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罗默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美国纽约 10003

收稿日期：2020-11-08；修回日期：2020-12-17

在当前全球经济背景下，信任与合作是经济发展的必备要素。此外，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人类之所以能够取得进步，信任与合作极其重要。在未来数年、数十年和数百年里，信任与合作将仍是人类继续取得进步的核心因素。

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我演讲的题目是“关于进步的可能”，其中解释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广泛含义，想要表达的观点是进步有可能实现，但是也存在不确定性。要深入了解过去产生进步的条件，并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中保持这些条件，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取得进步。

任何一个国家公民都希望本国经济发展，希望能够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进步，对此提出一点建议，要尊重并遵守由科学家和工程师团体提出的道德规范。深信当社会能够就这些道德准则达成广泛共识，人们就能够更好地维持相互信任，促进合作、发展与进步。

“内生增长”理论可以总结为以下3点：第一，新思想使发展成为可能；第二，科学与工具催生新思想；第三，政府应该支持科学与工程。

这3点总结都很有道理，但这只是“内生增长”理论广泛的涵义的一小部分，它们没有提到为什么大规模合作能够带来巨大收益，公共部门的作用（可以限制大规模合作中的负面、消极影响），市场规范可能会造成的损害和不利影响，以及科学和工程规范可能带来的收益。

为弥补这些缺憾，提出以下5点。

1）理念可形成规模收益递增。

假设需要准备一大片土地，数百万人将来此建造新的城市并定居。

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标出道路，在城市发展后，人们将通过道路出行保持联系。首先要在A、B两点之间建立一条道路，接下来要画一条垂直于AB的另一条线，两条线垂直相交，这时可以用非常精密的设备（经纬仪），或者只需要一根卷尺甚至一根绳子在地上画圈就可以做到，例如以A点为圆心，以给定半径画圆，再以B点为圆心，以同样的半径画圆，两圆相交的两点连成的线，就会垂直于第一条线。

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两者的区别，一个是创意，另外一个是工具。如果有很多人都在规划道路，只有一台经纬仪的话大家没有办法同时进行，如果有一个画圆相交的方法，所有人都可以进行。这样一个理念的价值非常大，它的价值取决于掌握这个方法并且用于实物人数，就是理念形成规模收益递增。其价值增长，与使用该想法来生产商品的人数的增长成正比。

2）需要强大的公共部门进行大规模合作。

采取刚才描述的步骤：勘察道路、保护道路并最终修建道路，这样人们就可使用道路。这需要公共部门参与，即便如此，工作并未完成，公共部门也须随时准备执行规则，防止少数人的行为损害到多数人的利益。从更抽象的角度来看，根据对行为实施个体产生的影响对行动进行分类，这些行动或昂贵或有益。比如说垂直维度，垂直维度是行动对公众的影响，有利亦有弊，A类行动对个人和公众都有利，这些往往发生在市场经济中，这是好事。B类行动对个人和经济都有弊，往往不会发生，不发生也是好事。C类行动对公众有利但对个体有弊。有时益处和弊处间的差距可能非常大，可能以个体减1的代价来换取公众加百的益处。D类行动对个人有利，但对公众有损。这些行动差距可能相当大。所以在不同情况中，需要公共部门告诉人们要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或者不去做想做的事情。

人类的进步始于约1万年前，那时人们开始涌入城市利用理念带来报酬递增。从那以后, 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公共部门在保护城市居民健康的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当人们在城市中大规模互动，更可能会传播疾病，因此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很多人不再认可公共部门的这一传统角色。政府告诉公众在疫情期间必须要戴口罩，但是这些人却拒绝戴口罩，尤其麻烦的是他们的排斥不仅仅因为他们自私或者不想花钱买口罩，而是在原则上进行排斥。

3）市场规范往往会削弱公共部门的力量与合法性。

这里提及的“力量”不简单地以警局来衡量，而是指是公众眼中的合法性。人们知道，公共部门在做的事情是合法的，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利，他们倾向于尊重这些决定甚至于改变自身评判对错的标准，从而响应合法公共部门所做出的决定。人们对政府行动的合法性有感觉，而市场的规范及其对个体颂扬的内在危险就在于有可能会侵蚀这种感觉。所以市场推动的利己主义第一个影响就是，许多个体认为他们不必遵循适用于其他人的规则，起初，他们仍承认规则有一定价值，这些规则可能是政府出于合理性而强制实行的，但是他们作为个人不应该受到这些规则的约束。而问题正愈发严重，人们之后就会开始认为，政府的决定没有一个客观事实的支持，同时大家所注重的就是这些决定对于自身有什么样的好处，是一种非常主观的决定。

4）科学和工程规范可为公共部门的合法性和法治提供补偿支持。

只要人们尝试大规模合作，就会出现分歧。在历史进程中，有多种解决分歧的机制，法律就是最重要的机制之一。法律最终依赖于强制力，警察和法院可通过惩罚威胁来强制个体遵守规则。但科学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是唯一一个在规模上取得共识、达成一致的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而且不需要任何强制力。从该意义上讲，其与宗教、法律及其他达成协作的机制非常不同，具有独特性的科学系统依赖于个体的行为准则。

首先，人们必须接受现实，承认人类之外存在客观世界；还必须相信，通过探索、测试、交流和辩论，人类可以认识客观存在。

人们的辩论最终会找到外部现实的真相，所以在解决科学分歧时，需要谦逊，要认识到没有人可以当权威，没有人能够知道所有的答案，需要许多人致力解决一个问题，虽然他们之间不同意彼此，但共同努力最终又达成一个解决方案。正是这种社会联合活动，而非任何个体见解，才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才是正确的，而不是个体的偏见。

科学规范也需要做出一个承诺，要致力于比科学本身更为伟大的事业。即使需要坦诚自己有错，人们也会接受科学上的共识，因为他们尊重一种努力，即理解世界的真相，而非维系自身的利益，他们明白，每个人对世界了解得越多，就会过得越好。同时，他们认为这种精力投入意义非凡，不仅能帮助每个人，还能帮助未来的人。

科学和工程规范的另一要素是团体的成员非常重视个人诚信以及正直的声誉。如果确信是对的，他们会力排众议，如果确实弄错了，必须承认，并不能故意欺骗。若某人行骗的话，科学和工程领域将不再接纳这个人。有些人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比如被发现不致力于追求真理，未坦率地为自己的信仰辩护，未能诚实地展示所收集的证据。

5）只有当科学家和工程师团体是包容而非精英主义、是务实而非纯粹主义，才能实现更广泛的益处。

19世纪70年代，美国制定了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联邦政府决定鼓励建立一种全新的大学体系。也就是说每个州都有这个体系，当时的大学体系就是要解决当时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希望训练大量学生能够掌握科学和工程工具，这样他们就可以解决工作当中所发现存在的问题，而并不只是说把学生培养成为教授。

尽管20世纪上半叶，美国获得的诺贝尔奖的数量不是全球最多的，但是这种注重时效的培训方法开创很多的学科、体系，如科学工程、电气工程等，这些行业使得年轻人能够有机会来实践所学的价值，在经济当中能够真正创造价值。而有的体系是专门为了培养教授，选拔最好的学生，这种体系往往集中于问题或者只有科学家才有纯粹兴趣的问题。而第一种以实际培训为目标的方式更务实，不仅促进美国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还传播了科学和工程的基本理念。

现在很多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制度化的科学体系愈发精英主义和愈发纯粹主义，而不再注重实用主义。从学科经济溢出的效益来看其实并不好，同时还有一个坏处，因为要凝聚国家就需要有深刻的基础，这样一来科学就不再是这个基础中的一部分。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都鼓励追求科学和工程系统的典范，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政府所支持的体系。大家不要只关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出现的体系，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确实产生了更多的诺贝尔学奖获奖者，但与此同时，专家正失去权威、合法性，而整个国家都正失去其客观现实感。但与此同时专家正在失去他们的合法性，同时这个国家整个都在失去一种客观的现实感。

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投资包容、务实的科学和工程体系，那么这样的体系将会乐于接受更多的人参与，且参与者能够在求学当中培养技能并终身使用，还能习得规范与理解，这样将有助于团结社会，通过代表每个人的公共部门，帮助社会追寻共同的目标和共同利益。如果中国能够做到这些，就能够在未来数十年或者上百年里取得成功，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榜样，跻身于世界领导者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