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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误读科研成果,专家辟谣难消影响

2016年11月,瑞典哥德堡大学研究人员在《Microbiome》发表“The structureand diversity of human,animal and environmental resistomes”(人、动物和环境耐药基因组的结构与多样性)一文,被部分国内媒体误读,将北京雾霾与耐药菌捆绑在一起,称北京雾霾中存在耐药菌且其对抗生素具有耐药性,引发了公众热议。随后,国内权威媒体邀请相关领域科研人员进行了解读辟谣,但“抢先发布、随后矫正”的报道方式并不利于科学的有效传播。

学术成果的科学化报道究竟如何开展,对待存疑的结论,如何谨慎处理并客观呈现真实的结论,再次引发了科学家、媒体人及公众的关注。

雾霾里含有耐药菌?还能呼吸吗?

2016年11月中下旬,网络上关于北京雾霾中含有耐药菌的报道铺天盖地。北京、雾霾、耐药菌、抗药性等字眼出现在部分网站头条新闻的标题上。被误读和放大的科研成果,使得文章的通信作者、瑞典哥德堡大学学者Joakim Larsson倍感压力。多家国内媒体联系了Larsson进行核实。

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的视频里Larsson提到,他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在不同环境中耐药菌的分布情况,并给出耐药菌含量较高的环境条件,并未在文章中提到北京空气中耐药菌含量和雾霾的关系。他指出,虽然他们在北京的雾霾空气检测样本中发现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性基因,这些基因也会使细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但只有出现在有活性的致病性细菌中时才会成为问题,且不会对人类产生直接影响。

Larsson团队进行检测的14份来自北京雾霾天的空气样本其实并非他们采集,而是由另外一个团队在2013年1月10—14日的一场延续5天的严重雾霾中采集所得,采集地点为楼顶、距路面10 m处以及与临近医院、河流分别相距20 m和690 m处。Larsson强调,他们的这项研究无法断言会产生任何感染的风险,且并不意味着呼吸城市空气就有感染风险。

Larsson指出,这项研究仅仅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目前而言,研究的样本数量不多。为了更具普遍性,他们还需要调查、对比更多地方的空气样本。

不过,Larsson等在文章的结论中还是呼吁到,人类应该重视雾霾对人类的影响,倡议更加重视空气在传播抗生素耐药性上发挥的作用。

专家及时辟谣以正视听

空气中耐药菌可能导致抗生素无效的报道爆出之后,人民网、新华社等权威媒体均邀请了相关专家对事件进行解读辟谣。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教授孙宗科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细菌耐药性的获得是由于进化选择和抗生素等诱导选择而引起的,并非由雾霾引起,雾霾与耐药菌无必然因果联系。

而部分媒体报道中,也混淆了耐药基因和耐药菌的概念。“细菌耐药性和致病性不是一个概念。细菌耐药是指某种抗菌药物对某种细菌不起作用,治疗起来困难,并不是说细菌的毒理性强。耐药性基因也不等于耐药性细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抗感染科主任医师、全国细菌耐药监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波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说。

对于耐药菌的来源和对人体的危害,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系教授王月丹则表示,耐药菌的来源有多种可能,比如医院、基因工程生产过程,甚至普通人的肠道里都存在耐药菌。她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也提到,论文中所说抗生素耐药性基因指的应该是带有耐药基因的细菌,而不只是带有耐药基因的质粒。如果只是基因的质粒,就不存在危险,因为它不是生物体,不会传播,也不会导致疾病。耐药菌只是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不会对人体免疫力产生破坏。“我们机体对抗细菌,主要还是依靠自身的免疫系统,而不是抗生素,细菌可以耐药,但不能耐受免疫系统。”王月丹说。

瑞典学者的研究论文虽然被误读,但国家卫生计生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抗菌药物组副组长、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肖永红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指出,论文提示我国细菌耐药形势比较严峻,需要积极应对。

学术成果的科学化报道

此次“乌龙”事件,从侧面体现出了媒体报道学术成果的“短板”。专家就此呼吁,科技领域的报道,要紧握科学性原则,媒体记者也应提高自身科学素养,慎重对待存疑的结论,要不偏不倚全面呈现科学的真实性。

长期从事新闻传播伦理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常江和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媒介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王大鹏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均表示,媒体追求独家和首发报道,但偏离事实的独家和首发会损害科学的可信度。

王大鹏认为,科学家主要是提出疑问,而媒体记者希望科学给出答案和确定性,更关注的是结果。对科研成果报道后引发的一些误解和误读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差异。这样产生的负面效果很难轻易消除,因为受众会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对后来消除误读的做法易产生抵触心理,进而也会损害公众对科学研究的信任感。而在常江看来,造成误读误解,可能存在媒体报道失准或转载转引不当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更应该警惕的是新闻生产者和传播者心态上的问题。

为了防止这种误传的发生,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琦在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说:“通常科研工作和发表文章中的结论会有假设条件,读者容易忽视,导致过度解读。因此媒体在报道科研成果之前,需要仔细阅读原文,并和作者联系确认解读是否有误。”

文/祝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