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形势下中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发展问题所实施的重大战略举措。长三角三省一市作为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也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使命。近年来，长三角重点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实践表明，外向型属性较强的区域在加速产业转型过程中，除了强化创新、深挖内需市场外，也应在内外协作模式、供应链、价值链等层面及时调整，通过系统化布局与单点突破的协同发力，提升区域产业要素流转效率，探索内外双循环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陷入深度衰退，区域经济大起大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较大波动风险。加之美国贸易政策中的对华战略制衡思维仍在持续，多重风险因素的叠加带来了新的系统性危机隐忧，中国产业及贸易发展面临新的外部环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了解决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梗阻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而构建的一种新发展格局，既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自力更生为主的内循环发展模式，也不同于改革开放以来“两头在外”的“双循环”发展模式，是顺应中国发展新阶段、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奠定了中国当前区域产业转型发展的总基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1]。疫情发生前，全球产业链已由扩张阶段发展至基本稳定阶段，受整体规模限制及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影响，全球价值链扩张人为受阻^[2]。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停产停工使得大量依赖全球“及时生产系统”运营的企业面临供应链失灵、断链情况，全球产业链中的上下游企业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流失。自此情形下，各国政府意识到了产业链体系完整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涉及公共卫生产业以及汽车零部件等产业链条较长的领域^[3-4]。整体来看，各国重点产业供应链调整布局政策不断出台，全球产业链发展方向将会从之前的成本、效率因素主导转变为可持续性与效率性兼顾的双元驱动，将对各主要国家及区域产业链协作模式带来深远影响。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在数字经济、第5代通信技术（5G）等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正处于由高科技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阶段，外部产业及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严重阻碍了中国与全球产业链协同发展。一方面，贸易保护政策加速了全球产业链布局与重构。2021年6月，美国白宫正式发布了供应链百日评估报告，进一步加强半导体、新能源电池、关键矿物和医药用品等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弹性。拜登政府不断在外交层面加紧重构供应链结构，联合盟友构建排除中国的供应链联盟，动摇了全球产业链以成本与效率为核心的分工协作基础，政治干预色彩趋于强化。另一方面，紧张的双边贸易关系也会直接影响产业界的风险趋向，对跨境投资造成不利影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1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中美关系连续4年成为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所面临的首要风险因素，原有依托跨国企业的深度嵌合模式受到挑战。2021年，美国制定并出台《创新与竞争法》,明确全方位加大对国内高新技术类企业制裁力度、实施敏感高科技产品断供、禁止科研人员参与中国政府人才招募计划等措施，使得高技术产能合作受限。

近年来，随着国际政经形势日益严峻、世界经济大循环动能弱化、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加大，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发展与强化巨大国内市场及供给能力，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产业根基^[5]。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其中长三角三省一市成为国内率先贯彻落实、积极推进实施意见的代表地区。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进一步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作出部署，其中明确提出，“结合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成为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方向。

整体来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并非一刀切的整齐划一，而是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结合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长三角产业经济一体化的形成既有政策导向的加持也有其历史原因，近年来三省一市在要素资源的市场统一、市场平台设施的统一、市场区域一体化等方面积累了一系列经验与做法，通过一体化协同发展有望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有利支撑。与此同时，国家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纲领明确指明要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各地区不能搞“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更不能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意味着长三角产业链在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同时也应处理好统一性与区域性的关系，在与国内市场、外部市场的协作中做好要素链接、规则互通，与市场共享。

长三角一体化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近40年的发展史中历经了多次转折与深化，最终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6]。近年来，在国家战略的统筹部署及长三角三省一市政府的协同推动下，长三角城市群已经成长为中国产业体系最完备、城镇化基础最好、综合实力最强、区域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城市群之一，同时也是支撑和引领中国开放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功能区^[7]。

从区域经济特征来看，长三角开放经济属性特征明显，2020年外贸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68.03%，远高于全国31.64%的水平。尤其是以上海、浙江、江苏等外贸重点省市来看，即使是在2020年外贸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地区外贸依存度也分别达到了89.92%、52.31%、43.31%，外贸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始终发挥着重要带动作用^[8-11]。从区位优势来看，长三角自近现代以来，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外贸集散地。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港口群依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以上海、宁波、连云港为主，充分发挥温州、南京、镇江、南通、苏州等沿海和长江下游港口的作用，成为中国各大港口群中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对外门户^[12]。2020年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额达1.71×10⁴亿美元，在全国外贸中的占比达到36.81%，显著高于在全国GDP中的占比（同年长三角GDP在全国总量中占比为24.1%）。从整个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战略链接作用看，近年来长三角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进口分拨及加工基地作用进一步凸显，三省一市在协同提升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同时，也不断面临着外部需求下行、产业链供需错配等外部冲击，整体挑战与机遇并存^[13-14]。

从区域产业链协同看，当前长三角在电子信息、医药化工、装备制造等领域深度融入全球分工，区域产业结构与全球化要素配置深度绑定，相关产业发展在全国具有较强引领示范作用^[15]。从具体政策导向看，各省市均把半导体、生物医药及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领域纳入“十四五”期间创新发展的重点方向，近年来相关领域的区域要素流动日益高效，对外贸易增长的同时有效带动了本地化产业升级，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过程中经受了一系列市场考验。

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当前长三角在集成电路领域展现了全产业链覆盖的整合优势，是国内集成电路综合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16]。其中，上海软硬件兼顾，在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设备等领域环节均建立了国内领先的产业基础；江苏以南京、无锡等为代表，以台积电大陆生产营运中心的入驻为契机，集聚了上下游多链条生产企业；浙江以下游信息服务为特色，在集成电路专用制造装备和测试装备、集成电路系列材料、芯片设计、封装测试、产品应用等方面建立起了较完整的产业生态链；安徽作为半导体领域的后起之秀，近年来以合肥为核心，以驱动芯片、存储芯片、家电芯片等特色芯片为引领，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跨越发展。

整体来看，经过多年协同共进，长三角地区集成电路产业销售规模占全国逾6成，三省一市在集成电路领域产业链中各有侧重，积累了悠久的合作传统和深厚的协作基础，已成长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当之无愧的龙头集聚区。与此同时，作为全球化分工参与度最为充分的行业，长三角集成电路行业“两头在外”的问题体现的尤为明显，也成为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自主转型的焦点领域。近年来，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打压制裁下，上游制造装备及原材料的进口依赖问题始终成为全产业链飞速发展背后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此外，随着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进入重塑变革期，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下滑、地缘政治等因素也都在悄然影响着全球市场的贸易及消费习惯，使得长三角外向型集成电路产业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在生物医药领域，当前长三角产业集聚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全国近30%的药品销售额、1/3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来自长三角地区。目前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上海市为创新研发核心、江苏省为医药制造基地、浙江省与安徽省发展特色医药产业集群的特色链条^[17]。

从产业链协作看，近年来长三角初步形成了以上海的创新研发、周边省份的原料生产、加工制造、服务外包于一体的协同模式，在原料药供应，化学药、仿制药生产等环节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但从附加值更高的医药创新环节看，当前长三角医药创新上游所需高分辨质谱仪、电子显微镜、基因测序仪等研发仪器80%以上需依赖国外进口商，且上述重要设备多数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的产品名录，随时存在被美国“断供”的潜在隐忧。在中游制造环节，长三角集聚了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三生国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具有一定研发和制造基础的企业，但一方面国内企业源头创新仍然较少，尤其是在全球同类产品中首创新药方面几乎无相关公司参与竞争^[18]，另一方面在医药生产中的竞争优势仍往往集中在中低端产品，细胞治疗、免疫疗法等高值赛道中的核心生产技术多由外资企业所垄断。从生物医药产业的供给格局看，当前中国及长三角的医药行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与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尚不能匹配，同时在“带量采购”、医保异地支付等终端场景中跨省间的行政壁垒仍然存在，均成为制约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客观因素。

在工业生产中至关重要的汽车领域，长三角集聚了中国多家龙头整车及零部件企业，同时也是智能网联汽车及自动驾驶领域的研发重地，近年来尤其在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展现出了强劲增长动力。在全国4个新能源为主向的创新型产业集群中有2个分别位于上海嘉定及安徽芜湖，包括蔚来、特斯拉等在内的新能源领域十大车企中，有4家总部位于长三角^[19]，并以此为中心，在周边集聚了江浙皖各具特色的动力电池、杭州城市圈为代表的汽车电动机以及芜湖为重要基地的零部件配套企业^[20-21]。

近2年来，本地企业在国内外新能源消费刺激下取得了快速增长，长三角新能源汽车及配套产品销量、出口增幅不断创下新高，以长三角各主要车企为中心的供应链配套网络日益成熟，成为拉动区域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从产业链上游看，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新能源车市场的大爆发引起了上游零部件配套需求的骤增，“进口依赖”“供需错配”等导致长三角汽车芯片、动力电池等上游核心零部件持续短缺，加之国内外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局势等的影响，跨地区、跨国间汽车物流面临更大不确定性，使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汽车产业链持续面临较大压力，原有成本驱动下的全球化采购开始更多地转向区域协作。再者，从外部政策环境看，新能源汽车制造业成为各主要经济体竞相布局的必争之地，欧盟、美国等的主要汽车市场逐步采取多种形式的贸易措施为本国企业构筑竞争壁垒，本土企业在区域一体化推动下有望改变以往单打独斗的闯关模式，在本地化协同、抱团出海等模式探索中建立新的竞争优势。

从当前发展阶段来看，长三角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为代表，正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协同分工网络。但整体上，内外双循环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中各行业的本地化协作尚不足以抵消海外供应链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尤其是在附加值及技术壁垒较高的上游环节，以中微半导体、东富龙等为代表的国内企业虽然在部分技术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但相较于跨国企业多年的技术积累，国产化替代尚需时日。综合来看，无论是本土企业在上游供应链核心环节的技术突破，还是尚在孕育中的下游服务及终端消费市场，都尚不足以解决行业在多年全球发展过程中所伴随而生的结构性隐患，新发展格局下的内部要素市场需持续深耕强化链接，并以此为契机带来整体产业链的变革升级。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是强国之路下的必然选择。金融危机后，受全球需求下降、中国经济转型等因素影响，中国逐渐调整过去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中国从外循环为主逐渐向内外双循环过渡，外贸依存度已从峰值期的64.24%降到31.9%。但相较于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中国国内大循环经济占GDP的比重仍旧较低，尤其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重要关口的长三角地区，承担了全国对外贸易30%以上的份额，区域整体外贸依存度达到68.1%，对于外循环中的关联风险更为敏感。与此同时，从国内来看，当前错综复杂的内外形势变化更加凸显了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性及战略性。但总体上看，长三角一体化协同能级还有待加强，以区划边界为代表的行政壁垒成为阻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核心问题，长三角产业链协同面临内外多重挑战。

长期以来，长三角地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区域内不同城市形成了“单打独斗”与“多头对外”式的生产格局，以外需为导向的生产模式使得区域内供给与需求的错配问题难以得到根本性缓解，区域内城市间分工与协作、生产与消费、产业同质化等问题困扰着长三角产业链一体化发展，也妨碍长三角地区在国际竞争中打造集成优势。当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产业链处于重塑调整重建期，如何进一步推动资金、技术、信息、人才、货物、数据等各类要素在区域内集聚，提高高端要素集聚浓度，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成为推动长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22]。从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看，长三角处于由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过渡过程中，行政区划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结构间的错位问题日益凸显，不同行政区在标准认同、资质认定、规则制度对接等层面尚处于探索期，长三角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不畅的问题依然较明显，城市间政策竞争性强，协同效应弱的问题仍然存在，各种市场准入“门槛”依然存在，市场分割未能完全根除，增加了资源流动和自由配置的难度，成为长三角产业链一体化协同发展道路上的隐性障碍。

近年来，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低迷、主要市场需求萎缩等影响下，长三角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贸发展方式面临前所未有冲击。一方面，出口依靠外部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产业链上游的高技术核心产品仍主要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极易在危机时刻被“扼住咽喉”。尤其是2020年以来，全球供应链在新冠肺炎疫情、气象灾害、能源危机等影响下经历了剧烈动荡，长三角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下的周期性错配、原材料供需不平衡等问题逐步显现，导致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多个关键节点相继面临“断供”及“失序”危机，区域内多个重点城市工业增速一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内部结构的脆弱性在外部风险的影响下进一步放大。整体来看，长三角在高技术产业链上游供给尚面临受制于人的困境，尤其是在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高端设备及原材料的进口依赖现象成为当前产业链安全发展的突出障碍，早日实现产业链自主自控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分工及要素流动的不断深化，全球资源配置模式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为基础的静态要素禀赋，趋向于各国高端生产要素的动态流动所形成的新比较优势。在新发展模式下，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传统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遭受挑战。尤其是2021年以来，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物流运输成本提高、供应链紧张等因素影响下，贸易对于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逐步减弱。以贸易增长最快的2021年为例，2021年前7个月，全球20个主要经济体累计商品进出口额均创历史纪录，同比均增长26%以上。但对于长三角大多数出口企业来说，外贸订单增长背后的盈利空间却十分有限，部分企业甚至陷入“出口越多，亏损越多”的境地。2021年7月，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达2014年以来最高水平，其能源价格指数涨幅更是高达50%以上。此外，由于主要航运港口不时发生疫情，全球航运运力紧张，运费大幅上涨，进一步挤压了企业利润空间。整体来看，虽然近2年来国际贸易总金额上升，但是由于掺杂了原材料价格上涨及运输成本提高等因素，长三角不少企业出口利润同比反而下降，原有单纯的贸易拉动模式不可持续，产业链协同升级过程中需进一步向价值链上游靠拢，通过技术升级与区域整合培育新的增长极。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最早参与国际分工的代表性区域之一，在多年的外向型发展中积累了较好的工业基础及协作经验，是中国实现内外双循环联动、产业转型升级战略的重要支点。近年来，在疫情叠加全球贸易政策环境复杂多变影响下，中国在产业、贸易、投资等层面遭受不同冲击，但在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支撑及产业界协同应对下，长三角产业发展环境逐步改善，在内外双循环中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显现，在调整重塑中迎来特有发展新机遇。

未来10年，在供应链资源配置的引导下，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有2个，一是科技创新，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全球经济在未来10年实现增长和发展，关键在于供应链配置向科技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方向转移，供应链资源配置模式将逐步改变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2020年12月，中国科技部发布《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将长三角定位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原始创新动力源、融合创新示范区、开放创新引领区”，力争到2025年形成现代化、国际化的科技创新共同体，到2035年全面建成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共同体。长三角拥有1个国际科创中心和2个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同时还拥有南京、杭州等科教名城和苏州、宁波、无锡等科技实力较为雄厚的城市，是中国参与全球科技合作与竞争的主体力量和核心区域。

在新发展阶段，依托国家整体战略规划，稳步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打造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共同体，既是新形势下赋予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战略使命，也是长三角产业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为保持产业链的稳定运转和可持续性发展，多数经济体已将数字化转型和供应链风控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极大地推动了全球供应链创新和转型升级，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大势所趋。从长三角产业配套基础来看，长三角地区集聚了一大批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企业，企业对数字化、智能化的需求丰富。此外，长三角地区的数字化水平和渗透程度也比较高。在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出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面前，长三角面对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不断深入，本地区网络安全与知识产权的风险将持续增加。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长三角各省市不断完善国内国际双循环融通的产业配套体系，提升了长三角地区产业与产业链的整体技术水平，依托国内市场、夯实数字基建和打造有竞争力的全球开放新链接，长三角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从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全球产业链重塑特征看，当前全球供应链的距离正在缩短，全球化布局将基于特定区域内的产业集聚及互补基础，更多向区域性集聚演化。从长三角对外贸易中的伙伴国结构看，无论是进口贸易还是出口贸易都显现出了逐步向周边区域集聚的变化态势。在此情形下，中国与东盟及周边成员国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RCEP协定）有效顺应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区域化趋势，成为长三角未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机遇。具体来看，RCEP协定中的累计原产地规则可以使整个区域内生产网络上的半成品零部件更便利地进行贸易流转，也意味着中国的原材料和半成品能够被更多地使用，长三角许多重要的行业都将获益，特别是纺织服装、轻工、电子设备、农产品等行业。从长三角当前对外贸易与主要经济体的关联度看，RCEP成员国已成为长三角核心产业链上游零部件的重要来源国与最大的终端产品出口市场，相关贸易规模呈现出稳步上升态势。考虑到长三角当前主要贸易结构与周边国家间的互补性，外来区域间贸易协定的生效一方面有助于降低区域内贸易成本，提升长三角终端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整合内部资源，通过要素流转效率的提升推动更大范围的产业协同。

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是国家在新形势下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中为长三角发展提出的新目标，未来应从市场和制度2方面“突围”，推动长三角资源共享，实现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才能在内外双循环中不断释放发展合力、提升发展动力、激发发展活力、释放发展动能，探索出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以“双循环”新格局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需要在实践中坚持系统观念。既要推动长三角与国内外的互联互通，同时也要注重长三角内部的要素优化，坚持全国一盘棋，构建国内国际良性循环的整体系统。

一是要统筹推动国内国际“大循环”，从全球发展大势中牢牢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更好利用国内国际2个市场、2种资源，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在推进外循环过程中，既要重视长三角营商环境的国际接轨，促进要素高效便捷自由流动，充分吸引外资与龙头企业在长三角投资建厂，同时也要支持部分产能转移到海外的全球化布局，促进部分低成本依赖型的外向型产品、技术受美国限制的中高端产品、市场集中在美国而受美国关税影响的产品，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到东南亚国家建厂，进行全球多元化布局。

二是统筹推动长三角与其他区域“小循环”，加强长三角与国内其他城市群的协同联动。既要探索区域发展的共性，也要充分发挥各自城市群的本土优势，开辟区域特色一体化新模式。同时，促进长三角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深度合作。加快长三角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要素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辐射扩散，构建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三是统筹推动长三角内部“微循环”。从长三角一体化出发推进“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构建沪苏浙皖层级有序、互补共进的功能核心，健全产业链跨区域协调机制，推动形成跨区域产业链发展的行政协调机制。重点围绕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商务区、浦东开发开放等重点区域和领域进行突破。形成集区域产业链、区域市场链、区域创新链于一体的“双循环”新动力源。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分工深度最高、生产网络覆盖度最高的地区，在先进制造和新兴制造综合竞争力上领先全国，并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长三角产业协同创新机制，要把视角放在长三角产业协同升级的发展框架下谋篇布局，更加坚定地服务国家战略，更加自觉地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一是突出科教优势，注重基础科研能力建设。集中资源在长三角地区高校院所打造一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大规模的国家实验室，支持优先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国家重大战略项目，支持基础性、长远性、公益性的基础研究和科技前沿工作，加快形成一系列具有重大原创性和标志性的科技成果，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

二是注重需求引导，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当前，中国及长三角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链中上游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较为普遍。未来围绕产业界亟待突破的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进行协同攻关，力争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的重大技术难题，推动创新成果“无障碍”转移转化。在战略新兴领域，率先推进长三角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深度融合，形成强有力的数字产业优势，高质量建设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

三是强化协同创新，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一方面，通过分工合作分别聚焦最具优势的领域和环境，搭建一批一体化运营的合作平台或支撑载体；另一方面，在现有科研院所中遴选一批优势学科和团队，组建一批由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参与的研发平台，赋予特殊政策和灵活机制，使其能够吸引全球优势创新资源，尽早取得重大突破。在具体方向上，积极推动沪苏浙皖建设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加快推进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和G60科创走廊建设。

从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产业技术升级及新业态演变趋势来看，为了进一步在国际市场中取得竞争主动权，长三角需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依托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打造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进一步激发产业链内外双循化的发展活力。

一是促进长三角产业链集群化发展，形成区域性分工与协作格局。重点打造空间高度集聚，产业高度协同、供应链高度集约的世界级产业集群，特别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完善跨区域产业集群发展协调机制。通过打造国产化配套完善的产业链，加快新旧动能转化，尤其是在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加强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力和安全度，形成较高的产业壁垒，提升长三角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

二是协同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以产业链核心企业为龙头，在补链、扩链、强链上展开更紧密区域合作，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中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关键断点、堵点，有效增强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和竞争力。此外，面对反全球化可能导致的全球产业链被冲击的风险，长三角区域要改变过度依赖国外产业链的发展格局，加快建设一套从研发、设计、管理、控制、采购到零部件生产、加工装配，再到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长三角内部产业链垂直分工，构筑空间经济新格局。

从全球价值链发展最新态势看，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一系列技术突破，催生各类新兴制造业态，发达国家对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投入与产业化开发的重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制造-服务”深度融合的跨领域产业要素融合模式，将成为未来制造业领域新的增长点。

一是发挥上海高端服务业的优势，有效提升长三角价值链效率。上海作为全国的消费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及科创中心，在科技服务、科技金融、国际贸易、生活消费等领域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带动了技术研发及服务、金融及贸易服务、互联网消费等供应链两端的互动。伴随着江苏、浙江的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相关地区的工业园区应迅速形成制造业生产配套能力，与上海的一批“头部”企业构成总部与生产基地的关系，从而推动整个长三角地区制造价值链效率的整体提升。

二是促进产业要素自由流动，实现长三角区域价值链整体升级。以围绕上海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带动辐射长三角区域创新发展的国家战略为出发点，建立技术研发、科技服务、产业载体、商贸服务的产业共同体，畅通信息、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在产业集群中的流动渠道，构建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协同创新网络体系，促进长三角产业集群形成统一高效要素市场。

新发展格局是中国为防范当前世界大变局冲击所提出的应对之策，也是有效畅通国内产业经济中的梗阻问题所谋划的战略目标，其中长三角产业链的高效一体化协同是重要一环。国内外发展实践表明，高度外向型的产业结构在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外部冲击下的不确定性，依托内循环为主导的区域协同是实现产业链自主的必然路径。

未来，长三角产业链在协同发展过程中，除了要坚持系统化发展，不断破除区域要素流动的隐性壁垒，解决好“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结构性问题，也应着力强化创新链，持续优化产业链，不断提升价值链，在良好的产业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升区域发展能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