传染给人开始，截止到2003年6月11日，美国CDC至少接到疑似病例报告54例，确诊9例。随后疫情的发展出现恶化，虽然患者仍局限在原有的3个州，但是作为传染源的猴痘病毒携带鼠已扩散至15个州，该病的出现引起了美国卫生部门和各国科学家们的极大关注，原因之一就是担心该病毒可能从此在北美的野生动物中长期立足，威胁人类，一旦发生进化，将会在人类中更易传播，甚至取代早已消灭的天花病毒而填补已出现的生态链缺口(Reed et al., 2004)。

3 人兽共患病的发生、危害和防控带给我们的启示

SARS在人们心中造成的阴影至今仍挥之不去，而现在高致病性禽流感又频繁暴发，我们应该冷静地思考由人兽共患病带给人类的威胁。野生动物作为许多人兽共患病流行病学的重要环节，应该被纳入为害风险分析中；我们在采取综合的、整体的措施来预防和控制人兽共患病时，野生动物作为病原“储存器”的作用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3.1 合理开发和利用大自然

近年来与野生动物有关的人兽共患病频繁地侵害人类的健康，其主要原因可能涉及以下几点：其一，人口数量的极剧增长，工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加剧，森林的滥砍乱伐，野生动物的滥捕乱猎，人类向自然界的野蛮索取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大量的未知病原微生物进入人类的环境，不断给人类带来新的威胁。其二，人类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不可避免地挤占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缩小了人类与之的距离，使人类与自然宿主接触过于频繁，从而增加了被野生动物所携带病原感染的几率。其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风俗，人类不科学地接触或食用了野生动物或其尸体，从而导致相关病原的传播和流行，非典和埃博拉病毒感染则是最典型的例子。为了减少和避免与野生动物疫病有关的人兽共患病对人类的危害，应普及公共卫生健康知识，倡导民众建立良好的卫生意识；人类必须合理开发和利用大自然，尊重自然界中的各种生命，保护全球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健康，才能最终保障人类自身的健康。

3.2 建立和加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和预警

20世纪80年代，美国流行病学家卡尔文·施瓦布的论点——世界只有一种医学——是对人类与动物，包括野生动物、家养动物间的健康和疾病联系日益紧密的最好诠释。我们在面对源于野生动物的人兽共患病带给人类的巨大威胁时，应主动采取措施而不是被动地防守；野生动物作为许多人兽共患病病原的“储存宿主”，作为威胁人类健康和畜牧业发展的一大隐患，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应该是人类和动物疫病监测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实践证明：WHO先期建设的不同动物疫病的主动监测网络及各种预警预报系统，在预警、有效控制疫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鉴于野生动物疫病与人类生活和健康的重大关系，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野生动物疫病监测预警技术体系、管理体系和制度，但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虽然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和兽医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加强对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测，但在一些具体职能上还需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而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国和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中对野生动物野外种群疫病监测与预警的职能界定上也属空白，使国家在野生动物疫病种类、分布范围、扩散途径和发生动态方面缺乏最基本的相关资料，给野生动物保护和人类健康带来极大隐患。因此，在目前重大疫病暴发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应在修改相关法律时增加有关内容，加强国内野生动物疫病监测网络及各级预警预报系统的建设和投入，争取做到防患于未然，及时发现野生动物疫源疫情，从而阻断向家养动物、人类传播并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

有效的监测依赖于实验室快速鉴定某种新发病原的能力，再加上野生动物疫病的研究起步较晚，我国应重视和加强野生动物疫病，特别是人兽共患病原的流行病学、致病性、快速检测、快速诊断方法和预防、治疗用的疫苗、药物等方面的研究，建立人兽共患病研究控制中心。

另外，通过科技培训提高包括基层人员在内的各类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技术水平，是我们提高监测能力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的前提条件。

3.3 构筑统一、高效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总结防控SARS和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经验利教训，有关部门已经发现我国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存在的问题，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动物与人类健康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动物防疫体系应该成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筑统一、高效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立和完善重大人兽共患疫情的紧急反应体系，林业、人医、兽医、检疫和经贸部门、政府部门之间进行通力合作，采用迅速、高效、统一指挥和统筹领导的方式，制定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发挥社会各个部门和人民的共同力量，对于控制重大人兽共患病疫情是行之有效的。

3.4 建立数据信息系统和平台，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一个完善的流行病学数据库将有助于提高疫情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的精确程度，加强防疫体系的快速反应能力，是建设真正有效、健全的疫病防控体系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另外，有效的疫病控制系统，有赖于一定的信息平台，需要有快捷的、准确的疫情信息来源，并做到疫情的公开和有效利用。目前，国内应加大投资力度，完善各种疫病信息平台的建设，将无机的、散在的疫病信息，结合地理环境或发生时间、条件等进行综合分析，形成一个有机的、动态的、宏观的信息系统和平台，将会指导人们有效地开展对各类动物疫病的监测、预警利防控，实现迁徙和越冬地的全程监控。

当前，全球性的生产、贸易和畅达的交通加快了人兽共患病流行的频率、拓宽了其传播范围。各学科间、国际间的合作对于快速鉴定某种病原、有效控制疫情的爆发和流行，是十分必要的，天花在全球范围内的消灭表明：人类欲控制或消灭一种传染病，必须开展国际合作；另外，2004年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有效控制凸显了WHO等国际组织的作用。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信息、数据等方面的交流和共享，技术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进而实现对人兽共患疫情的预警和及时、有效的反应。

4 结束语

人兽共患病不仅仅是公共卫生问题，而且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同时还应认识到，病原微生物寄生在野生动物、家养动物和人类等宿主并与之相互斗争，通过突变和渐变两种基本进化方式来实现自身的生存和物种延续，这使人类和人兽共患病的斗争将永远存在，很难将某种病原体从自然界彻底消灭(天花是迄今为止人类消灭的唯一传染病)，那种把人兽共患病全部消灭的想法更是不现实的。而且可以断言，新的病原体和新的人兽共患病疫情今后还会出现。我们只有在全球范围内依靠科学、通力合作加强人兽共患病监测、预警、预防和控制的基础上，尊重自然规律，适度地向自然界索取，保护生态平衡，才能为人类自身创造和谐、稳定、健康的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