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中国的重要国家战略之一，是关系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和全局性任务^[1]。随着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布，标志着中国已跨入“第二个一百年”奋斗历程。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农业文明底蕴深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乡村是主要“短板”，没有乡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在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期，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高瞻远瞩和战略决策力，其影响重大而深远。

乡村振兴的本质是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从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开始，国家层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法规文件相继出台。2018和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2个针对乡村振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等总体论断和总要求。2018年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21年发布《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2021年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上政策法规的发布有力地推进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程。总体上看，中国的乡村振兴与现代化，既遵循国际上乡村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规律，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乡村振兴的内涵极其丰富，涉及范围也极其广泛，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过程中，如何擘画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宏伟蓝图，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乡村应该是什么样子？如何去建设现代化乡村？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探讨。本文尝试从乡村居民、乡村产业、乡村景观、乡村生活、乡村文化、乡村组织、乡村生态和城乡关系等8个重点关注领域，探讨问题产生根源、发展目标和实现策略，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乡村振兴，人是第一要素。在现代化乡村建设过程中，培育什么样的乡村居民是首要问题。总的来看，未来乡村居民主要分3个来源：一是当地农村居民；二是入城返乡的农村居民或城镇居民；三是城镇居民。不管是哪一类，这些乡村居民应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文化程度，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能够胜任发展现代化农业的职责与担当。更重要的是，他们喜欢农村生活，喜欢农民这一职业，对从事农业生产具有浓厚的兴趣，也就是常说的“新农人”。然而，根据2017年第3次农业普查的数据，在全国农业生产和管理人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91.7%^[2]，农村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足50%，总体受教育程度还普遍较低。因此，从代内和代际2个层面(尤其是代际)，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是当务之急，今后可采取的措施包括：(1)在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优先实施普通高中义务教育，分步骤分阶段逐渐将农村地区的普通高中普及率提高到100%，提高普通高等教育的普及率；(2)大力发展职业高等教育，吸纳部分乡村青年进入职专，提升专业技能水平；(3)常态化全国性农村专业技能培训与人才支援计划，培训当地农村居民的专业技能，同时鼓励人才下乡。通过上述措施，为乡村振兴培养储备高质量专业人才^[3]，到2050年，乡村人口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占80%以上，全面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产业兴，则乡村兴。乡村产业发展与生产要素密切相关，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看，乡村并非优势生产要素的聚集地。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及人力资本等，土地和劳动力通常作为普通生产要素，而资金、技术、信息及人力资本则是优势生产要素。一般情况下，优势生产要素向大城市聚集，而乡村产业大多数以传统生产要素为主，极少出现优势生产要素向乡村聚集的现象。因此，乡村产业选择要考虑生产要素的类型、数量、质量及产业适宜性^{[4, 5]}。从国内外的发展经验看，适宜乡村地区的产业包括农业(涉及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农业服务业等)、乡村旅游和休闲康养等，少部分城镇郊区适宜建立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以及大学和科研院所等。总体上看，乡村产业以农业、旅游业及相关产业为主，也有少量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整体上很难与大城市竞争，但能够充分体现区域分工与合作，“屠能圈”理论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中国现代乡村产业的主要功能是充分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市民度假休闲，突出产业特色及专一性至关重要；土地经营规模要适度，土地“三权”分置明晰合理；采用绿色低碳的清洁生产方式，实现全域“零污染”；农业生产手段实现设施化、机械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科技贡献率达到80%以上^[6]，从而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培育乡村“链主型”企业，尽可能将赢利环节留在县域内，避免优势生产要素的“隐性剥夺”效应，提升乡村产业链整体赢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拓展农业农村的多功能性^[7]，注重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并迭代创新，逐步形成“一县一业，多业共生”的发展格局。

乡村美不美，关键在于乡村景观建设。乡村景观作为自然地理空间与人类经营空间的斑块复合体^[8]，是“人类与自然共同作品”的代表^[9]，包括乡村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半自然景观。这里的乡村景观是指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农田景观、乡村建筑和郊野公园等。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乡村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基础单元。乡村景观建设要注意把现代技术标准规范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相结合，按照未来“最美的乡村在中国”的远景目标建设中国美丽乡村，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各地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上，统筹乡村地域系统的人地关系^[10]，制订全国统一的乡村景观建设标准、技术规范及建设规划。在中观和微观尺度上，重点建设内容包括：(1)生态型高质量标准化农田，要把农田基础生产能力的改善与生态化改造有机结合，保障农产品优质高产高效的同时强化生产过程的低碳化和绿色化，在田块尺度上实现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高效统一；(2)乡村建筑及配套设施，加强传统乡村建筑的保护与修复，新的乡村建筑，尤其是农村居民新建住房建设要纳入现代建筑标准与技术规范体系，即有专业设计人员、有图纸、有专业施工及专业维护等，水电暖环卫及绿化等配套设施完善，实现与城镇建筑质量与功能的同质化和建筑元素的地域差异化，已有的不符合建筑标准与技术规范体系的乡村建筑逐步更新换代，“出城一公里，相差几十年”的景象不再出现，新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整体达到国际一流水平；(3)郊野公园既是乡村休闲旅游的重要载体，也是维护乡村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功能区；既要有完备的休闲旅游服务设施与服务能力，也要有完备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管理与维护能力。到2050年，建成田园秀美、风景如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让乡村生活成为一种自主选择，而不是一种无奈之举。乡村生活指标包括就业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面积、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等)均等化水平、人均预期寿命以及幸福指数等。农村居民就业分专业型和兼业型，专业型以经营家庭农场为主，兼业型以从事农业为主，农闲时兼具在城乡二三产业就业等，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农业经营性收入、兼业收入、财产性收入和政策性收入(如各类农业补贴及生态补偿等)等。坚持以民生为本，乡村居民衣食住行等日常消费能力显著提高，再现“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生活本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倡导普及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持续改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问题不再成为乡村的难言“隐痛”。到2050年，乡村居民的就业率普遍高于城镇居民；收入结构明显改善，特别是财产性收入和政策性收入显著提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达到城镇居民的1倍以上；人均住房面积高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低于20%^[6]；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等)实现均等化，乡村人口人均预期寿命及幸福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建成所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之乡，真正满足人们对乡村“祥和、宁静、纯净、富足”美好生活的向往，使乡村成为滋养城乡居民幸福生活的“桃花源”。

乡村文化是乡村的灵魂，城市的根脉。中国具有5000多年灿烂辉煌的农业文明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以农耕文明为主体，游牧文明、渔猎文明多种文明相融合的文化体系，具有类型丰富、博大精深、特色浓郁等特点。乡村文化是多维度的，依据《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物质的、非物质的乡村文化都要充分发掘、整理，并做好保护、传承与发展工作，重点领域包括：乡村民居、乡村饮食、民俗信仰、乡规民约、乡村游戏、乡村节庆、农耕农事、戏曲歌舞、绘画与手工艺品以及历史记录(地方志、族谱及神话传说)等。在现有乡村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基础上，创新传承方式与载体，加强相关政策与制度体系建设，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培育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道德风尚，树立崇高的、科学的个人信仰，重塑乡村精神风貌。在保护与传承过程中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与数字技术、虚拟现实及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注重体验性、参与性和创新性，发展具有独特区域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通过乡村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多种文化兼容并蓄，逐渐达到文化自觉之境^[11]，从而保持乡土中国之韵。到2050年，以县域为主体单元，建设乡村文化博物馆及体验中心，打造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共创具有国际文化影响力的“中国标识”，形成乡村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百花齐放，蓬勃向上”的新局面。

乡村组织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核心。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深入，乡村治理力度要不断加强，重点解决内部治理主体缺位问题^[12]，即乡村治理要有“主心骨”，而且要打造过硬的“主心骨”。“主心骨”主要分几种类型：村干部、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以及乡贤等，总而言之都是贤能之人。在严格遵守《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基础上，鼓励多职合一、贤能治村，强化治理主体，培育内生权威^[13]，形成“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结构，形成社会多元主体良性互动局面^[14]，提升乡村有效治理能力。乡村组织的主要职责包括发展乡村经济，带领乡村居民实现共同富裕；维护乡村稳定与文化繁荣；发展乡村公共事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落实各级政策措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2050年全面实现农村社区化，消除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的身份差异；完成城乡社区的政策性统一和乡村社区的服务型职能转变^[15]，建设有组织、有秩序、有效率、有活力的现代化乡村社区。

保护乡村生态，其核心是避免人与自然“争地”。“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谐共生”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16]。乡村地区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之一，乡村生态振兴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国家和地方国土空间规划，遵循“自然-乡村-城镇”功能区布局策略^[17]，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学习自然，划好生态红线，守住生态红线，打破乡村现代化的内生悖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保护乡村生态的过程中，首先，要用好现代科技装备与手段大幅度提升土地生产效率，如开发应用垂直农场技术等，实现“以技术换土地，以技术换生态”；其次，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立法及其约束力^[18]，赋予人类和其他生物平等享有生物圈的权利。在乡村地区，特别是在受人类生产生活扰动较小的区域，建设各类国家生态保护区，如国家公园等，全面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生态保育与涵养工程，打造国家绿色生态屏障，维持生物多样性，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维护区域及全球生态安全。到2050年，乡村土地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乡村生态用地面积达到至少30%以上^[19]，实现生产、生活和生态的“三生”和谐。

抓住城乡关系，就抓住了乡村振兴的命脉。我们必须认识到乡村振兴与城镇化是耦合协同关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乡村发展就没有城镇化，没有城镇化就没有乡村现代化。如何重塑良好的城乡关系，攸关乡村振兴的成败。重塑良好的城乡关系需要重点考虑5个“流”，即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流，其中人流是关键，适宜进城的人进城，适宜留在乡村的人留居乡村，变“单向”流动为“双向”流动，最终达到动态平衡。发达国家乡村人口比例一般不超过20%，如2018年美国的乡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8%，欧盟约占25%，日本约占8%等^[20]，2020年中国农村常住人口约占36%，乡村人口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在逐步缩小。重塑良好的城乡关系要坚持顶层设计先行，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以产城融合为核心，避免农村地区的被动城镇化；要加强土地制度创新，建立与人口和资本流动相适应的土地资源配置机制^[21]，逐渐实现城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重塑良好的城乡关系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与市场化机制的双重作用，政府调控保底，市场机制提效，二者相辅相成^[22]。重塑良好的城乡关系既要考虑代内更要考虑代际，既要兼顾当下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更要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防止出现“空心镇”“空心城”。到2050年，城乡人口达到动态平衡，乡村人口比例低于25%，且充分就业；城乡空间布局合理，中东部城镇核心区通达时间不超过2 h；完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彻底消除城乡差距，形成均衡融通的良性城乡关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其内在发展逻辑性。要以坚持系统观念为重要原则，处理好目标与过程、代内与代际、当前与长远以及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机制作用，抓住关键问题及主要矛盾，培育保持乡村振兴的内生源动力。乡村振兴，百年基业，要充分吸收总结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与教训，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全方位做好风险防控预案，避免陷于“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奋斗目标，循序渐进，砥砺前行，持续创新，走出一条“合国情，应民意，重实效”的乡村振兴成功之路，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