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维艰写沧桑，功在千秋放光芒

刘强  著。科学出版社，2015年6月1日第1版，定价：108.00元。

中国早期地学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既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思想，又在本国广袤的土地上有许多划时代的发现。自1913年中央地质调查所成立起，地学先辈们便在时代动荡、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的条件下，为了科学探索和救国自强，开始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东到江浙沿海，西至西藏新疆，开创中国早期地学事业。

早期地学工作中，并无太多人员，待遇也比较低。但在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3位先生的带领下，许多地学先辈不计名利，为地学事业奉献一生。李四光先生曾在北大被称为“破裤子先生”；袁复礼先生在新疆不惜冻伤脚踝挖掘恐龙化石。陈述彭先生29岁便切除一肾，独肾为地学事业工作了50多年。为了传承地学血脉，还有不少地学先辈们的后代也选择了地学之路，如谢家荣之子谢学锦，李春昱先生外孙女廖含英，刘东生之子刘强，施雅风之女施建平等。也有许多地学先辈在工作中，献出了生命，如丁文江、赵亚曾、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等。地学先辈们怀揣着崇高理想，风雨兼程，流血流汗，攻坚克难，完成了诸多区域地质调查与研究工作，奠定了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基础。

在丁文江先生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地质科学十八罗汉”于1916年毕业参加地质调查工作，并邀请李四光、马廷英先生回国执教。1917年北京大学地质系恢复招生，同时一些高等院校也组建了地质系，稳步扩充中国地学人才队伍。为此，出现了一个所院士盛出、一个班大师云集、师生如父子、父子同战友的景象。看到地学先辈后代们的回忆，不禁让人感慨，再困难的条件，再遥远的路途，也无法阻挡他们求索真理，救国自强。

还有一些外籍学者为了科学理想，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的扎根于此，有的长眠于此，为开创中国地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如葛利普（A. W. Grabau，1870—1946，美国）、安特生（J. G. Andersson，1874—1960，瑞典）、德日进 （P.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 法国）、米士（P. H. Misch，1909~1987，德国）等。葛利普至死不离北大地质系，26年的奉献孜孜不倦，最后长眠于中国；米士博学多才，对岩石学的深刻讲解，让西南联大的地学人记忆深刻，受益终生。书中佟城先生之女佟延燕与刘东生先生之子刘强撰写关于葛利普、米士的文章，还让我们看到这些外籍学者后代们对他们的评价：科学无国界，助人为乐的崇高信念会一代又一代传承。

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地学工作者仅有300余人，这些地学先辈们有的是学在同校，有的是师出同门，有的是工作同所。可以说有着共同的人生志向，热爱地学事业，为了救国存亡，相聚一起开创地学事业。

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3位先生长期搭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葛利普的到来，与地学先辈合作无不愉快；黄汲清先生一家曾与李春昱、尹赞勋先生家毗邻，私交甚好，虽有学术观点不同，但共同维护集体利益。刘东生先生与陈梦熊、韩德馨、顾知微、李璞、池际尚等院士为同窗，刘东生先生还曾给韩德馨先生写信讨论研究发展趋势，友谊至深。又因为历史缘故，金开英、卞美年、马延英、张锡龄等先生赴台，有的与大陆分别半个世纪，也不忘记曾经与其他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同仁之友谊。在外籍专家面前，姜达权先生曾与国际著名水利大师萨凡奇和琼斯等人对三峡坝址有过辩论，不惧国际学术权威，结下友谊。

在这部书中，地学先辈们关于“反右”和“文革”中的回忆，让人感到十分沉痛，有知识分子的屈辱感，有时还夹杂着愤慨，但看到他们豁达的人生观，又感到一丝欣慰。黄汲清先生之子黄浩生回忆，父亲下放劳动改造，与大9岁的孙云铸先生成了“猪班”同学，读到这里便觉心酸，难掩之泪。李春昱先生之女李勤媛写到“父母学会了放羊、担水、锄地”；崔克信先生之女崔龄燕写到父亲说“科学家养猪也算不了什么”；铀矿地质开创人黄劭显先生之女黄祖英回忆“我父亲‘升职’了，由‘猪倌’升为‘伙夫’”；陈梦熊先生之子陈泽行写到“父亲……用18磅大锤把冻起来的粪便砸断，再用小推车运走”。这些回忆还原了历史，让人有时哭中想笑，无言以对；有时欲哭无泪，潸然感叹。

知识分子下放劳动改造吃了许多苦，但他们苦中作乐，笑看人生，坚守信念，度过了这一段艰难的岁月。也有人因为精神打击过大，不堪屈辱，含冤离世，如谢家荣（1898—1966）、李璞（1911—1968）、司幼东（1920—1968）等先生。地学先辈们在历史悲剧中，忍辱负重，山水之间肩负使命，我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

在经历抗日、“反右”和“文革”的磨难后，地学先辈们慢慢都离开了，而他们的后代不忘对长辈的怀念，不忘对子女的教诲。近年来，有一部分人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这些史料，如刘强和佟延燕，一些外籍学者如Grace Yen Shen、Yang Tsui-hua等也在做这份工作，让人感动。新中国成立后，地学机构和学科布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定程度上割断了地学史的探寻之路，科学地发掘人物史料已成为研究中国地学史的关键。

斯人已逝，流水汤汤。地学先辈们对地学事业的热爱，对民族存亡的担忧，让他们不仅业精于勤，而且博学多才。他们求真务实，科学救国，淡泊名利，乐观豁达，严谨治学。尽管后来有很多人在艰难岁月中，心灵和精神受到过巨大伤害，但他们抛开历史恩怨，乐观豁达，一如既往地为国家、为地学事业勤奋工作。我们要铭记历史、吸取教训，集中力量奋发向前，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奉献更大的力量！

（责任编辑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