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3月7日晚九时许，从微信朋友圈中一位中国科学院的学者朋友那得知，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郝柏林院士于当日下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 83 岁。噩耗传来，十分震惊，我不敢相信是真的，赶紧和复旦大学的朋友核实；结果得到证实，学校将按照郝院士遗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丧事一切从简。悲痛之余，十多年来与郝柏林院士交往的回忆如潮水般地涌入脑海。

第一次与郝柏林院士打交道是在2005年底。那时我正在中国科协学术会刊《科技导报》担任副社长、副主编，刊物开设一年多的“卷首语”栏目由于每期都是约请1位院士撰稿，正面临稿源断缺的窘境。那段时期，郝院士连续在各种场合发声，呼吁改善中国的科研、学术环境；于是，我给他写信，希望他就科研道德问题为《科技导报》“卷首语”栏目赐稿。郝院士是个非常讲效率的学者，很快回信，说自己写文章从不讲假话，说的大实话人们又不爱听，有媒体向他约了稿，最后也不敢刊登，弄得大家都不愉快。言下之意，我虽然向他约稿，结果很可能也是不欢而散。

收到回信，我感到非常高兴，信中语气虽然不十分友好，但可以看出，郝院士为人十分坦诚、率真，表面上看是婉拒了我，但潜意识里还是希望自己的观点得到媒体重视。于是，我迅即回信，向他承诺，只要他敢写，且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我就一定敢登。很快，他就通过电子信箱发来约稿“老老实实做科学”^[1]。他在文章里专门谈到了时下我国科技界存在的各种不正之风现象：“科学家是劳动者，首先就要老老实实地劳动。科学院院士要亲身做研究，而不是靠旧日老本和科学新闻到处提供咨询。年轻力壮的研究人员要把最宝贵的时间花在实验室里，而不是终日在‘论证’、‘申请’、‘评审’、‘会议’之间疲于奔命，带着一套变化不大的幻灯演示片‘欺上瞒下’。大学教授要亲自教书，而不是挂其名而务它。博士生导师要直接指导弟子，而不是把学生交给‘保姆’，且在发表文章时署名不误，甚至还不许学生提及‘保姆’的名字。科学界的领导干部要全力研究政策，做好服务，而不是借助‘权钱’进行名利交易，同许多实验室和课题任务形成特殊的共生关系，以至于官做得越大出文章越多，甚至‘创新’出每周一篇SCI论文或更高的记录。”

为此，郝院士明确指出，“净化学术环境，关键就在于‘老实’二字。”在他看来，真正要做到“老老实实”，关键在于政策的制订者、管理者和相关的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科学家的诚实劳动应从根本上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护以及管理部门的鼓励。为此，他呼吁，国家科学研究资源的分配要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国家给予资助的课题除涉及安全保密者外都应在网上长期公布，接受科学界和社会的监督。他特别指出，“脱产”到科学技术领导部门和经费管理部门工作的科学家，要和原来所在的研究单位或实验室脱钩，回避相关的经费和成果评审，更不许为原单位谋取利益。他认为，科学研究上的战略方向，需要数十年稳定的支持，造就几代人才之后，才能形成“气候”，决不能急功近利。要废除逐年统计SCI文章数目的做法，应主要根据前5年中不超过10篇最重要文章的国际影响来评估科技工作者的学术成绩和科研水平。

郝柏林院士的文章果然观点鲜明、文字尖锐、一针见血。但是，他的思维非常跳跃，许多语句之间并不连贯，虽然阅读、理解没有任何问题，却并不完全符合文字规范。于是，我对约稿在文字上进行了必要的润色，并将文章标题改为“老老实实做研究”。将修改的文章返给郝院士确认时，他的回信很不客气。他告诉我，他在写不属于科学研究论文的文章时，一般要先打几个月到几年的腹稿，用相应内容做几次演讲，再最终落笔成文。因此，他强调，在文字上他是非常讲究的，总是句斟字酌，反复修改，很不喜欢别人改动他的文章。显然，他对我竟然敢修改他的文章十分的不满。

之后的几封邮件往来，我们都是在讨论甚至争论每一处的文字修改。最后，双方各自做出部分妥协，对标题和八九处必须修改的地方，他最终接受了我的意见，做出了让步。对其他可改可不改之处，我全部按照他的要求恢复成原文字，也作出了让步。接到《科技导报》 2006年第1期刊载有“老老实实做研究”一文的样刊后，郝院士给我发邮件致谢，并特别指出我是他见过的最固执的编辑，也是改动他文章最多处的编辑。我不知道他这是对我褒还是贬。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原则问题上，我和郝院士一样，都是那种愿意较真的人。

郝柏林院士1959年毕业于苏联哈尔科夫大学，1963年莫斯科大学和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研究生肄业。回国后，他曾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担任过副所长、所长，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在固体能谱、高分子半导体理论、统计物理、天线理论、地震分析、混沌动力学等领域研究著述颇丰，其“套磁介质天线的研究”、“三维晶格统计模型的封闭近似解”、“实用符号动力学”等研究成果曾获中国科学院和国家重大科学奖励。1997年，他调到复旦大学，开始着重转向理论生命科学研究，并担任该校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和理论生命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2009年1月上旬出版的第1期《科技导报》刊登了我组织撰写的“2008年中国重大科学、技术和工程进展”专稿^[2]，该文将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磁性材料与磁学研究部主任张志东研究员“提出三维‘伊辛模型’精确解猜想”研究成果，列为2008年度中国10大科学进展之一。这篇专稿发表后，《科技导报》在科学网上的博客遂予以推送，以扩大影响。几乎是同时，国际上对“伊辛模型”研究颇深的统计物理学家——美国东北大学物理系的伍法岳教授、马里兰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研究所的迈克尔·费希尔（Michael Fisher）教授，以及斯普林格旗下的《纳米研究快讯》（《Nanoscale Research Letters》）主编王志明教授等学者，对发表在2007年英国《哲学杂志》（《Philosophical Magazine》）第87卷第34期上的张志东研究员的有关“伊辛模型”三维精确解论文^[3]予以强烈质疑，科学网博客由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科技导报》和我本人也都不可避免地被卷了进来。

当年2月25日，郝柏林院士拿到那一期的《科技导报》后，马上给我发来邮件，指出我将张志东研究员的研究成果列为2008年度中国重大科学进展是错误的。他写道：“苏青教授：《科技导报》把那篇文章列为2008年国内10大科技成果之首，是过于仓促之举，给《科技导报》造成很负面的影响。老牌的《Philosophical Magazine》早已今非昔比，这次犯了这么个大错，也开始发表几篇批评文章，事实上是在认错了。我建议你们采取科学的、老实的态度对待此事，承认错误，挽回损失。”为了让我相信他说这话的权威性，他在信中专门指出：“我本人曾在三维‘伊辛模型’上奋斗了10年，发表过文章。张志东把文章寄给我，我一做高温展开，立刻知道结果是错的。但我绝对不愿意花时间给一篇错误论文去找错在哪里……因此，我只能在这里（给你）转发一点信息，绝不卷入进一步讨论。”郝柏林院士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指出了我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失误，同时也为我指明了如何破解当前窘境的具体办法。他在信中把伍法岳教授介绍给了我，让我和他联系，共同商量挽回影响的办法。他告诉我：“他（伍法岳教授）是一辈子做统计模型严格解的人，也是张志东把稿子投到美国杂志（《物理评论快报》）时的审稿人之一，还是最近在《Philosophical Magazine》上发表批评意见的作者之一。”

按照郝院士的指点，我很快就和伍法岳教授联系上了，双方通了三四封邮件后，约好当面作进一步的沟通。大约是3月7日，伍法岳教授专门从美国飞回中国，我们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见面，一边喝咖啡一边谈妥了善后的文字处理方案。在3月13日出版的第5期《科技导报》和当日的科学网博客上，编辑部同时发布“《科技导报》有关‘伊辛模型’问题的启事”^[4]，以回答读者质疑来信的方式，承认对张志东研究员所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判断不全面，就“提出三维‘伊辛模型’精确解猜想”作为中国年度重大科学进展遴选不当予以说明、道歉，并表示将以此为戒，认真总结、反思，改进遴选办法，不断提高《科技导报》的学术公信力。一直关注此事件进展的伍法岳教授等国内外学者对《科技导报》的处理结果予以了肯定。

实际上，自2004年始，《科技导报》编辑部每年都要开展年度中国重大科学、技术、工程进展遴选活动，并以专稿形式将遴选结果在次年第1期的《科技导报》上发布。伊辛模型（ISing Mode）是描述物质相变的一种模型，最初是1920年由德国物理学家威廉·楞次教授提出，目的是为了给铁磁体一个简化的物理图像^[5]。不久，楞次在汉堡大学招收了一个名叫昂斯特·伊辛的博士生，并将这个模型交给伊辛作为博士论文研究课题。伊辛遂研究了这个模型在一维条件下的相变和有序行为，并且得出了“一维铁磁模型如果只考虑最近邻交互作用的话，是不可能有相变的”结论。这个模型由此以他的名字命名。虽然伊辛也将这一结论推广到三维情况，但是，其结论似乎错了。20世纪前50年代，人们解出了一维和二维伊辛模型，而三维伊辛模型却始终是一个难以破解的科学之谜^[6]。无怪乎张志东研究员的研究结果在《哲学杂志》发表后，2008年5月7日，中国科学院院报《科学时报》头版就发文“我国科学家提出三维‘伊辛模型’精确解猜想”^[7]，对张的研究成果予以了高度评价。《科技导报》编辑部正是依据《哲学杂志》和《科学时报》上发表的这两篇文献，将张志东的研究成果遴选为年度中国重大科学进展。现在看来，尽管张志东的论文在发表时通过了同行评议，主流科学媒体也对他的成果予以了充分肯定的报道，但这种单纯依据学术期刊和科学媒体进行重大科学进展遴选的活动，风险还是很大的，必须十分小心、谨慎，更为广泛地征求同行专家学者的意见。

在我与伍法岳教授见面之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院士也给我发来了英文邮件，他指责我“将张志东毫无价值的工作列为重大科学进展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不仅严重损害了《科技导报》的名誉，而且还给中国科协的名誉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不是什么小小的过失。”他要求我，“认真考虑如何坦率地、真诚地承认错误，采取措施防止进一步犯错。”同为在“伊辛模型”上作出国际一流研究成果的大科学家，杨振宁和郝柏林两位院士对科学的严谨态度令我肃然起敬，尤其郝柏林院士对晚辈的宽容、相助和关爱，更是让我充满了感激之情。

2010年3月初，我再次给郝院士致函，约请他就理论物理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或如何鼓励年轻科技人员创新等问题为《科技导报》 “卷首语”栏目再次撰稿。他很快回信应允，告诉我此时让他来写理论物理方面的文章已不合适，因为他近13年来一直在从事理论生命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他还说，鼓励科技人员创新之类的文章容易写成空话，他可专门就理论生命科学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回信的同时，他还把自己刚刚在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World Scientific的下属出版机构）出版的《负戟吟啸录》一书送我，并在信中说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国内的编辑们总要在别人的文章里做些改动，而八方文化创作室对他这本新书就没有做任何一个字的改动。看来，老先生对我上次的文字修改仍然耿耿于怀。

半个月后，我冒昧去函催稿。郝院士显然不高兴，回复道：“我答应了的事情，一定会做。写文章有如生孩子，时候到了是非出来不可的。”我自知无礼，再也不敢过问稿件情况。5月中旬，郝柏林院士如约发来约稿“生物领域是数理和计算科学的广阔用武之地”^[8]，指出这篇短文是他在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做学术报告演讲的一个提纲，但省去了图片、图表、引文等。这次我接受了教训，只对文章做了三处很小的修改，就这样，其中的两处修改最终还是被他掰回去了。文章刊登在《科技导报》2010年第11期“卷首语”栏目。郝院士指出“：物理学早已经从单纯的实验研究发展成为鼎立于实验、理论和计算三大支柱上的成熟的科学。生命科学正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理论和计算注定要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他呼吁“：对于有志于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年轻人，这是时代的机遇。早生20年，没有可能从事这样的工作；晚生20年，重要的问题已经被别人发现和解决。一些有数理和计算机背景的青年学者，应当抓住时机，义无反顾地进入生命研究领域。”他强调，“时不我待，机不可失，有志者奋勇向前！”滚烫的文字，令人过目难忘。

其实，每个编辑都不想轻易改动别人的文章，尤其是知名大科学家的文章。这里不仅仅有文责自负、尊重作者写作风格的原因，改动别人的文章其实也是存在风险的，编辑常常会有很重的心理负担，尤其是在改动著名专家学者的文章时。但是，新闻出版管理机构每年都要对图书杂志进行抽检，如文字规范、格式（包括错别字、病句、阿拉伯数字的使用不当等）等不符合要求且超过允许的范围，就要被视为不合格品，严重的还要进行停业整改。编辑常常是不得已而为之。修改后的文章往往会损害作者的语言个性和文字风格。当然，也不是所有知名专家学者的文字功力都很好，此时，编辑就应该责无旁贷地发挥好文字把关作用。对这个问题，我想只要编辑和作者充分沟通、相互理解，就一定能够很好解决。郝柏林院士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处理完这篇约稿，我就调离了科技导报社，之后再也没有和郝院士联系。2016年9月，我打开很久没查阅的工作邮箱，发现两个月前的7月21日郝柏林院士曾给我和袁亚湘院士发了一个邮件，向《科技导报》推荐一篇关于超级计算机的英文综述文章，作者为美国纽约州立石溪大学应用数学及计算科学专家邓越凡教授。袁亚湘院士是著名数学家，也是《科技导报》编委，我们是湖南老乡，他一直对我的工作予以支持、鼓励。热心的袁亚湘及时回信，告诉郝院士我已调离科技导报社，并将稿件转给了编辑部处理。当年第21期的《科技导报》发表了这篇综述文章“E级计算之远景”^[9]，很多报刊都予以转载。这件事情我没有帮上郝院士一点忙，也没有为此专门回函向他致谢，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和愧疚。

和郝柏林院士打了十几年的文字交道，我们却始终没有见过面，这不能不说是我的另一大遗憾。不过，人这一辈子面对面打过交道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这其中又有多少人能让你记住？又有多少人值得让你记住？郝柏林院士无疑是一位让我永远记住、永远怀念的人。和这样的学者打交道，无疑能让你受益终身。

谨以此文深切悼念郝柏林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