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刘晓君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1日第1版，
定价：29.80元。

科学技术在消费领域的广泛应用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却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生活消费表现出的分散性特点并具有满足生活需求的合理性，长期以来，人们就其对环境的破坏一直报以宽容，即便将之称为一种“暴行”也只是“微小的暴行”。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环境危机已迫使人们无法对生活消费继续忽视，对消费主义进行反思，已成为检视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不过在环境问题已非常严峻的中国，这种反思的力量还很微弱，《微小的暴行——生活消费对环境的影响》一书，则是作者为对抗这种“微小的暴行”做出的思考。

作者首先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消费时代的全景图。走入丰裕社会的西方国家，人们的消费生活体现在装满商品的购物车，体现在餐桌上的色香味美食，体现在不断升级的消费潮流及用过即扔的潇洒……此外，作者还用了较大的篇幅，详细描述了消费品的典范——汽车的更新换代与销售方式的不断创新及消费水平的不断升级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表明，消费观念的转换不但根植于人性中难以抑制的消费欲望，而且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似乎推动了一种新型民主——消费平等的实现。结果，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且还人为制造出不同的消费等级，进一步满足了人们需求的差异性，满足了人们的“存在感”“成就感”与“归属感”。在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过程中，以鲜明的重视物质消费的物质主义而不是以珍惜物质的物质主义为特征的消费主义文化像瘟疫一样蔓延，不但普及于物质资源丰富的西方国家，而且延伸至众发展中国家。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短短几十年间，人们的生活消费习惯与消费心理均发生了巨大变迁——在西方消费主义文化霸权影响下，传统的节俭、勤奋和积累的价值观念早已不合时宜，与发达国家相比，人们的消费热情似乎毫不逊色，只不过“未富先奢”及“消费能力差异悬殊”的特征更为明显。

消费固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消费主义的结果却不总是温情的。作者充满忧虑地指出生活消费与环境恶化之间的关系。人类的消费活动受到社会可提供的和自然所能承受的消费水平两个方面的约束，科技的发展使“社会可提供”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人类始终难以超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这一约束条件。同时，科技负外部性的一面在消费中显露无遗：人类的生存环境正遭受严重破坏，巨量的垃圾和难以清除的污染最终损害的是人类自身——毕竟生命健康是最为珍贵的。问题是，地球的千疮百孔恰恰是人类自己的行为累积叠加的结果，“微小的暴行”与人人有关，因为每个人都是垃圾的制造者、污染物的排放者。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消费行为的复杂性与消费主义的盛行已经远远超出技术主义的解释范畴，作者统合了当今对消费主义最具批判力的理论，从“文化—伦理”两个维度，对消费主义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反思。在文化视角下，消费主义对消费的界定，早已超出了“满足基本需要”这一经济学的一般理解，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化符号甚至一种宗教，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消费主义文化作为意识形态，不但制造出人们的欲望，同时也将这些欲望道德化和制度化(Leslie Sklair)，消费文化符号正在强有力地构建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新的社会秩序，使消费者社会陷入到商品世界自参照、自组织的代码体系的迷宫之中(Baudril⁃lard)，成为一种新时代的宗教(Daniel Bell)。在伦理视角下，作者站在生活目的与人生意义的制高点，讨论了3 个命题：消费主义意味着较高的生活质量吗？消费主义等同于幸福吗？消费主义无碍于社会公正吗？对这3 个问题的步步追问，揭示了将消费主义与生活质量和幸福相等同的虚假性，也揭示了消费主义对代际公平造成的实质伤害性。

环境保护依赖技术理性，更依赖于普遍性的简约生活。作者并非极简主义的倡导者，而是将“可持续的消费”看作人类未来的希望。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走出消费主义的怪圈？显然，批判的武器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可持续的消费生活需要可持续性的力量去实现。公共政策作为对公众生活强有力的干预者，其正确的价值取向无疑是对消费行为最有效的指引，也是走出“公有物悲剧”最可能的力量。但是，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之间从来就存在张力，基于现实的种种考量，政策的指向与环保目标经常性地发生背离。曾几何时，“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导向带来了GDP的增长和经济的繁荣，同时也支付了财富浪费、能源高耗、环境恶化和健康减损的昂贵代价。期间，也不乏有保护环境的种种措施，但在功利的现实面前，往往最终难逃“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命运。如今，人们对环境破坏的切肤之痛已感受至深，在国家决策层面上“绿色发展”“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加快改善生活环境”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已被上升到最高国家战略。

绿色消费理念具有人类终极关怀的价值，但生活方式绿色化转向却并不轻松。既然“微小的暴行”与人人有关，人们普遍性的绿色消费行动才可能使绿色生活成“势”。这有赖于公众自律意识与行为的自觉达成，有赖于绿色公益组织的积极推动，更有赖于政策的制定者在制定事关消费、事关环境的政策时，在议程建立、政策形成、采纳、执行和评估的各个阶段的公开透明并提供通畅的表达途径，使公众实质性地广泛参与成为可能。参与的过程既是广纳民智、监督权力的过程，也是公众的观念再造、新习惯的养成并形成风尚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的启动之初尤其艰难，因为它不但要面对GDP 挂帅的政绩观，还要对抗根植于人心的强大力量：对消费的各种渴求、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对“方便性”的偏好……而对于有责任感的学界中人，能做的或许就是以身作则并挥舞“螳臂”的呐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