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秦伯益，药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神经精神系统新药评价工作，负责有关火箭推进剂、新型刺激性毒剂和除莠剂的相关毒性试验。主持研究成功神经究所研究员、苏州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核能化学、核分析和应用、放射医学以及防复吸辅助药国产盐酸纳曲酮。

中国的教育在“应试”，中国的科研也在“应试”。应试教育扼杀了人的个性特长，应试科研扼杀了人的创新精神。

在应试教育下，教育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统一高考的指挥棒在转。为了统一高考，我们统一了考题、教材、教学大纲、复习提纲；结果，学习内容、思维方法、行为模式都得到了限制；最后，学生的大脑也得不到良好的发展。“统一高考”的劣势，不在于“考”而在于“统”。一“统”之后，老师不能发挥各自的教学专长和特色，学生不能发展各自的才能和兴趣，培养出来的仿佛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工艺品，无法满足社会的多元需要，弊端十分明显。

应试教育对真正有特长的“偏才”“怪才”最为不利。很多大科学家、大发明家、大理论家、大企业家，并没有高学历，也没有应试的好成绩。英雄不问出处，自古皆然。中国现在创新人才的缺乏，是中国长期陷于应试体制中的恶果。这长期，既包括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包括解放后的教育政策。

尽管教育界众多学者对应试教育批评很多，但主管部门尝试多种方法仍未找到出路。21世纪以来，教育相关部门对各高等学校进行统一评估，提出采用学科、学生数、创收、奖项、论文、基金、学位等可以量化的诸多“硬指标”，对各大学进行层层评估、频频评估。各学校领导为此疲于奔命。

考评学校的刚性的量化指标，产生了不同学校同质化的现象。同质化的学校培养出来了同质化的学生，结果大学毕业生求职困难，用人单位求才不易。学校应该是多元的，因为教师的专长是多元的，学生的兴趣和特长也是多元的，以多元的老师教多元的学生，才能教出多元的人才，满足社会多元的需要。这原本是人才成长的自然生态。

现在中国科研工作也在围绕着应试体制运转。一个大学生刚走出应试教育的牢笼，立即就跨进了应试科研的樊篱。学位、职称、职务、基金、论文、成果、专利、奖励等等，无不需要层层“应试”，哪里还有自由探索的空间和条件？待到各种“应试”过了，可以自由地探索一些问题了，却发现岁月蹉跎，青春老去。年轻时忙于“应试”，“应试”过了，已是强弩之末。

应试体制不改变，科教兴国的宗旨就会“走样”，科教兴国的目的就难以达到。高等学校应该以教育为主，如果现在为了博取研究型大学、创新型大学等名义而陷入应试科研体制中，既做不好科研，又影响了教育，是得不偿失的。这种倾向目前是存在的。现在很多大学校长都在探讨高考的改进办法，但改来改去都是技术层面的改变，如考试科目的设置、评分标准、考场监管、地区名额分配等，这些技术性问题万改不离其宗，是不可能根本改好的。恢复世界各国通行的校长负责、教授治校、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等行之有效的办法，高校才能办得多元化、有特色、高水平，才能培养出有个性、有智慧、有担当、有特长的学生。

大学校长应该是教育家或懂教育规律的专家，不应仅是某一专业的学者，更不应被磨合成行政官员。学校应按教育规律办教育，不应受政治、经济、行政、利益、人际关系等影响。

各级考核任免都应由各自的上级管。校长管系主任，系主任管教研室主任，教研室主任管课题组长，课题组长管下属科研人员。不必担心权力下放后逐级用人会出现不正之风，这种现象不会成为主流，因为如果用人者任人不当，势必会影响用人者本人的业绩，进而影响到他自己的职业发展。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和科技的进步都是慢功夫，最忌急功近利，科教文化的建设应该备受重视。科教文化不是开一个大会，喊几句口号或搞几次活动就能繁荣和发展的。现在“科教兴国”已作为中国国策确定了下来，但“谁兴科教”“如何兴科教”却始终没有解决好。回顾改革开放后，在科教文卫领域都曾提出过“产业化”的方针，结果并不好。在教育领域，产业化的结果，造成了教育界的种种弊端。在科研领域，应用研究的后期应该向产业化发展；但基础研究如果也要产业化，就会导致急功近利，误导了它的原创动力。

就科技创新来说，它的前提是思想解放、文化觉醒，中国正需要一次彻底的全民启蒙。也应该看到，解放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物质条件上的进步很大，但由于文化的滞后使得创新的动力不足。文化的觉醒会促进科技进步，科技的进步也会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科技进步与文化觉醒，两者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贯穿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之中。

世界各国科技创新的基础都在于继承优秀传统、倡导思想解放、鼓励自由探讨。中国当务之急应是克服应试体制对教育和科研的捆绑，让教育与科研以各自的规律来运行。世界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做的，中国也不会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