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职场生存，并非只是做实验、写论文，还会涉及决策（选择）。可是，面对不理想的现实情况，人们的决策各异，旁观者也众说纷纭。

2015年夏天，一位学生提前和A教授联系考博事宜。通过面谈，A觉得该生综合素质不错，就当场表态让他来报考，而回绝了之后联系的10多位学生（注：A所在的系招收博士生实行申请-考核制，导师有很大的决定权）。该生提前5个月进课题组，工作极为努力，一年产出5篇论文。A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可一位同事却认为A“下了一步臭棋”：“该生硕士期间研究光催化，来这里读博士，你允许他继续研究光催化。虽然发了文章，但这不能为你手头课题的结题服务，以后你也很难利用他的成果申请到光催化项目，招他何用？”这位同事还提及，此前A招了一名在职博士生。她使用所在研究院的实验装置做毕业论文，不能为A的课题服务，A还要出研究生培养费“，亏大了”。

对此，A解释说，“没有什么是理想化的”——课题组建立初期，报考博士生的生源质量不太理想，他生怕招不到好学生。因此，一旦有学生提前来联系，A觉得学生的综合素质还不错，就当场答应他/她来报考。A做事“求稳”——确保有学生进来，学生有课题做、有文章发、能正常毕业。确定学生课题时，他会考虑学生的专业基础、课题兴趣和实际情况。

而这位同事的质疑也值得思考：表面上看，课题组做着研究、发着论文，但“繁荣”的背后，可能潜伏着危机。一方面，为了完成课题、申请新课题，课题组需要“集中兵力”开展系统研究，而不能“信马由缰”。另一方面，现在很多院系和科研部门强化了“顶层设计”。如果课题组的研究方向和学科布局不一致（比如所在的重点实验室主攻大气科学，而你研究水处理），那么课题组很可能分不到学科建设费等资源。

“要运筹帷幄，不能只图眼前的方便！”以往，这位同事就凭着他精心的研究布局和强势的工作作风，完成一系列研究，获得许多科研项目资助，并荣获一个学术头衔。

对于上述事情，我无意断定谁对谁错，而是反映一种“真实的存在”。我相信，科研工作者经常会遇到类似的事情和决策困境。

比如，我于2001-2006年在美国读博士期间，用一套原位红外光谱装置研究和催化相关的液固相界面现象。在发了几篇论文后，导师建议我学习核磁共振和量子化学计算，这样能提高论文水平，也有助于我将来科研独立后的生存。但我认为，利用现成的红外装置能不断出文章，而核磁共振和量子化学计算很难学，耗费大量时间还可能得不到能发表文章的结果。

再比如，一位青年教师面临着“6年非升即走”的考核。她已经发了几篇论文，但总觉得还达不到升职要求。她的手头还有多篇即将完成的论文稿。如果把这些论文投到“中等偏上”的专业刊物，应该能发表，她留校不成问题。但她觉得“好不容易得到非常好的数据，这样‘贱卖’就亏了”，准备尝试《Nature》及其子刊。但如果文章被拒，时间就耽搁了，可能保不住教职。

人们的不同决策模式，有时候可以用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来描述。

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做决定前充分掌握信息，他们会如一台超级计算机那样计算各种选择的利弊，对其进行赋值，追求利益最大化。好比一篇科研论文，本来能够稳妥地发在影响因子3~4的刊物，但有的研究人员选择投向影响因子8~10的刊物。

而行为经济学认为，人做决定面临着一定的“边界条件”，做决定所需要的信息不完整，并且人不是追求绝对利益最大化，而是感到自己满意（或能接受）就行了。就好比一个在海外留学的博士后找工作，他家乡的一所“985工程”高校给他副教授职位。他面临着博士后工作即将到期的“边界条件”，不清楚再努力争取一下是否能得到该学校的教授职位，也不想再耗费时间和别的大学联系教职，就接受了这所大学副教授职位。显然，前文A教授的“求稳”，也反映了行为经济学的决策模式。

很多事情和做法并非只有一个答案，而是涉及得与失、表象与实质、眼前与长远、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如何拿捏好这些关系，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人们的决策和行动，往往反映了他们的价值取向。比如，有的人以获取学术头衔为工作目标，精心设计并踩准每一步；而有的人认为，要把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做好，别的“都是浮云”。很难断定哪种价值取向错了。

我认为，人可以坚持自己，也可以根据环境和别人意见进行调整，但不要太纠结于自己的决定，因为“得即是失，失即是得，得中有失，失中有得”。并且，只要努力去做了，哪怕路径不完美，也会有所收获。比如上述A教授刚入职时，条件不理想，但他因地制宜，和别的研究者合作做科研。当时有些人觉得他的做法不能带来实际效益，“发表的论文第一单位不是我们系，不能算工分，也拿不到论文奖励”。但合作科研取得的积累，帮助A在校内外申请到多个项目。本文开头提到的光催化研究工作，也助他从学校获得30万元自主课题资助。

面对“没有什么是理想化的”职场环境，我们怎么办？A教授坦言，“不求事事尽人意，但求无愧于我心”。而他同事的话，也给我们带来启发——人不能光顾着“低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念，决定权就在自己的手里。但正如人们常说的，“你做了一个决定，就要为你的决定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