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社会结构中，大学在科学技术体系中占据举足轻 重的地位，承担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任，拥有 丰富的科学技术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研究资源和设施资源， 是科学技术知识和资源最富集的机构之一，是科学技术原始 创新的源头组织之一。大学拥有其他社会组织难以比拟的 科学技术优势，可在科普工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扮演关键 角色。科普事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大学这支生力军，没有大 学对科普的积极参与，社会的科普体系也将是不完整的^[1]。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科普发展中，大学已成为科普活 动最活跃的参与者之一，成为社会科普的一支核心力量。欧 洲地区的许多知名大学都非常热心于科普工作，并通过多种 途径参与社会的科普工作^[2]。张增一等^[3]也系统分析过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开展的各种公众科技传播（科普）活动项目。

面向社会和公众传播普及科学技术目前在欧美许多国 家已被视为大学教学科研之外的“第三任务”。1977年，瑞典 《大学法》提出“第三任务法案”，要求大学除承担教育和研究 传统义务外，还要向公众传播科学研究信息^[2]；法国1984年颁 布的《高等教育法令》也将“传播文化和科技信息”列为高等 学校教育科研之后的第三项任务^[4]。欧美许多大学对面向社 会和公众的科普工作也有非常清晰的认识，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就强调高等学校不仅要促进知识发展和培养学生，还要让 人们知道高校在做什么、做得有多好，了解大学进行的科学研 究和技术创新活动，并激发下一代探索、发现和创新，这是大学 的社会责任，是科学技术事业持续蓬勃发展的根本保障^[3]。

近年来，大学科普在中国也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2002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普法》明确规定，科普是全社会 的共同任务，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类社会团体，应当组织和支持科学技术工作者和 教师开展科普活动，鼓励他们结合本职工作进行科普宣传； 有条件的，应当向公众开放实验室、陈列室和其他场地、设 施，举办讲座和提供咨询；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师应当发挥 自身优势和专长，积极参与和支持科普活动。2006年颁布实 施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 就高校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的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科 学技术部等7部委2006年就科研机构和大学面向社会开放及开展科普活动的问题专门提出了《关于科研机构和大学向 社会开放开展科普活动的若干意见》。

中国大学科普近年取得一定进展，许多大学组织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校园科普活动，积极参与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组 织的科技周（节）等活动，有计划地组织学校的实验室和研究 中心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组织师生利用暑期到基层农村、 工矿企业进行科普宣传。大学科普已经成为中国科普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较之前更加活跃。但从总体看，中国大学 科普发挥的实际作用与大学在科学技术体系中拥有的重要 地位、与大学拥有的丰富资源还不相称，与发达国家大学科 普相比还存在巨大差距。中国许多大学目前仍然缺乏对科 普重要性的理解和认识，缺乏明确的科普意识，对科普的重 视程度不够，学校科普氛围不够浓厚，激励机制建设不够健 全，师生参与科普的积极性不高，现有的科普形式也比较老 套，科普工作实效不强。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在当代已经成为大学的 三大基本职能，其中的社会服务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利用大 学拥有的资源优势，积极面向社会传播普及科学技术，让更 多公众了解科学技术研究及其进展，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 技术及其作用，从而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认识，发展社 会的科学文化和创新文化。大学作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的生力军，占据科学技术教育和研究的高地，大学应当明确 地将传播普及科学技术、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纳入大学理 念的一部分，自觉承担科普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的各 种科普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各种科普活动，对大学树立良好 形象、扩大社会影响、吸引更多资源、促进大学发展也具有多 方面的重要意义。

对科普工作重要作用以及科普与大学职能重要关系缺 乏足够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大学领导层及广大教师对科普工 作的重视程度，许多大学将科普工作视为比较软性的工作， 甚至视为外在于大学职能的工作，这就直接导致大学科普激 励机制建设、科普氛围营造得不到足够重视，科普队伍和经 费得不到有效保证，师生参与科普的积极性得不到有效调 动、创造性得不到有效激发，造成大学科普创新动力严重不 足，科普形式和手段缺乏创新，科普实效难以有效提升。中 国目前许多大学完全没有针对科普工作的长远和系统规划， 许多科普工作都是基于上级部门的临时性任务要求（如参加 科技活动周等）或基于学校某项工作的临时性需求（如举办 公众开放日等）而开展的，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工作机制，科普 工作没有成为学校一项持续性的工作内容。

中国大学科普目前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问题的 产生涉及多方面原因，可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面上对这些 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尝试从微观政治学视角， 针对大学科普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初步分析。之所以引入 这一分析视角，是因为大学科普能否受到学校的足够重视、 114能否成为教师的行为选择，实际上受到大学内外相关制度和 环境等情景因素的复杂影响。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大学 科普的境遇，可为有针对性地寻找推进大学科普的策略和措 施提供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一股微观政治学的研究 热潮，不同于传统政治学研究聚焦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体 制、政治现象及国家权力机构及其运行机制和规律，微观政 治学研究集中于对社会组织中的利益关系和权力结构及其 运行机制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微观政治学研究是一 种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可以和许多与组织相关的研究结合 起来，分析组织层面的利益关系、权力结构及其对组织运行、 成员行为的影响。对学校组织的微观政治分析就是目前西 方微观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的重点问题包括校长、 教师、学生在学校这种权力关系中如何为扩展利益（权利、影 响）而采取特定的策略和行动^{[5, 6]}。

针对学校组织的微观政治学研究表明，资源分配和利益 冲突会引发内部组织、个体之间的竞争，导致组织内部出现 各种微观政治行为；如果绩效评估系统不明确、报酬分配不 公正、决策过程不够民主，这类微观政治行为会变得更为频 繁；结盟（在组织中联合他人支持自己的要求）、谈判（通过讨 价还价，使双方受益）、拖延（在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对对 方的要求不予理睬）、打折扣（部分执行上级命令）等是微观 政治领域常见的行为策略^[5]。基于微观政治学的视角看待学 校组织，学校包含复杂的内部关系，也涉及复杂的外部关 系。从学校内部关系看，学校组织的微观政治现象涉及学校 内各类群体、各类主体（校长、教师、学生等）之间的复杂关系 网络以及关系网络情景下的行为选择问题。从学校内外关 系看，在面对上级部门以及社会提出的改革或工作要求（例 如上级部门提出的科普工作要求）时，学校也会有可能采用 某些特殊的行为策略予以应对。例如，如果学校认为这样的 要求与学校的目标和利益关系不大，学校完全可能会以敷 衍、拖延的策略或某种形式主义的方式来对付。

对于大学领导层以及教师如何对待科普工作（包括态 度、意愿和行动），同样可以进行微观政治学的分析。大学并 非是专门承担科普任务的科普组织，大学的科普工作与教学 工作、科研工作也可能存在某种“竞争”关系或“利益”冲突， 因此，当科普任务被赋予大学时，大学领导层以及教师群体 对科普工作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应对策略，会受多种复杂因 素的影响，例如如何看待科普工作与学校（或个人）目标之间 的关系，积极参与科普工作是否有助于提升影响力，科普工 作在对学校（或个人）考核中处于何种位置等；如果他们认为 关系不大，同样可能会以敷衍或形式主义的方式来应对。因 此，针对大学领导层及教师群体对待科普工作的态度和行动 同样可以进行微观政治学分析，当前尤其需要对主管部门对 大学的考核、社会排名机构的大学排名、大学内部的职称评 聘这类制度环境情景因素对大学领导层和教师对待科普工 作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进行微观政治学分析。

大学领导层和大学教师是大学科普问题需要重点关注 的两大基本主体。大学领导层对科普工作的认知和理解，会 影响整个学校对科普重要性的判断，影响学校对科普机制建 设的重视程度，影响学校对科普工作的基本安排，影响科普 在大学工作体系中的位置；而教师群体对科普工作的认知和 理解，会影响教师本人对科普重要性的判断，影响他们对科 普工作要求和安排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普工作的行动选 择。因此，在针对大学科普的微观政治学分析中，需要对大 学领导层及教师群体在现有情景因素下对科普工作可能的 态度、判断、行为选择进行分析，特别是首先要分析大学领导 层的态度和行动。就中国目前大学的整体情况看，大学领导 层对科普工作重视程度不够，这与大学领导层对大学社会服 务职能、科普对学校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有关，也与许 多“客观”的原因有关。

这些“客观”原因就构成大学领导层确定学校工作安排 和发展事务决策时态度、行动、策略的情景因素。这类情景 因素显然涉及很多不同的方面，例如法规政策中的相关规 定、上级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政府对大学的评价考核、社会 机构的大学排名、兄弟学校间的竞争、社会对大学的期待以 及校内公众对学校发展的期待等。其中有些方面属于显性 因素，要求可能相对明确（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普法》、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对大 学科普提出的明确要求），有些因素则属于隐性因素，要求可 能相对比较模糊（如社会对大学的期待、学校之间的竞争 等），但不管是哪种因素，都会对大学领导层的态度和决策产 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和压力。

目前上述因素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上级部门的要求以及 对大学的评价考核、大学排名、学校间的竞争等。大学领导 层对整个学校的发展负有重大责任，在学校发展事务的决策 中，他们需要关注上级部门的要求和评价，关注影响学校排 名位置的相关指标，关注如何才能在与兄弟学校的竞争中获 得某种优势和好评。从微观政治学视角看，这些方面不仅会 影响学校的发展，而且也反映他们的政绩和能力；如果大学 不能得到上级部门的好评，不能保持或提升在大学排名中的 位置，不能与兄弟学校相比有某种优势，大学领导层成员可 能就会面临来自校内师生的压力，而且可能会使他们的声 誉、地位乃至升迁受到影响。因此，从大学领导层的角度看， 他们会优先重视那些对提升学校地位有显性作用的工作内 容，并给予这些工作以重点投入；如果某种工作对提升学校 地位、凸现学校政绩没有太显著的作用，这种工作很可能会 遭到有意无意的忽视，难以在学校的工作安排中占据重要 位置。

就中国目前上级部门对大学的考核评价看，制度化的考 核尽管可能非常明确和全面，内容包括人才培养、教学工作、 科学研究、思想党建、学生工作、招生就业、办学条件等许多方面。但从大学领导层的认知和行动层面看，这些方面的重 要性排序显然是不同的，对学校政绩的显示度也不同，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教学科研获奖相对而言显得更加重要，并且 通常可以成为炫耀政绩的重要资本、成为学校实力的某种象 征。社会（教育界、科技界、社会大众乃至上级部门机构的成 员）针对大学的非制度性评价虽然属于综合印象式的模糊评 价，但大学是否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大学科研实力如何 （包括科研奖励等），往往也是评价大学的重要标准。因此， 从赢得上级部门的好评和社会认可的角度看，大学领导层显 然在学校决策和工作安排中会更多重视人才培养、科研水平 这类指标，特别是会优先重视在短期内容易改善的科研指 标，例如科研的经费、项目、获奖，教师获各类“人才”称号的 数量，甚至是获得优秀博士论文的篇数等等，以期让学校能 有更好的表现、获得更多的好评。

社会评价机构发布的各种大学排名虽对大学没有约束 力，但从微观政治学角度看，由于排名结果是向社会公开的， 会影响社会大众对大学的评价，影响到大学的形象和声誉， 因而没有大学领导层会完全无视这类排名的结果及其提供 的信息（包括兄弟院校在排名中的位置等）。大学排名因而 也是影响大学领导层决策的一个情景因素。目前国内比较 有影响的大学排名包括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研究组 的“中国大学评价”、武汉大学邱均平课题组的“大学竞争力 评价”、中国校友会课题组的“中国大学排行榜”等。考察这 些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发现，它们都无一例外地优先强调大 学的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国大学评价”课题 组的排名指标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两大项（图1）^[7]，“大学 竞争力评价”有办学资源、教学水平、科学研究、学校声誉四 大指标（针对一般大学的评价指标只有前3个）（表1），“中国大学排行榜”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综合声誉三大指标 （表2）^[8]。

图 1(Fig.1)

图 1 “中国大学评价”评价指标体系Fig.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valu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表 1(Table 1)

表 1 “大学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Table 1 Index system of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Wuhan University

表 1 “大学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Index system of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Wuhan University

表 2(Table 2)

表 2 中国校友会2013 中国大学排行榜评价指标及权重Table 2 Evaluation indices and their weight for Chinese university ranking from CUAA in 2013

表 2 中国校友会2013 中国大学排行榜评价指标及权重 Table 2 Evaluation indices and their weight for Chinese university ranking from CUAA in 2013

大学排名的这些指标体系虽不完全相同，但其共性内容 非常明显，最为重要的指标包括科学研究中的项目、论文、经 费、成果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师资水平、培养出的人才、教育教 学成果获奖等。如果再把教学与科研相比，与科研相关的可 计算指标在数量上一般比教学上可计算的数量更多。因此， 这些大学排名给大学工作设置出的优先序大体上可认为是： 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办学资源、综合声誉。在这些排名指标 中，看不到大学应该承担的社会服务职能，当然也看不到大 学科普的位置。如果从微观政治学视角看，如果大学领导层 要提升大学的水平与实力，要在各种大学排名中获得好的名 次，显然就需要重点加强科研教学的建设，特别是要在具有 较高显示度、又能在短期内出成绩的科研论文、项目、经费等 指标方面快速“进步”。

这实际上就是目前许多大学领导层热衷于追求“学术 GDP”指标的重要原因。在由这类大学评价办法构成的社会 情景中，大学领导层在确定学校发展策略时显然不会平均用 力，他们会根据不同工作对学校发展、水平提升、排名结果、 学校政绩显示度的作用大小来确定学校工作安排的优先序， 作用更大的工作，会被认为是更重要的工作，被置于工作安 排的优先位置，从而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投入；相反，对学校发 展及排名影响不大的工作，就可能难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投 入，甚至完全可能无法进入大学领导层关注和决策的视野。 当然，追求科研教学的某些指标本身并没有问题（因为这些 指标对大学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但问题在于对某些指标的 过度追求容易助长目标单一化、管理简单化、决策短期化，使 教学科研之外的工作（包括科普工作等）遭到忽视。

大学领导层对待科普的态度是推进大学科普的基础，大 学教师对待科普的态度则是问题的核心。正如教师是学校 教学科研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一样，教师也是大学科普任务的 主要承担者，学校开展的各项科普工作、组织的各种科普活 动，最终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教师的参与，没有教师的积极 参与，大学科普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支撑。如果说大学领导层 在大学事务决策中的行动指向和策略选择，主要受到大学外 部情景因素的影响，那么大学教师在个人决策中的行为选择 和行动指向则主要受学校内部制度、氛围、同事关系网络等 情景因素的影响，其中又以职称评聘、工作考核、岗位聘任等 方面的要求影响最大。

目前，中国大学内部的职称评聘通常分为教学研究型、 教学型、研究型和其他系列（如管理、实验、工程等），不同系 列有不同的要求和评价内容。例如，研究型职称评聘重点评 价教师在科研方面的业绩状况，教学型职称评聘重点评价教 师在教育教学的业绩状况，教学研究型职称评聘兼顾教学和 科研两方面的业绩评价。在评聘程序上，大学的职称评聘通 常包括个人申报、学院审核、校内公示、校外同行评议、学院 （学部）评聘、学校评聘等环节。申报条件通常包括两大方 面，第一方面包括职业道德、外语水平、计算机能力、学历以 及任职年限等，具体要求包括教师注重职业道德、教书育人、 为人师表、爱岗敬业，积极承担并认真完成教育教学、科学研 究、管理及社会工作等。这一类条件要求相对比较柔性，也 比较容易满足，申报职称晋升的教师通常难以依靠这些方面 在职称评聘中赢得竞争优势。

能够让教师赢得优势的是第二方面，也即“业务业绩条 件”。考察国内有代表性的一些大学的职称评聘条件可发 现，这类条件通常被划分为课程教学、指导学生、发表论文、 科研项目、成果获奖等，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细 化要求上，例如高水平大学对发表论文、科研项目等有更高 的数量和“级别”要求，而一般大学在这方面的要求相对要低。这类业务业绩条件一般由学校的职称评聘文件明确规 定，而且属于晋升职称的必备条件（门槛值）。如果教师达不 到相应要求，申报材料在审核阶段就会因为达不到要求而被 否定（除非有其他突出业绩）。但达到要求的教师也非自动 获得职称晋升，目前中国大学职称评聘通常都采用竞争上岗 的办法，而且有名额限制，满足条件的教师数量通常会超过 可以晋升的名额。因此，大学职称评聘通常存在激烈竞争。

职称评聘的业务业绩条件实际可归为教育教学、科学研 究两大类，对教育教学的要求相对比较柔性、也容易满足，例 如要求完整讲授过一定数量的课程、教学效果好、完整培养 过几届研究生等。因此，“决定胜负”的条件主要体现在科研 方面，特别是发表论文的数量与发表论文的期刊级别、科研 项目的数量和级别、获奖的数量和等级等。在中国目前的大 学职称评聘中，有没有、有多少高水平论文、高级别科研项 目、高等级教学科研奖励，成为事实上的关键性指标。这与 大学重视科研指标有直接关系，为了利用职称评聘这个指挥 棒促进科研指标的提升，许多大学的职称晋升条件近些年来 不断提高，对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发表论文的期刊级别的要 求越来越高，过去要求国内核心期刊，现在要求SCI收录期 刊，甚至有些高水平大学事实上要比较论文发表在SCI一区 还是二区期刊上。

尽管大学职称评聘都会对教师职业道德、人才培养、教 学工作、科学研究、管理工作及社会服务提出比较全面的要 求，但从微观政治学角度看，真正对教师产生更大影响的因 素是与论文、项目、获奖相关的科研指标。这就自然引导教 师在个人发展规划中将论文和项目作为更优先的追求目标， 在个人工作安排中将论文和项目置于更优先的位置，即使是 像教育教学、学科建设、管理与服务工作这类在职称条件中 有明确要求但相对柔性的工作都未必能够引起教师的足够 重视，完全可以想象教师对职称评聘中没有明确要求的科普 工作的态度了。这就使得一些研究者建议大学应在职称评 聘中对科普做出明确规定，例如将科普业绩视同或替代一定科研业绩。事实上，就目前职称评聘的实际情况看，教师通 常都是在科研指标满足或超过要求之后才申报职称晋升，他 们不需要用科普业绩替代教学科研业绩，而且使用这种替代 事实上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竞争优势。

当然，对大学教师行为产生影响的情景因素不仅仅有职 称评聘，还包括学校的业绩考核和聘任制度等。目前中国大 学教师的年度业绩考核一般包括思想政治表现和履行岗位 职责两大方面，岗位职责考核同样是其中的关键指标。针对 教师（教学科研人员）的岗位职责考核内容一般又包括教育 教学、科学研究、研究成果、社会工作等。聘任制度中的聘期 考核与年度业绩考核关系密切，不仅考核内容大体一致，而 且聘期内的年度业绩实际上就构成了聘期考核的结果。教 师业绩考核和聘任考核通常更强调的是业绩和岗位职责履 行情况，不像职称评聘那样强调水平评价，而且这些考核通 常由学院一级负责实施，但这些考核的内容、对教师行为的 影响以及影响的结果与职称评聘是类似的：为了满足考核的 要求，教师同样会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论文和项目等重点 方面，然后才是教学和其他工作。

将行动目标和时间精力优先放在科研方面是大学教师 在目前这种评价考核制度背景下的一种自然选择。相比于 科研、教学以及社会工作（如管理工作或学科建设工作等）， 在各种评价考核指标中没有相应要求的科普工作完全排不 上重要位置，科普工作业绩也不能帮助教师在职称晋升和相 关考核中获得更好评价。而且，基于对大学职能任务以及科 普工作的简单化理解，许多大学领导和教师常常因为科普工 作的对象是校外公众（而非校内师生）而将科普工作视为“份 外”的工作、科普工作是“没有什么水平”的工作。本课题组 对部分大学教师的访谈结果，也印证了上面的这种分析，而 且发现由于学校各种评价考核强调科研方面的指标，大学教 师普遍面临程度不同的科研压力，科研焦虑成为一种普遍的 现象，这就使得教师很不愿意将时间和精力用于科普，这就 是导致教师科普积极态度不足的重要原因。

近些年来，中国大学科普受到社会各界和大学自身的重 视，大学在中国科普工作中的整体作用也不断提升，但相对 于大学在科学技术方面拥有的重要地位以及在科普方面拥 有的丰富资源而言，大学科普发挥的实际作用还很不理想。 基于以上分析认为，目前中国针对大学以及大学内部的各种 评价制度对大学及其教师的科普态度产生着相当直接的影 响，变革这种评价制度对解决大学科普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 的意义。事实上，近些年来，大学评价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 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许多大学也在积极尝试改革内部的评 价方式方法，例如复旦大学等高校近年就积极尝试在高级职 务评聘中用“代表作”替代原来数量化的要求。教育部2013 年出台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也就改革高校科技评价机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思路。这些改革有 助于改变目前大学对“学术GDP”过度追求的状况，引导大学 更加关注对长远发展和水平提升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内容，包 括对大学发展有重要价值的科普工作。

大学科普存在的问题虽然直接指向大学评价制度，但问 题的解决却不能简单化，政府部门可以要求大学（大学自身 也可以）在职称评聘、业绩考核中对科普做出明确要求，甚至 规定一定量的科普业绩可以视同或替代一定量的科研（或教 学）业绩，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领导层和教师对科 普工作的思想认识、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推进模式问题， 这样的政策完全有可能在实施中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的微观政治应对策略。正如社会领域中任何制度的设计、政 策的提出以及改革措施的推出都应首先经得起微观政治学 的分析一样，解决大科普存在问题的任何办法也要经得起微 观政治学的分析，否则提出的任何政策和措施都可能无法产 生预期的实施效果。大学科普的推进模式需要系统的设计， 需要与强化大学社会服务职能、推进大学评价机制改革乃至 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改革（让大学更多追求自身发展的目标而 不是行政化管理指标）联系起来。