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 胡坚强, 任光凌, 梅艳, 朱育晓, 董源.
- Hu Jianqiang, Ren Guangling, Mei Yan, Zhu Yuxiao, Dong Yuan.
- 论“天人合一”与林业可持续发展
- A Discussion on Human Being Syncretising Nat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estry
- 林业科学, 2004, 40(5): 56-61.
- Scientia Silvae Sinicae, 2004, 40(5): 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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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2004-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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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关文章
2. 浙江省临安市林业局;
3. 北京林业大学林业史研究室 北京 100083
2. Forestry Department of Lin'an, Zhejiang Province Lin'an 311300;
3. Section of Forest History,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源,森林及其生态系统向人类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并作为栖息场所和取得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基地。人类正是依靠森林生态系统的供养与庇护才得以生存和繁衍,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1 西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林业管理模式面临非可持续发展的窘境西方的宗教认为只有人是仿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非人类生物没有性灵,“征服它罢,努力去支配海中之鱼,空中之鸟,以及在地球上走动的一切生物(《旧约·创世纪》)”。西方的经典哲学,则以人与自然分离和对立为基本问题,认为只有人是主体,自然界只是人类改造的对象。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自然秩序中, 万物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于人的目的。康德认为由于非人类生物没有自我意识,人类无须对其负责。在西方“征服自然”的传统影响下,人类在追求效率和利益的最大化,近似于疯狂地掠夺着森林资源。据统计,全球森林面积从人类文明之初的80亿hm2缩小到目前的28亿hm2,并以每年约1 800~2 000万hm2的速度消失,全球的热带雨林——地球的肺,在过去30年中一度毁灭了40%(余谋昌,1999)。自然可以满足人的需要,但不能满足人的贪婪,从而诱发了一系列的全球性环境生态问题。当代人类面临十大环境问题——土地沙漠化、森林锐减、水资源危机、物种灭绝、酸雨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土壤流失、有毒化学品污染、垃圾成灾,其中大部分直接或间接与掠夺森林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界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浅层次的依据是保护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与延续,维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深层次的依据则来自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反思的目的,就是要重新确定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确立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及其权利和义务。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态伦理、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概念被提了出来,生态(ecology)和经济(economy)在共同的词头(eco-)的衔接下紧密联系起来。森林经营思想和理论也发生了革命性变革,逐渐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林业观(胡坚强,2002)。森林可持续经营思想成型于1991年的第十届世界林业大会和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将可持续经营作为森林经营和林业发展的目标,可以说是传统林业思想向现代林业思想的革命性转变。
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的同时,要实现人—社会—环境的协同发展。从本质上讲,主张在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开展林业经济活动,这其实是个伦理问题(罗杰·伯曼等,2002),即现代人对未来人负有伦理上的义务。这种义务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行为方式不能剥夺子孙后代应享受的与我们同样的森林机会。机会保存的思想是可持续性的内涵。为后代人保存机会是关于代际间公正的最小概念的共识(Page,1977)。扩大其外延,又可推导出我们对于当代其它地域的人和非人类生物也负有伦理上的义务。我们今天的行为方式也不能剥夺当代其它地域的人和非人类生物应享受的与我们同样的森林机会。具体来讲就是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既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又要保证人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保障生物多样性;二、既要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的需求;三、既要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人群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或别的国家的人群需求,如巴西亚马逊河的产权斗争,就是已经长期不断地(虽然可能不是最优地)开发热带雨林的当地居民与想要过度开发森林资源的现代公司之间的斗争(罗宾·科恩等,2001)。可持续发展,其核心就是“live and let live”,就是一个“生”字。
与此同时,西方学界也把目光转向东方,投向中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有远见的思想家(如罗素)就认为人类文明的希望在东方。随着全球环境生态危机不断威胁人类生存,1988年,一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集会巴黎,共同对孔子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殷切希望:“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回头二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杨子彬,1996)。”
2 以“生生之道”、“自然无为”为内核的“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征服自然传统不同,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东方文化具有早慧早熟性,要超越于其生产力水平之上。这一点梁漱溟先生在其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着精彩的论述。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生命和一切生命之源,而且是人类价值之源。正因如此,“究天人之际”才成为中国思想史不断探讨、不断发展的传统。“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既是哲学的主流,又是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中国森林文明史。森林是我们的先民们最早利用的自然资源,从“树叶蔽身,摘果为食”,到“钻木取火,构木为巢”,再到“作宫室,制弓矢,造舟车”广辟森林利用之途。森林不仅给予中华民族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而且它也给予人们以灵感、智能和启迪。阴阳、五行、八卦思想的产生与森林有着密切的联系(张钧成,1992)。先哲们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天人合一”思想体系。“天人合一”思想形成于先秦时期,先秦诸子尽管在学术观点上各异,但在天人关系上却是相通的(张岱年,1994)。
2.1 天、地、人是和谐统一的整体的宇宙模式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德经·二十五章》)。”儒学则提出了天、地、人“三才”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人与天地参”。“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先哲们认为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天、地、人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人能依据对天时、地利的认识而利用自然,达到“与天地参”。在这样的世界结构模式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依赖,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用现代术语,世界的存在就是“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
2.2 “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是“生生之道”和“自然无为”道家认为“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道德经·三十四章》)。” “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五十一章》)。”道的本质就是“利而不害”,“希言自然”,就是不干涉,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同样,儒家的观点是“天地之大德日生(《易·系辞传》)”,“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礼记·哀公问》)。”孔子慨叹“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天的基本功能,就是生生之道,而不妄加干涉。
2.3 道法自然,实现人类的发展目标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儒家也认为“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尧、舜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法天而行。“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十五》)。”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中庸》)。人能弘道,要达到“与天地参赞化育”之职,就要法天而行。
无论是行“自然之道”,还是行“三才之道”,都要达到天地人三者相结合,要“人与天地相参”。这与现代生态学、生态伦理学思想是完全吻合的。人类不是大自然的立法者、主宰者,不能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去任意破坏自然(胡坚强,2002),而是天赋责任和使命,去实现自然界的“生生之道”。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此。
2.4 “天下莫贵于生”的生态伦理先哲们并不像古希腊的哲人那样认为万物是为人类服务的, 而认为人应当像天那样对待生命,对待一切生物, 并提出了“民胞物与”的命题。正如1982年《世界自然宪章》所庄严宣告的:“每种生命形式都是独特的,无论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得到尊重。”在莫贵于生的传统影响下,一些道德伦理范畴从人扩展到了“物”。例如“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正如明代大儒王阳明在《大学问》所说“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者也。”又如“孝”,“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如“礼”,“礼有三本:天地者,生生之本也(《荀子·礼运》),”“杀太蚤,非礼也(《荀子·大略》)。” “蚤”即早,指不合时宜过早宰杀生物是不符合礼的(张钧成,1992)。“仁”、“义”、“孝”、“礼”等这些道德伦理规范从人扩展到森林及其它生物,从道德伦理角度保证人们不滥砍滥伐,以免伤及私德。
虽然先人提倡生生之道,但并不否定人类的物欲。在先秦时期,与天人合一思想并行的还有民本思潮。先秦的思想家大多肯定人欲,承认人生而具有求利、求富的欲望。当时的经济思想是富民之论。《管子·治国篇》开宗明义,即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孔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论语·尧曰》)和“废山泽之禁”。可以说,这是中国经济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的最早表述了。由于秉持中庸之道,对待人的物欲,先哲们认为要以“义”进行调节,周内史兴就说“义,所以节也,”“义节则度” (《国语·周语上》)。孔子也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尧曰》)” “义”这一基本伦理范畴被用于规范人们经济活动的过度求利行为,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全面、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3 古代林业的可持续林业管理实践“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传统林业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对现代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人高度重视林业,在经济生活中把林业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考虑。著名政治家管仲认为,山泽林木有重要的价值,是国家财富的源泉(樊宝敏等,2003),“草木植成,国之富也,” “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管子·立政》)。”并且把保护山泽林木作为对君王的道德要求,“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管子·轻重》)”。
3.1 可持续发展的林业管理理念最早阐述先哲们很早就认识到了人口增长对自然的压力,人口增殖越快,人类从周围环境索取的资源也越多。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这种索取是安全的,合理的。但是,一旦超越环境荷载力的临界点,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孟子就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不适当的砍伐和过度的放牧也会造成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的破坏。"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孟子·告子上》)!”孟子正是从牛山林木受到破坏的教训中引伸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的道理。欲使资源不屈而能永续利用,关键是处理好“用"和“养"的关系,要养之以时,而用之有节。“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些可谓是可持续发展的先知之言,说的是要节制,要让自然界休养生息,不把森林作为采掘业而滥砍滥伐,保障森林资源的再生。
3.2 对森林与生物多样性及与人类的关系的认识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深刻思想,主张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和合之道”就是“生生之道”。孔子对山林有极高的评价,“夫山,草木生焉,鸟兽蕃焉,财用殖焉。”森林是自然物种的最大栖息地,在森林—生物多样性—人类之间是“生”的关系。现在随着森林面积的减少和荒漠化加快,特别是随着丰富的生物栖息地——热带雨林的减少,地球的物种资源面临空前的威胁。据估计,到2020年地球物种的5%~15%将会消失。物种的减少最终意味着人类粮食原料和药品的短缺,严重威胁人类生存。这不能不佩服古人思想的预见性(胡坚强,2002)。
3.3 合理开发利用及保护森林的“义利双行"模式在民本思潮的影响下,先哲们主张实施“废山泽之禁”的富民政策,反对国家垄断专利。早在周励王时,大夫芮良夫就指出“夫利,白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国语·周语上》)。”但是为了防止人们求利心切,乱砍滥伐,我国古代在世界上最早建立了管理山林川泽政令的政府机构,建立了虞衡制度,建立山林资源保护区。山有虞,林有衡,虞衡为执掌森林之官,其职责是“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这可以追溯到尧禅天下,虞舜受之,命益为虞,以若草木(陈嵘,1983)。虞衡制度在我国代代相传,历时近4 000年,一直延续到清王朝。虞衡制度的实施,对我国林业资源管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些“保护区"内实施“四时教令”制度,管仲主张“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管子·八观》)”。“春秋之斩木,不入禁;凡窃木者,有刑罚"。非保护区的四野可以斩木,但也不是毫无限制的,例如《礼记·月令》就规定季春之月“毋伐桑柘"。并且在禁发有时的同时,奖励人工造林,《管子》记载“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
3.4 “出礼入法”,依法护林“出礼入法”,这是中国古代的法制传统,同样也体现在先秦林业法制上。当时的法律条例中也有森林保护的详细规定。《周礼》“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凡窃木者,有刑罚。”春秋时代郑国子产法令严格执法,就曾认为官员滥伐森林,其罪大矣,而夺之官邑。《吕氏春秋》载“子产相郑,桃李垂于街,而莫之敢授。”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难免有滥砍乱伐的现象。为了从市场源头杜绝,周代在经济法规中还有“木不中伐,不鬻于市” (《礼记·王制》)的明文规定。
在“天人合一”哲学指导下,先人从道德、伦理、行政、法律、经济诸方面对森林资源进行可持续管理,“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力图形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达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4 “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林业可持续发展 4.1 “天人合一”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可持续发展林业的历史源泉“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是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朴素自然生态观和以“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以时禁发”为核心的森林资源利用思想,蕴涵着朴素的森林可持续经营思想(樊宝敏等,2003)。如今, 我们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把“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合理内容运用于现代林业建设中,推动人与自然重归和谐。这将对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林业,人类的未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现代化建设与社会的进步,我国面临日益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粮食、能源等诸多问题,愈来愈倚赖于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原有的“重采轻育”的林业模式凸显出结构性和深层次相的矛盾。一方面,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森林多种效益和多种功能的需求,与落后的林业生产力相矛盾;另一方面,旧有的思想观念和现行林业管理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林业的主导需求已经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转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林业建设与发展,充分借鉴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合理内容,结合当代我国的国情、林情,从根本上决定了21世纪中国林业必须走生态优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建立以森林植被为主体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这一总体战略思想,体现了人类社会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顺应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项目组, 2002)。
4.2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自觉维持森林生态平衡的认知基础与西方传统的“主体——客体”的自然观不同,“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认为大自然是天、地、生、人相互依存和谐发展的有机整体,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整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自然界不是随意改造的对象,人类的活动会对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自然生态系统所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又要人类承担。
过去, 人们对森林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森林除了作为原材料和燃料木材价值上。事实上森林还能产生出多种多样的非木材效益。它们保持水土, 调节气候, 为动植物种群提供栖息地, 给人们提供娱乐和艺术享受。由于过去对森林资源的大量浪费和不合理利用, 产生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现在,森林的生态意义和环境价值已远远超过森林的物质生产价值。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依赖森林生态系统,遵循自然规律,保持自然界的均衡和谐。
确立“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有助于人类自觉维持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 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天人合一"的林业观是全新的森林经营管理观念, 就是要转变过去人类中心主义的以“木材利用”为中心的纯经济观,确立以“生态利用”为中心的生态经济观,维持森林生态与社会效益的平衡。
4.3 “天人合一”思想中的“贵生”原则为现代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伦理支持可持续本质上是伦理学范畴,是对生命的尊重。要管理森林资源以维持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就要确立的可持续的森林经营伦理观,就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林业和谐发展的经营伦理观包括两个含义:一为“民胞物与”的森林资源生命伦理, 二为“机会保存”的森林资源公平获得伦理。
“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核是“生生之道”,“民胞物与”是对“生生之道”的形象解释。而西方学界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彼得·辛格教授才提出“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命题,还未涉及到植物(James, 1999)。“民胞物与”的森林资源生命伦理是指人类在经营林业时, 应把森林资源看作是有生命的群体, 看成是人类兄弟朋友, 不能任意宰割和无节制的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生命伦理强调人们不仅要理解森林资源内各种生命现象之间的协调的自然秩序, 更重要的是要求人们不要把森林资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毫无节制地占有和任意处置, 而应把人们从单纯的物欲满足中解救出来, 视森林为友、为伴, 从而使人与森林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伦理关系。
“机会保存”是森林资源公平获得伦理的内涵。它主张人类与非人类生物之间、当代人之间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环境资源的利用及其获益上体现出公平性。在以不损害“民胞物与”的森林资源生命伦理所要求的森林生态系统生产力、再生能力和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 从空间上保证了人类与非人类生物之间、当代人之间利用森林资源的公平性, 从时间上保证代际之间在利用森林资源的公平性。这些正是和谐的林业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人类不是自然界的立法者、征服者,而是天赋责任和使命,要发挥人类所特有的能动性,要作到“人与天地参”,去实现自然界的“生生之道”。
4.4 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现代林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思想舆论基础林业的发展程度是一国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否,从更深层次来看, 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高低的问题。同时一个民族文化素质高低也决定着其国家林业的发展程度。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对环境教育提出要求,其中21世纪议程中谈到:教育对促进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要求增强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使之成为全体国民的自觉行动。如果不从根本上树立“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那么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将难以为继。树立“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就是要利用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全民中确立一种适应21世纪林业发展、与时俱进的自然生态观、森林文化观。教育人们认识到人与森林是“民胞物与”的关系,即朋友、兄弟的关系, 是互相依存、共同繁衍的关系;要发扬传统森林文化中优秀的保护森林,保护生态的传统。我国有着悠久的植树造林及禁火传统,例如种植纪念林、墓地植树怀念先辈、庭院植树以遗后人、列树表道、寒食节禁火等。建设“天人合一”的可持续现代林业, 传统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林业思想为“可持续林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天人合一”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视自然环境、动植物生长与人的实践活动为一有机整体,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追求的。在此架构下的林业必定拥有良性的持续发展。“天人合一”是人类通向持续发展道路的真正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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