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图 1）的第一卷《导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套多卷本的著作，上迄中国上古时期，下至明清之交欧洲传教士来华，涉及科学思想史、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众多中国科技门类，又加之是出自外国学者之手，可谓是史无前例，故而《导论》卷甫一出版便引发了海内外学界的瞩目和评论。

图 1

图 1 《中国科学技术史》书影

华裔汉学家杨联陞（1914—1990年），除治中国经济史外，还曾撰写了大量的学术书评，涉及文学、语言、艺术、历史、地理、科技史等众多领域，是当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尝自称“混了几十年，评论别人卖的中国膏药，或有可供参考之处”，其实正如其所言“许多人认为书评不重要。我则以为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1]。颇为有影响的包括杨联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的系列书评，其中便论及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并且在其他场合，也多次提及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在书评开篇，杨联陞便指出李约瑟及其团队的研究工作历史跨度大、覆盖领域广，撰写如此规模的一部通史对著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智力挑战。但是杨联陞认为，李约瑟具备了很好的条件来接受这一挑战，具备了写作这样一部通史所需的学术资质和条件。科学素养：对欧洲科学史有广泛的认知，对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有所了解；实地调研：在中国生活游历过；文献功夫：懂得中文，可以查阅原始文献；中国助手的帮助：比如王铃博士，其他中国学者的协助。

在这些主客观条件基础上，《中国科学技术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杨联陞看来，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价值在于2个方面：1）指出尽管有偏于人文主义的主导倾向，中国文明确实取得了可观的科学技术成就，在人类了解自然、征服自然方面，中国曾有过巨大的贡献；2）试图确定这些科学技术成就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贡献的大小和意义。颇为重要的是，杨联陞在此提及了李约瑟于1946年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开幕式的一次讲演，对于解答“李约瑟之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中国文明中，哪些限制性因素致使16世纪以来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发生现代科学与工业革命？在演讲中，李约瑟强调的是某些具体的物质因素，但同时承认理念也很重要，他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古代中国与欧洲的游牧文明不同，基本上是一种灌溉农业的文明，从而使得商人阶层无法执政。有能力的人随处皆是，却没有有利的条件。

在肯定李约瑟研究成果的同时，杨联陞客观而诚恳地指出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存在的若干失误，这包括文献使用、文字训诂、历史地理知识、拼读与翻译等方面。

在文献征引方面的错误。杨联陞本人自称是“开汉学杂货铺的”，言外之意是其知识面非常广泛，而且其学术视野也是全球性的。他在评《中国科学技术史》时，便指出李约瑟对日文文献的遗漏。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文明方面是非常活跃的，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史方面，出版了很多重要的书籍和论文，所以“遗漏日文文献确实不走运”；而且杨联陞还指出，本卷内容李约瑟主要依据的是西方语言所做的研究，在1985年致中国学者杜维运的一封信札中，杨联陞指出“大著称Needham为汉学家，欠妥。译其书为科学艺术史，艺术应为技术，Needham自己书亦如此作。他自己中文有限”^[2]。如此，必然导致李约瑟在文字训诂、历史地理知识、拼读与翻译等方面出现失误。

杨联陞举出了几条例证，证明李约瑟在文字训诂方面是相当粗疏的。比如在序言中，李约瑟提及公元前4世纪《墨子》中关于纺织技术的一段话，其中出现了“刻镂”一词。李约瑟认为该词的字面意思是“切割和雕刻”（cut and engraved），无疑指的是“刻丝”。对此，杨联陞指出，李约瑟认为“刻镂”是“切割和雕刻”，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个词只是对固体材料而言，而不能用于纺织品。将“刻镂”等同于“刻丝”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因为刻丝技术或丝织锦缎仅从宋朝开始才在中国兴盛起来；此外，在论及古代掘井取水技术时，《中国科学技术史》涉及《史记》中的“秦人”助力大宛人掘井取水的史料，其中对于“秦人”是汉人、叙利亚人还是希腊人，李约瑟无法给出定论。杨联陞结合李约瑟不曾得知的伯希和的（Paul Pelliot，1878—1945）《“支那”名称之起源》与王国维的《西域井渠考》等相关研究，指出“秦人”指的就是汉人；而且指出，开掘深井的技术是从中国本土传到西域去的。

针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在历史地理知识方面的纰漏，杨联陞也一一加以指出。比如书中关于中国南北朝的一段描述，其中说“the last of these,the Liang”，显然“梁”不是南朝的最后一个，而是倒数第二个王朝；再比如说杨坚“He ruthlessly destroy the Liang in 587 and overcame the Chhen and the Chhi in north two years later”，对此，杨联陞指出，在公元587年被摧毁的梁是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另一个“梁”，在历史上称为后梁。南方的陈，于公元589年被隋征服。北方的齐，是在557年被北周征服的。而《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谓陈和齐都出现在北方，这显然也是错误的。

另外，关于鸵鸟这一动物在中国的首次出现，李约瑟认为鸵鸟、斑马、长颈鹿之类动物初次出现在明朝；但是杨联陞却认为这一判断是错的，他指出，据班固的《西都赋》和《汉书》，在汉代的皇家花园中便豢养有进贡的鸵鸟；另外，汉学家劳费尔（Berhold Laufer，1874—1934）在其《美索不达米亚的鸵鸟蛋壳杯以及古代和现代的鸵鸟》(Ostrich Egg-shell Cup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Ostrich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一书中指出，在公元101年，鸵鸟的活标本和狮子便由波斯运抵了中国；公元650年的唐朝时期，吐火罗国又曾送给中国鸵鸟。在汉代，鸵鸟被称为“大雀”，在唐代，则被称为“鸵鸟”。

在地理知识方面的错误。比如《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河南境内的“洛河”写的是“Lo Chiang”（洛江），而陕西西部的“洛河”则写成了“Lo ho”（洛河）。杨联陞指出，实际上两者都叫作洛河或洛水，后者有时也叫做“北洛水”。另外，周代封建诸侯国，比如邾国和邹国，是在泗水流域，而不是在淮河流域；邓国是在汉水流域，而不是在泗水流域。

在拼读和翻译方面，《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比如秦始皇曾派徐巿(福)远赴东瀛，因为汉字“巿”与“市”形似，所以杨联陞指出，李约瑟误将“Hsü Fu”拼作了“Hsü Shih”；再如沈括所著的《忘怀录》书名，李约瑟将之译为“What not to Forget to take with you（when Preparing for a Journey）”（“旅行时”不应忘带之物品），对此杨联陞指出，“忘怀”通常指的是不计得失，也就是不计较世俗之得失，从而轻松自由。杨联陞建议，《忘怀录》书名可以译作“Notes of a Free Mind”。在笔者看来，李约瑟的译法似乎是意译，因为书中确实也包括了一份旅途需要携带的物品清单，并且也讲到了如何制作马车、摇椅、折叠床、观赏雪景用的可移动屏风，以及无需他人服侍的温酒铜器等，皆为旅途所必备之物。

当然，杨联陞对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评论，是二人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杨联陞与李约瑟也有其他一些往来，主要也都是学术方面的。在1940—1950年，杨联陞曾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赴欧洲访学，在剑桥受到了李约瑟的热情接待，不但阅读了李约瑟的藏书，而且二人相谈甚欢。据说当时二人谈到《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中的“蒸土筑墙，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一句，李约瑟兴致勃发，立即找到原文，要杨联陞口译，他随即打字记下。而后，二人保持着学术上的密切联系，杨联陞在评日本汉学家薮内清的《中国的天文学》时曾提及李约瑟，内容是李约瑟曾告诉他，加州大学的陈世骧教授提醒其关注敦煌手抄文书第3326号里面的中国星图，而李约瑟也准备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讨论这些敦煌星图。时隔近30年后，1984年杨联陞在台湾讲学时，还记得《中国科学技术史》书评一事，后来李约瑟等的著作第一卷出版，杨联陞在书评中指出了若干错误，再见面时就有些冷落了。引用另一位英国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1888-1966）的话，李约瑟此册中有许多错误（many mistakes），但是杨联陞很诚恳地表明“我对于李约瑟的巨著还是十分敬佩的！”“他们做的是开荒性的工作，一年不知要看要译多少书，岂能毫无失误！”。

杨联陞在其日记中曾写道“说与邻翁浑不解，通人本职是沟通”^[3]，他是心怀恕道的，杨联陞在汉学界自称是做“沟通”工作，其对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评论“以改正此等错误为主，但不用伤人字句”，不像法国汉学家伯希和那般自称汉学界之警犬，对于被评者往往失于刻薄，不留情面。杨联陞以君子之风和渊博的学识，写就的精细而公允的学术书评，为我们重新审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份文献资料。面对西方汉学家，杨联陞所展现出的学术自信与质疑精神，对于我们今日的海外汉学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