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纵横捭阖·
转基因安全应该谁说了算

目前有关转基因的争论似乎僵持不下,甚至有“恶性循环”之态。2月1日,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在该文件的第一部分就明确提出了“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毋庸置疑,这篇万余字的长文中这21个字尤其引人关注。近年来“一号文件”中谈及转基因并不少见,但首次提到转基因的“科学普及”却让人有意味深长之感——转基因技术的发展除了科学家的科研进步、政府的管理改善以外,大众的科普工作也要提上正式议程了。从科普的角度看,转基因又会如何发展呢?按当下各方纠结的“时髦话”说,转基因应该谁说了算呢?

在2014年10月17日举行的“全国媒体记者转基因报道研修班”上,农业部有关官员表示,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不能是个人说了算,不是“隔壁王大妈说不安全(就不安全)”,而应该是专业权威机构说了算。

这里的“说了算”按报道的原意显然是指“专业”层面的裁决权,其逻辑基本上把公众排除在外了。然而,涉及到公共及个人食品的“安全性”问题绝不仅仅是专业层面上的事情,至少还有两个层面:一是公共决策的层面,政府的管理与决策实际上体现的是社会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是社会大多数人意志和利益的反映,这其中作为公共决策合法性来源的广大公众当然也要“说了算”;二是市场及个体的接受(消费)层面,这就更取决于市场的喜好以及个体的感受了。试想一下,即使专家认可的转基因食品成功上市了,诸如隔壁王大妈们的消费者拒绝甚至抵制而不购买,这时候到底又是谁“说了算”呢?

从科普的角度看,为什么科学家认为转基因安全而公众却不认可呢?仅仅是因为公众不够“理性”吗?科学素养不高吗?

曾经风行日本的科普系列图书“蓝背书”在20世纪60年代初创刊时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用科学的方式思考问题,用科学的眼光看待世界”,这基本上体现了传统科普的惯有思路,即通过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最终让公众像科学家一样思考问题、看待世界。然而,世事变迁、今非昔比,今天的“此公众”已经远非当年那些如同小学生一般仰慕科学家的“彼公众”了。

科学技术与公众的关系正发生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今天的科学技术在给公众带来越来越多的好处和便利的同时,也带来或明显或潜在的不确定性、风险甚至是危害(如环境和健康领域)。而且,一些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显然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往往产生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的后果,同时科学和科学家也不再被视为没有自身利益的价值中立者了。这无疑都使得公众不得不增强防范警惕、自我保护和共同参与的意识。处理科技与公众的关系自然也需要新的协调机制,这其中,科普的理念思路、角色定位、方式方法等也同样需要调整和改变。

首先,科学家要把科普真正当作科研的一部分。

英国议会上院科学技术专门委员会在其2000年度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中提出过严肃的建议:“与公众直接的对话应该成为关于科学的决策过程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应该成为研究组织和学术机构活动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为了探索科学、造福人类,圣多里奥在秤盘上度过了30年,孜孜不倦地记录自身体重的点滴变化。巴里·马歇尔在实验中吞下含大量幽门螺杆菌的培养液,试图让自己患上胃溃疡,他以身试菌的勇敢行为改善了全球数以亿计消化性溃疡患者的状况,并因此获得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显然,为了科学进步科学家不乏“舍身取义”的激情。今天的科学普及与科学创新已然成为科学前进的“车之两轮”,科学家首先要真正地重视科普,以对待科学的热情和真情参与其中,绝不能再把科普视为“不务正业”和额外负担。

其次,在大力推进公众理解科学的同时,也要促进科学家积极理解公众。

一味地指责公众不理性、素质低是不公平的。当科学家引用各种所谓科学数据、证据信誓旦旦地保证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时候,在公众看来他可能完全是在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因为许多科学家心目的科普还处在高高在上地教育公众的阶段,完全意识不到公众有自己的认知角度和切身关切,结果只能导致误解不断加深的尴尬。如2010年12月出现的“农业部机关幼儿园不吃转基因食物”的新闻:该幼儿园网站的“营养配餐及食品安全”一栏显示“鱼肉类食品统一由为农业部机关食堂供货的优质水产品公司供货,食用油采用非转基因食用油”。公众自然要问:屡次为转基因作物开绿灯的农业部,为什么自己的机关幼儿园不吃转基因食品呢?如果专家们始终回避这类公众关切的问题,那么后者产生被当作科学实验小白鼠的愤怒情绪又有什么奇怪呢?

再次,今天的科普是对话和协商的过程,科学家要和公众一起说了算。

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曾模仿法国政治家克雷蒙索的一句名言:“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单由军人去决定”,而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现代科学面临的同样情形:“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让科学家来作主”。现代科学的发展早已不单是科学共同体的事情,也不仅是政府决定的事,越来越涉及到社会其他角色(企业、社会团体等),涉及到普通公众。转基因争议中,类似院士闭门上书、民间口诛笔伐的“交流”氛围无疑只会造成全输的局面。为此,需要发展一种各有关利益相关方互相协调的合作机制,使科学走向更加透明公开的民主化,走向各方参与共商的治理模式,确保科学始终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务。科学家真诚地与公众进行对话和协商、积极寻求相互的理解与共识不仅是科学普及的新方向,也是科学进步的新出路。

文/朱效民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学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图片为本文作者。

(编辑 王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