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植物在其生长过程中可通过同化作用吸收大气中的CO₂，以生物量的形式将其固定在植物体和土壤中，使森林成为陆地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碳汇或碳库。全球的森林面积只占土地面积的27.6%，但其植被碳贮量却占全球植被的77%，森林土壤的碳贮量约占全球土壤的39%；单位面积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是农地的1.9~5倍(Ciais et al., 2001)。在20世纪80、90年代，以热带地区毁林为主的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碳排放量分别占同期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的31%和25%(Ciais et al., 2001)，成了仅次于化石燃烧的大气CO₂的重要排放源。因此，造林和森林保护被认为是缓解大气CO₂浓度上升的重要措施之一。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3次缔约方大会(COP3)通过的《京都议定书》第3.3条款规定，UNFCCC附件Ⅰ(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缔约方可以通过造林和再造林及防止毁林等引起温室气体源排放和汇清除的净变化，来抵消其所承诺的温室气体减限排指标。为了缓解附件Ⅰ各缔约方由于减排而对本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公约的最终目标，《京都议定书》第12条还确立了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简称CDM)(UNFCCC, 1997)，通过该机制，有减排义务的工业化国家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碳汇项目，用项目产生的源排放减少和汇清除的增加来实现其所承诺的减限排目标。2001年通过的“马拉喀什协定”第17/CP.7号决议规定，在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合格的CDM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碳汇项目只有造林和再造林项目(UNFCCC, 2001)。由于避免毁林或森林保护等具有保护碳库和延缓碳排放的功能，因此这些活动也有可能被纳入合格CDM项目。

实施CDM林业碳汇项目虽然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但也会给实施项目的周边地区，甚至全球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带来一些除碳吸收效益以外的影响，即碳效益发生了泄漏(leakage)。这些影响一直是有关CDM方式和程序谈判过程中各缔约方关注的焦点。如果不对这些影响进行全方位的监测，只监测到项目边界内由项目活动所产生的碳减排量或汇增强量，忽略了项目边界以外的、由项目活动引起的碳排放的增加或碳汇的减弱，那么CDM项目的实际效果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为此，“马拉喀什协定”第17/CP.7号决议要求项目参与方要准确计量和监测CDM项目活动产生的泄漏，并将泄漏从项目边界内、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和汇增强中扣除(UNFCCC, 2001)。

为了对今后在我国实施的CDM林业碳汇项目进行评估、监测及在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尽量减少泄漏，本文结合各国有关的案例，在对各种项目活动产生的泄漏类型、机理和影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确定泄漏的方法，从政策和项目发展的角度对如何理解和管理林业项目中的泄漏问题提出了建议。

1 泄漏的含义

CDM造林或再造林项目(CDM-AR)的泄漏是指发生于CDM-AR边界之外的、由造林或再造林项目活动引起的、可测量的温室气体源排放的增加(UNFCCC, 2003)。可以看出，泄漏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项目边界的界定。

“马拉喀什协定”第17号决议规定，CDM中的项目边界是指项目参与方控制范围内的、明显地由CDM项目活动引起人为温室气体源排放(UNFCCC, 2001)的地理边界。在CDM-AR方式和程序的谈判中，哥斯达尼加、波利维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尼加拉瓜、乌拉圭、智利、中国、马来西亚、非洲、欧盟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提出，CDM-AR中的项目边界应参照上述“马拉喀什协定”中的规定，在“温室气体源排放”后加上“和汇清除”的建议。挪威、哥伦比亚、图瓦努提出了狭义的项目边界的定义：即项目边界为发生造林或再造林项目活动的地理边界。欧盟、瑞士、荷兰等提出了项目边界应包括项目参与方控制范围内的所有受造林或再造林项目活动影响的碳库的建议(SBSTA，2003)。第9次缔约方大会第19号决议(19/CP.9)对CDM _AR项目的边界的定义是：项目参与方控制范围内的造林或再造林活动的地理位置(UNFCCC，2003)。该定义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实际上是让项目参与方根据有关规则来自行确定CDM-AR的项目边界。

为了能对泄漏有更好的理解，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泄漏的含义进行分析。

1) 从泄漏发生的原因看，泄漏一般是由于项目活动的实施和相关政策的制定而引起的。例如，《京都议定书》可能导致有减排义务的工业化国家的商品林经营活动转移到不受排放限制的发展中国家，使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源排放随森林采伐强度变化，导致泄漏的发生。因为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采伐大量的商品林，而毁林是仅次于化石燃烧的大气CO₂的重要排放源，由于《京都议定书》为附件Ⅰ缔约方(大多数工业化国家)规定了温室气体的减限排指标，这些国家为了履约，将会在本国限制毁林这类活动，为了满足本国的经济需求，这些国家会把导致温室气体排放、与商品林有关的经营活动转移到不受温室气体排放限制的发展中国家，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原有水平上上升。

2) 从泄漏对项目周边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看，泄漏既可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可产生负面影响。哥伦比亚、加拿大、玻利维亚、智利、欧盟、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挪威等在谈判中提出，泄漏除指“马拉喀什协定”第17号决议规定以外，还应包括汇清除的增加或源排放减少的净变化(SBSTA，2003)，这个观点就是基于泄漏能产生正面影响来提出的。就温室气体而言，负面影响意味着更多的源排放或更少的汇清除，这种类型的泄漏称为“负泄漏”。例如，实施CDM-AR项目，可能会使项目区原来的农业生产活动发生转移或使其他地方的造林或再造林速度下降，使项目周边地区的温室气体汇清除减少或源排放增加，对项目周边地区的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此外，还有一种人们不打算克服的泄漏：即CDM-AR项目的实施会引起项目周边地区的温室气体汇清除增加或源排放减少，这种类型的泄漏称为“正泄漏”。例如，由英格兰电力公司资助的马来西亚Sabah减少源排放的项目中，采用的减少采伐影响(reduce impaction of logging, RIL)技术除能减少森林火灾及由其带来的经济损失外，还保护了生物多样性，所以项目周边地区的人们也自愿地采用了这种技术，从而使项目边界以外的碳排放有所减少(UtiliTree, 2000)。这种“正泄漏”使项目除了具有碳效益外，还具有较好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3) 从泄漏产生的机理看，意外的温室气体排放或吸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产生：

活动转移：由于项目的实施，原来项目区内维持农民生存经济活动(如农业生产、采伐)受到限制，而项目开发商又没有为这些人提供新的维持生存的建议，那么，这些活动就会转移到项目边界以外的周边地区，使这些地区的土地利用发生变化(毁林开荒)，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

市场泄漏：某些林业碳汇项目的实施或者有关政策的制定可能改变相关商品和服务的供求平衡以及价格平衡，引起项目边界以外的源排放增加或减少。例如，一个大的森林保护项目，可使当地木材的供应减少，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木材价格升高，从而促使项目边界以外的地方毁林速率增加。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由市场驱动的泄漏可以通过受供求影响的商品价格的改变而得到缓解，而活动转移产生的泄漏受人类行为和投资方面等因素的影响，其程度会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有时这2种泄漏类型可以相互转换(特别是森林保护项目)。如果实施项目后，基线活动(没有CDM林业项目活动时，项目实施地可能发生的活动)转移到了项目边界以外的地区，市场泄漏可能不会发生。这是由于活动的转移只是使原来的经济活动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其产值没有发生净变化，所以并没有对市场产生影响。市场泄漏一般是在项目实施后，由于以前的经济活动产值发生了改变，导致产品的价格改变时才发生。

排放转移：项目活动可能会使周边地区其他活动产生的源排放增加。在实施造林项目过程中，运输苗木、整地和灌溉等活动都会增加化石燃料的燃烧，使项目周边地区的源排放增加。

生态泄漏：项目活动可能改变项目区的生态环境而导致温室气体源和汇的变化。例如，如果CDM造林项目种植大面积的人工纯林，使周边地区森林发生病虫害和火灾的机率增加，从而减少周边地区森林碳贮量。与其他类型的泄漏相比，目前对生态泄漏的大小还没有深入的研究。

4) 从泄漏影响的范围看，它可以以不同的尺度(当地、地区、国家乃至全球)表现出来。如果一个项目或与其相关的政策改变了当地农(或林)产品的价格、人们对农(或林)产品的需求以及使用方式，本地的市场和相应的活动都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由于森林保护项目的实施，木材价格可能会升高，如果价格超过了人们可接受的限度，人们就会放弃木材产品，而去寻求替代性产品，从而改变了消费方式。虽然单个项目不可能明显地改变全球的木材或农产品价格，但许多类似的单个项目累加起来就可能影响到全球市场。同样道理，全球的森林保护项目所产生的生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会影响全球的碳循环。

5)从泄漏发生的部门看，林业(LULUCF)和能源部门都有可能发生泄漏。LULUCF部门的泄漏主要是以生物能的形式，通过上述3)中所分析的4种途径发生的；能源部门的泄漏主要是通过上述3)中除生态泄漏以外的其他3种途径发生的。

2 CDM林业项目活动潜在的泄漏分析

不同类型的CDM林业项目都能起到缓解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作用，但每种项目活动类型都会引起不同程度和类型的泄漏。泄漏的类型与项目所涉及的基线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项目的基线活动状况不同，所引起的泄漏类型和过程都会不同。

2.1 造林或再造林项目

造林或再造林项目涉及的范围很广，从满足本地木材需求、恢复退化的土地到满足全球林产品市场的商品林建立等，因此由该类项目所引起的泄漏类型和环境影响都较复杂。本文以项目所涉及的基线活动(也可以称为泄漏的诱因)为基础，从以下几个方面对CDM-AR项目的潜在泄漏进行分析。

1) 实施CDM-AR项目，可能会使项目所在国或地区取消或削减已有的造林或再造林计划，从而引起泄漏。由于CDM-AR项目活动有额外的投资，项目所在国或地区可能会停止或削减本国的造林或再造林项目投资，转而利用CDM带来的资金来实现其造林、再造林计划，这会导致所实施的项目活动在没有产生额外环境效益的情况下，产生碳信用。该类泄漏是很难量化的，而且是无法控制的。这种泄漏可能只有在实施项目的国家评价CDM项目活动对本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时才会被注意到。

2) CDM-AR活动有可能只是使项目基线活动(或基线情景)的排放源发生了转移而不是真正的减少。例如，如果造林或再造林项目是在能产生经济效益或农民维持生计的土地上进行，农民为了其经济利益不受影响或维持生存，可能会将原来的经济活动转移到周边地区，从而引起活动转移泄漏。对一些引起移民(如Kilombero和Romania项目)或农业活动转移(Peugeot和Guaraquecaba项目)的造林或再造林项目的调查表明，项目边界内源排放减少或吸收汇增加的同时，被替代的农业活动在项目边界以外的地方又重新发生，要估计这种类型的泄漏是很难的。

CDM-AR活动是否占用了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或是否替代了他们以前的活动，可作为判断活动转移泄漏大小的一个准则。如果对土地所有者而言，CDM-AR是一种可供他们选择的或补充性的土地利用方式，而且其经济效益与选择其他土地利用方式的经济效益相当，那么活动转移引起的负泄漏可能会很低。有环境效益的项目在项目边界以外可能会产生额外的碳吸收和其他效益(即正泄漏)。例如，农林复合项目能够改善项目实施地周边的水质和增加额外的农产品，导致其他地区也仿效该类农林复合项目。

3) 大规模的商业造林活动特别容易产生市场泄漏，因为这些活动会导致木材价格降低，打消了人们建立新人工林的积极性。一方面，如果这些新人工林是在碳贮量较低的退化土地上营造的，那么这种大规模的商业造林或再造林项目就会产生负泄漏(因为项目活动使碳储量可能增加的造林活动被取缔)；如果这些新人工林是在砍伐碳贮量较高的天然林以后营建的，那么进行这种商业造林或再造林项目活动就会产生正泄漏(因为项目活动使碳储量可能降低的活动被取缔)。另一方面，大规模的营建商品林会导致木材价格降低，减少了天然林采伐的压力，所以这些活动会产生正泄漏。

市场的作用究竟是导致对天然林采伐的减少(正泄漏)，还是使原有的造林计划减少(负泄漏)，将取决于当地的市场或环境条件。如果造林或再造林项目减少了农产品和牲畜的产量，会导致活动转移而产生负的市场泄漏；如果造林或再造林项目能够提供一些林产品，这些林产品可以替代在项目实施以前只能从天然林资源中获取的产品(如薪材)，那么这些活动将会因为给当地提供一些可用的新资源而产生正泄漏。但在某些情况下，造林或再造林项目是没有市场泄漏风险的。那些以水土保持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为目的的在退化土地上进行的造林或再造林项目就属于这种情况。

4) 如果在确定项目基线时，没有包括项目边界内的碳库，而活动的实施又会使这些碳库发生改变，那么泄漏也会发生。研究表明，在造林或再造林的最初10年，土壤碳库中的碳储量平均降低2%~3%(Paul et al., 2002)。如果为了减少监测成本，选择忽略土壤碳库的方法，那么在计算项目产生的实际温室气体汇清除时，会由于没有减去项目活动所导致的土壤碳丢失，而导致该期间项目所获得的碳信用比实际高。

5) 在项目产生碳信用的有效期，项目活动可能会使项目边界内源排放(例如在造林前的机械整地、运送苗木的交通工具所产生的排放)有所增加或汇吸收有所减少，而这些不利的排放并没有从项目所产生的减排效益中扣除，从而产生了排放转移引起的泄漏。

2.2 森林保护项目

防止毁林及森林退化的项目均可减少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排放或保护陆地碳贮存。虽然在第一承诺期CDM林业项目不包括森林保护(UNFCCC, 2001)，但由于全球20%~25%的温室气体排放产生于发展中国家的毁林和森林退化，所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最终要通过防止毁林和森林的退化来推动(Schimel et al., 1996)。

由经济、政治等社会综合因素导致的毁林状况主要取决于森林的地理位置。发生在热带地区的毁林主要是采伐和农牧业垦殖引起的(Rowe et al., 1992)，受与生产和消费有关的政策、观念和制度的影响(Turner et al., 1993)。通常毁林的原因是贫穷和为了满足对食物、住所和燃料等生存需要。要有效控制毁林，就必须根据其直接(土地利用变化)和根本的(贫穷)的原因来解决泄漏问题。下面从泄漏产生的3个途径来分析森林保护项目可能产生泄漏的过程(森林保护项目一般不产生生态泄漏)。

1) 活动转移泄漏  由活动转移引起了泄漏主要取决于项目活动所处的位置。如果项目区附近的森林很容易进入，那么被森林保护项目所替代的基线活动就较容易发生转移，此时泄漏就会发生。如果项目区附近没有森林或资金和劳动力不发生转移，那么，产生活动转移泄漏的可能性就很小。通过森林管理引起的活动转移泄漏要少于森林禁伐所引起的泄漏。如果森林管理所采用的环境友好技术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那么这种技术就会在项目边界外被自愿采用(如上面所提到的RIL技术)，此时所发生的泄漏就是正泄漏。

2) 市场泄漏  市场泄漏的风险取决于市场的特点和项目的规模。单个保护项目虽然不可能影响全球市场，但能够影响本地市场。虽然森林保护项目的实施会使原来的活动转移到项目边界以外，但人们也可能会选择替代产品或在缓冲区进行一些维持生计的活动，来弥补因项目实施而导致的林产品产量的减少，这些被转移到边界以外的活动强度与原来相比会有所降低，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森林保护项目引起的泄漏风险小于100%(Schwarzer et al., 2002)。森林保护项目可能会使木材供给受到限制，会增加对其他地方木材资源的需求。由于禁止毁林的项目减少了木材的供给，所以会引起木材价格的增加，日益升高的木材价格会促进森林管理(如缩短轮伐期)和人工林建设(发生正泄漏)，也会导致森林的采伐强度增加(负面泄漏)。在实施减少采伐影响技术(RLI)时，项目开发商必然要寻求一种既能维持木材产量又能减少排放的做法，所以一般认为RIL项目不会或者很少会产生市场泄漏。然而，Brown等(1997)根据马来西亚沙巴州的一个碳汇项目的数据发现：采用RLI，在项目开始期项目边界内有1/3面积的木材产量以大约50 m³·hm^-2的速度在减少，由整个项目引起的总木材亏缺是22 050 m³，对由于这些亏缺所引起的项目边界以外的采伐进行估计，并据此计算了潜在的泄漏，得出的结论是：RIL技术所产生的潜在泄漏是值得考虑的(Brown et al., 1997)。

3) 排放转移泄漏  实施森林保护项目能维持和改善保护区原有的生态环境，会增加人们到保护区旅游的机会，运送游客的交通工具排放的尾气会使沿途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导致泄漏发生。

3 确定林业汇项目潜在泄漏的方法

以上对项目活动可能产生的泄漏进行了分析，但项目活动是否真正会发生泄漏、如何对所产生的泄漏进行监测，还需针对具体项目进行分析。下面以造林或再造林项目为例，通过图 1的决策树来说明确定泄漏的具体步骤。

首先，确定项目的基线情景以及项目的实施是否会涉及到这些基线情景的活动主体。如果项目基线情景是未被人们开发利用的荒地，那么分析这些荒地是否属于政府的造林规划范围，如果不属于规划范围内，就不会产生泄漏；反之，将有可能产生泄漏，需继续分析实现规划的可能。如果有规划，但由于技术、资金等原因，实现规划的可能性很小，那么泄漏的可能性也将非常小。如果项目基线情景是农地，进行下一步；第2步，确定该项目是否为所涉及的基线活动者提供了维持生存的建议，如果没有，会发生初级泄漏(primary leakage)；如果有，进行下一步分析；第3步，确定基线活动的主体是否接受了项目所提供的生存建议。如果这些建议没有被完全接受，也会产生部分初级泄漏。所以，项目开发商要对生存建议未被接受的原因进行分析；第4步，确定项目所提供的建议是否被“超额接受”(super-acceptance)。“超额接受”即所提供的维持生存建议具有一定的经济或其他效益，会吸引未涉及CDM项目的人们参与这种维持生存的建议。如果基线活动者接受项目所提供的维持生存建议，也没有“超额接受”现象发生，那么将不会发生泄漏；如果有“超额接受”现象发生，那么其他潜在的二次泄漏(secondary leakage)仍然可能会发生。这种“超额接受”现象对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取决于这些额外参与者以前所从事的活动类型。如果他们以前所从事的活动属于会引起更多排放的耕作活动，那么他们对生存建议的采纳可能会导致项目的效益超出预期的效益。如果这些参与者接受建议的动机是为了获得土地占有权，那么他们以前的土地上的部分林地就有可能被毁。此外由于维持生存的建议产生的额外农产品也会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建议被接受也可能会产生泄漏，但对于以前为了维持生计而从事农业活动的人来说，这种市场影响是很小的。

4 应对CDM林业项目潜在泄漏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泄漏是林业碳汇项目可能产生的一种潜在风险，虽然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只要对项目进行合理的设计，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泄漏风险。通过对国外的一些试点项目的分析和研究，就如何减少和管理CDM林业项目的潜在泄漏，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 选择合理的项目地点  可以选择人们不太愿意使用的退化土地，或者交通不方便的地区(如木材运输困难的边远地区)作为项目地，尽可能地减少负面的市场泄漏风险。例如目前我国正在准备的第一个CDM_AR项目就选在了广西省环江和苍梧两个县的边远地区。

2) 实施综合性项目  要达到减少泄漏的目的，应尽量开发一些能刺激当地居民积极性的项目，应具有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效益。综合项目可以通过集约经营及提供可持续资源(木材、薪材、农田等)的方法来避免泄漏。这些项目能提供可持续利用的木质原料、提高就业机会以及安置老化设备等，可以减少负面的活动转移和市场泄漏(减少对原始林的压力)，促进正生态泄漏。多种内容的综合项目设计还能使收益率提高、就业机会增加、巨大的生态正反馈及获得社区的支持，使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增加。例如，前一段中提及的广西CDM再造林项目就是一个综合性的项目(在退化的土地上营造多种用途林)，该项目除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外，还为他们提供了捡拾薪材、木材销售等收入来源，使大约5 000户当地的农民从中受益。据估计，在项目运行期内，当地农民的总收入可达15万美元，其中10万美元来自项目提供的就业机会，0.5万美元来自销售项目提供的林产品，2万美元来自CERs的出售，1万美元来自土地的租金。

3) 签订泄漏契约  为了能让人们不砍伐他们有权砍伐的森林，可以让项目开发商与他们签约，承诺向他们提供技术援助和森林资源管理培训，并要求他们承诺森林采伐活动不会转移至其他地方(即减少活动转移产生的泄漏)，持有采伐权的人同意不使用从项目中获得的资金来购买新的采伐权，并且不随地遗弃伐木设备。除此之外，还可以要求(和可能的补偿)农民植树或使用有效的燃炉。对一些小的有土地权的农民来说执行泄漏合约要相对容易一些。

4) 对泄漏进行监测  应当对所有类型的项目及政策产生的泄漏进行监测，监测力度应与泄漏的规模和风险相当。由于并非所有的项目设计都能防止泄漏，对泄漏进行严格的监测和测量是核证减排量(CERs)的基础。泄漏的数据可以通过把监测范围扩展到项目边界以外，利用遥感和在非项目实施地设置样地来获得。虽然活动转移和市场泄漏所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监测范围的扩大而获得，但要把项目所产生的影响与其他外在的因素(人口、政策、农产品市场等)分开考虑是很难的。为了更好地监测泄漏，可把监测范围扩展到项目以外的相关市场，跟踪项目对木材和农产品的影响以及受项目影响的资源使用者的活动。

5) 从项目所产生的效益中扣除泄漏增加的源排放或减少的汇清除  如果泄漏能被有效地监测和计算，那么就可以对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效益做出相应的调整。然而，监测和计算所有的泄漏是不可能的。为了简化泄漏的计算过程，一些研究者(Lee，1997)对林业项目活动建议了标准系数，针对不同的项目类型、国家、地区环境来调整项目所估计的温室气体效益。建立涵盖各种泄漏类型的适当的调整系数有益于进一步研究泄漏，但在平衡准确性和可操作性之间的关系时，最终还要取决于政策的制定。

6) 制定合格CDM项目的泄漏标准  如果把泄漏产生的所有影响从项目的效益中扣除，会使一些具有明显泄漏倾向的项目不能获得批准和注册。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森林保护项目被确定为不合格的CDM项目，那么由项目所产生的潜在的碳信用将被全部扣除。但是，如果抛开了所有可能产生泄漏的项目，一些有积极温室气体效益和地方效益的项目就有被取消的风险。所以，第六次缔约方会议第二次会议中对CDM可更新和有效能源项目的优先处理的办法应该被采用，对有一定泄漏的项目的申请应给予批准。

5 结语

综上所述，CDM林业项目会由于一些复杂和动态的原因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即泄漏)。由于目前还没有对缓解气候变化的项目造成的泄漏进行连续的观察和估计，所以还缺乏对泄漏进行量化的研究。但如果在项目设计阶段，通过模型的模拟、案例的研究和常规的观察确定出项目潜在的泄漏，就可对项目设计进行相应地调整，避免一些项目参与方可以控制的泄漏，从而确保林业碳汇项目的实施使项目实施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