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 周晓峰.
- Zhou Xiaofeng.
- 关于西部大开发的基本观点和植被建设中的若干问题
- BASIC VIEWS ON GREAT WEST DEVELOPMENT AND SOME PROBLEMS IN VEGETATION CONSTRUCTION
- 林业科学, 2001, 37(6): 97-104.
- Scientia Silvae Sinicae, 2001, 37(6): 9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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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2001-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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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部地区的特点, 一是经济落后, 急需发展; 二是生态环境脆弱, 而且是根本性的, 需要特别谨慎对待。
1 面临的严竣现实据1998年统计, 我国东、中、西3个地区的GDP比重分别为58.3%, 27.9%和13.8%。西部地区土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57%, 但生产总值却只及全国的1 7, 如此严重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已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此, 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2000-03)。这是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很快成为全国人民的热门话题和讨论焦点。
西部地区的另一个严峻问题是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其主导限制因子是水。西部地区年降水量均在400mm以下, 许多地区在200mm甚至50mm以下。新、青、甘、内蒙均是最缺水省份, 平均水资源量只有5.2×104m3·km-2, 仅为全国平均值40.7×104m3·km-2的1 8。这是生态性缺水; 而西南的岩溶山区年降水量虽然可达1000~2000mm, 但地是漏的, 水资源多在高山峡谷中或深层地下, 很难应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工程性缺水。地表植被一旦破坏, 几场大雨就会冲尽表土, 使岩石裸露, 形成“石漠”。例如:贵州的岩溶面积占全省面积的73%, 石漠化面积以每年933km2的速度扩展, 相当于每年消失一个县的土地面积, 与西北的沙漠化问题同样严峻。
2 重视大自然的警示我国西部地区的开发具有悠久历史。无论是孕育中华民族起始的黄土高原, 或古代丝绸之路, 都有过辉煌的繁荣时期。但都因忽视自然规律, 过度消耗水、土资源和肆意破坏植被, 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终于陷入困境, 甚至完全失去生存条件。至1998年, 全国贫困人口48×106, 基本上集中在西部地区。
自然界对人类干扰的反弹作用极为公正而严峻。自然界的反弹(报复)力度与人类干扰力度成正比。自然界对我们的报复已不再延缓到未来, 报复周期正在缩短(周晓峰, 1999)。如果说, 黄土高原的过度开发逐渐导致黄河的频繁断流应该从黄帝时期(B.C.2697)算起, 古丝绸之路的湮没从汉(B.C.206)、唐(公元670年)算起, 经历了2000~5000a;长江流域可能变成“第二黄河”从东晋(公元317年)时的北民南移算起, 至今1600a。那么现代的自然界反弹力度, 随着人口增多、技术力量的增强而大大强化了, 缩短的几十年甚至几年。例如(马宁, 1999)。
现在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 1921年时还有32000 km2的湖面。1958年中科院综考队所见到的罗布泊仍是一幅“鸟飞鱼跃, 湖中一群群一人长的大鱼”的鲜活场面。但是1972年的卫星照片显示罗布泊已成广袤的干湖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度的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
20世纪50年代修筑的轮台大坝和大西海子水库, 使罗布泊最终失去了所有的水资源补给。沿河修建的数百个水库和大小引水口, 竞相引水开荒, 使我国第一大内陆河——塔里木河下游的年径流量迅速减少, 由20世纪60年代的13.3×108 m3, 至70年代的6.7×108 m3, 80年代的4×108 m3, 到1993年只剩下1.26×108 m3。世界分布最集中的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也因缺水枯死和毁林“开荒”而由1958年的45×104 hm2续减至1995年的10×104 hm2以上。由大西海子至台特马湖的320 km绿色走廊基本覆灭, 台特马湖也被黄沙湮没而不复存在。这一段水线和绿色长廊几千年来有效的阻挡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侵和库姆塔格沙漠的西扩, 但在短短的三四十年间就消失了。它的消失, 使塔、库两大沙漠现有上百处合拢。沙漠化的扩展又使得20世纪60年代生产建设兵团在塔里木河下游历尽艰辛建立的5个团场的3×104多hm2良田递减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1.2×104 hm2。
位于博格达山北麓的奇台县虽然年降水量不足170mm, 然而山上的冰川融水和山中部茂密森林的涵养调节, 使奇台拥有丰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施“以粮为纲”方针以来, 不断毁林毁草“开荒”扩大农田面积。至20世纪90年代末共“开荒”6.67×104 hm2, 粮食产值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 至1999年奇台的粮食年产量达4×108 kg, 跨入全国粮食生产百强行列, 成为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县。
辉煌的成就, 隐伏了巨大的危机。
伴随农田的迅速扩大是大修水库和大力打井。1970年, 奇台的机电井超过100眼, 水库达12座。同时却有一半的坎儿井干涸。但人们并未接受这个警示。1978年, 机电井近800眼, 水库达15座, 而坎儿井则全部干涸。1980年, 机电井达到1351眼, 同时是全县所有平原河流干涸, 10座平原水库当然也全部报废。1991年, 全县的机电井已超过3000眼。每年的取水量已达到3.2×108 m3, 超过了该地区地下水开采限额2.5×108 m3的1 3。连续的过量抽取地下水, 使全县地下水位以每年0.5 m的速度下降, 有的地方一年下降竟超过3m, 一个大面积的地下水漏斗区已经开成。如欲维持现有农田的正常生产, 则必须向100m以下的深层取水。目前, 深层水的位置和储量还均未知, 而地面上的问题已极为明显:草原上的河床干涸, 高产的草场退化, 原本郁郁葱葱的沙漠植被成片枯死, 固定沙丘复活, 黄沙肆虐。近10 a, 沙漠向奇台推进了3 km多, 湮灭了数百公顷农田和两所学校。
古代绿洲覆灭的历史, 在当今新疆的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的周围都几乎不同程度的在重演。一方面是城市绿洲和农业绿洲的兴起和繁荣昌盛, 另一方面是更大规模的生态绿洲的消亡和更难重建。与古代不同的是这两方面的速度都更快、规模更大。
新疆的情况在整个西部都有普遍性。河西走廊灌溉农业的发展,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棉花生产的兴起, 使地表水耗尽又超采地下水。在短短40 a内, 先是黑河下游断流, 使额济纳绿洲54%面积沙漠化; 继之是石羊河断流, 东西两个海子干涸, 原本相当稳定的两个天然绿洲消失。民勤盆地当年曾是“人进沙退”的典型, 现在沙漠化面积超过了67%, 腾格里沙漠和巴旦吉林沙漠已在这里“会师”, 沙暴频繁肆虐, 敦煌的经济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10 km长的招商引资开发区的建立使地下水位不断下降, 不到30 a时间, 世界著名的千年不败的月牙泉萎缩了1 3以上。内蒙古草原在经历了60年代的“以粮为纲”大量开荒的一轮破坏之后, 90年代初为了发财致富, 甘肃、宁夏、山西的190×104(1993~1996)农民拥入内蒙草原搂发菜, 挖甘草、琐阳、肉苁蓉等, 波及数千万公顷草原, 其中400×104多hm2严重退化。所谓新一代“走西口”的热潮所到之处, 挖药材形成的一个个大坑黄沙裸露, 固沙植被, 包括国家保护植物的冬青、四合木等, 成片被砍作烧材。仅甘肃省1994年1年就有6.67×104 hm2草场毁于挖甘草。人们的不慎行为释放了沙魔, 沙魔肆虐更为粗暴, 甚至威胁到数百公里外的北京和华北平原。
经济建设的快速增长, 导致了更为严重的资源与环境的破坏。这都是近20 a、30 a之内的事。自然界的报复已显现在当代。
3 转变基本观念工业革命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高消耗高产出, 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逐渐走到尽头。愈来愈多的人们开始清醒地认识到, 这种模式所获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光辉成就, 是以资源耗竭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种种苦难为代价的, 富国的富裕和清洁是建立在进口资源、出口污染的基础上的。美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不到5%, 却消耗着世界资源的34%, 年产2.75×108 t有毒垃圾, 其中上千万吨输往第三世界; 美、日, 再加欧洲的发达国家的人口之和占世界的1 5, 却消耗着世界70%的资源。
这种模式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了。近20 a来, 全球人们一致关切的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正在深入探索并逐步付诸实施。与此相应的是在更深层次上对人类的自然观、方法论从根本上进行反思。
工业革命以来,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人类的自我能力的不断增强使人们逐渐淡忘了对大自然应有的谨慎, “主宰自然”、“人定胜天”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期, 笛卡儿崇尚分解的科学方法和牛顿力学的机械论导致了还原主义在科学领域的盛行, 学科专业的不断细化和微观世界的不断探索, 在引导人们不断取得科学技术辉煌成就的同时, 也带来了不幸的后果:一方面是日益细化的学科专业和社会机构部门, 构筑了狭窄知识领域间难以沟通的屏障和削弱了本是社会整体应当具备的整体功能, 部门产业间各自为政、相互抵消; 另方面, 也是更为严重的, 是还原论的分裂现实的思维方法导致人们将自己从所属的自然界中分离出来, 作为大自然的对立面而存在, 更进一步凌驾于自然之上, 不断企图“征服”、“主宰”、“控制”大自然(陈敏豪, 1995)。
对这种把人与自然割裂的观念首先提出明确而尖锐批评的R·卡逊在其所著《寂静的春天》(1962)中指出:“`控制自然 & apos; 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 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幼稚阶段的产物, ……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作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著名的耗散结构创始人Ⅰ.普利高津(1982)则从更全面的自然观和科学观的范畴给以了说明:“我们当前正处于自伽利略、牛顿以来的另一个科学革命的时期。从牛顿到现在300 a, 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本来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是一个古老的同盟。但是随着经典科学的建立, 人与自然的同盟破裂了, 形成了两个世界, 两种科学, 两类变化。现代科学正在把二者重新统一起来, 建立人和自然的新的同盟, 形成一种新的自然观。科学是人和自然的通信。”
4 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现代生态学科和系统科学的兴起, 为人类正确认识自然界的整体性、系统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大自然的一次次警示也促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善待自然, 才可能求得人类的继续生存。人类必须与自然和谐共进(周晓峰, 1995; 张坤民等, 1997)。这是当代人类取得共识后选择的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相对应的自然观, 也是近20 a来迅速发展的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核心内容。
“人与自然和谐共进”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人的自然化——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人类与所有生物一样无时无刻不处于生态系统的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这3个过程之中, 受3流过程规律的制约, 这是作为自然人的一面。而人的社会属性又使其同时是经济人, 即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思维和抉择行为。工业革命以来, 经济人的属性不断增强, 以致发展到影响人类自身生存基础的程度。人的自然化要求不仅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 更要遵循利益最长远的原则, 使自然人的属性与经济人的属性得以协调, 从而将人类的发展过程纳入不断揭示和掌握自然规律并以此为人们实践的自觉意识的轨道, 也就是人类能动地改造自我的过程。
自然的人化——人类在不断揭示和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 能动地进行利用、改造和完善自然事物和自然过程, 使之更适于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 即生态过程的良性运转。人类能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方向、水平、规模和持续的时间, 决定于人类对自然系统的结构特性和整体动态规律的认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 以及对其实施调控的能力。
上述两个方面紧密关联、互相渗透、相辅相成, 其中, 自然系统的结构特性和整体动态规律总是以显现的或潜在的方式起着支配作用, 贯穿于“和谐共进”的整个过程中。
观念决定行为。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自然观引导人们热爱自然、善待自然, 力图使自然过程的方向性与人类活动的目的性逐渐趋向高度统一。
我们试图按此思路建议西部开发中的有关的原则。
5 西部开发的建设定位应与环境特征梯度相对应我国由东向西按环境特征梯度, 可划分为湿润区域、半湿润半干旱区域和干旱区域。东部的湿润区域年降水量为600—1000—1500—2000mm; 中部的半湿润半干旱区域为250—350—500 mm; 西半壁的干旱区域只有150~200mm, 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及东疆低于50 mm。造成区域环境如此明显差异的主导因子是水。
水决定着环境容纳量和生态脆弱性。
生物性产业要喝水、用水, 非生物性产业也必须用水。任何一种产业都离不开水。一个地区可能发展产业的类别及规模都应谨慎地考虑水资源的历史、现代和未来趋势。
水资源数量及开发利用的方式不仅密切关系到沙漠化、石漠化的可能性和逆向发展速度, 还涉及土壤盐化问题。特别在干旱、半干旱地区, 蒸发量大大超过降水量, 用水不当而导致土壤盐碱化最终弃耕的实例同样比比皆是, 以致备受推崇的滴灌、喷灌、渗灌等节水灌溉方式因其可能加剧土壤次生盐渍化也受到质疑而需要进一步研究。
水量的多寡又直接影响河流湖泊对污染的自净能力。内流河流的自净能力通常只有外流河流的几十分之一, 甚至几百分之一。我国干旱地区的河流基本均属内流河流, 导致对污染的承受力极低。一旦污染, 极难治理。
综上所述, 我国区域规划建设定位应与环境特征梯度相对应, 即:
湿润区域——可将经济建设定为首位;
半湿润、半干旱区域——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同步;
干旱区域——必须坚持生态环境建设置于首位。
江总书记提的是“山川秀美”, 而不是首先提“繁荣昌盛”, 想必意即在此。西部地区的生态脆弱性决定, 必须首先保证“山川秀美”起来, 否则即使“繁荣昌盛”了, 也会很快湮灭。一时的辉煌完全可能换来更深远的苦难。
6 西部地区更应强调“适度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在1987年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明确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UNCED)的《里约热内卢宣言》中肯定了这个定义并进一步阐明为:“原则1:人类应享有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原则3:为了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求, 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尽管当今众多组织和学者还在对其定义和内涵不断作进一步的释注和探讨, 但都同上述定义一样具有两个共同的观点:一是人类必须发展, 而且“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在环境方面最易受伤害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需要应受到优先考虑”, 二是发展必须有限度, 不能危及后代人的发展。
对于我国西部地区更是如此, “发展必须有限度”这一基本观点尤其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意义。
“发展”的内涵, 无论人们作如何释注, 都离不开“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环境的维护和改善”这缺一不可的3个方面(胡涛等, 1995; 张坤民等, 1997)。其中, 环境的维护和改善是基础。这是因为“环境承载力”是最基本的制约因素。
广义的“环境承载力”应该包含3方面内容:地球上的空间、资源的种类和数量、环境自净能力。应该承认, 这3方面的任何一方面不仅在一定时距内是有限的, 而且在人类发展的全过程中也总是有限的。即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展, 将来可能向“外星”排污, 或向“外星”移民, 或从“外星”获取资源, 但也不可能影响“环境承载力是有限的”这一本质论断。
环境承载力涉及诸多因子。承载力的大小受Liebig最小限制因子原理的制约。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展, 限制因子在量上的变化, 因子间的替代或新的种类的产生都可能得以更好的调控(即:限制因子的类别和量是动态的)(牛文元, 1989), 但最小限制因子原理的适用性始终存在。
我国的环境承载力很不乐观。
我国的家底原本就很薄, 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无一例外都在世界平均值以下, 与欧、美诸发达国家相比, 只及他们的十几分之一, 甚至几十分之一。按温饱标准计算的土地资源(包括耕地、有林地、草地、河川径流量、生物生产量、粮食等因子)理论的最大人口承载能力约为15×108~16×108; 在严格控制人口的条件下, 预测2030年左右我国人口数将达到人口承载极限(邹平, 1990)。
更为严峻的是, 20世纪50年代我国错误的人口观所导致的庞大的人口基数, 加上广大农村传统的生育观, 大大增加了计划生育的难度, 使得实际人口增长数一次次突破规划指标(邹平等, 1990; 周晓峰等, 1999)。同时, 对“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热的追求, 使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有增无减。全国的情况基本都是“点上治理成效突出, 面上恶化趋势严峻”。西部地区尤甚。
我国既无条件也无能力再走传统的“高消耗、高产出、高消费”的工业化道路, 唯一的只能选择“节约资源、适度消费”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与此相对应的是各行各业都需遵照系统科学的基本原理, 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同共进的基础上, 采用“低耗高效”的途径、规划和技术。也就是“适度发展”的原则。西部地区尤其应该强调。
“适度发展”同样面临着许多新的难题。除了人们已经注意到的依靠科技进步、不断创新之外, 可能更需要关注某些观念和风气。我国传统的国民教育中一贯采用的“地大物博”的宣传和近些年来各种媒体着力鼓吹的“高档消费”, 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误导, 它与一个进步民族应该尽心教育国民具有的“紧迫感”和艰苦奋斗精神恰恰相反, 它只能助长人们的享乐主义和奢华浪费之风。这种不良风气正在滋长, 它已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掉我们艰苦努力创造的经济成果和研究成果, 浪费着本不富裕的资源, 并在更深层次上污染着我们的精神。
社会建设者, 作为经济人的属性的一面, 其价值取向基本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张坤民等, 1997), 因此在其行为选择中就存在着首选“经济快速增长”的必然性, 从而导致“热衷于短期行为”, 对于反应相对滞后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则往往忽视, 甚至置之不顾, 更不用说更遥远的“后代人的需求”。几十年来, 我们对这种经济人属性的负面效应从未重视过, 反而是不断地强化了, 以致在全社会形成一味地“追求规模、追求投资”而“不讲效益”的风气, 经济上也就落个“粗放型经营”, 实际上这是对资源的最大的浪费和对经济成果的最大的抵消。这是落实“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发展”的又一个难点。加之, 当今干部考核指标和考核制度还远不够完善, 尽管目前“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国内正式发表的已不下数十种, 多数还相当详尽完整, 但极少体现在干部考核指标中, 这就使“可持续性”和“适度发展”失去了制度上的保证。我国社会实情如此, 凡是与干部“业绩”不能直接挂钩的东西, 基本上会落空。
当前, 西部开发中迫切需要开展的工作之一, 是在各级社会建设者中大力加强系统科学和生态科学的普及和深入学习, 以期普遍树立和掌握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的基本观念和分析方法。以传统的观念和方法去实施崭新的“可持续发展”, 难免走样, 而且有可能形成一次“追求规模、追求速度、追求投资”而“不讲效益”的新高潮, 其结果就有可能是在创造某几个点上的“世界奇迹”的同时, 使整个西部的生态脆弱性进一步加剧, 使我们的后代的发展更加举步维艰。这也是我们对西部开发应取冷静谨慎态度的根本原因。
7 植被发展的“边界”生态环境建设是西部开发中的基础, 而植被建设则是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但植被建设同样应该适度。因为从“需要”来说, 多多益善; 而从“可能”来说, 则是有限的。
“需要” 林(包括乔、灌)、草具有生态、社会、经济多方面的综合效益, 而且这种综合性任何其它工程也无法替代。林、草既是可再生资源, 更是维护和优化环境的得力工具。
我国林草资源太少。我国森林面积人均占有量0.12 hm2, 蓄积9.5 m3, 只及世界人均量的13%和12.7%;草原人均0.3 hm2, 只及世界人均的33%。西北地区尤其缺少。
林、草越多越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可能” 人类生活需要多种多样的空间, 而任何地区的空间都是有限的, 不可能都用于林草, 林草必须给耕地、道路、房屋建筑、水面等等其他人类必须的设施让出空间; 再者, 尽管林草在水分循环中兼具耗水和增水的作用, 但毕竟要耗水, 这一点与其它各行业都一样, 它们之间必须存在一个水量合理分配问题, 林草只能占其中合理的一份。尤其在西部地区, 大部分属于草原区域和荒漠区域, 自然条件下“不可能”发展或很难发展林, 甚至草也长不起来。可是, 城镇村屯的护卫、农田牧场的护卫、水土流失的防治、流沙的固定、流域的综合治理等等, 一切与生态环境建设有关的措施无不需要林和草。因此, 常常需要将“不可能”转变为“可能”。按现有的技术条件水平, 基本都能做到。但必须大大增加投入, 改变主导限制因子的状态, 主要是水或土。这就需要斟酌经济上是否合算?是否能够持续?是否会引起某些方面的不良反应?因此, 这种转变的“可能”也同样是有限度的。
发展的限度(或称“边界”)的确定, 涉及人口、经济、社会与环境的众多因子及其间的相互关系。目前, 对这些因子及其相互关系还难于作出比较准确的定量之前, 不妨借助经验式的概算。几十年来, 三北防护林工程体系建设、荒漠化治理、流域综合治理等方面的科研和生产实践, 并不缺乏经得住检验的成果, 完全可以借鉴。例如:
属于温带草原区的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地区的9个市县, 经过防护林工程一、二期连续建设至20世纪90年代初, 使自50年代开始的掠夺性开发造成的严重的水土流失、草原沙化等灾害得到有效遏制。特别是其中的拜泉县, 50年代曾是全国农业先进高产县, 80年代则沦为全省全国重点扶持的贫困县, 亩产粮不及百斤。1991~1996年又连续评为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县和百佳县、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区以及国际生态工程一等奖。依靠完整的防护林工程体系还得以抵御住了1998年超常降水(常年的2.8倍)造成的洪灾而保住丰收年成。根据这些市县的经验, 可得出“林”的梯级发展边界(金铁山, 2000年, 私人通讯)。
防护边界 林网带净面积占全县面积2%。依据:合理结构为窄带小网格500×500, 5行10 m宽(包括两侧截根沟), 净林带面积占网格农田面积4%, 农田占全县面积1 2, 则净林网带面积占全县面积约2%。可保证农田稳产安全。
体系边界 防护林工程体系总面积占全县面积不低于10%。依据:除上述农田防护林网带外, 再加上河流两岸护堤护岸、侵蚀沟固定、岗脊、跑土流沙地固定、道路两侧、居民点绿化等项, 完整的防护林工程体系占全县面积不能低于10%, 在配置合理的条件下可保证像1998年超常降水情况下不出现堤岸坍塌, 侵蚀沟扩展等情况。
产业边界 各类“林”(包括发展编织兼顾固土固沙的柳条林、胡枝子和锦鸡儿林)的总面积占全县面积要大于15%~20%。依据:以小黑杨15a生, 胸径达21cm, 树高大于17m, 可进入轮伐; 按人均年收入2000~4000元要求, 2~8 hm2林可转移一个劳力至林业; 可使农、林的产值比达1:4, 可以形成产业(按GDP中占10%为一独立产业计)。
产业问题。干旱半干旱地区对“林”的要求应定位于生态环境建设, 保农业安全, 保工业安全, 保居民和牲畜的安全, GDP比值不宜提倡, “业绩”考核指标中只宜放在最后, 以免干扰主要目标。
8 加大科技含量 8.1 节水材料的选育水分紧缺地区, 各行各业都应围绕节水下功夫。植被建设也一样。防护林工程中几十年一贯的清一色杨树应该改变。
杨树优点突出, 缺点也突出, 耗水、胁地均超过其他种类树种。国内外研究都证实杨树耗水很大, 可达栎类的59倍、冷杉的9.8倍、落叶松的2.2倍、桦树的1.1倍、锦鸡儿的1.1倍, 黑龙江西部防护林中杨树胁地范围为树高1.3倍、樟子松只有0.3倍, 胁地范围内小麦减产51.5%, 全省中龄林以上林带的胁地范围达到193.5×104 hm2。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损失。
在积极开展基因水平培育节水材料的同时, 应大力提倡选择适宜种类部分替代杨树改造为混交林。如黑龙江西部的樟子松×杨、云杉×杨。不仅在节水和减少胁地上必要, 也是防治病虫害方面的根本措施之一。
8.2 群落结构的合理性“林”能够防止冲蚀、保护水土、涵养水源、改良土壤等等, 是依靠其合理的(完整的)群落结构。绝不是“栽了树”、“林子长起来”、“消灭荒山”了就万事大吉。恰恰相反, 结构不合理的“林”完全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周晓峰等, 1999)。研究已确证, 林冠层的汇水作用使林内雨滴加大, 达到一定条件(如:秦岭地区华山松林高度达7m, 雨量达5mm)后, 林内雨滴动能就超过林外雨, 从而增强了林内雨对地表土的冲蚀。如果林下没有灌木草本层, 特别是枯落物层, “林”的存在反而加剧了地面的水土流失。在许多防护林、水土保护林、水源涵养林、人工用材林中屡屡可见这种组成结构单纯、层次结构单一(林下缺灌草层和枯落物层)而造成的林地有众多冲蚀沟、或地力衰退、或病虫害严重等等, 诸如此类, 都不能责怪“林”, 问题全出在我们几十年了, 仍然不注意结构。
8.3 天保工程与合理采伐采伐更新是森林经营重要环节, 是连接森林培育和利用的关键纽带, 合理采伐是实现永续经营的关键。凡是林业发达国家对此早就开始进行系统的研究, 并有一套相当成熟而且还不断改进的技术和相应的一套管理制度。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由《林业科学》发起过一场全国性天然林采伐与更新问题的大讨论(1957~1959年), 并引发了1961年开始的“东北内蒙林区采伐更新科研大会战”, 从而形成了一段我国林业史上从未有过的“认真讲科学技术、认真制定并认真执行规章制度”的黄金时期。由乌敏河和新青林业局探索实践并经教学科研部门协作总结的“采育择伐”、“三采三集巡回作业法”和“采集清育一条龙小工队”从技术方法到作业程序和组织形式的一套完整的采伐更新技术在1964~1966年基本成型并进行推广。这一套技术方法至今仍具有先进性。但在文革开始后, 因邓小平对此说过“采育双包好”和刘少奇提倡过与此配套的“营林村”, 而被“彻底砸烂”。从此, 主要当然是由于国家不断下达的超(生长)量木材生产指标的压力, 生产中除了几个少数单位之外, 开始形成一种“什么方法不方法, 伐下木头来就是好样的”风气, 而且不断蔓延扩大, 普遍看到的是“四不像伐区”, 随便一个农民只要会用锯就可以承揽几千米的木材采伐。
只要稍为回顾一下历史, 就不能不承认这是明显的科学技术的退化。
不幸的是, “退化”也表现在天保工程上。
全国性的天然林禁伐和减伐, 在古今中外林业史上实属罕见。这是主要林区过量采伐和乱砍滥伐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逼迫出来的。但确是一项具有难得的胆略的重大决策, 应该珍视。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过量采伐的沉重压力, 并给予林业部门实施科学经营的可贵的机遇。
但是, 天保工程实施至今, 我们基本上仍停留在禁伐和减伐上, 迟迟未能进入“开展合理的采伐(主伐和间伐)更新, 既安排分流人员, 又提高蓄积量, 从提高林分质量中创收”的科学经营轨道。我们完全有可能错过这一次难得的机遇, 并且可能使这一笔珍贵的巨额经费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通过天保工程与合理采伐的关系, 很有必要引发我们反思。我们在“切实重视科技, 认真应用科技, 实施科学经营”上实在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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