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是一个耀眼的焦点。西南联大为什么在特殊的时期能够创造辉煌业绩？这是引人深思的重要话题。任继愈先生的看法是：“如问西南联大何以能创造奇迹，可以明确回答：这奇迹来自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西南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外抗日寇，内争民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族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1]。”除却肯定西南联大的民主校风外，还有学者将自由氛围视为西南联大取得卓越成绩的重要原因，如有学者认为“自由散漫”“学术自由”才保证西南联大人才辈出^[2]，也有学者将此描述为西南联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3]”。

笔者更关注西南联大物理系，在阅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时发现两个事实。第一，西南联大物理系招收学生少，可谓优中选优。1938—1946 年，物理系本科毕业生只有130 位毕业生，具体每年毕业人数分别是21、12、16、10、11、23、14、11、12人。第二，西南联大教师队伍“豪华”，很多课程都由当时该领域的著名专家讲授。饶毓泰、郑华炽、叶企孙、周培源、吴有训、赵忠尧、吴大猷、张文裕、王竹溪、虞福春、余瑞璜、霍炳权等，多是留学欧美回来的物理学博士或硕士，都受过名家栽培，回国前即已做出一流的研究工作。优秀的学生加上一流的教授，西南联大物理系的专业人才培养，堪称一流的精英教育。2015 年12 月，笔者在与杨振宁先生交谈时，曾就“西南联大为何会取得成功”这一问题，向杨先生请益。

针对笔者的问题，杨先生做了解答。首先，杨先生认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介绍，抗战时不只有一两个大学，也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像西南联大那样成功。比如，当时在陕西西安附近有西北联大，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即现在的天津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这几个学校内斗很严重，后来办不下去很快就解散了，现在鲜有人再提起西北联大了。杨先生说，与之相比，西南联大却很幸运。其实，组成西南联大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这3 个学校也有矛盾。比如在经费问题上，3 个学校教授薪水的来源是不同的；在读研究生时，3 个学校的学生要找自己学校的导师。在本科阶段，3 个学校的学生都在一起上课，所有考入学校的本科生都是“联”字头学号，但到了研究生阶段就要分开。比如，杨先生考进清华大学的物理系研究院，找导师就要找清华的教授，他找了王竹溪先生；著名的物理学家黄昆与杨先生经历了相同的考试，但是报名时报的北大，所以就要找北大的导师，他找了吴大猷先生。这3 所学校虽然有摩擦，但是西南联大仍取得成功，其实，3 位校长功不可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校长分别是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张校长和蒋校长都比梅校长大很多，而且他们与国民党关系非常深，所以他们经常不在昆明，长期在重庆。名义上组成的校务委员会有3 位，可其中两人都不在，实际上基本是梅校长一人主持工作。梅校长做事又比较公平、不容易感情冲动，不压制另外两个学校。梅校长的这种风格使得他没有制造出使北大、南开的人感觉不满意的事情，所以西南联大没有像西北联大那样吵得不可开交。杨先生强调，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因为组织不一样，后来有了不同的命运，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此外，杨先生还强调，时势造英雄，西南联大培养出了众多人才，这与中国特殊时期为他们提供了足以发挥才能的用武之地大有关系。20 世纪50 年代中国发展工业，这些学子恰巧有了“用武之地”。这个特殊的时期，也造就了西南联大的成功。

如果关注杨先生之前的观点，会发现他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还与3 所大学合并前各自的底蕴积累息息相关。1980年，杨先生于纽约接受John Israel 和Larry Schneider 的采访，在谈论西南联大的成功时，他说：“这3 所大学，尤其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合校之前已经培养了很多的学生^[4]。”一流的名师教导一流的学生，这当然是西南联大物理系取得辉煌的重要原因，但是这只有在良好的学风与氛围下才更有可能成功。

综上所述，杨先生对“西南联大为何会取得成功”这一问题的看法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即：分别以原3 所大学校长为核心的领导层之间，机缘巧合并没有发生激烈利益冲突；西南联大正常而合理的运转，主要在梅贻琦校长一人的掌控之下，而梅贻琦本人做事公正、心胸开阔，因此不偏不倚、毫无门户之见。这是西南联大能够培育众多优秀学子、展示一流世界名校涵养与风范并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的基本保障。

文/厚宇德

作者简介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教授。图片为作者（左）与杨振宁（右）先生合影。

（责任编辑 王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