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 “情结”

严晋跃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斯德哥尔摩 10044

2015年10月5日，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中国人多年来有强烈的诺贝尔奖情结，屠呦呦的获奖终于让国人松了口气。作为常年生活在瑞典的人，我也想谈谈我的诺贝尔奖“情结”和认识。

最近网络上流传一则笑话：“话说屠呦呦得了诺贝尔奖，瑞典人用不太标准的英文读获奖者名字时，全世界都晕了：The winner is you ,you ,too!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道到底这个奖是要颁给谁的……”笑过之后，更有顿悟。笑话其实道出了瑞典发明家诺贝尔先生有关设立诺贝尔奖遗嘱的真谛：获奖者要对人类有最伟大的贡献“(...conferred the greatest benefits to mankind”)。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在颁发给某些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学家的同时，也是对我们地球上每一个公民的一次奖励，肯定我们人类，在探索真理走向文明的路途中又迈进了一步，激励更多的人为此作出更多贡献，推动人类的进步。获奖的不也是you，you，too——你，还有你吗？那我们都是赢者！

诺贝尔在1895年11月27日留下的遗嘱（图1）中还有一段话：“It is my express wish that in awarding the prizes no consideration whatever shall be given to the nationality of the candidates, but that the most worthy shall receive the prize, whether he be a Scandinavian or not. ”这段话中指出：无论国籍，无论种族，都可能成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

图1 诺贝尔先生的遗嘱（图片来源: Nobelprize.org）

诺贝尔奖之所以成为影响如此之大、极具权威性的世界级奖项，与诺贝尔当初制定的这种超越国家、超越种族并使全人类受益的精神不无关系。我们祝贺屠教授获奖，祝贺中国科学家得奖，更应该感谢她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地球上的每一位公民，都应该在这颁奖的时刻，举杯同庆，为我们战胜了一种疾病感到欢欣鼓舞，为我们的进步感到骄傲！诺贝尔奖是属于和服务于全人类的,奖励为人类做出伟大贡献的个人（或组织）是诺贝尔奖的核心价值，也是诺贝尔引导科学家追求的一种境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诺贝尔奖也是非常功利的，但强调的是对全人类的“功与利”。如此宏大的“功利”目标，使得那些只为了获得诺贝尔奖而专门设计的研究和课题变得没有什么意义。诺贝尔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从诺贝尔奖的历史来看，它是属于和服务于全体人类的。诺奖获得者的成功，往往非因追名逐利，实多源于才能、机遇和执着勤奋，大部分都是为探求真理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的普通人。

20多年来，笔者在诺贝尔奖的诞生地瑞典，一方面感受到的是这个奖项的庄严与崇高，另一方面目睹的是国民的平常心态。这个世界级的大奖，让我们把伟人和凡人不再割裂开来。记得刚到瑞典不久时，也把诺奖看成是不得了的事，早早地和系里秘书讲，诺奖获得者来做讲座时，一定要通知我。她用一种不解的目光看着我问道，为什么？你做的研究与诺奖有关系吗？我回答说：就是想看看诺奖获得者是什么样的。那年12月，诺奖颁奖前的一天，在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举行的物理奖获得者的讲座上，却发现参加的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来者也多是与其研究领域相关的教授和学生。校长介绍完诺奖得主之后，自称接下来的讲座也听不懂，交给教授主持，自己匆匆离去。我是带着照相机去听讲的，但当时那种情景、气氛和场合，使人无法举起相机拍照。所有人都在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中，聆听和分享获奖者那些美妙的研究成果，而无暇产生粉丝追踪明星那样的娱乐心情。时光流逝，每年一度的提名、公布、讲座、颁奖，让我渐渐和瑞典同事一样，以平和的心态看待诺贝尔奖。这么多年也的确看到，诺奖的获奖者，大都是忠于自己的职业、热爱所从事的事业、勤奋努力、思想自由的普普通通的人。即使是爱因斯坦，人们也把他看成是一个伟大的人，而不是神；更愿意把这些为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了不起的伟大的人，看作是凡人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曾推崇的治学为人之道是这样的：我只希望大家能有勇气做一个平凡的人，不要去追求轰轰烈烈。今天听起来依然很有道理，那些获奖者，大都是甘于寂寞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尽管他们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诺贝尔奖的奇妙之处，也在于能够在茫茫人海的凡人中发现伟大的人，并将他们的伟大之处展现给全世界。而那些将自己重新回归到一个普通人的伟大的人，更加赢得人们的仰慕和尊敬。

今年的诺贝尔奖让国人高兴的同时，也引发出更多反思——如何建立评价体系，再思创新机制。也许这正是诺贝尔奖对于中国的积极意义。几天前看到如下消息：据屠呦呦介绍，当年“要什么没什么，只能买来7个大缸，在几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就是在这样异常落后、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屠呦呦等年轻的科研人员怀着“为国家做贡献”的激情与梦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日复一日，历经无数次失败，终于研制出挽救了数亿疟疾患者的“东方神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特殊历史时期的“会战”方法和方式，不再有普遍的经验和意义。现代科学研究不能靠人海战术，不能靠“艰苦奋斗”，更不能靠“土法上马”，如果不是“要什么没什么”，中国会更早出现更多的屠呦呦了！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仍然没有答案。

科学研究需要科学方法。科学进步需要创新体制。而体制（系统）与创新有时会产生矛盾，创新需要“无拘无束”的环境，体系（或系统）却要一定程度的规范和约束。某种意义上讲，创新体系的建设是创新环境的营造。如何形成创新的氛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科学的创新体系的建立，使人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空间和更高的效率，从事最擅长而又快乐的创造活动，才有可能出更多的科研成果，推动科技的进步。

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尤其不是急功近利之事。王国维有句著名的话：“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很多诺贝尔奖获奖者取得研究成果的经历，都验证了做学问成大家的三重境界。屠呦呦从20世纪70年代获得研究成果，到借此获得诺贝尔奖，间隔了40余年。198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SubramanyanChandrasekhar的最早成果，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从那时到获奖，间隔了50多年。同样，电子显微镜的发明者、198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ErnstRuska，他的发明到获奖，也间隔了50余年。最近有学者专门研究了从科学发现到获得诺贝尔奖时间的统计规律（图2），结果发现从研究成果发现到获奖的平均时间由1900年的10年逐年增加到2000年30年左右。从科学发现到证明其对人类的贡献需要更长的时间。

（图片来源：Becattini F. et al., The Nobel Prize delay, 2014）
图 2 1900—2000年诺贝尔奖各获奖成果从发现到获奖时间间隔统计

创新需要有耐心和宽容，需要对科学家信任。需要重新呼唤近100年前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乃至中国所倡导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乃得以发扬”这一标准入世为学。以“思想之自由和独立之精神”为研究之道！当年清华大学可以请没有博士学位、没有论文的陈寅恪做先生，可以请没有上过大学的梁漱溟当大学教授。世界进步百年，面对前人：我们缺乏太多太多，我们需要智慧与勇气，需要责任与行动。

（2015年10月14日初稿于瑞典斯德哥尔摩，10月19日修改于英国伦敦。）

作者简介：严晋跃，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