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叶华

《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印刷业在中国国民经济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印刷产业链中版基制造（电解废液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制版过程（感光冲洗废液排放）以及油墨污染（有机溶剂VOC排放）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印刷业成为高污染行业之一，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多年来在纳米材料和打印印刷技术领域的研究基础，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宋延林带领团队，研发了一种非感光、无污染、低成本的纳米绿色制版技术，可彻底解决印刷制版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绿色印刷技术还可延伸应用于印刷电子、印染、建材等行业，为解决上述行业的重污染和高能耗问题提供技术方案。努力形成从绿色制版、绿色版基到绿色油墨为代表的完整绿色印刷产业链技术，并发展绿色印刷电子、印刷光子材料和技术等系列纳米绿色印刷制造技术体系，完成从关键材料到装备的系统创新和技术集成，为推动中国绿色印刷制造产业的绿色化、数字化进程做出贡献。为进一步了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中国绿色印刷的发展情况，《科技导报》采访了宋延林研究员。

《科技导报》：2009年之前，绿色印刷可以称得上是科研的“无人区”，您选择这样一条“不好走”的道路的初衷是什么？在当时的科研环境下，最大的支撑和依靠是什么？

宋延林：选择绿色印刷研究这条路，也和我的经历相关。2002—2004年我在中国科学院机关任材料、能源与化工处处长。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强调，要将科研方向和国家重大需求及经济发展紧密结合，我开始从更高的角度去看待和寻找科研中的“大问题”。国家对环保问题和重要产业关键技术高度重视，因为这些“大问题”都涉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我个人也有意识地寻找与自己研究相关的结合点，希望能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努力做出一点实质性贡献，而这种解决实际问题不能是简单的“配方型”或“填补国内空白型”研发，而是要在重要产业发挥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先导和引领作用。

以往我们的很多研究，习惯跟踪国外的研究方向，认为诺贝尔奖或国外顶尖大学的研究才能代表科学前沿，因此很多研究课题都是跟踪性的。时间久了，就变得不敢为天下先，这种循环导致了中国真正原创的成果比较少。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对科技界提出了新的要求——要跳出已有的技术框架，改变以往被动从属的地位，重点突破，做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引领性科研成果。

在传统的印刷和电子领域，感光材料和光刻技术是关键材料和主流技术。传统曝光刻蚀工艺不仅会产生严重污染，关键材料和技术也被其他国家所垄断。能否走一条不同的路，确实充满风险和挑战。但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面对国家需求做研究是责无旁贷的。

我算是有点理想主义的人，小时候居里夫人的故事对我影响很大。居里夫人讲过几句话：“人类需要梦想者，对他们而言，无私地致力于梦想是如此迷人，因此个人利益微不足道。”“我们应当从一种理想主义中去寻求精神力量，使我们不会骄傲，而能将我们的梦想提升到高尚的境界。”

科研的价值在于创新。在自己的课题组首页，我写了这样一段话：“From impossible to I'm possi⁃ ble：从事科学研究是幸运的。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这是探索者快乐的源泉，因为‘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从事科学研究也是艰辛的。路漫漫其修远兮，但‘谁谓茶苦，其甘如饴’，因为有梦想。”从事科学研究的价值在于创新，将个人梦想汇入于人类进步的梦想之中，不断发现新现象，认识新规律，创造新应用。

“科学研究需要一点创造、一点努力、一点坚持，更要有一点理想主义精神，一种‘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与自信。”我常以切·格瓦拉的诗与团队共勉：“如果说我们是浪漫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分子，我们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们将一千零一次地回答：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科技导报》：在您科研生涯的许多重要节点上，国家科研经费的资助以及科研环境的整体改变，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请介绍一下，近10年来，国家科研经费投入的增加对您的影响。

宋延林：近10年来，我们先后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国家纳米重大研究计划、中国科学院战略先导项目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连续支持。这些支持，使我们团队能够专注突破一些印刷领域困扰已久的基础问题，进而形成关键技术的创新。比如通过对印刷墨滴在干燥过程中咖啡环效应、瑞利不稳定性及马拉格尼效应等深入研究和突破，实现墨滴多种图案成形的精确控制，实现对纳米功能材料“点、线、面、体”的精细图案化组装，突破了传统印刷技术的精度极限，发展了印刷电子、印刷光子的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

《科技导报》：您如何看待科研成果向实际应用的转化，目前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产学研融合发展情况如何？

宋延林：在中国科学院机关工作的两年时间对我的触动很大，一方面国家、社会和公众对中国科学院有很高的期望，也能尊重和理解中国科学院在基础研究上为国争光，但另一方面更希望科技的发展能对经济发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每当看到身边的一项项科研成果无法变成产品，不能形成产业化能力的时候，深感科研人员不能只埋头于实验室，而应该努力了解市场需求和社会发展趋势，推出新的技术和产品。中国的发展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了，科研人员要有自己的责任感，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解决现实问题，而现在中国通过企业接受新技术还有困难，需要科研人员将技术完善为成熟的生产工艺。

如何将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仍是中国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面临的一个挑战。科研院所或大学产生的创新技术成果大多是实验室技术，而中国企业接受的新技术，特别是实验室技术的能力相对薄弱，科研人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形成完全成熟的规模生产技术，才能实现技术转化，难度和挑战大大增加。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成熟的工业技术和商品，要经历从技术到产品和从产品到商品的两个“死亡危险期”

从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事到万难须放胆，科研人员必须有坚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像面对科学挑战那样勇于探索，百折不挠，敢于冲破重重阻挠和局限，为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闯出一条新路。

我们现在从事的很多基础研究都是从产业化过程中归纳出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也推动基础研究的发展，可以说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其中的很多问题既是国际上的技术难题，也是科学的难题。

因为实验室研究和企业需求关联度不高。中国产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技术难题，其解决方案是引进国外的生产线，买国外的技术。而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才可能实现国家创新体系和经济的转型发展。值得高兴的是，我们的专利技术支持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技术转化的第1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和2家新三板上市企业。

《科技导报》：从0到1，您带领绿色印刷弯道超车，领跑世界，在科研的赛道上，您是如何进行团队建设的？

宋延林：我们在一些研究方面取得了领先的结果，但还不敢说领跑世界，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成为领跑者。领跑和跟跑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领跑者是孤独的，因为前方看不到目标，也不知道终点，甚至无法确认自己的方向是否正确，能够支撑你的只有你对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的产业技术引进和模仿的比较多，真正创新的比较少。很多企业甚至科研机构，在研发一项新技术之前，都会习惯地问：国外有没有人做？这导致中国在很多方面总是在跟踪，总是在跟跑。跑第一和跑第二，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跑第二的人，前面有人，他要追赶；跑第一的人，前面看不到目标，必须有坚定的信心、不变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中国要想有大的发展，整个民族的心态都要调整，不能仅习惯于做跟跑者，必须要致力技术创新，有勇气和自信做领跑者，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

我们团队强调研究要有使命感，研究工作要有意义、有创意，年轻人要“志存高远（远大目标）、全力以赴（集中精力）、天天向上（长期坚持）”。

我们有自己的团队精神，我称为“三要三不要”。第一是“要解决问题，而不要解释问题。”解释问题是科研人员的习惯思维，总是分析一件事情有哪些影响因素，存在哪些困难会造成不理想的结果，但有意义的态度是解决问题，要全力以赴去争取最好结果。

第二是“要创造机会，而不要等待机会。”科研可以预先设定条件，可以按照计划进行，也可以设立模型分析，而应用需求和市场机遇是不等人的。

第三是“要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要被任何困难压倒。”科研人员思维缜密，通常会系统考虑各方面因素，但有时顾虑太多，反而在重要关口止步不前，成功的关键是克服一切困难去实现目标。

“三要三不要”贯穿于我们每一项具体工作中。不做一件事有无数理由和借口，坚持去做的理由只有一个：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得知一线医务人员护目镜起雾严重影响工作，就基于原来做纳米涂层材料的基础，紧急研发和生产了高效防雾剂，克服了人员、原料、包装、运输等重重困难，分80多批次寄往向武汉及15个省、市（区）的67家医院和援鄂医疗队。

《科技导报》：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宋延林：我不是企业家，但是愿意成为能和企业家沟通的人。学者和企业家最大的区别是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角度会有所不同。作为学者，更关注的是技术的创新；企业家更关注市场的需求，即如何将技术变为商品。商场如战场，胜败无情，商场并不会因为创业者是科学家出身而给予额外的青睐与帮助。知识分子容易优柔寡断，容易钻牛角尖，还容易文人相轻，这些都不利于市场开拓。为此，应处事果断、有气量，还要求贤若渴。从解决问题出发，会带来行为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