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需要实践来检验

在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年轻人热情投入其中是件好事。它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是在经济迈入新常态阶段，政府为万众提供的新机遇、新平台。但是，热情中要有几分冷静。无论创业或者创新，都可能失败。当然，成功也有大成功和小成功之别，像谷歌、微软、阿里、华为等公司那样的大成功极少。对大多数创新者来说，一些比较小的创新较多，譬如设计一个新的APP、做某一种数据的分析等等。

我们走在创新的大道上，总是应该往最好的方向努力，且做最坏的打算，这样才能对付任何可能的后果。应该说明的是，本文主要讲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而不是基础研究的创新。比如，2013年报道的华裔数学家张益唐关于存在无穷多个之差小于7000万的素数对的证明无疑是杰出的原始创新，但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

现代社会痴迷于创新，不仅仅中国，全世界都一样。2015年7月，在谷歌网站上搜索“创新”一词得到3.89亿条记录，而“恐怖主义”只有9200万，“经济增长”9100万，“全球变暖”5800万。大家似乎相信，创新为人类预期寿命远超100岁、为人机融合、为未来不花钱的太阳能打开了大门。

其实，这是对创新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主要基于以下两点：1）忽视了那些大而基础的探索在大量研究以后发现有些已经失败；2）坚持某些不看好的实践。

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的发展很好地解释了上述所说的第1种创新失败。快中子增殖反应堆，运行时一方面消耗裂变燃料（铀-235或钚-239等），同时又生产出裂变燃料（钚-239等），而且产大于耗，真正消耗的是在热中子反应堆中不太能利用的且在天然铀中占99.2%以上的铀-238，它吸收中子后变成钚-239。也就是说，它产生比消耗还要多的核燃料。1974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预言，到2000年美国90%的电力将来自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并且期待法国、日本、苏联、英国和美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全都投入这种反应堆的开发。但是，实际上，英、法、日、美和德、意都因为花费很高且存在技术和环保问题而停止了该项研究，只有中国、印度、日本和俄罗斯还在运行实验性的反应器。经过60年的努力，该项目已经花费了1000亿美元，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商业利益。

还有一些有希望的基础创新也未能受到商业关注，譬如超音速客机，磁悬浮列车和热核能等。

第二类失败的创新源于从日常生活到理论概念我们都知道不可行，但仍然坚持在做的事情。来自芝加哥附近费米实验室的贾森·史蒂芬（JasonSteffen）是做太阳系外行星、暗物质、宇宙学等方面研究的，他提出了一种更快速的登机方法。经过他的测算，这种方法可以为航空公司每年节约数亿美元的开销。有数据表明，飞机在停机位每分钟的开销是30美元，假设平均每个机场每天起飞1500架次飞机，每架次可以节约6分钟的话，那每年至少可以节约一亿美元。2008年他写了一个计算机模拟程序来对不同的登机方法进行测试，并将测试的结论形成论文投到《空运管理杂志》上。史蒂芬博士提出，有两大因素容易阻碍登机过程。第一个是前面的乘客需要安放好他们的行李后才能让开过道，让后面被迫等候的乘客通过；第二个是已经就坐在靠过道或者中间位置的乘客需要重新起身站到过道上，让同排靠窗的乘客就坐。史蒂芬的方法是将乘客按照座位类型分类（例如靠窗、中间、过道），同时确认前后的乘客都是按照座位的不同排次交替排队的（例如1、3、5排或者2、4、6排）。首先让飞机一侧靠窗的隔排乘客率先登机，接着再换另一侧靠窗的隔排乘客登机。接下去让两边被跳过的排序乘客先后就坐，这样靠窗的位子就坐满了。然后重复同样的方法来使得中间位子和靠过道的位子相继就坐。史蒂芬博士用一个模拟的波音757机身和一些乘客做了个实验。这个模拟机身有一条过道和12排座位。实验中72名乘客（包括带小孩的家庭）登机，并安放他们的包裹和行李箱。

除了史蒂芬的方法外，实验团队还尝试了另外两种登机方法：严格按照后排先上、按区块顺序登机的分块登机法（这个方法目前被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采用，它根据乘客在机舱中的位置进行分组）和随机登机法（这个方法在2015年夏初被美国的航空公司采用）。标准的分区登机方法被证实是速度最慢的，坐满12排几乎需要7分钟的时间。而史蒂芬博士的方法只需要其一半左右的时间。遗憾的是，史蒂芬博士承认，还没有航空公司对他的方法表现出兴趣。

又譬如，国内生产总值（GDP）被许多国家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可是，很多对人民生活有害、对环境有害的事情也可以提高GDP。

所以，创新人人向往，但是否能成功还要靠实践来检验。

（编辑 王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